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1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几经调档的迪士尼电影《花木兰》在中国大陆上映。电影采用中国人（或至少是华人）阵容，与中国古代诗歌人物相关，再加上迪士尼的强大宣发与影响力使得电影未上映前就备受瞩目。而事实上，这部电影本来也雄心勃勃地要重现甚至超越迪士尼动画改编真人电影的辉煌。遗憾的是，“Mulan”并没能取得出品方所期盼的效果，或者说，这部电影与中国观众的期盼并不相符。周五上映后，周末三天的票房约为2300万美元，正如CNBC所说，“在美国，2000万美元的首映成绩值得称赞（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但在中国，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北美院线联盟高级分析师Jeff Bock直言“中国原本应该是这部电影的救星，现在只能依靠Disney+的收入”。目前，这部电影IMDb（Internet Movie Database，是一个关于电影演员、电影、电视节目、电视明星和电影制作的在线数据库）评分为5.4，豆瓣电影评分仅有4.9（截至今日是5.0），即便考虑到各种因素，这部电影的口碑也不太可能有什么弥补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口碑势必对票房造成更为严重的影响，就算最后能收回成本并盈利，这部电影在迪士尼近年来一系列的动画改编真人电影中也谈不到什么成功。
在跨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产生碰撞后会互相影响从而相互借鉴，最终可能达成一定程度的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这一词汇经常被提及，这个词通常是负面意义。詹姆斯·O·扬在《文化挪用与艺术》（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the Arts）中，将文化挪用解释为“某文化背景的人使用源于其他文化的事物的行为”，这个解释比较中性，不带有贬义色彩，但他也指出，文化挪用可能是不正当的：它可能对原文化造成伤害（一是偷盗 ，二是以赝品、形象扭曲等手段剥夺原文化拥有者的经济、教育和其他权益）；或可能对原文化造成冒犯（亵渎神圣、破坏死者权利、错误再现原文化等）。在目前的使用语境中，“文化挪用”一般指不正当的部分，正常的文化交流则不用这个词汇。根据詹姆斯·O·扬的定义，文化挪用可分为实体挪用，如战利品等；和非实体挪用，它包括内容挪用和主题挪用两个部分。现在常常出现的是内容挪用，包括对原生文化的风格、文本、母题等的挪用。从正常的文化交流来说，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绵延不断，如佛教文化逐步向东方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从发源地印度半岛出发时，佛教的外在表现形式与今天在中国的面目差别甚大，即便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佛像和唐宋时期的风格也大相径庭，这种发展变化是自然的，形成于长期的动态变化中。与此对比，“文化挪用”就带上了一种强迫和打压弱势群体的色彩。这一现象在西方尤为受到诟病的一大原因，就是在欧美各国过去的扩张过程中，对文化原生地造成了破坏，在引用这些文化的过程中，也并未真正尊重文化的特质，甚至可能曲解文化本身的内涵。在如今美国黑人群体反对白人随意使用黑人符号的抗议中，就能体现弱势群体对“文化挪用”的反对。1978年，著名哲学家赛义德发表了著作《东方主义》。在书中，“东方主义”有研究东方的学问，思想风格和西方控制、统治以及对东方进行建构和施加权力的一种风格三层含义。在东方主义的描述下，欧美人往往是理性、现代的代表，而东方人则不理性、神秘莫测，无法用常理揣度。对这一点，中国人可能已经遇到了太多次。对中国人而言，西方对东方中国不切实际的描绘，实际上就是一种缺乏尊重的文化挪用。西方人对“神秘中国”的想象，既没有深入了解中国，也没有将中国的本来面目传递给西方内部的人们，中国的各种文化不过是一个个展示“异域风情”的符号。中国作为文化原生地，并没有获得与西方平等交流的机会，只是单方面接受着猎奇的目光。说回这部电影本身，鉴于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这部电影对中国市场的期望，我们可以认为迪士尼本身希望的是通过中国（华人）演员，以及比其他影视作品更为讲究的服化争取更多的市场，而非展示自己的傲慢，但影片还是暴露了前期准备的粗糙用心。再次抛开剧情不谈，从影片中堆砌的各种缺乏了解的文化元素来看，至少在素材编排上主创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尊重，观众对它的第一印象已经打了个巨大的折扣。而这部电影得益于高投资、多实景拍摄的先天优势，在某些方面又显得并不粗制滥造，这更可能在原本想象的基础上，造成更多的误解。看完影片的国人或许只想说一句话：“不是的，我们的历史真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