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方，为了一件大事
【读书者说】
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等，呈现了一幅幅宏阔的历史画卷，它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生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决定性基础。人们通过大量的历史著作和影视作品，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有了深入了解。但相当多的人也许并不清楚，在解放军的铁流滚滚向南的同时，有一批人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艰难，秘密踏上了向北的路。这些特殊的“逆行者”，为什么去北方，又是如何去北方的，而去北方又昭示了什么？最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向北方》一书，就记述和回答了这些问题。
《向北方》是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作品，反映的是当时进步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由香港去北方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非凡过程。该书由全国政协文史馆的李红梅、刘仰东两位研究员精心撰写而成，他们通过大量的珍贵史料，爬罗剔抉，构沉梳理，全面真实地呈现了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的这独特一幕。全书言必有据，即便是合理的推理，也必予考证比勘，体现了严谨的史学作风；而文笔生动、叙述精致，反映了高超的写作技巧。至于书中穿插的珍贵历史照片与精心设计的历史地图，更给人以一种历史带入感。读是书，真可谓开卷不能释手，掩卷令人深思。
《向北方》 李红梅 刘仰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
早在1948年春天，随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反攻进入战略对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以其远见卓识，审时度势，开始谋划新中国的建立。而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必须得到全国进步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因此，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发布了“五一口号”，倡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5月1日《华商报》刊登“五一口号”
毛泽东还另给李济深和沈钧儒这两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写了信，阐述了召开新政协的意义和时机，并以“提议”的方式真诚地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一经发布，立即引起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由于当时大多数民主党派的总部设在香港，许多著名人士也集聚在香港，因此“香港潮涌”成为“向北方”这一事件的开篇。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
从《向北方》一书中看出，由于大多数民主党派经过14年抗战的艰辛，渴望获得真正的和平，而重庆谈判、旧政协会议的失败等阴影，又让他们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深感痛恨，因此，当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时，很快得到这些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第一个公开响应的政治团体是谢雪红任主席的台盟，其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中共的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的要求，也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而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革、民盟、民进、民促、民联、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则以联合通电的方式响应中共号召，他们在通电中称，中共的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后来，民进等党派还单独发表宣言，称中共的口号“为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
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尽管在其他方面的主张不尽相同，但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点上，则非常一致。而这种一致，是基于他们自身对谋求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光明的新中国的愿望，他们相信只有借着中共才能实现这种愿望。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积极准备北上，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
作为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济深，是中共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头号人物，他把这次北上称作“为了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是“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这可以说是表达了当时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共同心声。
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秘密北上解放区
关于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的情况，以往见诸一些回忆性的文章，但大都较为零星，难窥全貌。《向北方》一书通过各种亲历者的日记、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相关研究资料，经过综合分析，为我们描摹了这一完整的过程。
按该书所述，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大军正进行战略决战，把集聚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通过陆路或空中直接送入解放区根本不可能，所以周恩来最初曾设想开辟一条“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空中专线，但终因港英政府的推托而未果。于是重新设计了“香港—罗津（朝鲜）—哈尔滨”的海路运送线，但这要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海上封锁线，可谓危险重重。为此，周恩来专调钱之光前往香港，而中共香港分局也成立了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饶彰风的五人小组，精心组织运送民主人士的工作。运送的路线后因战事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有的在大连登陆，有的在天津登陆，有的在青岛登陆。
1948年周恩来在西柏坡
据参与运送工作的杨奇和罗培元回忆，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由香港运送出的各界人士，大大小小有20多次，共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有170多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向北方》的两位作者通过认真分析，将这个170多人精确到177人。
单从这些数字来看，就知道运送工作的不易。但最为艰难并险象环生的事，主要发生在离港的过程中。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港英政府的阻挠，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包括许多德高年劭者，个个乔装打扮，而中共人员更是采用了种种调虎离山计，方才把他们安全送上北上的轮船。即便是这样，原为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的著名军事家杨杰，还是被毛人凤派去的特务所暗杀，最终成了带黑框的政协代表。杨杰的遇害，社会各界无不震惊和痛悼，同时更加激发了广大民主人士对蒋介石的痛恨。加快北上，成了他们最大的愿望。
与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境遇不同的是，民主人士历经艰险到达解放区后，即受到中共领导人热情而真诚的接待。如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蔡廷锴等四人抵达朝鲜罗津港时，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专程前往迎接。沈、蔡等一行乘专列抵达哈尔滨后，东北局领导人高岗、陈云、林枫、蔡畅等悉数在火车站迎候。现在留有一张沈钧儒走下专列的照片，这位老人步出车门时，脸上露出不加掩饰的笑容，说明其心情是极为愉快的。而蔡廷锴则在日记中用了“招待甚周，无微不至”八个字，来赞许中共对他们的态度。
其后抵达北方解放区的各批民主人士，同样受到中共极高的礼遇。特别是作为民主党派旗帜性人物的李济深的到达，周恩来尤为重视，他亲电东北局，就接待工作做出具体部署，甚至细到如何安排欢迎宴会上的座次，这让李济深十分感动。黄炎培因是由天津直抵北平的，董必武、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亲到车站迎接。又因同日恰是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入京，黄即于当日见到了毛泽东，并于次日接着晤谈，成为民主党派中的第一人。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北平中南海合影。筹备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常务委员会。
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到达，则是周恩来亲到车站迎接。司徒老人在受邀去毛泽东的双清别墅时，毛泽东鉴于其年过八旬，特嘱用担架抬其上山。但因没有现成的担架，就用毛泽东的藤椅绑上木棍作为“轿子”。毛还叮嘱抬担架的年轻人：一定要轻轻抬起来，抬上肩后要走稳走齐，不要让担架晃动。这让司徒美堂非常感动，由此留下“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的佳话。
正是有着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冰火两重天的感受，这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甫一到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之中，并积极献计献策，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共襄伟业，在中共领导下擘画开国
如果说人民解放军的不断向南是中共党史的“正篇”的话，那么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的向北方就是中共党史的“外一篇”。阅读这个“外一篇”，我们在感到精彩之余，还会获得这样一些启示：
（一）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关于这个问题，熟读历史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可以说是心知肚明，所以他们把统一战线列为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就积极与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相接触，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也通过自己的遭遇，大都放弃了走中间道路的幻想，积极向中共靠拢。譬如龙云在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后，就形成一句口头禅：“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龙云作为新政协的“特邀代表”虽因时局而没有出席，但他的态度反映了“人心向背”这一铁律，也诠释了中共统一战线的魅力。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登陆后合影
（二）中共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关于新政协由谁来领导、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是什么关系，曾经在民主人士中有过分歧。大多数民主人士认为，新政协理应由中共来召集和领导，因为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如果没有中共，连新政协都不可能召开，更遑论建立新中国。曾经有过犹豫的李济深，抵达沈阳后也表示：“我既下决心并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谭平山则说：“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是要大家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身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朱学范更是坦言：“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真不是人为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三）现实是最生动的教科书。人们常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对于那些饱读诗书的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来说，现实的对比是更直接的教育。他们在国统区大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政治迫害，感到心灰意冷、前途黯淡，而甫一进入解放区，就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真诚欢迎和热情接待，其心情之好可想而知。后通过各种参观，他们目睹解放区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氛围和面貌，感到自己一生追求革命和进步的目标终于能够实现了。为此，当时北上的民主人士曾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对时局的看法》，无保留地表达了这种欣喜之情。后来，新政协的筹备与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与组成，进一步印证了这些民主人士的感受，即中共对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完全真诚的，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最终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1948年11月，从香港驶向东北解放区的“华中轮”上，周海婴拍摄的郭沫若、许广平、侯外庐（左起）。
总之，《向北方》一书给人启发多多，是一部难得的历史纪实作品。我们党一百年来的实践证明，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向北方》以大量的史实说明了这个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其出版有着特殊的意义。重温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共不平凡的历史，从中受到教益。
（作者：府建明，系凤凰传媒编委会编委、编审）（本文图片均选自《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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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7月22日11版“《向北方》：为了一件大事”
图片来源：均来自《向北方》
本版编辑：谭华
微信制作：李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