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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一个理想主义的彼岸的关怀，可以照亮此岸 | 十三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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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处在一个无真相、无共识、没有确定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危机和过去不一样，让人恐惧、让人不安。
面对疫情，他给自己定了三条：观察，很多事需要观察，不要轻易下结论；等待，不能着急，特别特别需要有耐心；但是还要有坚守，对自己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判断还得坚守，不能在一片混乱中跟着大家走。
钱理群，1939年出生于重庆，在南京读完小学、中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分配至贵州安顺，先后在地区卫生学校、师范学校任教。
18年后，39岁的钱理群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被《贵州日报》报道。
如今，82岁的钱理群在“和生命抢时间”，他认真算过，大概还有五年就能把想写的东西写完。 他说，“我是北大的乌鸦。”
《十三邀》的最新一期，就是和钱理群教授的深度对话。许知远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跟钱理群老师坐在一起聊天。
“上大学的时候，去听他讲周作人和鲁迅的课。在能容纳两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里，我在教室靠后的地方远远地看着钱老师，他头很大，讲课的时候手舞足蹈，有非常强大的人格魅力，好像让这些知识、思想、传统在他身上重现被激活起来。
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教授，现在见到他我非常意外，他不仅是坦然平静，而且是充满喜悦地应对老年生活，面对一个新的创作高峰。 我也非常理解他的遗憾，他是对自己有雄心和要求的一个人，他希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创造者、思想者，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精力，知识训练上的不足，阻碍了他走向这一步，他可以看到但是无法抵达，这种痛苦可能经常折磨他，我觉得我到 40 年之后可能也是这样。 我今年 44 岁，接下来至少 40 年时间，我要像钱老师那样勤奋地工作。” ——摘自狮子叔叔的内心日记
“我最不安的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是过去所很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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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彼岸的关怀
钱理群 从1985-1997年，是我的学术道路的第一阶段，就是一个奋斗目标，使自己能够成为学院派的学者，没有这个地位是没有发言权的。
到了97年的时候，我这个目的达到了，我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我对众多问题有发言权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这个身份，就决定了你说的话、做的事，必须符合你这个身份，而且是现代文学教授，如果谈别的问题就是不务正业，它对你很多的面具，真正的内心的自由，内心就被捆住了。
另外它会有巨大的危险，就是我意识到，自己成为著名的教授，掌握了相当的学术权力以后，自己有可能用权力来压制别人。
疫情期间，我写了一本特别的书，40万字左右，叫做《庚子大疫的现场观察与历史书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写成历史，而且我是高度自觉的向现行的学术发起挑战，因为现行的学术就是两个倾向，要么就是纯粹历史书写，完全不关心历史现实；要么就是历史和现实贴的太紧，缺少一个历史的距离和一个更大的眼光。
对于疫情，我有两个基本判断。
一个是百年未有的历史巨变，同时也是百年未有的历史危机。
当然这里有一个框架，二战以后，人类世界的历史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1990冷战时期；第二阶段是1990-2016 美国为首的全球化时代；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标志着后全球化时代，2020年疫情全面的展现了后全球化时代的内在矛盾，和以前不一样的在于没有认识世界的框架。
到了后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于基本的事实都不清楚：新冠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同时，没有共识，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进行对话了。
我们处在一个无真相、无共识、没有确定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危机和过去不一样，让人恐惧、让人不安。
我最不安的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是过去所很罕见的。
面对疫情，我给自己定了三条：
观察，很多事需要观察，不要轻易下结论；
等待，不能着急，特别特别需要有耐心；
但是还要有坚守，对自己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判断还得坚守，不能在一片混乱中跟着大家走。
因此，就需要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传统——司马迁传统。就是我记下来了。我给自己定的位是——站在边缘位置上关心和讨论中心问题。自觉地站在一个边缘位置，我是历史中间物，我扮演的角色是继承上一代，同时为后一代人开路。
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传统，这是高度自觉性的，是对自身局限性的高度自觉。
我的人生是有缺陷的，我曾经给自己总结：没文化的学者，没趣味的文人。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知识结构的问题——第一不懂外文，根本没办法了解西方理论，跟世界接轨；第二对中国古代文化不熟悉；虽然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但我进不了他们的世界。
这里涉及到更大的问题——中国现当代没有大师。以我的自身条件，我应该成为大师，但我成为不了。不是我不努力，是历史的局限造成了我达不到，这是我内心的很大的苦闷，甚至很大的痛苦，是隐痛，这时候，恰好是鲁迅给我找到了出路。
我上鲁迅课，第一阶段的时候是80年代，不仅我自己主观投入，学生也非常投入，课堂是感情的生命的一种投入。第二阶段是90年代，学生形成两派，一派认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鲁迅，另一派恰好相关，认为鲁迅是很了不起，但他是另外一种存在，我希望他是像博物馆的伟人一样，和自己的生命体验无关，不要干扰我。我可以崇敬你，但你不能进入我的生活。
到我最后上鲁迅的课，是另外一种反应，很多青年没有一种精神追求，因为时代背景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他认为我们追求真理是一个笑话。但这当中总会有另外一些想法的年轻人。有学生给我写信，说钱老师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课，你的课向我显示了人的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我无法做到甚至不一定能够认同，但是你让我知道了还有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这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在北大的存在，不具有标本性、榜样性，但是北大就是需要这样一个另外的存在，如果打比方的话，我是北大的乌鸦。
知识分子有多种职责，比如文化传承职责，面对现实、批判现实的职责，这都是需要的，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应该不断给社会提出新的价值理念，新的思想，新的理论。
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职责，我们要创造一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一种新的理论。
我的终身遗憾是创造功能不足，我觉得我自己要做一个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把学术资源转化为思想资源和社会资源，希望影响年轻一代人关注现实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升中国理论。
我的优点是人生经验极其丰富，还有生命体验特别强，我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发挥这种优势，它的背后是一种真正的自信。
我刚去贵州就是当头一棒，你来这里是改造的，你别想出去。我分到的是卫生学校教语文。卫生学校的学生根本不重视语文，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课堂，站在课堂上看到放着一个骷髅头，那个标本，我怎么讲课啊？我怎么办啊？我就处在两难境界，留下来？怎么办留不住，走又不让走，那我怎么办，我就想起中国传统老话，狡兔三窟。我说我搞两窟，我要做在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要把这个自己作为一个近期目标。
人完全没有现实目标，只有理想目标，你很难坚持。你就必须有一个现实目标可以实现，你就有一个成功感，有意义感，你才能够活下去。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有现实国而没有理想国，你也可能最后被现实吞没了。
我要研究鲁迅，而且我很具体，总有一天我要回到北大讲坛讲鲁迅，那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梦想。
当时我采取了两个措施，现在看来都是很罕见的。
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睡同劳动，那个时候学生开心的不得了，哪有像我这种老师，从北京从北大来的在贵州山区里。另外一个就是等学生全部睡觉，我回到办公室继续坚持我的鲁迅研究。
这一坚持就是十八年——等了十八年才有机会考研究生，当时已经39岁了，是最后一次机会。接到消息我已经只有一个月的准备功课，但另外的意义上，我准备了十八年。
我说贵州对我的几大影响，第一个我这辈子和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使我的人生阅历非常之丰富，后来形成我的人生经验，我提了一条，就是人不能世故，但必须懂世故，也就是对中国的社会有一个理解。
第二是贵州真人，贵州人相对的单纯，深山里也有关心文化、关心传统，有很深的传统修养的人，那里反而有广大的天地，因为它山高皇帝远管不了。所以我们在贵州，思想非常自由。
另外就是说我时刻在学生中得到快乐。虽然我是被迫去的，但是我要努力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生活的存在。在这里就形成了我的一直影响我终身的所谓的底层关怀，对普通人的关怀，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人的信念——你尽可能说真话。
但有时候真话不能说的时候你只有说假话。但说假话也得有底线，我提出三个底线，第一个必须分清是非，认识到说假话是错误的，这话看起来是一种废话但很重要。第二条，必须是被迫的，不能主动说假话。第三条是掌握一个原则，因为你说假话后果你自己承担，不能因为你说假话去伤害他人。比如检举，这个事情你坚决不能做。
我的精神基地有两个，一个是北大，另一个是贵州。我始终在一个精英和草根，中心和边缘，在这两者间自由地流动，这是我人生的最大经验，某种程度上这营造了我。
我不赞成把苦难理想化，苦难就是苦难，所以我不把我在贵州的经历理想化，我绝对不能美化这种东西。对待苦难，有两个态度，一个是被压垮了，还有一个是从苦难中出来后，极力地将苦难忘掉。我的选择比较特别，尽量没有被压倒，也没有遗忘，相反的努力地把苦难转化了。我提了一个概念，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某种意义上整个世界面临着精神世界的衰败，琐碎化，怎么去重建这种精神生活？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精神衰败是事实，但是也不能太夸大，因为历史还是在前进和变化，也可能就是我的理想主义本性，我觉得危机中可能会有生机。
在几年前我做出一个判断，全世界都病了，这一次疫情的严重性，就在于把这些文明模式的内在矛盾都做了彻底的暴露。
我自己是乐观主义，这还有一点理论推论，就是到危机的时候，可能就是转机的开始，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一种超越利弊，然后提出一种新的理想。
知识分子现在可以做两个事情，重新检讨世界文明，对现有的世界文明进行彻底的检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伦理，新的价值观，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主义的期待。
我曾经建议过，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全世界的学术讨论会，但后来做不到。
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自我反省。我们50年代的这批人，有非常强烈的追求一种纯粹的完美的那样一种社会，包括人的心灵世界都是纯粹完美的理想主义的东西。我就觉得知识分子有这样的一个天性，堂吉柯德的天性。我希望追求这样的理想的社会。
但我现在的信仰和原来的信仰，有一个区别就在于，原来我认为真的可以实现，现在我就很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东西是一个彼岸的关怀，我们可以接近它，但我们永远达不到。
我就站在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的彼岸的关怀，来对此岸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批判。
我清楚地知道甚至得出结论，任何社会进步都同时带来新的压迫。但彼岸的关怀是必要的，它的作用在于它可以照亮此岸。
四五年前，我跟年轻人有一个讲话，题目是《年轻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就说今天听我讲的人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我已经80多岁，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到我这个年龄，未来四五十年你们会遇到什么？首先第一步你要找到自己的命题，然后你来思考面对这些问题。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困惑是一件好事，怕的是说觉得这挺好啊，这一切我就这样了。你现在感到苦闷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是一个契机。
最后每一代人都要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自己怎么面对处理，前代人的声音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另外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总是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总会产生一些有独立思考的人，所以我的信心也在这。
说到年轻崇拜，年轻人有自己的一套，我们不理解他，我没有权利和理由去指责别人，但我也有权利不跟着他走，我也不愿意跟着他走。现在有些老年人跟风，就把自己陷入一种可笑的地位。
我觉得对于新的一代，你不懂得的年轻人这一代，你就既不能够批评指责他，你也不能去跟着他走。你只能够退下来，观察他们，他真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帮他一把。
我自己定位我不作为导师，不给别人指路，我只是不断地提出各种思考，让年轻人去想问题。我希望扮演的是这样的角色。
我天天在讨论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认识，老年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其实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是可能出现另一个高潮的。它和工业化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鲁迅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待死堂”，但现在有新的观念，我认为按人生来说，中小学生到大学是做梦的年代，之后会遇到很多矛盾和痛苦，那是必然的，到了老年再回到童年。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就是建国初期那几年，光明的底子非常重要。
现在我又开始做梦。晚年最重要的是，能用新的眼光去看周围一切，回到那种不断新生的、单纯的这样一种婴儿状态。
还是有焦虑，因为只要关心现实，忧国忧民就有焦虑，我们这一代的本性是不变的，我任何时候都是焦虑的，但慢慢的就有一种变化，他是一种内心的宁静，或是一种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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