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怼起人来，比老友鲁迅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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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身处于内忧外患的乱世中国，关于时事国民的文章不免显得激烈，“毒舌”起来，比他的老朋友鲁迅似乎也不遑多让。
“横眉冷对千夫指”，鲁迅"怼人"的犀利众人皆知。他针砭时弊，也和圈内文人打笔仗，有时言辞激烈起来，闹僵关系、得罪人都是常有的事。
文人圈中，郁达夫倒是鲁迅的好友，两人在共事交往中相处甚欢。
鲁迅逝世后，郁达夫悲痛不已，写了一篇《怀鲁迅》：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这两个人的风格看似毫不相似。郁达夫的小说作品，总有着半自传性质，对祖国和自己的命运感叹感伤，忧郁苦闷的心情挥之不去。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人可以算作一个“颓丧文青”。他的代表作《沉沦》中“零余人”的形象已成经典，可谓苦闷彷徨的青年的知音。
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曾评论：郁达夫可说是消极感伤的“维特型”的代表，《沉沦》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正好符合这一类型人物的特质——“多情和神经质”、“忧郁成疾和宿命论者”。
▲ 青年时期郁达夫
在颓丧伤感的情绪之外，郁达夫也曾投身抗日宣传工作，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实际行动抵抗着他所憎恨不满的社会现状。
关于郁达夫的一大谜团，就是他的死亡。
1942年1月，他流亡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娶妻成家，还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1944年，因汉奸告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暴露，此后言行一直受到暗中监视。1945年8月29日晚上，郁达夫离家失踪。后来，朋友们才打听到他是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据说在9月17日惨遭杀害，死不见尸。
多年过去，今时今日再读郁达夫，有些文字仍令人心有戚戚，有些文字也会让人会心一笑。
01、
季陶先生说：念佛拜忏，可以救国。介石先生说：长期抵抗，可以救国。行边会议的诸先生说：九国公约，国际联盟，可以救国。汉卿先生说：不抵抗，枕戈待旦，可以救国。血魂团说：炸弹可以救国。青年党说：法雪斯蒂可以救国。这才叫，戏法人人会变，只有巧妙不同。中国是大有救药在哩，说什么没有救药？
九一八纪念，只许沉默五分钟，不许民众集团集会结社。
中国的国耻纪念日，却又来得太多，多得如天主教日历上的殉教圣贤节一样，将来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中国若依旧不亡，那说不定，一天会有十七八个国耻纪念。长此下去，中国的国民，怕只能成为哑国民了，因为五分钟五分钟的沉默起来，却也十分可观。
——郁达夫《天凉好个秋》
02、
失眠、熬夜、作息不调是困扰当代年轻人的永恒话题，而他们在郁达夫的笔下也能找到共鸣：
不就是失眠么，不就是睡觉么，不就是作息时间问题么。你要知道，在你之前很久我就被岁月一下一下锻造成这种德行，岁月伸出一只肥厚的手掌把玩我的倦意，让我黑白颠倒，昼伏夜出，已经十年了。一天一夜是改不过来的。
——郁达夫《爱人，我的失眠让你落泪》
03、
百姓想做官僚军阀，官僚军阀想做皇帝，做了皇帝更想成仙。秦始皇对方士说：“世间有没有不死之药的？若有的话，那我就吃得死了都也甘心，务必为朕去采办到来！”只有没出息的文人说：“愿作鸳鸯不羡仙。”
——郁达夫《天凉好个秋》
04、
史官之笔，须打几个折扣来读，正未易言；但有两点，却可以用我们所耳闻目睹的事实来作参证，料想它的不虚。
第一，是中国人用虐刑的天才，大约可以算得起世界第一了。就是英国的亨利八世，在历史上是以暴虐著名的，但说到了用刑的一点，却还赶不上中国现代的无论那一处侦探队或捕房暗探室里的私刑。杠杆的道理，外国人发明了是用在机械上面的，而中国人会把它去用在老虎凳上；电气的发明，外国人是应用在日用的器具之上，以省物力便起居施疗治的，而中国人独能把它应用作拷问之助。从这些地方看来，则成祖的油锅，铁棒，“割肉令自啖之”等等花样，也许不是假话。
第二，想用暴力来统一思想，甚至不惜用卑污恶劣的手段，来使一般人臣服归顺的笨想头，也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的中国人的老脾气。
——郁达夫《暴力与倾向》
05、
文章发了难免被骂。言多必有失的道理，写文章的人都是懂的：
什么什么？那些东西都不是我写的。我会写什么东西呢？近来怕得很，怕人提起我来。今天晚上风真大，怕江里又要翻掉几只船哩！
——郁达夫《暗夜》
06、
可是神秘的中国民族，往往有超出科学的事情做出来，从好的方面讲，如忍耐的程度，远在外国人之上，就是一例。更就坏的方面讲，缺点可多了，而最大的一点，就在于太信天命，不肯自强。
譬如有人去算命，星者说他一年后必一定大富大贵，他在这一年里，就先不去努力，俨然摆起大富大贵的架子来了，结果，不至饿死，也必冻煞。
——郁达夫《预言与历史》
07、
北漂的文科生们，更应该读读当年郁达夫写给沈从文的公开信：
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哔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
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吓，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读书么？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买长袍黑马褂哔叽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们一样的有了读书买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么？
——郁达夫《给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08、
有一段时间，文艺作品“三观党”受到热议。有不少读者在读书或观影后，针对其中的角色行为表示“三观不正”、“毫无道德”，并以此作为标准衡量一部作品的优劣。
有人的脑回路是这样的：写一位出轨的男子，那自然是鼓吹出轨的风气；写一个恋上有妇之夫的女人，那自然是在为“小三”正名。发表文章也最好不要写“负面题材”，不然就是宣传“负能量”……
遇上这样解读文章的读者，郁达夫也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期刊的读者中间，大约总有几位，把我近来发表的那篇《秋柳》读了的。昨天已经有一位朋友，向我提出抗议，说我这一篇东西，简直是在鼓吹游荡的风气，对于血气未定的青年，很多危险。我想现代的青年，大约是富有判断能力者居多，断不至就上了这一篇劣作的当，去耽溺于酒色。我所愁的，并不在此，而在这一个作品的失败。
游荡文学，在中国旧日小说界里，很占势力。不过新小说里，描写这一种烟花界的生活的，却是很少。劳动者可以被我们描写，男女学生可以被我们描写，家庭间的关系可以被我们描写，那么为什么独有这一个烟花世界，我们不应当描写呢？并且散放恶毒的东西，在这世界上，不独是妓女，比妓女更坏的官僚武人，都在那里横行阔步，我们何以独对于妓女，要看她们不起呢？关于这一层意思的辩解，我在这里，不愿意多说，因为法国的李书颁（J.Richepin）、以英文著杂书的勃罗埃（ Max O'Rell） 等，已经在他们的杂论里说过了。
我在此地不得不承认的，是我那篇东西的失败。大抵一篇真正的艺术作品，不论这是宣传“善”或是赞美“恶”的，只教是成功了的作品，只有使读者没入于它的美的恍惚之中，或觉着愉快，或怀着忧郁，读者于读了的时候，断没有余暇想到道德风化等严肃的问题上去的。
而我这一篇又长又臭的东西，竟惹起了读者的道德上的批判，第一就足以证明这作品的失败了。第二，我虽不是小说家，我虽不懂得“真正的文艺是什么？”但是历来我持以批评作品的好坏的标准，是“情调”两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够酿出一种“情调”来，使读者受了这“情调”的感染，能够很切实的感着者作品的氛围气的时候，那么不管它的文字美不美，前后的意思连续不连续，我就能承认这是一个好作品。而我这一篇东西，却毫无生动的地方，使人家读了的时候，只能说一句“呵呵，原来如此。”若托旧日私塾里改文章的先生来批，只能在末尾批“知道了”的三字。这篇小说与新闻纸上的三面记事，并没有什么大分别。
总之我这篇东西，在情调的酿成上缺少了力量，所以不能使读者切实的感到一种不可抑遏之情，是一个大大的失败。
——郁达夫《我承认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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