“部编教材”引发争议，语文名师黄玉峰直言：指挥棒指向何方？殷切希望温儒敏教授们拿出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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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国一统使用的“部编教材”，最近争议不断。语文名师、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黄玉峰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应试教育陷我们的孩子于水火之中，已非一日。要走向正常，不仅是语文，其他学科同样要调整。北大清华乃中国教育的重镇，殷切希望温儒敏教授们在“指挥棒”上深入研究，拿出一个方案。否则，倡导阅读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
“这场讨论关系到中国语文教育的未来，不可不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这几天网络上出现了一篇万字长信，引起热议。（《请问语文教材总主编：您是否还记得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
写信的是陕师大文学院副院长程世和，信的对象是“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
双方都是有分量的人物，再加上这封信有一个弥漫着浓浓火药味的标题：《敬问温儒敏：你是否还记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
程院长说，看到了介绍温教授主持的教改，惊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化为正义的火焰，大加鞭挞，高呼“救救孩子”。仿佛即将到来的教改要把孩子推入火坑。笔者想说的是，应试教育陷我们的孩子于水火之中，已非一日。要灭火，大家先不能有“火气”。否则会火上加油。
这场讨论关系到中国语文教育的未来，不可不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1、
温儒敏表示：“语文教学的病症在哪里？就是读书太少”。所以“新教材专治不读书”、要“用考试倒逼你读书”。
对这些话，程院长十分反感，激动地质问：“面对愈改而学生负担愈重的现实，你是否应该在脑海中回荡起当年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是否觉得千方百计为孩子“减负”才是教改的第一要务？”
这话很能戳到人心的痛处，显得温教授的改革是那么冷酷而不人道，学生负担已经如此之重，我们怎忍心雪上加霜，“用考试倒逼读书”?
但如果仔细分想想，程院长的表述里，有三个问题要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学生负担重是不是因为读书多？
毫无疑义。诚如程院长所言，如今恐怕稍有良知的教师和家长都不会否认中国孩子的学业负担之重。早出晚归，睡眠不足，无暇户外活动……这些确是实情。但造成这种负担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读书太多？
第二个问题，阅读量少是不是现实？
程院长也同意学生的阅读量少。只不过强调他们“读书少”的原因并非“沉迷网络”，而是“课业太重”。
笔者同意程院长的意见，“沉迷网络”的孩子毕竟不是主流，而且网络也不是洪水猛兽，“课业太重”才是普遍的现象。但不管什么原因，“读书少”的事实是毋庸否认的。“读书少”与“课业重”并存，正说明负担重的原因是课业，而与读书无关。
第三个问题，如果学生负担已然很重，再“用考试倒逼读书”是不是更加重负担？
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恐怕是对“负担”的本质认识有误。想当然地认为，读书多会导致加重负担。以为“减负”就不能增加“阅读量”。
关于“减负”。2008年笔者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个讲座，题为“人是怎么不见的”。其中有一小节谈及，不妨录于此：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整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不能评级。
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他们学得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那样，为了考卷上的几分之差，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低层次的操练，必然会感到烦躁，感到压力大，负担重。
而且对“负担”也不能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等。
有些负担要加。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有些课文看一二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的探究分析，做作业，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
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对对答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 如此恶性循环，那才是真正加重负担！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家教”。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减负”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这种政策叫逼良为娼。
重读十年前的这段话，我的心还是很痛！当年还没有 “刷题”这些词，现在是愈演愈烈了，堂而皇之地提倡“刷题”，张贴广告上门“家教”，敲锣打鼓地开办“辅导”机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刷题”能力。
本来，教育是慢的事业，急不得。有一所美国中学老师告诉我，他们的校训是三个字“慢慢来”！
学习是一件艰苦并且快乐着事，常能听到学生说一句话：“我不怕苦，只怕苦得没意义”。负担要减轻，关键是要有兴趣、有收获、有成就感、有幸福感。
最近笔者带学生追寻东坡足迹，虽然一路在“游”，“学”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但学生都很兴奋，情不自禁地谈体会，有两位特别令我动容：“不知怎么我现在非常喜欢背书，一背书就开心”，“我喜欢上了写诗，遇到什么就想写，停不下来”。可见，只要有兴趣有成就，读书背书写诗作文都不是负担。
我们不要低估孩子，学生的潜力无穷，关键在引导。你引导他读书，他就读书，你引导他刷题，他就刷题。如今的现实是千方百计让学生刷题。上课刷，回家刷，假期刷。
什么叫刷题，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低层次的重复，为了成为考试的熟练工，去揣摩去迎合命题者意图！这种被动的、机械的、无趣的劳动，剥夺了自由地阅读主动地思考的空间和乐趣，严重影响了孩子们成为和谐发展的人。怎么能不感到“亚历山大”！
可见，“刷题”，才是负担沉重的祸首。
既然，负担是由“刷题”造成，只要“刷题”的现状不改变，“减负”便是一句空话。
怎么改变？与其“减负”，倒不如“换负”来得现实。以有益之负担，取代无益之负担。换言之，就是用读书取代“刷题”。
我理解，这正是温教授的这次改革的初衷，这是一个现实可行，也是极有意义的一个目标。
2、
阅读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太重要了。简单地说，上学就是为了成为一个会读书人，不会读书等于没上学。
刷题与阅读的根本差别，在于刷题是迎合揣摩，是被动学习，仅仅为了分数，为了考试，而阅读是主动学习，独立思考，是为了丰富和提升自我，传承积累优秀文化。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破万卷，下笔自有神。读书是多多益善的。谁的书读得多，谁的内涵就丰富。这是常识。
用现代词语说，阅读是“输入”。所以阅读量非常重要，有一定的量，“质”才能上去，人文素养才能提高。
一味应试做题，不但不能提升素养，相反会破坏学习语文的兴趣和学生的语感。刷题，很枯燥、很累人。很多学生中学毕业了，除了几篇可怜的文章和毫无价值的教辅，什么都没有。更没有养成阅读的兴趣，没有培养阅读的习惯，没有具备阅读的能力。
有一位教师告诉我，他的一位学生，买了一百本教参教辅作文范本，苦读三年，结果还是“没考好”。这是何等悲哀！
当然，光读也不行，还要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了巩固和考查学习的成果，就要做习题。本来适当地做习题，是需要的。但两者关系，读书是本，习题是末，习题不能代替阅读。可是现在竟然本末倒置，不但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且发展到“刷题”一统天下的程度。
程院长担心“将书目弄得越来越多，让孩子们望而生畏，不但收不到良好效果，反而败坏孩子们阅读胃口”。所以，他反对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
背诵是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这是真正的精读。通过背诵，使其言若出吾口，使其意若出吾心。有的一辈子不忘怀。如果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读了后面忘了前面，效率反而低下。犹太人提倡一种学习方法叫做“生吞之功”，这与我们传统的学习方法“吟诵之功”异曲同工。
黄玉峰老师
以我五十多年在中学语文教育一线的经验而言，背下72篇经典，对学生来说并不是很难，那远比支离破碎的“阅读分析”、“知识点讲解”具有操作性，而且更能让学生努力就有所得，找到成就感。
在具体操作上，程院长则提出要给语文教学范围定一个边界，这个意见是中肯合理的。
其实到底读多少，读什么，哪些要背下来，那些非读不可，那些凭你的兴趣自己去读去背，都是可以好好商量的。温教授提出的数量和篇目未必对。程院长提出“二十四本”，也未必切合实际。
中小学二十四个学期，刚好一学期一本，似乎足够合理，足够理性。然而事实上真正操作起来，并不是这样匀速。过去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的教改，一本《红楼梦》读几年，照样效果不错。
如果是泛读，有能力的孩子，十二年里读上一百本又何妨？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规定”，要慎之又慎！还是因人因校而异为好。
语文课本，严格地说是“杂志”。现在提出整本书阅读的概念，这是一大进步。笔者多年前曾提出“读一本书，熟悉一个人”的建议，就是针对碎尸万段，浮光掠影的阅读而言。当时应者寥寥，现在提到议事日程来了，确实是件好事。
温教授倡导，将哲学、历史、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内容都放入学习范围，这种“大语文”、“大阅读”，很重要，这与过去为了解决几个知识点的语文学习截然不同。书读多了，视野开阔了，理解深刻了，语文水平自然也就高了。
中国的传统教育，从来没有人把文史哲分开的。即使在物质生活极其困难、国家处于外族侵略的战乱时期，教育仍是成功的。学生的人文基础打得多么扎实，培养出多少精英。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除了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有条件的可以带孩子们出去走走，有计划有目的地去触摸大自然，触摸历史，使读的书活起来。这比关在屋子里整天刷题，不知要好多少！
前不久，我们组织了九天的追寻东坡足迹研学之旅，感受苏轼的人格魅力，品味他精神升华的过程。在他生命停留的每一处，进行现场教学。学生们不仅大量背诵吟咏诗词文赋，还“小试牛刀”，每人平均创作了十多篇古诗文。最长的几首诗，有“长恨歌”的一半长。更可喜的是在这过程中，进行真善美的熏陶，为人格塑造，心灵净化，审美情趣培育，想象力与创造力养成提供了沃土。
在笔者看来，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使孩子们获得享受幸福的能力，最终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谦谦君子。用孔子的话说，叫成己之学。课堂讲授，习题作文，整本书阅读，研究性学习，文化行走，乃至应试，都不能背离这个目的。
追寻苏东坡足迹的研学之旅
3、
要求读书，多多益善，学生不愿怎么办？家长不肯怎么办？教师不会怎么办？只有“倒逼”！
“倒逼”这个词很有意思，它的内涵是引导、促使，逼迫。考试是指挥棒，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总是在倒逼。要么倒逼刷题，要么倒逼读书。总之，考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学什么，这是考、教、学，自然的关系。考试就是倒逼。你不情愿也不行，那就叫说一不二的指挥棒！要么你像李白那样不参加考试！ 或者你像柳永那样“浅酌低唱”“且去填词”。
帝制时代，是用八股“倒逼”考生读“四书”，读天下书。虽然专横僵化，但多读书是始终不变的。现在的考试是倒逼学生刷题。说是“得语文者得天下”，其实是“善刷题者”得天下。那种语文习题，不是语文，是伪语文！反语文！
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读书的风气何其难！只能“逼”！
“逼”学生读书还不算太难，他们很听老师的话。
“逼”家长就不容易，他们更功利。过去我在复旦附中教高中，逼学生读书，孩子们感到语文那么有趣那么重要，便主动地读书思考写作。
如今我在复旦五浦汇做校长，这里的学生整体也很优秀。可我不止一次地听家长们抱怨孩子“不爱学习，只喜欢看闲书”！“成绩下降了，看那么多闲书有什么用？
”把“学习”与“看书”对立起来。看似荒谬，却有道理，因为多读书者，未必占优势。在竞争压力下，“提高分数”是首选，“读书”要为提高分数服务。
“逼”教师也不容易。让学生刷刷题多方便！反正答案在我手里，他们刷好题。我只要打个勾或者打个叉就完事了，似乎谁都能当。
怎么改变？只能“逼”！
有人以为降低考试难度，就有时间读书了。于是大呼要降低要求，这也许有道理。但只要指挥棒方向不变，难度再低，负担照样可以很重！照样可以在低层面上工业化地刷题，学生更是苦不堪言。
有一位电视台的朋友告诉我，她孩子的老师教训她的女儿说：“你总是不听话，自说自话地写作文。不套题，写得再好也不给你高分，因为你养成自己发挥的习惯，考试时就比不过人家”！可怜天下教师心！不过，不要过分责怪那位老师，这也都是“逼”出来的。
怎么改变？“逼”！
既然，你可以用指挥棒倒逼亿万孩子刷题套题，那么，我也可以倒逼他们读书！
问题是怎么“逼”！
温教授的改革就是想拨转指挥棒，使其导向读书，改变考试内容和形式，使揣摩、迎合、套路置于无用之地。当然，改革是一件极其严密极其烦难的事，必须极其慎重。
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文汇报》“教育园地”发过一篇小文章，就是谈“怎么逼”。题为“语文应该考什么？”提出了考“三个多少两个怎么样”，即 “读了多少，背了多少，理解多少，文章写得怎么样，字写得怎么样。”
当时有人质问我，这样的考法，是不重视分析能力判断力，不重视想象力创造能力。
我说我没有不重视这些能力。分析判断想象创造太重要了，没有分析判断，怎么辨别是非？没有了想象创造，社会怎么进步？那比背几十篇文章读几本书重要得多！
那么为什么不考？问题是，怎么考？不是什么重要就能考什么的。道德品质重要，你用书面答题考得出吗？在目前情况下，直接考分析判断创造想象，结果会陷入上面所说的揣摩迎合、支离破碎分析的泥潭。一张考卷不是万能的！比如，人的品行就是要在平时的生活实践中考察。
君不见三十多年来语文考卷不是充斥着分析题判断题吗？这样的考法能提高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吗？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吗？
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考他的积累，理解和表达。通过考这些，逼孩子们读书，思考，表达，苦练。这才能考出真水平，这才能引导他们读书。因为这样的考，来不得半点作假。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让你投机取巧！不让你混蒙拐骗！你再刷题也没用！只好老老实实地去读，去背，去理解，去思考，去写，去练！
可以想象一个读过几十本书，背出几百首诗几十篇文章的孩子，写过很多诗文、敢于发表不同见解、字又写得好的同学，他的语文水平会差？！
我到今天仍然坚持二十多年前的观点。
我再说一遍，分析判断想象创造不是不重要，但是在考试中就很难直接考，因为他没有标准答案。而且一不小心，就滑入“教育专制主义”泥坑。
任何一种测试都需要遵循科学规律，必须考量信度、效度、区分度，也就是要做到“考得到”、“考得准”。如今的语文考试恰恰是犯了“客观题不客观，主观题太主观”错误。
所谓“客观题不客观，主观题太主观。”就是指今天我们的试卷中那些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是非题等客观题，它的标准答案其实是不标准不客观的。
比如对苏东坡的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理解，教辅书上大多说写出东坡的豁达，这很对，但是作为一个对东坡有教深了解的人，我却读出了东坡的内心的“伤感”和自我安慰。
比如，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理解，别人都说读出了“祝愿”，我却看到了苏东坡祝愿背后的“泪水”。到底谁对？没有标准答案！作为客观题来考，必然不客观。
相反，对没有标准答案的主观题，评判时又太主观。
比如，为什么一定要说李白是怀才不遇是才算对，而分析李白不适合做官就错了呢？既然是主观题，为什么不容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呢？只要有根有据，言之成理。
作文也是如此。以审题符合不符合我命题者的主观意图为标准，一旦你谈的问题不对我的胃口，你的思想与我的思想不保持一致，那么，即使你的文章写得怎么天花乱坠，也得不到好分数。
这是多少年来无数学生 “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教训！可怜我们的命题人至今不悟，或知而不改！
现在各地“辅导班”“补习班”如雨后之蘑菇，漫山遍野，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那种“不标准的标准化试题”，如果指挥棒指向广泛读书了，这样的乱象就会少得多。正气就会抬头！
前天笔者应邀到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聊天”，再次向考试院院长提出，上海应该走在前头，拿出一点具体的促使多读书的方案来，以配合当今改革的形势。未知院长先生能听进多少？
4、
曾经听到很多学生说：“我喜欢语文，但是不喜欢上语文课”。语文本来是魅力无穷，为什么不喜欢上语文课？
请设身处地想一想，明明一看就懂得文章还要编成一道又一道的练习题，逐段逐句寻找“微言大义”。比喻有多少种，语法有多少种，回答问题有多少套路，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翻来覆去不知讲过多少遍了。这样的课怎么可能引起的兴趣？
更可怕的还煞有介事地搞出什么知识树，学语文变成了到这棵树上采果子！
指挥棒一旦指向考读书，气象就会为之一变。教材的多样化有了用武之地，整本书阅读有了用武之地，研究性学习有了用武之地，文化行走有了用武之地。读书多多读书风气会逐渐形成，读书的种子将枯木逢春，遍地开花。随之而来，学校教育也会呈现新气象。
在“万言书”中，程院长反对温教授提倡要考“泛读、快读”，而主张“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应该是精读、研读”。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精读泛读，慢读快读，研读速读，连滚带爬地阅读都是读书的状态，都需要。
读得快，一目十行，又能提取最重要的信息，抓住要点，善于概括，又能发表高见，说明该生书读得多，阅读能力强。
慢慢地读，一面读一面思考，细细品味，浸润其中而不是囫囵吞枣，是享受，是专研，那是另一种读书的状态。
而考试就是要通过考查“速度”“广度”，提取信息的“准确度”，理解的“深度”来倒逼学生读书，倒逼学生写作！
在这样的形势下，课堂教学也会有所变化，主要是归真返璞。
中国的教育不是没有辉煌的时候。梁启超、胡适、鲁迅、钱钟书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群星闪耀，大师辈出的年代。这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
那时的语文教学重自读，重背诵，重串讲，重自悟，重数量，中西合璧，兼容并蓄。那时的学生，见识广博，思想开放，研究能力强，很少受“标准答案”的困扰。简言之，主要是在教师引导下的自学自悟。那时候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教法”，其效果非今日可望其项背。
当然，时代在前进，我们不拒绝在信息时代教法的变革：大数据，微课程，情景切入，师生互动，师生共同掌握学习资源前题下的课堂变革。这些顺应时代变化的作法，只要立足语文课堂需求，只要立足学生思维需求，都可以而且应该尝试。
改变了教什么，还要改变怎么教。最近都在提倡整本书阅读，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原封不动地按照原来方法喋喋不休地去分析，是不能适应这个变化的。
学生是爱读书的，72篇不成问题，二十四本也不是问题，问题挑哪些书，以及如何把这些书列为教材，教师怎么组织学生读？教无定法，有心的优秀语文教师，只要你让学生愿意读，组织大家一起读，就是有效指导。但万变不离其宗：“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末了，作为学术讨论，尤其是在如此重大的一个问题上，发表严肃的观点，是需要避免过于情绪化的。要把对方的观点弄清楚，弄清楚自己与他的分歧到底在哪里。
比如，两人都赞成多读书，那么具体的观点差异在什么地方？别人并没有反对“减负”，你偏说他要增加学生的负担，还劈头盖脸地大声嚷嚷“救救孩子”，搬出鲁迅来说事，有点以势压人。
其实，当年鲁迅如此呼救，乃是针对“吃人礼教”的，与读书问题无关。须知别人未尝不想“救孩子”，也并非只有你是救世主。
为孩子说话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态度咄咄逼人，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这种做派于事无补，不过是出口气。而且更显得院长对中小学教育似乎很隔膜。现在更需要的，是站在编者的角度，设身处地来讨论问题。
中国教育的弊病，亦非一日。基础教育要走向正常，不仅是语文，其他学科同样要调整，比如数理的要求不能那么高。改革是完整的一盘棋。没有其他学科的协调照样是不能达到真正的教育改革的效果的。
北大清华乃中国教育的重镇，殷切希望温儒敏教授们在“指挥棒”上深入研究，拿出一个方案。否则，倡导阅读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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