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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叫语言
汪曾祺先生热爱美食，但当被问及最爱吃的菜时，他回答：“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叫语言。”他的小说总是用质朴平淡的语言来描述推动，可谓将语言的作用推到了极致，正如他所说，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
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笔谈》，从语言、结构、叙事与抒情、悠闲和精细、风格与时尚等几个方面，谈了自己对小说和语言的理解和追求，分享给大家。
汪曾祺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
“尘飞白雪，品重红绫”，这是点心铺。
“味珍鸡瞧，香渍豚蹄”，是桂香村。
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
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
店铺的告白，往往写得非常醒目。如“照配钥匙，立等可取”。在西四看见一家，门口写着：“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床”，很好。过去的澡堂，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大字：“各照衣帽”，真是简到不能再简。
《世说新语》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
同样的话，这样说，那样说，多几个字，少几个字，味道便不同。张岱记他的一个亲戚的话：
“你张氏兄弟真是奇。肉只是吃，不知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
有一个人把这几句话略改了几个字。张岱便斥之为“伧父”。
戏剧的结构是比较外在的、理智的。写戏总要有介绍人物，矛盾冲突、高潮(写戏一般都要先有提纲，并且要经过讨论)，多少是强迫读者（观众）接受这些东西的。戏剧是愚弄。
小说不是这样。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
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
我想用另外一个概念代替“结构”——节奏。
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得都很好。
小说的结构是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
苏东坡说：“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说的是结构。
章太炎《菿汉微言》论汪容甫的骈体文，“起止自在，浓三残散文卷无首尾呼应之式。”写小说者，正当如此。
法朗士专爱在小说里发议论。他的一些小说是以议论为主的，故事无关重要。他不过借一个故事来发表一通牵涉到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的大议论。但是法朗士的议论很精彩，很精辟，很深刻。法朗士是哲学家。我们不是。我们发不出很高深的议论。因此，不宜多发。
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
董解元《西厢记》写张生和莺莺分别：
“马儿登程，坐车儿临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
这是叙事。但这里流露出董解元对张生和莺莺的恋爱的态度，充满了感情。“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何等痛切。作者如无深情，便不能写得如此痛切。
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
写张生问店二哥蒲州有什么可以散心处，店二哥介绍了普救寺：
张生与店二哥的对话，语气神情，都非常贴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活脱是一个二哥的口吻。
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入入胜。急于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
张岱记柳敬亭说武松打虎，武松到酒店里，蓦地一声，店中的空酒坛都嗡嗡作响，说他“闲中著色，精细至此”。
唯悠闲才能精细。
不要着急。
董解元《西厢记》与其说是戏曲，不如说是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董西厢》的《前言》里说：
是很有见识的话。
从小说的角度来看，《董西厢》的许多细致处远胜于许多话本。它的许多方法，到现在对我们还有用，看起来还很“新”。
冷艳如雪个，来京不值钱。此翁无肝胆，空负一千年。
于非闇开始的画也是吴昌硕式的大写意的。后来张大干告诉他：“现在画吴昌硕式的人这样多，你几时才能出头？”他建议于非闇改画院体的工笔画。于非闇于是改画勾勒重彩。
我不以为盐商是不懂艺术的。
艺术是要卖钱的，是要被人们欣赏、接受的。
红花黑叶、勾勒重彩、扬州八怪，一时成为风尚；实际上决定一时风尚的是买主。画家的风格不能脱离欣赏者的趣味太远。
小说也是这样。就是像卡夫卡那样的作家。如果他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作品是不会存在的。
但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
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
一九八二年二月
载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天津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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