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住在切尔诺贝利

‍‍‍‍‍当女记者霍利•莫里斯来到普里皮亚季，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座活脱脱的“鬼城”：野草、树木疯一般蔓延了整个城镇。到处是20多年前居民撤离时遗留下的散乱家具，随处可见的布偶更是增加了一丝恐怖气氛……当地曾经的5万居民，早已搬离此地。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乌克兰普里皮亚季3公里以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权威人士判断，从这一瞬间到今后两万年里，这片土地都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望着这片曾经释放了广岛原子弹400倍辐射量的土地，莫里斯不太愿意停留。“我想赶紧完成拍摄，离开现场。”她心想。
‍‍‍就在这时，一缕炊烟从远方农舍的屋顶上冉冉升起。看到这一幕，莫里斯惊呆了。

在这个世界上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一个核能警察严加看守的生命禁区，一个出入必须时刻带上放射量测定器的“死亡之城”，谁还会住在里面呢？‍‍‍‍‍‍‍‍

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杨宙“要么向我们开枪，要么让我们住在这里”

‍‍‍84岁的玛利亚是核电站附近的帕里斯辅村仅剩的16人之一。一个寒冷的冬日，当霍利看见玛利亚时，她正穿着破烂的毛衣和一条大棉裙，坐在早已斑驳的门廊上，看起来结实又健康。‍‍‍‍‍‍‍

当时普里皮亚季市有21所学校，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带来的一系列伤痛则伴随这些孩子一生

1986年爆炸发生前，这个坐落在普里皮亚季河左岸的小村庄，居住着678人。

普里皮亚季是一个为核电站而建的年轻城市。它在乌克兰基辅靠近白俄罗斯边界的位置，创建于1970年。这个遥远的乌克兰小城，是一个象征荣誉和身份的城市，也是无数大学生向往的工作地。
1986年爆炸发生后，士兵们来到玛利亚家下令撤离。玛利亚以为只是暂时离开，把牛都赶到了自家地下室里。后来她被允许短暂回家，却发现牛都被宰杀了。

玛利亚-Rena Effendi摄

玛利亚和其他村民一起被疏散到了基辅以外的偏远地区。她很抵触，“1932年到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许多人就死在了那里”。
1990年，玛利亚不顾政府的阻拦，回到了自己以前生活的村庄。风云变幻，就在一年后，她已经不再属于苏联。然而她不管这些，无论政权如何轮换，她的诉求只有一个：“我们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不可能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与她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汉娜。

汉娜-Rena Effendi摄

比起玛利亚，汉娜位于扎沃洛特尼亚村的房子更完整些。见到霍利时，她头戴湖蓝色围巾，套着卡其色大棉袄，领着一只黄狗，一副自豪的模样。
面对大疏散，汉娜的态度更为强硬。1986年，苏联政府宣布核电站约30公里以内的地方不准居住，向11万余名当地居民发放了抚恤金，要求他们重新择址定居。汉娜不接受这样的命运。
她和家人，以及几个其他村民一同回到了村子。面对政府的阻拦，她彪悍地回应：“要么向我们开枪，要么让我们住在这里。”
贾丽娜的房子位于兹尔卡村的拐角处，她至今已在这个村子生活了52年，养育了4个孩子。她用精致的绣花布装饰餐桌，尽管桌上摆满了药和血压计——与许多当地人一样，她得了甲状腺癌。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从事的工作，大多和核电站有关

据统计，当年大约有1200个居民选择重新回到以前的住所，定居下来。他们当时大部分都已年过半百。
事实上，早在这些人回去时就被政府告知，他们会在短期内生病，甚至死去。他们也明白，这里的土壤、空气和水都已受到严重污染。但他们想，在这里过上5年的快乐时光，总比困在基辅郊区的高楼里过上10年好吧？

这里有他们父母和孩子们的坟墓，也有春天的午后，鹳鸟飞过留下的吟唱。秋日的阳光照进荒野里，狗吠远方，尽管那里没有人、没有车、没有飞机……“这其实是个美丽的地方。”

普里皮亚季河

妇女们生活在一起，缺少食物时互相帮忙，平时走路到各自的家里打牌、赌博，她们还做一番辩解：“不是为了钱，玩得越多，脑子越好用。”这是无论你在哪里都能见到的日常乡村图景。
在乌克兰，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Samosely”，自发移居者。2012年后，这个身份不再都是非法的了，当地政府非正式地允许老年人住在禁区里，但年轻人必须搬走。
享受这片土地

在如今普里皮亚季的各个小村庄里，“Samosely”的人数总共约为140人。这是一个人数负增长的群体，1999年时有612人，2009年时还剩下271人。可能是因为男的酗酒、抽烟，寿命较短，现在活着的大部分是七八十岁的“祖母”。

普里皮亚季小城的公交车

30年来，只有一个新生儿诞生于此。那是1999年，46岁的莉迪亚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小女孩一直在村庄里待到2006年，随后住进了禁区外的寄宿学校，每周末回家一趟。
在过去的25年里，“Samosely”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离世。他们如同切尔诺贝利的活标本，在历史进程中驻扎在原住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随着信息的解封、苏联的垮塌，越来越多人来到切尔诺贝利探访这个群体，记录下他们弥足珍贵的口述。通过各国摄影师的镜头，这些“Samosely”在封闭的核污染禁区里，让世界看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耶夫格尼-Rob Severein摄

77岁的水手耶夫格尼曾经航行到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但他不想与摄影师讨论那些过去的日子。“我们喝一杯吧。”他更愿意骄傲地谈起住在基辅的儿子和孙女。耶夫格尼自己却留在了禁区，因为他觉得要住在基辅的小公寓里，简直比在这受核污染还糟糕。

帕斯卡拉-Rob Severein摄

59岁的帕斯卡拉用土豆、牛肉、自制面包、奶酪和伏特加准备午餐。小麦是邻居们给的，牛奶和肉也是。有时候这些所谓的“邻居”，可能住在几公里外。重返禁区之后，帕斯卡与丈夫已在这里生活了30年，两人一起种土豆，与“邻居”们进行原始的物物交换。

坦加-Rob Severein摄

80多岁的老妇人坦加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年龄了。她平时自己在家种些蔬菜，顺便走到几百米外照顾腿脚不便的老邻居——但其实她自己早已拄起了拐杖。
白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也记录下那些来自普里皮亚季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安娜、叶娃、瓦西里、索菲亚、亚历山大……来自这个群体的所有人。
他们住在这片禁区里，看银色的白桦树叶渐渐转成金黄色；松树葱郁，透出乌克兰北部清晨的薄雾；在重污染的土地上空，有纯净的万里晴空……
他们开始享受这片土地。“没有人可以蒙骗我们，我们哪儿也不去。这里没有商店、医院，也没有电。我们坐在月光下点煤油灯，我们很喜欢这样！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家里。”
“一个记者说，我们不只是回到家，还回到一百年前。我们用锤子收割，拿镰刀割草，在柏油路上打麦子。”
他们过上与世隔绝的自在生活。
“我们不需要政府给任何东西，只希望他们不要管我们，我们不需要商店或公交车，我们步行20公里买面包，只要别来管我们就好，我们可以照顾自己。”
“我们当时没过多久就把收音机关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生活很平静，也不会难过。来这里的人告诉我们一些消息——到处都在打仗……是真的吗？”
“野猪或狐狸有时会来菜园，但是很少有人来，除了警察之外。”
没有了电视和电影，还有窗户

如今年过耄耋的他们，其实都是在20世纪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

居民住宅区，可以看见墙上的CCCP（“苏联”俄文缩写）时代标语

玛利亚有时会回忆起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军队来到家里的农场，带走了两头牛，两只猪和所有的土豆。父亲央求留下几颗土豆，却遭到了性命的威胁。
汉娜出生于乌克兰大饥荒时期，“差点被家人吃了”。她在大饥荒之后又经历了二战，目睹了纳粹横扫乌克兰，强奸、屠杀，1000多万乌克兰人死于二战。
经历了乌克兰大饥荒、二战与纳粹，在核辐射面前，他们也不愿意因为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而逃跑。
2011年不愿在切尔诺贝利久留的记者霍利，在2015年导演了纪录片《切尔诺贝利的老奶奶们》，关注生活在切尔诺贝利禁区的妇女们。
她发现，相比重返重污染区的居民，那些被重新安置的人面临更为严重的焦虑、沮丧、酗酒和失业，还有最根源的，原生社交圈的瓦解。甚至，生活在污染环境中的妇女，比被重新安置的人更长寿。
对于“Samosely”，在变迁带来的生理健康、核辐射的风险中，他们把筹码押给了家——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旅游价格

如今的切尔诺贝利已经开放为旅游景区，到了假期游客太多，需要提前一个星期预订。一个旅游团十几个人，每人100多美元，坐着奔驰商务车前往切尔诺贝利，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对于外面世界的人，切尔诺贝利永远是神秘和禁忌的代名词。导游会带游客到留守当地的老奶奶家做客，只是，当游客从老奶奶手里接过一袋苹果时，没有一个人敢吃。

他们理解不了那种禁区里的生活状态：“这里没有电视和电影，不过有一件事可做——看窗户，当然还有祈祷。”

文章为每日人物（ID：meirirenwu）原创，尊重原创，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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