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乡音就是比江山更难改的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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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熟悉，听起来就觉得亲的东西是乡音。
我生于上海，3岁不到又举家南迁香港，母语当为上海话。但是有一度，我的广东话讲得比上海话流利。
那时在学校内外，都是一口广东话，唯独在家里才讲上海话。那时住在香港北角，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几乎清一色都是阿拉上海人。五六十年代香港北角，人称小上海，都是上海南迁的新移民，父母择居北角，想来就是因为这里乡音此起彼伏。
近处有一家“三六九”上海饭店，猪油菜饭黄豆脚爪汤正宗上海口味，老板听讲从前上海做银行的。
还有家上海理发店“白玫瑰”，老板是正宗上海“紫罗兰”出身的，他做出来一头泛着大波浪的发型一看就是上海摩登的派头，师傅一面做头发，一面嘴巴不停以一口扬州上海话与客人聊“哎唷x太，这腔上海有啥消息？囡姆（女儿）小姐批下来了伐？”“王先生，上海回来啦？沧浪亭去吃过过桥面啦？这断命的香港就一样不好，面下得太生，碱水太重......”
在异地生活，乡音盛载着众人对故土的集体回忆。但在北角成长的下一代上海人如我，某程度讲，广东话也属我们的乡音。
我的上海话
后来回上海读五年级，与同是讲上海话的同龄人反而有了语言障碍；许多上海话与北角上海人讲的不一样，什么“肯定”“思考”“基本上”等，就是不懂啥意思。
他们也听不懂我的上海话：将“计划供应”称“配给”，“快点”为“毫烧”，“有趣”为“发噱”，“肯定”为“定规”，“你讲的上海话怎么像是你阿爷阿娘讲的？”
回上海后再没机会讲广东话，本来，我以为广东话早给忘了。20世纪80年代去广州笔会，走出白云机场，满耳都是叽里呱啦广东话，我忽然觉得十分亲切，看见街边有卖荔枝，我上去尝试着用广东话讨价还价，刚吐出第一个口音，一串标准地道的街坊广东话竟流利吐出来，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我这才发现，原来那口广东话还完好地保存在我记忆中！
后来一度在香港居住工作，竟有还乡的感觉一一当初选择去，也是隐约觉得那也是我的老家！香港的朋友们都说我的广东话一点没有内地口音，我想那是因为粤语也应算我的母语吧！
乡音难改
我的父亲是浙江桐乡人，母亲是绍兴上虞人。我们全家在祖父母那里讲桐乡话，在外公家里讲绍兴话，平时社交及上班，就讲标准上海白话。
记得那时包括我父母这样的上班族，总觉得在单位讲一口带乡音的上海话似很“老土”。现今父母已双双作古，我自己也已是祖母级人了，随着老一代的离去，再要听到乡音已很难。
曾经先后去了桐乡梧桐镇老家和上虞小越外公的出生地，听到声声从小就听熟了的乡音，早年四代同堂，在慈爱的长辈们庇护下无忧无虑过往的细节，立时都生动鲜活起来。
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乡音就是其中比江山更难改的人的本性，或者应该说本能？
我唯一的舅舅，20世纪40年代22岁去美国深造，从此落地生根，连中文都写不通畅，唯在电话中，还是一口绍兴口音极浓的上海话。在他86岁弥留之际，表弟讲他断断续续讲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话。我想那应该就是舅舅的母语，绍兴口音的上海话。
乡音不容嘲笑看轻
乡音如同母亲，是不容他人嘲笑看轻的。当年我在穷街做老师，学生几乎都一口苏北话，大大咧咧的，大有“听不懂就不要在我跟前现世”的意思。为了与学生建立感情，不少老师都学得一口几乎乱真的苏北话。真正的入乡随俗。
现今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下，物理时空一下拉近了，再加上青年一代宗族故里的观念也十分淡薄，待他们有了一定社会积淀和阅历，或许会如我一样开始认真思考有关“宗谱”的文化意义。
我们今天有普通话，乡音的渐渐消逝不影响我们的发展前途，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乡音，如同七个音符各个不同，互相穿行跳跃，不时组合，变换又分开，合成曲曲悦耳的旋律；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单调的音符，那生活将会因此有多大的一个缺损？
程乃珊，著名作家。代表作包括《蓝屋》、《穷街》、《女儿经》、《金融家》等。
编辑：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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