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海：规划的存在感
5月9日，2016清华同衡学术周在北京开幕。学术周以“新视野，新规划：管理与实施下的城市规划”为主题，由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提供学术支持。活动汇集多位重量级专家学者，研讨新形势下城市规划的发展趋势和变革方向。当日下午，沈迟、侯卫东、吴必虎、王富海、袁昕等5位具有不同代表性的规划机构领军人物齐聚“群英汇”论坛，就“规划院何处去”这一热点话题作主旨报告与对话。
城市设计经授权发布“2016清华同衡学术周”部分观点文章，请持续关注。以下内容来自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的主旨报告《规划的存在感》，根据速记整理删减，未经专家审阅。
我用了一个词叫“存在感”，没有用“存在价值”。价值是可以度量的，度量肯定需要精确，需要很严肃的去做这个事情。我做了30年的规划，非常的严肃。30年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规划根本就不是一件严肃的事。也就是不能太较真，为什么？曾经我们做深圳规划，我们非常认真，非常严肃，也得到了一个称号叫“做按照规划建设起来的深圳”。但是实际上当统计数据出来，就发现深圳总的建筑面积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于违法建设，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的建设。
我们再来看这个城市的话，它现在是创新、包容和多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深圳呢？如果当时真正按照我们规划，打造的有秩序的深圳的话，深圳绝对没有今天。如果做一个对照，比如珠海，可能不够确切，因为珠海本身也是很有活力。但是相比深圳，珠海在经济和各个方面应该说更单一些。“自发”给深圳带来了刚才讲到的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反思一下。其实早晨尹老师（尹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副理事长）讲到规划价值观，我们规划的价值观确确实实是美学，是功能，是比例。自发生长的城市、社区它可以说给相当多的人提供居住的功能，一座城市拥有这些自发性的不在规划的区域，恰恰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实力。也因为有了这些自发的城市，我们的城市进程快了很多。
深圳因为其天生的移民属性，如今在国内一线城市中有普遍认可的包容性
再回到规划本身两个特点，第一是测不准，第二是变动性。我们规划的前提是要预测，预测人口进而预测土地的需求。20年的时间你去预测的话能准吗？说实话谁要是告诉我哪个城市20年前的预测对了，我说绝对蒙的，预测人口这件事太偶然了，不准才是必然的。首先就是我们的数据基础，预测方法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其次还有社会的变迁、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变革、观念的演化以及建设模式等等一直在变化。在一个社会如此巨变的时候，你以现在的状况预测20年以后不是瞎蒙是什么。我们在建设当中也有很多的变革，比如说我们规划的标准，原来有千人指标，现在千人指标很多都废掉了。我们现在千人指标用的最多像教育、医疗等等这些东西恐怕也变成变革的对象。我们也知道你有多少的住户需要配一个中学，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但是你知道现在我们有择校这么回事啊？你知道这个房地产建起来都卖出去了，但是可能有几百户人家只有10%的灯是亮的。你学校建了，有多少孩子在那呢？还有我们的家庭结构又发生了突变，二孩政策又来了。这些都会对人均用地这个指标造成或高或低的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规划师给每个城市按照规模来提供一系列的依据，说在我这个地区人均100平米是不够的，其实人均用地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客观性。深圳的罗湖50平米，这个城市很差吗？你用150平米，这个城市又很好吗？恐怕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投资的规模，各种设施的配套以及生活方式等等这些需求在当前阶段也许有它的必然性，不是你人为可以选择的。
1982年底在蛇口水湾头村临海的滩涂地上，6幢多层三来一补厂房悄然峻工。次年9月三洋株式会社，在这里开始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生产，二十多年来先后有近百家不同性质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入驻，三洋株式会社是其中时间最长、最著名的，为此人们就把6幢厂房称为"三洋厂房"。如今，这里是创意产业园区，南海意库
再有像我们规划不断的修改，甚至像建筑，我们规划和建筑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在设计一个变动的系统，你必须跟着它变。建筑，好歹我设计好了，建好了，定了。但是再看看，用30年来看建筑实用功能的变更发生的还少吗？所以某种程度上如果用精确做规划，我相信这是痴心妄想。甚至我觉得早些有一个系统动力学可以模拟城市，现在有智慧城市可以把城市生活弄的很精确。早晨的尹稚老师讲到了人居环境科学，以此希望对庞大复杂的系统，最后有一个大的融会贯通。我非常希望有这一天，但是我相信我看不到，在座各位恐怕也看不到。
基于过去政策的规划中人口预测方法的必然需要调整
所以规划本身很多结果对了是偶然的，不对也没关系，后边的使用会对它进行调整，后边的规划会对它进行弥补。某种程度上规划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你提出一个办法，并不是最好的办法。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变动它，我相信这要付出很高昂的社会成本。怎么办？我们当然不能一成不变，需要不断的改革创新，但是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我用的是存在感，是几个方面的感觉。
第一方面 规划存在的时代感
1950年代建国以后是建设，而且规划做的很快。规划主要是配合国家的建设重点，56个大项目，若干个重点城市，还有一些老城市的基本环境改造等等。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规划的存在感叫做配合。60到70年代不说了，停止。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隐身，规划并没有完全停止，但却是隐性的。
改革开放后的城市规划设计行业，发展的节奏与时代脉搏密切同步
1978年是规划的春天，但是在我看来当时的行业是很低端，当然它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1980年代通过特区、开发区建设，使规划有很大的突破。这个阶段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突破当时规划体制的一个尝试，也是当时塑造规划的存在感的过程。1990年代是规划的黄金期，规划实用价值比较高，从思想到具体做法上面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规划的基本原理，叫做内敛。规划从90年代开始走到台面上面。到2000年代，我们规划可以说进入一个爆发时期，吴老师的一些统计数据，还有上午的统计数据也告诉我们这个概念，在这个阶段规划的作用被抬的很高，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土地财政问题。
甚至这几年不是土地财政的问题，通过土地开发再去卖地收钱，地方政府觉得这么玩太慢太傻。干脆拿土地通过政府的融资平台，直接去变现。规划在这里边起了很重要作用，整个行业爆发式的发展，各种各样方面的资金和人才都进入到规划这个领域。
我个人认为，规划已经走向了多元的概念，只不过多元过程并不是很有秩序，而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冲击。这时候可以说规划的思想和规划的做法都大大的走样，完全背离了我们很的初衷和原则。包括我们讲到南沙，南沙有这么大的地，有那么多的想法，规划做了大的格局。不再像之前开发区从三五平方公里起步，小格局做成一定的人气和综合性以后，再开始往外扩张。那时候小格局造就很好的效果，南沙一开始做大格局，规划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阶段规划的存在感，我觉得更像是工具。别以为我们的社会关注度高了，好像地位提升了，兜里的银子好挣了。实际上我们恰好是背离了规划应有的价值。
清爽的天际线，通透的轴线，城市规划师在大地上实现自己的远大前程
到2010年代，可以说进入到物极必反的状态。同时我们规划的种类也开始丰富起来，我们有了很多的专项规划。但是这些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的权重和关系并不清楚。为什么叫城市总体规划？总体是干什么，不就是综合和协调的吗？当总体规划面对一个专项内容，一个法定的专项规划，谁来协调谁呢？综合协调本来是规划固有的能力，但是目前我们本身被肢解了，综合性地位被打压，出现了一些转折。如何处理这些转折，决定了规划的生存状态以及能不能很好的实现蜕变。
从时代的角度，我们的存在感在不断的增强。随着中国在人类历史上难以见到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我们规划的英雄情结不断的被放大。这个过程当中行业整体都是被动的，在膨胀当中我们走完了一个时期。
第二方面 规划存在的角色感
理论上来说，规划的角色包括四大类，第一，政府。第二，企业。第三，公众。第四，规划专业人员。这四个角色决定了规划如何形成一个好的关系。这里面我们现在可以说政府和我们的专业形成了一个直接对应的关系，我们直接服务于政府。但是间接上，企业和政府，企业和我们的专业，现在构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知道社会的变革一定会走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公众的力量、大众的需求。现在，城市发展当中的社会的要求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专业实践了。
公众对政府产生需求、对专业提出要求，这时候政府、专业以及公众的关系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看到西方的规划和我们正在实践的这个东西，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到底会不会很快被打破，是不是很快就会变化呢？我个人觉得现在的政府对规划的影响依然占主导地位。我们本来认为新型城镇化、新常态下政府影响会有所变化，非也。公众参与的地位会不会提升，我现在只看到一些苗点，没有看到更新的东西。企业怎么样参与其中？如果作开发公司的重要力量出现也是一种方式。以后政府、公众和企业这三样都会对我们的专业起作用，当前阶段一定是混沌的时期。
公众参与可能会意味着未来的整个规划设计行业的游戏规则的改变
尤其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讲，以前规划设计方案中的领导意志太多，接下来我们要走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这应该是我们专业的责任。从专业情怀这块我们也应该对城市负责。
所以规划存在角色感，我个人觉得未来对上，我们要更加的做好总体的规划；对下，这块我们要把自己拆解掉，深入各个角色当中能够了解他们，参与他们，帮助他们。
第三方面 规划存在的方式感
这里我罗列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技术载体这块，法定规划是现在大家都关注的事情。从规划管理部门来说，就是做好法定规划，依据法定规划做好两证一书，现在的体制里面，规划管理部门只对自己的行政行为负责，不对城市负责。我们的规划编制人员莫名其妙有很强的人文情怀，对城市有很强的责任心。从技术方法方面，过去我们名词横飞，提各种各样的词、经常拿着大旗去做战略规划，战略规划的结果会怎么样？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规划那里该守的道都弄掉了。
同一时刻、同一城市的不同地方，空气质量受到交通流量、工业排放、道路密度等因素影响，我们很难精确地判断一个没有建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的地方，空气质量到底如何，因为是非线性的。微软亚洲研究院用两部分的大数据做实时的细粒度空气质量分析，第一部分是已有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实时和历史观测数据。第二部分加了其他数据源，气象条件、交通流量、区域人的移动性、这个区域里面的兴趣点分布，比如有多少厂矿，有多少个电影院、酒吧、红绿灯等。利用这些异构数据建立一个地方的数据分布，以及这个地方空气质量观测值的网络模型，最后得到一公里乘一公里范围内的细粒度。
现在大数据对于城市当中的行为的有非常精准描述，但是对于未来趋势的判断，难道真的能给我们一个所谓更加科学化的一个结论吗？我个人真的不是这么看的。因为你只是主观上作为规划师，你有更好方法去了解城市的行为。但是城市的建设、管理、运营这些行为有太多的非科学的因素、太多文化、人文因素，非理性因素。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个人觉得确实规划要抓好我们的真技术：海绵、智慧、生态、安全等等。
我们的主要成果，一方面是做好规划，另一方面要学会制定规则。因为按照我们现有的规划是全覆盖、全过程的一个控制性规划。我们对城市建设的所有行为都要进行管理，你能管的好吗？用一种价值观，一拨人能够管好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吗？不可能。
所谓的市场在配置资源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城市规划中，我们也应该重视二八原理。也就是城市当中有20%的面积或部分是需要你去认真对待、好好的去做，因为它控制整个城市的框架和主要的风貌，剩下80%我们就制定规则，让市场更多去说话。这样的规划才会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城市，会给我们带来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城市。
5月4日是简·雅各布斯的百年诞辰，作为一个“外行”的她写就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让美国规划设计行业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巧合的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与转变。
规划存在的客观环境一方面是我们城市化加速期和城市病的高发期，另一方面的主观背景是主体多元化和混乱博弈。长时期存在的规划方案和管理为社会与城市提供了一个秩序重建期。
规划存在的角色也在转变，一方面技术进步推动着行业转变，一方面我们应该放弃过去的英雄情结，放低身段，要真正扎进去了解城市，适应城市。
以前我们总是要去创造一个城市，但是这个思路如今看来是错的。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引导城市从现在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才是我们规划价值的重塑。
规划存在的方式也在转变，我们不仅需要主动的推进，同时也要被动的适应。也许近年来的市场环境让我们感受到了激烈的行业竞争和经济下行，但是所有的阵痛都是一个蜕变的过程。规划行业不会消失，它面临着蜕变的过程。当然，更重要的是，规划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于规划学科所告诉我们这套思维方式。有了这个方面，即便规划院不存在了，我相信我们的专业人员还是有机会在社会所需要你的地方和时刻，发挥强项和作用。这是我们应该保持的专业和行业的自信。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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