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禁却又成为经典：《红星照耀中国》魅力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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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伙伴在后台留言：《红星照耀中国》。看来，大家是要开始整本书阅读了吧。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也是新闻史和报告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作为一本经典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
2016年，本书入选统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目。
毛泽东称《红星照耀中国》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但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它在中国的出版却经历了种种波折，曾三次被禁——
一本书缘何在过去80年里三次被禁，
却又风靡全球成为经典？
作者：张小鼎
本文选自上海观察APP
1936年6月，一位在中国已经工作、生活了八年的外国记者，在去医院注射了天花、伤寒、鼠疫等预防针后，带上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外加“两架照相机、24盒胶卷，还有足够的笔记本”，经宋庆龄和华北地下党组织的帮助，由北平秘密出发，开始了传奇的陕北保安之行。
在红区安塞，他惊喜地遇到“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却是第一个用英语和他对话的周恩来。
他听从周恩来同志为其设计的92天红区之旅，由翻译陪同，在陕甘宁红区进行深入采访，以了解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产、学习和生活；特别是他使用“激将法”，让毛泽东同志亲口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又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详细记录了长征中许许多多艰苦卓绝、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
四个月后，他依依不舍地惜别红都保安，带着生动鲜活的一手素材——十几个记录本和大量照片，凯旋而归。回到北平盔甲厂的家中，他在夫人尼姆•威尔士的全力配合下，排除外界干扰，整天待在一间小屋里，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整理笔记、精心构思、潜心写作，终于赶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完成了约30万字的报告文学。
这位第一个冒险访问陕北、并向世界全景式客观报道“红色中国”与长征英雄事迹的年轻人，就是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肄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这部一经面世即轰动世界的作品就是《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于1937年10月首先在伦敦面世，短短一个月就连印5版，发行超过10万册。翌年2月，美国兰登出版社再版时，增写了第13章“旭日上的阴影”，《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也即刻成为有关远东非虚构作品中的热门畅销书。
著名历史学家拉铁摩尔称赞《红星照耀中国》：“它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女作家赛珍珠也赞叹《红星照耀中国》中“非凡记述的每一页都富有意义”。
而权威刊物《时代》则载文：“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身处二战中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看完该书后，曾于白宫三次主动召见作者，与斯诺亲切交谈，并向其征询有关支援中国抗战的敏感问题。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书影
而今，《红星照耀中国》早已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几乎传遍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这部被毛泽东称赞为“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它在中国的出版，却经历了种种波折，曾三次被禁。
1938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由胡愈之出面主持，经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动手、分别承译，仅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将《红星照耀中国》全书译完，并以实际并无社址和门牌的“复社”名义，在沦陷后的上海“孤岛”秘密出版。
为避免查禁便于流传而更名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全书共12章56小节，其中第5章《长征》和第4章《一个共产员的由来》可说是全书的骨骼与灵魂。同时书中还配有斯诺在陕北所摄的数十帧珍贵照片，另附两张描绘精致的长征路线图和西北边区图。
该书虽秘密印行却不胫而走，大受欢迎，短短10个月即印行4版，发行5万册，在国内及国外华侨聚集地传阅。许多读者冒着风险争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一些进步青年则怀揣该书奔往红星升起之地——延安。
第一军团的军官们（《红星照耀中国》插图）
为扩大影响和携带方便，《红星》还曾以节译本和抽印本——即将第四五两章更名为《毛泽东自传》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单独出版，大量翻印发行。
《红星照耀中国》的巨大影响，使日本驻上海宪兵队惊恐万分，他们严加查禁，并千方百计搜寻“复社”成员的下落，逮捕拷打不少的进步文化人。但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也始终没搞明白“复社”到底是哪家出版社。
在国统区，国民党当局也对此书和斯诺的其他著作，严加查禁，不准发行。
穷人也要读书（《红星照耀中国》插图）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上海又出版了据美国兰豋版译出的含第13章的两种新译本：即史家康等六人所译《长征二万五千里》，和亦愚所译《西行漫记》，新增第13章6小节文字，着重介绍红军的游击战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西行漫记》仅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据“复社”版印行一次，但限“内部发行”，印数有限。
及至“文革”爆发，它又一次惨遭禁锢，在图书馆里，《西行漫记》竟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排列为“严加控制”的书籍。
1979年12月，北京同时出版两种新的重要译本：一种系人民出版社所出、经吴黎平整理定稿，具有文献性质的版本《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另一种系三联书店版、出自资深翻译名家董乐山之手的《西行漫记》，全书据1937年伦敦版忠实译岀，增补了“复社”版因故未译的涉及共产国际李德的《那个外国智囊》（见第11章第5节），使全书还原为12章57小节，恢复了在英美各国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原貌。
同时对英文版中一些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校正。因此它可称之为《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崭新全译本，初版30万册，很快售罄。两年即发行了165万册。
《红星照耀中国》魅力何在
1973年10月19日，埃德加·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安放在北大未名湖畔。正如他生前所愿：“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在陕北采访的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不仅表现在政治影响力方面——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而且从文学角度而言，《红星照耀中国》也是一部文学价值突出的纪实作品。
斯诺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他幽默轻松的语言，客观理性的视角，独到的观察与思索，让《红星照耀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学魅力。《红星照耀中国》一直是纪实文学的经典作品，直到现在，仍在新闻专业领域有着教科书一般的地位。
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和故事闪烁着勇敢、自信、乐观、奉献的光辉，传递着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光辉和力量。这是《红星照耀中国》全书的精神内核。
中国人民抗日第一先锋军的部分将领
“红军小上校”
“战斗与高歌”
八十多年来，《红星照耀中国》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书中所传达的精神力量，那种改天换地的勇气和希望，面对困境的乐观主义精神，都是永不过时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也让它的活力从未衰减。
斯诺在陕甘宁苏区采访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个月，但他所采访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他采访了大量生活、战斗在红色中国的人物，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海东等，也有普通的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通过对这些人物语言和行为的记录，展现了中国革命的理念、信仰、政策、群众基础等，同时也记录了多位领导人的成长、革命历程。
其中很多内容都是首次对外公布，甚至是唯一一次公布，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红小鬼”
在书中，斯诺也写到了他对苏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了解。他的视角客观而全面，读者通过他的文字，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苏区建设的全貌。
同时，斯诺也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事件加以记录。比如“长征”，斯诺对经历过长征的当事人进行了详实的采访和记录。通过这些材料，斯诺用简练准确的语言，勾勒了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貌，也突出展现了长征中涌现的英雄人物与惊险故事，这都是研究中国革命的重要主题。
在当时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斯诺作为一个外国记者不轻信国民党歪曲、丑化红军的传言，而是穿越封锁线深入苏区，采访真实的情况。
斯诺的语言不生硬、不说教。他采访红军领袖，通过对话的方式，简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红军的战术等；与普通战士同行聊天，了解红军战士的生活和信念；采访苏区的工人，与白区的工人做对比，介绍苏区的经济建设。这些都不是照本宣科、泛泛而谈，而是讲究方式方法，有思考有理解的文学化的表达。
斯诺准确而敏锐地把握了采访对象的精神品质，并在作品中从侧面展现了出来。比如写“大渡河英雄”，写出了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和永不言败；写与“红小鬼”交往，展现了红军热爱学习、有尊严有理想的优秀品质；写毛泽东、周恩来的日常起居、生活用品等，表现了领袖人物艰苦朴素、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等等。
也正是这些特质，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外读者，让《红星照耀中国》历经八十年而不衰，始终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红军剧社
红军护士
中小学语文统编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教授在《红星照耀中国》8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时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新闻的传奇，也是出版的传奇。
他说，《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了那么多年，读来仍然不觉枯燥，写得真实而纯粹，是一个重要原因。
“斯诺写工农红军、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写延安红色政权，他的观察点、态度和语言，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他的纪实写作毫不做作，是质朴而真诚的。
诺以“他者”的目光来观察“红区”，他对共产党抗日政策的转述，对“红区”生活的描写，自然也会带有西方记者的立场，但他力图还原真相，没有戴上“有色眼镜”，更没有刻意“过滤”，从而保存了历史的真实与丰满，是那种有质感的真实与丰满。
斯诺是记者，又是有天赋的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许多革命家的采访，注入了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有情怀，有非凡的魅力，但又有人间的味道。在诸如饮食、住宿、开会、舞会、恋爱，甚至房屋摆设、身体语言等有趣的细节中，我们能感受到陕甘宁边区那种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以及个性的张扬。这些记载似乎信笔写成，毫无拘谨。”
温儒敏教授说，现在收进了新编的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八年级上册，是作为纪实类作品收录的，主要想引导学生通过这本书的阅读去感受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胸襟气度，以传承与弘扬革命传统；
还希望学生们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掌握新闻类纪实作品阅读的方法，学会如何观察事物，抓住特点，锻炼眼力和提升表达能力。也让学生了解，新闻报道是纪实，但也有立场态度，有作者的关怀与选择。
他说，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让学生学会观察、思考和选择，是非常必要的。“我也想到，初中生读《红星照耀中国》，可能会有些困难，但也会有特别的兴趣。”
斯诺：1937，我的毛泽东印象
1936年，埃德加·斯诺达到陕甘宁边区，与毛泽东有深入的交往，并对毛泽东产生浓厚兴趣。1937年，斯诺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那时的斯诺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毛泽东呢？
苏维埃掌权人物
文 | 埃德加·斯诺
译 | 董乐山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军占领陕北延安（肤施），迁都到了那里。
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倾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
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关于前德军高级军官李德，中国红军的这个惟一外国顾问（这使希特勒极为恼火），下文还要提到。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
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头戴红军帽的毛泽东
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个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作这样压缩的尝试。
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人物，因为，虽然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
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
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
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作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彼得·弗莱明先生在其《孤家寡人》一书中似乎大大地传播了这一谣言。
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现年（一九三七年）四十四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苏区的九百万左右的人民。
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三百万；鄂皖豫苏区两百万；湘赣鄂苏区一百万；赣湘苏区一百万；浙闽苏区一百万；湘鄂苏区一百万；总共九百万。
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十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
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八千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
苏维埃中国四巨头（自右至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1938年版 插图）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
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
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每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
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
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
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
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
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
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
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
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斯诺和毛泽东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像许多共产党员那样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做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
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
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
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译博洽德（一八四八—一九二三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
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
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果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人民文学社重印董乐山版《红星照耀中国》，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
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本文选自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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