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迄今我国最大类书——《中华大典》编纂始末
《中华大典》之《 哲学典》
2019年5月，随着《军事典·战争战例分典》的最后付梓，国务院批准立项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重要文化工程建设项目、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十一五”国家重大工程出版规划首位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中华大典》，全面完成了编纂出版工作。一部涵纳百科、包罗万象的大型新式类书，在历经30年的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之后，终于构筑成卷帙浩繁、融古通今的蔚然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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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悠悠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其间积累承传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它们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藏。
正像我国古代其他传承有序的图书系统一样，“采摭群书，分门辑录”的类书编纂也是渊源有自、由来已久。而以三国时期的《皇览》为开端，在至清末的近2000年间，或为资治镜鉴，或为科考应试，或为诗文撰著，我国共编纂各种类书约1600种，并相沿成习，以至于今。
《北堂书钞》
其中著名的，如隋代《北堂书钞》，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等。
《永乐大典》内页
作为我国古代文献学上的一大创造，这些兼具工具书与资料库两重功用的古代类书，使许多早已失传的图书内容，借助这种编纂方式幸得保存，其在传承我国古代文献资料方面一直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为延续古代类书编纂传统、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1987年4月，四川巴蜀书社率先提出编纂《中华大典》的倡议，得到十数家古籍出版单位的响应，“《中华大典》编纂筹备组”随之成立。筹备组及相关出版单位就编纂《中华大典》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先后八次组织专题座谈和专门访谈，向分布在全国17个省市人文社科和科学技术领域约260位著名专家学者征询意见、听取建议，得到热切支持。
1988年10月，巴蜀书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湖南岳麓书社等17家古籍出版单位，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讨论通过了《关于编纂〈中华大典〉的请示报告》《关于〈中华大典〉纲目设置的构想》及《全国各地著名专家学者对编纂大典的意见和建议》等文件，并在同年12月，先后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得到领导同志肯定。
1990年8月29日，国务院批复同意编纂《中华大典》，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给予支持，并“以国家利益为重，共同做好《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非常关心大典工作，先后为《中华大典》题词、批示或作出指示，要求认真编好中华大典。大典也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项目。
出版单位开始倡议编纂《中华大典》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十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已经开启。广大出版人及相关主管部门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主动倡议编纂大典，积极推动出版大典，实可谓是正当其时、适逢其会。
《中华大典》之《音韵分典》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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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1990年的大典试点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再次就《中华大典》的编纂总则、框架体例、资料普查、书目界定、版本择选、材料取舍、校点规则、收书时限、标点使用、录排格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会议基本议定了大典的框架体例、字数规模以及经纬目交织的编排方式，设经目四级，分为典、分典、部、分部；设纬目九项，分为题解、综述、论述、纪事、图表、列传、艺文、别录、书目。
全书初步设定22个典（后为24个典），预计收录古书2万余种，成书总字数约为6亿字。这之后，《医药卫生典》《法律典》《历史典》《教育典》《文学典》开始组织试编。
《中华大典》
1992年9月9日，“《中华大典》工作、编纂会议”在京召开。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正式启动。
《中华大典》编委会由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史家，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任主任，全面负责《中华大典》编纂业务工作。
任继愈先生（1916.4.15—2009.7.11）担任《中华大典》编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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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遇到了许多难题。
首先，框架规模难以确定。大典作为全面辑录我国古代文献资料的大型类书，需对分散在全国各地各处上自先秦、下至1911年的古代文献资料进行广泛普查与系统收集，不仅工作难度大、需用时间长、耗费人力多，而且还牵涉各项相关费用。这就使得一些典的字数规模、框架内容，在资料难以准确预估、经费缺少必要保障的情况下迟迟难以厘定，直接影响到这些典的实际启动。
其次，编纂队伍不易组织。大典是按照现代学科分类的新型类书和古籍整理项目，大典编纂者既需专业学术水平，也需了解相关历史文献，同时还需具备一定的古籍整理能力。在现如今各个学科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组成这样的作者队伍实属不易，这在有关科学技术典的编纂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再次，稿件编校一再迟延。专家学者参与大典编纂均为兼职，只能利用工作之余从事大典工作，一些稿件时常不能按时交付；个别非古籍整理专业出版单位，缺少古籍整理经验及编校人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并影响了大典实施进度。
最后，项目缺少经费支持。大典项目实施过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必要的资金保障。虽然国家曾以周转金、专项资金的方式予以支持，个别相关部委、地方党委或高校院所给予过适当补助，一些出版单位也做了部分投入，但这些杯水车薪都远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字数规模庞大的重大文化工程。
《中华大典》之《文字分典》内页
由于前述主要原因，大典项目虽自1992年已正式启动，但直到2006年大典项目再启动之前，大典24个典实际上只启动了《文学典》《医药卫生典》等八个典。而自2006年起，由于大典工委会、大典办作了相应调整，大典资助经费也明确由国家财政支出，大典其他16个典才开始陆续启动。
《中华大典》之《训诂分典》
虽然大典项目遭遇困顿，一些典甚至陷于停顿，但大典工委会的老领导、编委会的老专家、大典办的老同志，依然坚忍执着、努力不懈，并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基础上取得令人称道的阶段性成果。
至2011年年底，大典共完成书稿编纂约4亿字，共实现出版约1.6亿字。这时的大典项目已经形成了统一制度规范，稿件编纂已经具有了相当字数规模，项目实施已经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24个典也都已经全部启动并全面展开，所有这些曾经的努力，最终都成为全面完成《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作的必然基础和必要前提。
为改变大典项目整体长期进展缓慢的状况，2011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决定，将《中华大典》项目纳入国家出版基金。
《中华大典》之《训诂分典》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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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典》从倡议编纂到全面完成整整历时30年，在此期间的上万个日日夜夜里，无数人不改初心，牢记使命，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大典事业。
而积数十年之功的《中华大典》，在历经设定框架、确立规则、网罗资料、择选版本、摘录文献、详记出处、合理类分、科学编排、统一版式、认真编校、终审把关、精心印制等多重繁复环节之后，也终于垒土成高台、细流汇江海，从而成就为一部连篇累牍的鸿篇巨制，成就为一座巍然耸立的文化巅峰。
大典全书共分24个典、110个分典，涉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博物馆等约6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逾千位专家学者，以及15个省（区、市）的19家出版单位。
自1999年8月《文学典·宋辽金元分典》《医药卫生典·医学分典·基础理论总部》率先出版以来的20年间，大典共出版408册、7.45亿字，是明代《永乐大典》的两倍、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的4.5倍，超过我国历代所有类书的字数总和，成为自古迄今的最大类书。
“典”的本义是“大册”，指重要典籍、典册，其后引申也有标准、法则、规范之义。
《中华大典》虽参照了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经纬纵横交织的编排结构，但又结合新时代的新特点，融入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现代学科分类方法，彰显出了独具特色的综合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既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又具有社会实际功用和文化学术价值。
尤其数学、理化、生物、天文、地学以及工业、交通运输等科学技术典目的设置，极大地拓展并丰富了我国类书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创新创造出新的类书编排体例，其对推动我国类书编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华大典》之《音韵分典》
《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是专家学者与出版人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命担当的体现，也是他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竭诚奉献的一份厚礼。
规模大、体例新、资料全、学科多的大典项目，在各典不断出版的过程中，其多重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影响就已开始不断显现。
经济史专家撰文评介《工业典》是一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工业史大型类书，对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工业经济状况、认知传统工业近代转型、构建中国经济史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史专家认为，《法律典》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就有系统全面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这对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争取我国在国际法律界的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大典》之《生物学典》
动植物学家们在参编《生物学典》的同时，依靠已经收集到的丰富资料，还完成出版了《中国古生物学古籍题录》《中国古代动物学名称考》《中国蝗虫学史》等学术专著。
在已编纂出版大典的基础上，有的出版单位已开始筹划出版诸如“科举”“环保”“保健”等系列专题史料集；有的出版单位拟借助计算机及网络技术，进一步开发建设覆盖整个学科领域的系统全面的古籍文献资料数据库。
而反映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天文典》《地学典》甫一问世，很快被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以及英国皇家天文台等国外机构收藏。
这些事例都可表明，作为集中华文化典籍之大成的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当代科学研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必将发挥越来越多的重要作用。
《中华大典》，山林以启，志在未来。
（本文作者张彦周，为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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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7月17日16版“钩沉稽索三十载 披沙沥金筑大观”
图片来源：《中华大典》和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版编辑：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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