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这么美好的东西，你们还睡着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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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哲学王子王德峰教授的通识课《艺术哲学》，火爆得“一席难求”，听过的同学都记得这个经典的段子：“世上有这么美好的东西，你们还睡着干嘛？”
在王德峰看来，" 古典乐是为人民写的、为外行写的 "，" 听音乐听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作品都是为自己所写 "，伟大的音乐中有哲学无法言说的悲怆。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素有哲学王子之称，然而这位哲学教授却屡屡被音乐学院邀请去开设讲座和课程。
“我无法想象可以拿贝多芬的音乐当作闲聊时的陪衬和背景装饰。一个咖啡厅老板用贝多芬的音乐作背景，他当然可以这样做，但在咖啡厅里听到贝多芬，我会突然出神了，然后我眼前的咖啡也看不到了，我接着要奔回家，要去听伟大的音乐了。”
在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讲演中，面对听众，王德峰曾这样说。在他看来，音乐对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而言是对命运的表达，但我们今天对音乐的态度可能会错失音乐的本质。
熟悉王德峰的人都知道，除了“复旦哲学王子”这个广为流传的美称之外，他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古典乐发烧友”——每当夜深人静时，打开唱片机，倒上一杯红酒，点上一支烟，跟着美妙的旋律思绪万千。
听到动情之处，他的内心总会涌现出一股冲动，想唤醒所有沉睡的人。“世上有这么美好的东西，你们还睡着干嘛？”在复旦，只要听过他那火爆得“一席难求”的通识课《艺术哲学》，对这个“段子”就一定不会陌生。
王德峰年少时接触到古典音乐，完全是因为隔壁邻居。
他说当时的邻居是一位落魄的“资本家”，尽管从别墅搬到了小弄堂，但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变，每天都要求自己的孩子练习小提琴。
王德峰的古典乐启蒙就得益于此：“小时候住在石库门的房子里，夏天窗户都开着，晚上我躺在自家的凉席上纳凉，听着隔壁传来的不那么熟练的演奏声，觉得很新奇。
我当时对西方古典音乐没有明确的概念，它却还是打动了我——我那时年纪虽小，对人生还是有些感怀的，这些感怀在这个旋律里被表达了。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些都是很有名的曲子。”
正式的古典乐之旅，从读大学开始。改革开放后，西方古典音乐以磁带的形式传入中国，那时延安路茂名北路有一家音像店，王德峰经常去。除了买磁带，他还在那买了本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音乐欣赏手册》，里面有对中外音乐作品简单的介绍。
他按图索骥，买来磁带，放在一个很简单的单喇叭录音机里播放——“既然都出现在《音乐欣赏手册》里了，那肯定是必须要听的。”
就这样，每天听音乐这个习惯保持了30多年，雷打不动。王德峰说，“听的音乐多了，脑中就如同积累唐诗宋词一般存了很多古典乐的旋律，和别人会忍不住哼些流行歌曲一样，我有时也会跟随心情哼上几段”。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幼时那些夏天的晚上，为什么古典乐会打动我，即便那时的我对它们一无所知？”
和其他音乐领域的专家和“发烧友”相比，王德峰对古典乐的理解和鉴赏方式是独树一帜的。
“专家们会从音乐作曲的技巧、格式方面的突破和创新，来讨论一个作品的价值，或者把它纳入某种风格和流派中讨论，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也会关注，但这不是我喜欢音乐的方式。”
在王德峰看来，它不是行内的密约，不是行家们自己把玩的东西——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音乐是为人民写的，为外行写的。
“人们通常认为西方古典乐有门槛，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主要源于民族差异，音乐是有民族特征的——我们中国人听自己的民族音乐，不会觉得有门槛，中国民乐中的好多作品也都是家喻户晓的，但西方音乐我们觉得有门槛，是因为中国人对欧洲文化中情感的表现方式，以及欧洲当时这批作曲家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确实是有些陌生的。
但是，所谓的‘门槛’不是指对音乐专业知识的了解不够，音乐总是以某种技巧或者某种形式来创作，这种技巧和形式我们不了解没关系，因为音乐毕竟是一种思想和情感世界的展现，一种深邃而哲思的展开。伟大的音乐会鼓舞我们、启发我们，会提升我们对生命的感悟和对时代的领会。”
思索了一会，他接着说道：“音乐是用心灵去听的，不是用头脑去听的。走近西方古典音乐的一大障碍在于，许多音乐是无标题的，尤其是很多交响乐。
我们听音乐经常有一种不知不觉的习惯，想要知道音乐里边的故事，这会妨碍我们走近它。
有标题的音乐会给我们提示，比如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你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但更多的音乐是观念无法言说的，所以无法为这些作品定一个标题。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听，你尝试着想要理解的努力，一开始就阻止了你进入这部作品。黑格尔说‘音乐是心情的艺术’，你要用心灵去听，听它如何自然地引起你心情的变化，这在我看来是对所有人都没有门槛的。”
但爱好古典乐是需要学习的，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当然不是音乐专业知识方面的理性学习，而是通过文学、哲学方面的积累来唤醒自己的想象力。
王德峰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1975年中学毕业，我分配进了工厂做电焊工。工人空闲时谈饮食男女，我就看书，有时给她们背背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歌，他们都很喜欢我这个文弱书生。”
舒婷的《这也是一切》《思念》《致橡树》，至今他仍倒背如流。他说：“诗歌的朗诵为什么需要背景音乐，因为如果音乐选对了，你会发现它能把诗歌的某种无法言说的境界展示出来。”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更是热情倾注，尤其是对《红楼梦》颇有研究：“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说过这样的话，‘诗词一道，但能传情，不能入骨’，可音乐既能传情又能入骨。”
王德峰说，音乐不是孤立的，它与文学、哲学甚至绘画艺术都是相互影响的。一个时代的音乐作品，跟这个时代的文学史和哲学思想都有关联——
“当托尔斯泰聆听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如歌的行板》，感动得潸然泪下，他激动地说‘这是整个俄罗斯民族在哭泣’！那个时代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一种普遍的苦闷，他们迫切地想鼓舞自己，寻求出路，托尔斯泰是，柴可夫斯基也是。
你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最重要的是最后三部，它们各自独立，又连成一个系列，反映了他对时代的探索：第四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分别是对命运的领会和抗争，第六交响曲则是最终的绝望，他找不到出路，所以叫‘悲怆交响曲’。
他的写法是把一般放在第二乐章的慢板乐章放到了最后，写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虚无和无法抗拒的死亡，以及灵魂的升华。可以看到，他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思考，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
在许多哲学家那里，音乐被誉为最高的艺术形式。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音乐与其他一切艺术有着不同的性质和起源，因为其他一切艺术是现象的摹本，而音乐却是意志本身直接的写照，所以它体现的不是世界的任何物理性质，而是其形而上性质，不是任何现象而是自在之物。”
这一见解被理查德·瓦格纳承认是永恒的真理。
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说：“如果我们把美的领域中的活动看作是灵魂的解放，摆脱限制和压抑的过程，因为艺术通过供观照的形象可以缓和一切最酷烈的命运，使它成为欣赏的对象。把这种自由推向最高峰的就是音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峰对古典乐尤其是交响乐充满敬意，因为它们是作曲家对自身命运的表达，是他们对时代困境孜孜不倦的探索。
“肖斯塔科维奇曾说，‘交响乐是音乐王国的统帅’。但凡在西方音乐史上站得住脚的作曲家，都有交响曲创作。一个例外就是肖邦，不过他的钢琴协奏曲可以看作是他的交响曲创作。
对于一个作曲家一生创作的交响曲，我们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思想探索、寻求真理的过程。所有这些作曲家都堪称音乐思想家。”他这样说。
王德峰说，“哲学的思想不一定要用哲学的语言说，他可以用文学的语言说，也可以用音乐的语言说。在《红楼梦》里，曹雪芹通过展示12位性格迥异的女子的精神世界来反思中国命运。贝多芬为什么是不朽的，因为他始终可以成为每一代人的同时代人，参与着同时代人对当代问题的回应。曹雪芹和贝多芬，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当时伟大的思想家。”
如今，王德峰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美学教研室主任，他开设的“艺术哲学”公开课总是座无虚席，他撰写的《艺术哲学》一书是美学研究者的必读教材。
在《艺术哲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中进行的探索，连同对这个探索的哲学之思，在当代，对于整个人类，正是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工作，是一项抵挡现代性病症、摆脱无家可归状况的使命。”
在他看来，传统的美学理论已经陷入困境，它与当代艺术世界的脱节让许多对艺术和美有着真切追求的年青一代感到困惑，使得他们对艺术进行反思的要求与日俱涨——这是他开设这门课的目的和意义，即回应年青一代的迫切需要。
王德峰还经常受邀去上海音乐学院讲演。他对古典乐自成一派的理解，对音乐学院的老师们带去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他对作品的演绎方式的批判。
“许多音乐学院的老师把音乐史看成是基础的基础，让学生去研究作曲家的生平，了解他们的情感历程和他们的具体生活处境，还要收集作曲家在作曲过程中与他们友人的通讯邮件，这叫资料详备，然后再思考如何去演绎。
我说这不对，这叫作者中心主义。我经常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时候我听过一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根本不知道作曲家是谁，但绝不妨碍我喜欢这首歌并且经常自己要唱。”
按照王德峰的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是，当我们投身于一种普遍的关怀之中，比如说关怀民族的名义、关怀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是关怀我们自己。”
他说，“现在，我们总是把对艺术的欣赏片面地理解为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仿佛我们是一个空洞的容器。其实它是一种主动的参与，努力去成为那些伟大作品的知音。
一部优秀作品的精神和价值，是等待作品的接受者自己去发掘的。如果大家都不去发掘，作曲家就会觉得自己是极其孤独的，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知音。这也是为什么听音乐听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作品都是为自己所写。
听贝多芬的作品，听到后来我就觉得，这不就是我写的吗？我就是贝多芬，这就说明贝多芬成功了，他让王德峰成为了音乐家。”
作为莱布尼茨“迷弟”的巴赫
“音乐是隐藏的算术运算，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计算方法。”——莱布尼茨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对音乐的这一著名论断，对于其同时代的近代古典乐之父巴赫 的音乐而言，或许是最好的诠释。
巴赫被称为是古典音乐中的欧几里得，爱因斯坦和昆德拉都说过他的音乐有种数学的美感。最典型的莫过于两个声部互为镜像的“螃蟹卡农”，谱子倒过来也成曲调，令人惊叹。
事实上，巴赫在业余时间也确实喜欢研读莱布尼茨的著作，他对数学、宇宙观的理解，正是得益于莱布尼茨。在莱布尼茨看来，音乐是数学的副产物，不难推测，这一观点可能也深深影响了巴赫。
当莱布尼茨名声大噪时，巴赫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但他们的人生还是有所交集。
1701年，16岁的巴赫开始在吕讷堡（Lüneburg）学习。当时，莱布尼兹也在吕讷堡工作，他一直在毗邻巴赫所在学校的一所贵族学校用餐——刚刚崭露头角的巴赫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位公认的科学和政治天才。
值得一提的是，巴赫的第一份风琴师职位始于阿恩施塔特 （Arnstadt）——她的父亲杜克 （Duke Anton Ulrich）正是莱布尼茨多年的挚友。莱布尼茨经常陪同杜克出席音乐会，也许在他女儿的音乐会上听过年轻巴赫的演奏。
尼采与瓦格纳之间的“相爱相杀”
“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个错误。”——尼采
早年的尼采非常迷恋理查德·瓦格纳，他早期的作品尤其是《悲剧的诞生》与瓦格纳的歌剧有着莫大的关系。
1868年，25岁的尼采第一次见瓦格纳，特意定制了一件黑色燕尾服，但最终因为付不起裁缝钱而只能穿旧衣前往。但这并没有影响瓦格纳对尼采的青睐，他们保持了长达10年的友谊。
尼采经常被邀请去瓦格纳家里做客，他们彼此分享了对古希腊历史和哲学的见解，尼采甚至在那里见证了瓦格纳孩子的诞生，两人都认为这是他们友谊的好兆头。尼采在发疯前的几个星期还在钢琴上即兴演奏，其中大部分是瓦格纳的作品。
然而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888年，尼采连续发表了《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两篇文章，与他曾经的偶像 “划清界限”。
“瓦格纳是人吗？难道他不是病毒吗？他所到之处一切都病了，他让音乐病了。”尼采这样写道。
在他看来，曾经作为自由斗士的瓦格纳在被“招安”后，竟然变成了保皇党，他的音乐也转向了一种“国家的奴性”，并崇拜耶稣作为其歌剧中的救世主，这让尼采开始写作并重新评估原有的价值观。
尼采将他哲学的很大一部分贡献给了阐释音乐的意义。艺术后期的浪漫主义概念是他完全拒斥的，对他来说，音乐是有目的的，但这种目的绝不是为了取悦观众而是为了一种新的艺术。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音乐是一个特定文化时代的 “天鹅之歌”——莫扎特之于路易十四年代，贝多芬之于18世纪，而他也对曾经崇拜的瓦格纳“嗤之以鼻”，这是垂死的德国文化的最后代表。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文汇学人》。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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