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文笔”好就是语文好？两者不能划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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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考一篇满分作文，圈内圈外议论纷纷。事实上，围绕着中考高考作文、阅读写作、语文教育，讨论一直十分热烈。针对中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格言引用、文言引用等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出过见解，重读这些，或许会让我们产生更多思考。
“文笔”好就是语文好？两者不能划等号
温儒敏
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
当前语文教学的偏向，过分看重“文笔”，应引起高度警惕。
总的来说，无论教材编写还是教学实践，我们的语文课还是格外注重文学的，这容易给人印象，好像“文笔”好就是语文好，其实不见得，两者不能划等号。
中小学生学习文学，是为了审美教育和情感教育，为了学习语言表达，但不是为了学会创作，更不是为了培养文人。目前语文教学偏重“文笔”，不见得就是钟爱文学，也不一定是重视审美与情感教育，而是另有功利化的考虑。
为了准备中考和高考作文，往往就教如何把文字写得漂亮，去吸引改卷子老师的“眼球”。这做法影响到整个语文教学，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作文课都往抒情、修辞、文学的方面走。于是那种缺少思想内涵与智性分析，动不动就用典、堆砌词藻、宣泄人生感慨的写法，在中小学生作文中很多见。我把这种文风叫做“文艺腔”。
所谓“文艺腔”有这么几个共同点：多用排比、比喻；喜欢洋洋洒洒列数古今人物典故名言，显示有“文化底蕴”；堆砌词藻，走华丽的路子，大话空话多，炫耀文笔，很少是朴实、清晰、亲切的一路；预设开头结尾，彼此雷同。
我试图说服自己：这毕竟是青春文章，难免华丽、幼稚。问题是这些都是高分作文，而且改卷老师也都比较赞赏的。可见前面说的作文教学太过注重“文笔”，以至“文笔”成了作文教学的“第一要义”这一判断，大致是符合当下语文教学的实际的。
为什么会太过注重“文笔”？
首先是传统的延续与影响。
从历史上看，注重“文笔”是语文教学的一个传统，自然有其理由，可是这种传统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在意“文笔”，思考力、分析力与创新能力却不见得好。传统的语文教学基本上是“文人教育”，其得失是可以专门去研究的，但影响不能否认。现在的基础教育应当是公民的普通教育，而不是“文人教育”，即使语文课要有文学审美的教育，也只是培养“全人”的需要，而并非要培养文人。
过分重视“文笔”还和中考与高考的负面影响有关，这是更主要的原因。
中考和高考作文命题大都偏于文学的感性的路子，而且重视“文笔”的考查，这就影响和制约着语文教学。
现有的高考作文判定分数设定了基础等级与发展等级，前者是较差和一般的，而发展等级则含有四个要素的评判：
深刻（其实对中学生比较难，还不如立论有新意）、
丰富（材料，形象，意境）、
文采（也就是文笔，词语生动，句式灵活，文句有意蕴，修辞）、
创见（独到见解，这也很难）。
其实“深刻”、“丰富”和“创见”都较难，也不太容易评判，唯独“文采”比起其他三点容易达到，也较好把握，这就让人感到“文采”或者“文笔”是比较看得见、也容易“拿分”的，大家都乐意在这方面投入。
许多老师训练学生，就把“文笔”作为最重要的应试手段，甚至等而下之，当作一种“眼球”战术。
高考作文等级评分标准
看来高考评分等级还是要改一改，适当淡化“文采”或“文笔”要求，强调从字顺以及分析、概括、表达能力。
语文教学包括作文教学主要培养表达能力，特别是书面表达能力，能写通顺、清晰的文字，这是最基本和主要的，其次才是文采、抒情、审美，等等。
中考和高考作文主要考什么？主要还是考文字表达能力，当然，其中也就包括思维能力，至于文笔、文采，虽然也应纳入评分，但不应是主要的，考试也不应当侧重考这些。
（摘自温儒敏《温儒敏语文讲习录》）
从警句学会思考，而不是用警句代替思考
徐贲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背诵和引述警句格言是人文教育的一种手段，久而久之也成为一些人的思想谈吐习惯或话语偏好，尤其是年轻人。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时髦或流行的警句格言，“文革”时有毛主席语录、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现在多样化了，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有古罗马的奥勒留、爱比克泰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葛拉西安、蒙田、培根。常把警句格言挂在嘴上的人，让别人觉得他学识丰富、思想深刻、充满智慧。那么，警句格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和智慧呢？
我在教学中发现，学生们阅读一些经典作家时，常会碰到警句格言，他们也喜欢去记一些警句格言，有时候甚至挂在嘴上。这种兴趣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何引导学生从警句学会思考，而不是用警句代替思考。
从警句学会思考是开始性的，用警句代替思考是终结性的。一个是问题，另一个是答案。人文教育是学会问问题，如果只是寻找和提供现成答案，那就变成了“思想灌输”，而不是“人文教育”了。
好的警句格言都从观察具体的对象得到的点滴智慧，是与具体的环境连系在一起的。一旦把警句格言孤立起来，警句格言也就会变成一些空洞浮泛的配方程式表述，变成了像“文革”中“语录”式教条。
对教条式的“语录”，我们中国人的体会是最深的，语录是思想快餐，是“垃圾食品”，是简化和代替人的个体思想的有害之物。但是，任何其它形式的语录，在不动脑筋、不加判断的引用时，都有可以变成陈词滥调、机械思维，甚至变得不知所云、不伦不类。语录是这样，任何别的警句格言也都不例外。
（摘自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把文言“融会”到笔下，而不是“搀杂”在文章里
张中行
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
用现代汉语写文章，能够从文言里得到什么助益吗？有人说，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以中学阶段为例，有的学生语文程度不高，使用现代汉语还拿不稳，念了一些文言，于是拿起笔来文白搀杂，弄得非驴非马。想来这是事实，但应否归咎于学文言却还要分析。
我个人看，这现象的根源恐怕是：一、现代汉语没有学好，不能随心所欲地表意；二、还不了解文白的关系，甚至错误地认为，搀用一些文言可以抬高现代文的声价。
但这现象也可以说明一种道理，就是想要古为今用，必须今已经通了，对古也有相当的认识。因为文言尚未学会，你就不知道它有什么优缺点，也就不能借之为鉴；现代文不通，没有定形，你就不能以之为本，来吸收身外的营养。
用现代汉语写文章，以文言为借鉴，做法当然不出两个方面：一是正面的，取其优点；二是反面的，避其缺点。取，避，先要知道什么是优缺点。尤其要注意的是如何取，如何避。
写文章，偶尔引一两句子曰、诗云之类，以增强内容的分量，当然可以，但这引文还是以文言的面貌出现，没有“化入”现代文，并不是本文所谓借鉴。
另一种情况是，兴之所至，随手抓来一些文言词语，放在现代文里，圆凿方枘，文白不能水乳交融，更不是本文所谓借鉴。
借鉴，要取其神而遗其形；或者偶尔采用少数词语，这虽然是取形，放在现代文里却顺理成章，能够更恰当地表意，像鲁迅先生的有些作品那样，当然也未尝不可。总之，要把来自文言的东西“融会”到自己的笔下，而不是“搀杂”在自己的文章里。
取其神而遗其形，如果能够做到，水乳交融没有问题。问题是采用少数词语，要怎么样才是“融会”而不是“搀杂”。情况千变万化，很难具体说明。勉强说，可以用耳朵作个尺子，量一量，凡是听起来生硬，明显觉得不像日常说话（包括谈论学术问题）的，是“搀杂”而未“融会”，反之是已经“融会”而不是“搀杂”。自然，这也要听的人有现代语文的普通修养才成。
就词语说，写现代文，来自文言的助益有两条路径。
一是直接输入，像一些老前辈作家，文言资本雄厚，下笔随手拈来，文中有时出现文言词语，就是这样。初学，文言资本有限，在这方面不能学，也不必学。
另一条路是间接输入，就是熟悉文言之后，写现代文，选用词语可以面较广，意较确，因为现代汉语的词语，绝大部分与文言词语有传承关系，熟悉文言词语的底细，使用时就容易量才为用，左右逢源。
（摘自张中行《文言津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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