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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上海女人天生是应该穿旗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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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女郎，西贡小姐，香港苏丝黄……还有，上海女人。上海女人，是女人中一个界限最为模糊，行为最为扑朔的一族。她们优雅地穿行于旧租界的古老建筑之间，散发着亦正亦邪的女人香。她们既嗲又娇，媚中带傲，在吴侬软语中，在烟视浅笑间，书写着各自不同的人生传奇。
旗袍吟
程乃珊
要说上海女人的经典形象，十有八九总脱离不了斜襟上插着一块麻纱绢头、手执一把檀香扇的旗袍女士。
近百年来，不论在战火的硝烟之中，还是黑白颠倒的乱世，直到今天，上海女人都是这样，在历史板块的碰撞下，在传统与现代间、东方与西方间、约束与开放间、规范与出位间，承载着历史的沧桑和现代的亮点，婉转而行，迂回展步……
那婀娜的旗袍身影，弥漫着浓郁的上海百年风情，成为注入西方元素的东方文化最感性的写照。
遗憾的是，作为上海女人经典形象的旗袍女士，在现实中，却是少之又少。都讲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吊带裙、露脐装、热裤、超短裙……偏偏就是满街罕见旗袍身影。
上海女人天生是应该穿旗袍的。上海女人白皙细腻的皮肤，相对高头大马的洋妇要娇小玲珑、凹凸有致的身形，天生就是应该穿旗袍的。旗袍看似密实，其实最是性感。含蓄之中流闪着几丝只有在线装小说绣像插图中的仕女才有的清幽，因而连带旗袍的性感，都是一种恬淡的靓丽。
上海近代旗袍如上海的石库门，其实根本已是西洋化了的，唯有在领口、在门襟、在工艺上留有中国传统女装的精华。
旗袍在未传入上海前，只是一件肥大的、没有腰身的、男女装无太大区分的褂子，哪怕再缀上珠片、绣上图案，还是一件与男装无异的褂子，只是尺寸小了一点。
进入上海后，上海师傅将西方时装的元素如打裥、收腰、装垫肩等注入进去，一如将欧洲的百叶窗和窗饰注入本地房子的建筑设计而形成上海特色的石库门房子一样。令上海旗袍从此走出传统女装不注重人体线条美的迂腐陈章，从此走入时装的行列。
须知并不是所有的上海旗袍都是具备时装特色的。旗袍师傅如考钢琴级数一般大有讲究。
一种是从前叫到家里来做的女裁缝，一种就是正式吃过萝卜干饭的男裁缝，他们也做住家裁缝。通常女裁缝都没有什么专业水准，只会一张嘴巴满口生花，做“生活”倒在其次，给当时少社交的老式上海主妇聊天解厌气是真的。她们做的旗袍，直笼统一件，也无所谓有没有样子。旧上海大部分市井女人穿的就是这种旗袍，这不是今天我们意义上的旗袍。
一般男裁缝一定是吃过萝卜干饭拜过师傅的，也有做住家的。做的活大多是夹的、棉的男女中装，旗袍也做，但他们接触的时髦女人少，故而做出的旗袍也是样子土土的，有时给他一件好的旗袍样子让他克隆，他依样画葫芦也可像模像样，只是没有创意也不肯改革，下次再做又是土土的。
一等一的旗袍师傅是不做住家的，他们大多自己有一只铺面，开在旧租界地的小马路上。他们不仅做旗袍，一定也做大衣，而且只做女装不做男装。他们通常都是在鸿翔、朋街做过师傅。
中国人都宁为鸡头、不做牛尾，做了几年有了固定的客户群、有了一定口碑、有了一点资金，就辞了工出来自己做。通常他们亲自出来接生活，量体、裁剪、试样等重要环节由他们亲自把关，其他就交由小学徒做。他们既是老板又是设计师，还是公关经理，走出来也是登登样样的注重仪表，穿得山青水绿的，是上海先生中一众颇有特色的男性。
这批人后来不少在1949年后南下香港，香港的“上海师傅”品牌，就是他们打出来的，很是发了一发。当年笔者祖母的一个相熟旗袍师傅叫“小毛师傅”的，笔者在港再见他时，已是开宝马、在九龙尖沙咀某五星级酒店内租有两间门面专接来料加工的时装店老板。一出《花样年华》，令他生意应接不暇，当然今天他已不用亲自操刀了。
留在上海的这批旗袍人才，日子也挺好过，过往的老客户都是拿定息或领高薪的资产阶级太太。
旗袍在上海，直到1964年、1965年,仍在小圈子内流行。那时逢喜宴、生日宴,女宾仍穿旗袍。若穿裤装出席，中年上海太太会觉得不够庄重。
她们自然不会去国营店做的，又贵又不知最后批到哪里去做，还是叫回跟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师傅工余去接生活。
当时一件旗袍做工约四五元，那些老师傅的工资才只有六七十元，是一笔很可观的“外快”呢。“文革”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他们的外快也割掉了。待到邓小平上来后，时局相对缓和点，他们又出来了，找回自己的老主顾。
所以讲，上海女人和她们相熟的理发师、裁缝师的关系坚贞不移，稳定过经“明媒正娶”的老公，是种一辈子的追随。
那时我们家一个相熟师傅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出身的，后来在上海时装公司工场间做大路货，我们跟着妈妈叫惯他周裁缝，常会叫他来做衣服。为了怕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他割掉，后来改口叫他周彩凤，听似女人名字，实是周裁缝的谐音，需要时寄一张明信片给他：周彩凤，明天晚上来我家白相。他就心领神会了。
那个时候，旗袍自然是不做了，但我们会将海外亲友寄来的时髦照片给他参考，做出的两用衫、西装裤就是不一样。我们称赞不已，他却觉得十分冤屈——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因为当时资源短缺，妈妈从前的漂亮旗袍，都给拆了做成我侄子女儿的小人棉袄面子，这些都是他精心的作品呀！他件件都记得。
“哎呀，你这件旗袍是平锦做工的呀！我当年拆了改，改了拆，花了多少工夫呀！”
妈妈苦笑着：“这种东西现在比垃圾都不如，连红卫兵抄家都不要！”
周彩凤也连声叹息：“唉，我做了半世旗袍，白白里了！再也没人会穿旗袍了，就是有了，也没人穿得像了。喏，这种年轻人……”说着向我呶呶嘴。我听了还很不服气。现在想想，他的话一点也没讲错。
20世纪80年代，开放了，我立马请周彩凤帮我做了几件旗袍，但穿在身上横看竖看，总觉得穿不出妈妈当年的风韵，是不是周彩凤的技术生疏了？
已垂垂老矣的他幽幽地说：“穿旗袍，需要内功的！”我这才记起当年他讲过的那句话。因为终究觉得内功不足，再加旗袍确有诸多不便，首先穿一身旗袍去挤公交车，连踏步都跨不上。问妈妈当年是如何克服这个障碍的，她歪头想了半天，说：“要么那时的电车没有现在这样挤，踏步也没有那么高？”反正，现在不大有机会穿旗袍。
看来旗袍要真正完全回到上海女人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局限的。皆因今日上海女人比以前的上海女人要活泼忙碌得多，穿旗袍总有点行动不便。
有人好心办错事，将旗袍从做工到款式来个改良，特别是那些小商品市场的廉价改良旗袍，改得惨不忍睹。
旗袍已成经典，但凡经典，总万万不可随便改良的。旗袍的切、嵌、滚、镶工艺确实繁冗，但这正是其灵魂，将这个也贪方便简化了，这还叫旗袍吗？
旗袍要改良，只能从工艺、剪裁上考虑引入先进手法，如立体裁衣、纸版做样；在款式上，是轻易动不得的。旗袍是衣中贵族，那股贵气不在衣料本身是否名贵，而在做工是否精巧和穿衣人的内功是否到位。
近年上海的社交活动越来越频繁，级数也在上升，不少请柬上都明文指定：请正装出席。男人好办，一身西装满世界走。女人怎么办？特别我们这些中年女人，已常常被报刊的时尚版冷嘲热讽。昨天刚刚又看到一份报纸的时尚版，看似教中年女人如何打扮，骨子里是满腔蔑视，甚至提高到“严重污染了城市环境”的地步。
中年女人没这么糟吧？起码，中年女人穿旗袍，要比年轻女人多几分内功。基于市面上一件上得场面的晚装动不动就几千元以上，而且对我们中年女人，坦胸露臂是自曝其短，穿套装出席又太古板，旗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我的画家好友刘思也是个旗袍发烧友，近年她为我设计了好几件旗袍，其中还有手绘的，然后找了个中年裁缝严格把关教他如何制作，效果不错。特别一件红花布翠绿滚条的，大红配大绿，俗到极点负负得正，反成别致。初时还觉忐忑，后得到谢春彦称赞，顿觉踏实。
旗袍令女人自信，令女人在公众场合更注意仪态举止。女人穿上旗袍会格外注意到鞋和头发的整齐清洁，女人穿上旗袍会显得特别温婉贤淑。报端讲，上海奇缺西菜厨师，我则认为，上海还奇缺一批如周彩凤那样的手艺，又有现代审美观念和裁剪技艺的专业现代旗袍工艺师。
上海旗袍只有八十余年历史，还很年轻，她不应如日本的和服那样已游离生活，她应成上海一道流动的丽色，既可在社交场合闪现，也可在上海大街小巷迂回……拜托了，新一代时装工艺师，让旗袍回到上海女人身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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