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望而却步的，不是深奥，而是遥远

Original 2016-11-01 谷立立 纸城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谷立立

编辑：日京川

纸城小报：可以说，发端于古希腊、由古罗马发扬光大的古典文学博大而精深。好比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我们所知的几位先贤不过是幸运地冒出水面，更多的则不免成为“失落的经典”。身为牛津大学古典传统讲座教授的理查德·詹金斯在《古典文学》这本书中仿佛是要重修一部完整的古典文学谱系。《古典文学》好比一次穿越千年时空的奥德赛，他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洪流，向着“所知寥寥的漫长诗歌传统的顶峰”艰难跋涉，一道去见证那湮没于水底的巨大山体，和被时间刻意隐去的八分之七。

---谷立立

《西方正典》

众所周知，西方文学领域从来不缺“正典控”。比如哈罗德·布鲁姆。他身处“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对逝去的黄金年代心怀留恋，试图以根正苗红的阅读体验，修正世人日趋退化的审美观，重建经典文学的辉煌盛世。在其论著《西方正典》里，布鲁姆奉经典之名，行解析之实，细读西方文学史上26位作家、诗人。不过，正典虽好，终不免过于分散。从弥尔顿到但丁，从莎士比亚到普鲁斯特，布鲁姆在古今大家当中纵横捭阖、指点江山，落脚点仍是主流聚光灯下的英语文学。至于以荷马、维吉尔为代表的古典世界，不过是匆匆一瞥，未及留下严整完备的论述。

《古典文学》英文版

这样看来，理查德·詹金斯算不得彻头彻尾的“正典控”。他不愿就整个西方文坛近三千年的传承做一番大而化之的宏论，更愿意潜入局部，小心考据、反复求索，来一种细针密缕的精读。于是也就有了《古典文学》。詹金斯好比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轻轻挥动柳叶刀，将古风时代的诸般文体（史诗、抒情诗、悲剧、哲学）悉数肢解开来。一路读来，但见筋骨、血肉散落一地。可就是在如此条分缕析之下，古典文学剥开了老旧泛黄的外壳，显露出最真切、最原始的样貌。

盲眼诗人荷马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古典文学无异于食古不化的巨无霸，自诞生之初就与当代审美划清了界限。不过，詹金斯并未落入常识的圈套。身为古希腊、古罗马史学权威的他，从不拘泥于时代的偏见。在他看来，古典主义并非因循守旧。彼时佳作频出，更不乏深刻的洞见。比如亚里士多德，他已知的作品犹如电报体一般枯涩隐晦。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它的美学价值。正如西塞罗所说，业已失传的《对话录》就像“流淌的金河”，用词华丽，妙语连珠，满满当当皆是智慧。詹金斯无法掩饰对亚里士多德的欣赏，盛赞其论著“没有哪个词是多余的，几乎每句话都带来某些重要的新东西”。如果这是亚里士多德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么荷马、希罗多德、阿里斯托芬、贺拉斯又何尝不可以是趣味、先验的代名词？

亚里士多德

还是那个亚里士多德，在以谈诗论艺为主题的《诗学》里，率先提出了最初的文学理论：艺术的本质是摹仿，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简言之，史诗之所以成为史诗，并不是作品表达出多么恢宏的历史，而是无限贴近于作者的时代、作者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诗学》

詹金斯说，轻盈迅捷与史诗崇高思想的相互糅合是荷马风格的精髓。具体到《伊利亚特》。特洛伊战争是其主题，但战争不是荷马创作的重点。他唱诵两军对垒的战事，叙事之宏大着实令人咂舌。不过，宏大归宏大，并不妨碍他唱出内心“难以捉摸但与众不同的声音”——显然，相比血腥的厮杀、武士的甲胄、政治的勾稽，诗人更愿意沉浸在日常当中，细致描画一幅活色生香的浮世绘。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曾在演讲集《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中指出，《伊利亚特》所写是当时希腊的市井生活：荷马用了近三百行诗句逐一介绍1186只舰船的构造；阿喀琉斯的盾牌容下了两座城市不同的风土人情。

阿喀琉斯的凯旋，Franz Matsch绘

想来，詹金斯与艾柯定是心有戚戚。他称“对世界的美好感觉”造就了《伊利亚特》的伟大。荷马用勃勃的生气与灵动的诗句尽其一切去描述他周遭的世界，诗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就连诱拐海伦、挑起战争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也是风度翩翩的武士），“它们呈现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其中可以看到神一般的男子和美丽的女子，还有肥沃的大地和满是鱼群的大海”。且慢，难道这就是战争？它与我们想象中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场景有着多么强烈的反差。不用怀疑，这才是真正的荷马。因为在诗人这里，世间一切都归因于“史诗的悲剧特征”。美好也罢，战争也好，都不过是漫长“人类经历”的某个片段。

荷马史诗《奥德赛》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荷马的另一个创举在于打破了人与神的分界。《伊利亚特》随处可见战斗、胜利与失败，但失败不仅仅属于凡人。荷马不愿浪费笔墨去描绘神明的无所不能，反而大笔一挥抽走了他们的神性。如此一来，神不像神、人不像人，难怪后世的柏拉图怎么也不肯让荷马进入他至高至纯的“理想国”。理由很简单，“人神不分”的理念为当世所不容，荷马实在太不“高尚”，竟敢用无可救药的“坏榜样”去败坏他纯粹的理想。还好，詹金斯并不以此为耻。在他看来，诗人从来不是猥亵、肮脏、不敬神明之徒，《伊利亚特》更不是道德沦丧的产物。相反，它预示着“史诗悲剧性基调”的胜利：由此，“神明有福、凡人可怜”的论调被彻底打破，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众生平等的乌托邦。

《伊利亚特》的英雄画像

描绘史诗《伊利亚特》战争场景的画作

是的，乌托邦。此时距离16世纪托马斯·莫尔正式提出“乌托邦”尚有漫长的2400年。不过，在荷马这里，神明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然结束，希腊人终于在意识层面上与诸神打了个平手。无独有偶，在写于公元前5世纪的剧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里，类似情节再次上演。埃斯库罗斯借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之口勇敢地说出自我的声音：“我自愿犯错，我不否认。”很快，我们就看到他犯下的“错”。没错，藐视神权。在重惩普罗米修斯之后，万神之神宙斯被当作“人类的敌人”大加抨击。不得不说，这是亚里士多德悲剧论的又一次成功：神明被赋予人性之恶，剧情与生活高度重合。不过，这难道不是道德观“不正确”的表现吗？当然不是。埃斯库罗斯有意让自己深陷“道德困境”，但换个角度看，他表现的恰恰是千百年来西方文学最深刻的主题。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同样，深陷道德困境的还有奥维德。詹金斯说，奥维德从来不是宏大历史的追随者，终其一生不曾为伟大的奥古斯都歌功颂德（事实证明，屋大维及其继任者提比略没有放过奥维德。公元一世纪初，诗人死于流放，成了自己诗歌的殉道者）。詹金斯将奥维德称为“幸福新时代的赞美者”。我们读《变形记》，读到的不是创世传奇，而是现实讽喻。奥维德从创世之初写起，快速穿越罗马历史，最后停留在一系列“缺乏自制的女主角故事”中。

奥维德，古罗马诗人，代表作《变形记》

由此，作品无处不在的“变形”统统指向道德目的，以及与之相伴的严肃主题。从正能量十足的英雄神话到满带嘲讽的动物寓言，从感伤到离奇，甚至不乏邪恶元素，奥维德就此完成了文学上的“变形”。那么，真正的生活又如何？显然，它更真实、更多元、更丰富，不带有虚伪和矫饰。比如姑娘。奥维德告诉我们，如果正好有姑娘从身边走过，请不要犹豫，好好享受吧，别管死亡是不是就在前头。“你应该和她一起溜达，时而在前，时而在后，时而快步，时而磨蹭，在柱子间穿梭，用你的侧面去触碰她。”

《伊利亚特》篇章存留的残骸

可以说，发端于古希腊、由古罗马发扬光大的古典文学博大而精深。好比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我们所知的几位先贤不过是幸运地冒出水面，更多的则不免成为“失落的经典”。说到这里，詹金斯的野心可谓路人皆知。他仿佛是要重修一部完整的古典文学谱系，因而既不满足于人云亦云的经典复述，也不轻易使之沦为毫无根据的戏说。《古典文学》好比一次穿越千年时空的奥德赛，詹金斯从未停住前行的脚步。他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洪流，向着“所知寥寥的漫长诗歌传统的顶峰”艰难跋涉，一道去见证那湮没于水底的巨大山体，和被时间刻意隐去的八分之七。

《古典文学》

（英）理查德·詹金斯/著王晨/译

Pelican 鹈鹕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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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就代表着伟大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是雌雄同体，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只是想一想，而他真的去做了

追逐不普通的人，很普通

认识自己，便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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