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批金庸，金庸回复了，当年中国文坛的“十大事件”之一，一块发你看看
独具人气的语文杂志
点击标题下方“新读写”关注
金庸先生去世，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又被人们忆起。被列入1999年中国文坛“十大事件”的“金王论战”，便是其中之一——王朔先生的《我看金庸》，与金庸先生的“八风不动”，当年在读者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我第一次遇见金庸先生，是1996年秋。那一天，位于杭州九里松景区的云松书舍落成。此书舍是金庸先生出资1400余万元建造。云松书舍位于杭州钱塘十八景之“九里云松”的起点，这里松林繁茂，鸟语花香，十分幽静。
金庸先生携家人出席了落成仪式。时任海协会会长、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先生与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一起出席了落成典礼。汪道涵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自己也是金庸迷，通读了金庸的14部作品，从中看出了两个字，“仁”与“义”。
他随口举出了大量书中的故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汪道涵最后说，他认为，金庸的小说是可以当做爱国主义的教材来读的。
金庸先生当时十分感动，在答谢时连说了十几个“不敢当”。
典礼结束后，我以《汪道涵论金庸》为题，写了一篇本报特稿，在文汇报上刊出。这篇报道后来成为我独家采访金庸先生的敲门砖。
1998年9月，浙江四校合并成新的浙江大学。次年，浙江大学邀请金庸先生担任该校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先生到任当天下午，浙大安排了一次短暂的媒体见面会，金庸先生亮相并作简短讲话。主持人是浙江大学新闻办主任徐有智教授，当晚他与我一起来到金庸先生下榻的世贸中心大酒店。一见面金庸先生就说，万先生写的《汪道涵论金庸》看到了，许多朋友也看到了，很感谢。
当天晚上，我们对金庸先生作了100分钟的独家采访。在这次对话中，金庸先生首次披露了自己决定以一元人民币的价格，把《天龙八部》的改编权卖给中央电视台，并介绍了自己接受浙江大学邀请的经过。文汇报很快就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我们与金庸先生的对话。
1999年11月3号，我翻阅报纸时，突然看到11月1号的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很醒目：《王朔：我看金庸》，仔细一看，是知名作家评说金庸的小说，持总体否定态度，认为金庸的作品“看不下去”，属于“四大俗”。
国内知名作家如此评说金庸小说，我感到很意外。第一感觉是尽快采访金庸先生，做个专访。
我打电话到香港，金庸先生不在家，我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当天晚上，金庸先生电话联系了我。当时，金庸先生还没有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王朔的文章。
当我逐字逐句地读完三千多字的全文后，金庸先生向我表示了三层意思：
一、我不认识王朔，过去没有交往；
二、去北京大学讲学时，有学生递条子问我对王朔的印象如何，我回答说，王朔的作品看得不多，只看过一两部。我的评价是，很有特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个评价应该不是贬义。
三、我的作品既然是大众读物，理应让人评说。王朔愿意评说，就让他说吧。
11月4日，文汇报刊登了我对金庸先生的专访。当天上午，文汇报总编辑石俊升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表扬了我写的金庸专访，指令我马上与金庸先生联系，希望再次深入地采访金庸，“让金庸先生敞开说，有一个版的内容我们发一个版，有两个版的内容我们发两个版。我不相信王朔的一篇文章能够撼动有五千万以上读者的金庸！”
我通过电话向金庸先生转达了石俊升总编的意见。金庸先生非常重视。在通话过程中他问了我三次：“石先生真的这么说（不相信王朔文章能够撼动金庸的文坛地位）？”
在确认之后，金庸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代我谢谢石俊升先生。但有一个数字我想更正一下，我的书的读者不是五千万，是三个亿，而且不包括盗版。”我问金庸先生这三亿读者的数据出自何处，金庸先生回答说，是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的一位领导亲口告诉他的。
金庸先生随后表示，在王朔先生评说我金庸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不能自己再来评说我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好不好，读者可以任意评说，我会认真看待读者的评说。但既然文汇报石总编如此重视，我一定不会辜负。我今天会写一篇提供给文汇报作参考，但不会太长。
我问金庸先生，估计会写多少字？他思考片刻后说：1000字左右。
当天晚上6点多，金庸先生的稿件还没发给我。我急了。于是打电话到他办公室，无人接听。再打电话到他家里，通了。金庸先生告诉我，稿子刚刚写好，但打字员小姐下班了，香港有《劳工法》，不能够随意加班。能否等明天打印好再发传真？
我一听急了。对金庸先生说，文汇报已经空出版面等着先生的稿件。我这里打字员还在，请先生直接把手写稿传真发我，我们打印后再请先生过目。金庸先生于是把改动较多的手稿传真给了我。
金庸：对王朔《我看金庸》的回复
《文汇报》编辑部：
接奉传真来函以及贵报近日所刊有关稿件，承关注，及感，兹奉专文请指教：
一、王朔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讥，痛苦是苦，快乐是乐。
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随即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人们随随便便，那是他的品格、个性，不必重视，不值得去责备他。”这是俞曲园的解释，近代人认为解得胜过朱熹。）
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二十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
二、“四大俗”之称，闻之深自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三、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如到北京耽一段时间，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识。几年前在北京大学作一次学术演讲（讲中国文学）时，有一位同学提问：“金庸先生，你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怎样？”我回答说：“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
四、王朔先生说他买了一部七册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台湾版和内地三联书店版的《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本一种，不知他买的七册本是什么地方出版的。
我很感谢许多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与热情。他们已经待我太好了，也就是说，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金庸对王朔《我看金庸》的回应，迅速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了这次“金王论战”。
11月4日，文汇报刊出我写的《金庸大度面对王朔批评》的稿件之后，我接到了中国青年报一位女编辑的电话，她就是刊登王朔文章的责任编辑。
她告诉我，她也是金庸迷，对金庸先生十分崇敬，刊出王朔的稿件实属无奈，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她希望能够转载文汇报刊出的《金庸大度面对王朔批评》。
我告诉她，文汇报明天还会刊登一篇金庸先生自己写的稿件。这位编辑希望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把金庸的稿件给她，中国青年报会与文汇报同一天刊登金庸先生的稿件。
我随即电话征询了金庸先生的意见，金庸先生一口回绝。他说，中国青年报可以在文汇报刊登之后转载，并且必须注明“转载自文汇报”。
这场“金王论战”持续了一个多月。中国青年报最后是以一幅漫画作为结束语的。漫画上是千军万马在追打一个人，这个人赤膊赤脚，穿着短裤，背上写着一个“王”字，后面追打的大军中，举着无数面写着“金”字的大旗。
那么，王朔当年是怎么评金庸的呢？我们来看看全文。
王朔：我看金庸
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
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
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琼瑶是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后来者的，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发扬光大。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全改张爱玲了。
金庸可不一样，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多，有好事者还拉下茅盾添上他，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两方面发生了一些口角。
像每个偏执自大的人一样，我也对发生在新闻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只重视周围小圈子朋友的判断，并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名声。
他们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爱好者。有一个人对我说：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他读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有一个人讲：金庸的武侠对人物的塑造是有别于旧武侠的，像韦小宝、段誉这等人物在旧武侠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反英雄”。
更多的人出差带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飞色舞与同好聊个没完，言谈之中也带出一二武术招数，俨然两大高手切磋武学，遇到我们这种金庸盲便讪讪笑道：看个热闹，换换脑子。接着往往也要再三相劝：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没那么差。
被人劝的次数多了，我也犹豫，要不就找来看看，万一好呢，也别错过去。
第一次读金庸的书，书名字还真给忘了，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口罗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
这有什么新鲜的？
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
初读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这要是好东西，只能说他们是睁睛瞎了。有时不经意露出这怀疑，朋友反唇相讥：你才看半本，没有发言权。
再读金庸就是《天龙八部》电视剧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无聊的晚上也看了几眼，尽管很难容忍从服装到道具到场景到打斗动作的糊弄和得过且过，有几天还是被剧情带着走了。
金庸迷们也不满，说比小说差远了。电视剧糟蹋原作是有传统的，这话我也就信了，看到书店摆着这套书就买了，准备认真学习一下，别老让人说没看过人家东西就乱说话。
这套书是7本，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么努也看不动了，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吧？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
什么速度感，就是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情种活活写讨厌了，见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张嘴就惹祸。
幸亏他前边还有个《水浒》，可以让他按着一百单八将的性格往他笔下那些妖魔鬼怪身上贴标签。这老金也是一根筋，按图索骥，开场人物是什么脾气，以后永远都那样，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正的邪的最后一齐皈依佛门，认识上有一提高，这是人物吗？这是画片。
就《天龙八部》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
中国旧小说大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看得很明显。
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
金先生大约是纯为娱乐大众写的这类读物，若要你负起教化民众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脸上苦苦贴金？以你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儿，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可能是我不懂，渴望正义也是大众娱乐的目的之一，但我觉得，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
我不相信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存在过，我指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那一部分。
什么小说，通俗的、纯的都是人类自身的写照，荒诞也是因为人的荒诞在先，总要源自人体的一部分真实，也许是梦魇，也许是幻想，也许是病态，可能费解，但决不是空穴来风。
只有一种小说跟这都不挨边，那就是坏小说，面儿上看着别提多实了，骨子里完全是牵线术，跟着作者的主观意图跑，什么不合理的事只要情节需要就硬干，说起来有名有姓，可一点人味儿没有。
我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我也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人种气质和超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恨情仇，都是人，至多有一些风俗习惯的讲究。
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
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在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
我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本来的面目。都说张艺谋的电影歪曲了中国人的形象，我看真正子虚乌有的是金庸，会些拳脚，有意见就把人往死里打，这不是热血男儿，也与浩然正气无关，这是野生动物。
我尽最大善意理解这件事也只能想到：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很多人活得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再一条，中国小说的通俗部确实太不发达，除了老金的武侠，其他悬疑、科幻、恐怖、言情都不值一提。通俗小说还应该说是小说家族的主食，馒头米饭那一类，顿顿得吃。金庸可算是“金馒头”了，一蒸一屉，十四屉，饭量再大也能混个饱。
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
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
这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上述四大俗天天都在证明这一点。
我们自己的那些艺术家呢，莫非他们也在努力证明他们都是短命的？有时，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进化论。
本文来源于文汇报客户端。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投稿邮箱：xinduxie211@163.com。
新读写微信相关文章
长按二维码 关注新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