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百廿特辑】忆昔丨从一个世纪以前开始讲起
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门”
01 文脉之源
1898年戊戌变法如火如荼之时，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904年初重定《大学堂章程》，设立“中国文学门”，但没有立即实施。而所谓“学门”，只是一种课程类别，不同于今日的院系。
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隶属文科的中国文学门，这时已是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这便是中文系的初步建立。
1912年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当时，中学研究已经渐退为“装饰品的地位”。在人们追问中学该何去何从的历史性关头，严复先生提出了使中学“尽从吾旧，而勿杂于新”。虽然年轻“海归”与“老先生”常有矛盾，文科内部桐城章门争斗激烈，客观上却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逐步走向规范。
02 黄金时代——五四时期
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锐意整顿学风校政，“多顾茅庐”、重金礼聘请来锋芒毕露的才子——陈独秀。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由此产生：1917年《新青年》迁至北京，“一校一刊”汇合。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拉开帷幕。
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位主将。他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
辜鸿铭先生是旧派人物中的重要代表。他在学术上的建树颇丰，翻译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向西方宣传东方文化与精神并产生很大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国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北大国文生邓中夏，在运动中不畏强权，镇臂高呼。
03 浪潮中的辉光——二三十年代
鲁迅先生来到北大任教，讲授小说史。他在对小说资料进行大量搜集整理的同时，融入自己“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每周仅一节课，教室常座无虚席。
刘复的语音乐律实验室，吴梅的曲学研究，钱玄同的古代音韵研究等等，都为北大国文的学术成就再辟新路，再开辉煌，赋予学术一种崭新品格，各自从某方面展示了北大学术特色。
抗战岁月里的学术净土
04 重组与新生
北京西南燃起战火，1937年9月北京大学奉教育部命南迁，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于11月19日开始上课。
一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4月，长沙临大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时期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学校设备简陋，生活条件艰苦，但合并后师资力量的汇合，使联大中文系的教学、科研力量空前雄厚。据统计，联大期间曾任中文系教授者共12人，原属北大的有：罗常培、罗庸、杨振声、唐兰、游国恩、魏建功。
05 逆流中独立
抗战期间，教育部加强对大学的控制。1939年秋，教育部拟定《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对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作出了具体限定。联大中文系教授对此种教育统制十分不满，因此，虽校方要求各系科遵循“部订”，但在中文系内部，并未为其所限。
大一国文（读本及作文）是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系里专门成立了大一国文委员会，于1942年编定《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本》，将语体文（即反映新文学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引入大学国文教材，意味着对当局具有严重复古倾向的教育政策的反对。
从1944年起，又编选而成《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并明确其目的是训练学生“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学共同的立场上创造现代的文明”，在沉闷、复古的时代“大气候”中坚持了一种独立、进步的学术立场。
06 论辩与革新
处在新旧变革的时代，联大中文系也成为新旧两派文学的论辩基地。
1941年，闻一多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语言文学系培养的对象只是限于’乾嘉遗老’式的和‘西风东渐’式的学者, 很难出作家”。当时的中文系更像是“国文系”，重旧学，轻新学，以音韵、训诂、考据为主要讲授内容。
1946年，闻一多针对中文系“中西至立，文语不分”的弱点，提出合并中西，分立语文。这一构想极富前瞻性，为建国后的院系调整提供了参考。
07 大师之大学
联大时期，外界干扰少，学术氛围浓厚，许多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
联大中文系聚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杰出人物：早期新月派领袖和理论家闻一多、著名散文家兼诗论家朱自清、汉园三诗人兼散文家李广田、学衡派代表兼戏剧家陈铨、京派作家沈从文、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等，共同构成“西南联大作家、诗人、学者群”，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独立复校。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大量人才，后来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著名学者朱德熙、季镇淮、阴法鲁、吕德申、王瑶、李荣、冯钟芸和作家汪曾祺等都出于此时。
建国后的“中文第一系”
08 四方合流
1952年，教育部大规院系调整，北大从红楼沙滩迁至西郊燕园。在吸纳了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并迎接燕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和新闻系加入后，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正式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文系设立中国语文学、新闻与编辑两个专业，任命杨晦先生为院系调整后的第一任系主任。同时，中文系的教师数由复员后的7人增至49人。
09 改头换面
新生的北大中文系，按照苏联的教育经验调整专业设置，改变治学方法。1954年，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等访校，中国文艺学新的体系也随之建立。
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系并入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成立了语言专业。学科门类日渐齐全的同时，一代大师纷沓而至。
10 大师云集
杨晦教授是一位固执的夫子。在“专门化”教育盛行之际，他坚持文学与其他学科存在有机联系，强调文艺与社会、与时代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学创作不是孤立的”，杨晦先生的思想薪火相传，影响了一代代中文系师生。
1954年8月，王力先生站上了中文系的讲坛。他将汉语史建设成一门综合性课程，白手起家，完成《汉语史稿》，奠定了后来汉语史教学与研究的框架模式；编订《古代汉语》，成为一代经典教材。
王瑶先生以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和批判思维，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袁家骅先生四处奔波，多方考察，撰写《汉语方言概要》；魏建功先生深入古音系研究，1959年主持创立古典文献专业；高名凯先生发起引起巨大轰动的学术讨论，奠定语言学学术独立的地位……
11 热血与伤痛
1954年，由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开始，一场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胡适的实证主义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一石激起千层浪。
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不少师生纷纷发表文章，要求镇压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一些受到鼓舞的知识分子要求对之前的批判唯心主义重新作出评价。游国恩先生批评教学中存在教条主义，王力先生也发文批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错误倾向。
年轻气盛的学生们亦纷纷响应。中文系学生张元勋、深泽宜联名贴出诗歌体大字报《是时候了》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撰写“墓志铭”，公开指斥某些左倾党员。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文系
12 百废待兴
1977年10月，十年动乱逐渐结束，教育事业复苏。北京大学率先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中文系也在1978年招收了恢复高考后首批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文如旧，中文维新。
13 变革中重建
70年代末，中文系开始有计划地组织重建工作。其中现代文学教研室在中文系最先恢复了学术活动。他们和北师大、北师院两校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合作，针对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长期争沦的问题，先后组织3次学术讨沦活动，推倒“文革”时期对相关问题所做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30年代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这些学术讨论直接推动现代文学学科的教研工作，也奠定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调。
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新教材的编写成为中文系的重点工作之一。到1978年6月，中文系各教研室已编写出《古代汉语》、《中国古代诗歌选》、《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参考资料》等十几种教材。
系里重新开设了选修课，希望重建教学秩序，恢复自由包容的选课传统。其中有些课程令全校瞩目，比如袁行霈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一课，受到专家学者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吸引不少外系同学前来旁听。
正式恢复了学分制，规定本科生修满学分方可毕业。但这一机制也不乏灵活性，鼓励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和条件选修一些课程。
当时的学生毕业要达到的不仅是学分上的要求。按系内规定，只有在时事政治学习、业务实习和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等方面均合格才能顺利毕业。
14 成果丰硕
整理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如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诗词格律概要》，林庚先生的《天问论笺》、《唐诗综论》、《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等，可谓洋洋大观。
1986年，北大古文献所开始主持编纂《全宋诗》。《全宋诗》搜采广博，涵容繁复，巨制轶作，皆荟萃于斯，可谓中国近百年来古籍整理难度最大、最具规模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史、文学史研究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1986年9月，北大中文系招收一批优秀青年作家为本科三年级插班生。同年10月10日，文学讲习所7期、8期两届学员中的50多名作家组成了北大作家班，1988年和1990年又分别招收两届作家班。这前后三届作家班凝聚了当时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作家和评论家。
15 继往开来
温儒敏先生曾言：“中文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包括几代学人的学术经历，都折射出特定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嬗变景观。北大中文系走过许多泥淖与弯路，她的历史图景中也有过不光彩的暗影，但那种自由、严谨、求实的学风，那代代薪传的‘系格’，始终没有中断或放弃。”
历史是如此丰饶，人文是如此蔚起，惟“系格”常新——是中文系那最有温度的内核，支撑我们继往开来，守正创新，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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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编：中文系微信平台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