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 ∣ 我们需要的就是坦诚：柯明访谈
我们需要的就是坦诚：柯明访谈
What We Need is Frankness：Interview with Ke Ming
孟尧（Meng Yao） 柯明（Ke Ming）
《人民的币》局部，柯明，综合材料，40cm×30cm，2015年
孟尧：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这次“《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会以这种方式呈现——一次“失败”的封面计划。当然，这里的失败是打引号的。但它又的确真实反映了你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纠结和困顿，这也是你以往创作时不曾遇到的情况吧？
柯明：不用打引号。从我初衷来说，其实就是失败了。挺遗憾的，我的封面处女秀呢！前几天我还和朋友说，这是我最艰难的一次创作经历了，比跨越三八线都难。
孟尧：正如你的创作手记所言，这个呈现“失败”的想法，是在我们双方都不满意先前方案的前提下，被激发出来的。甚至现在，这个最终的封面视觉结果还在推进中，它还没有最终定稿。你不停地给我看你的草图，我们也不断高频地交流。但实际上，我又特别在意这种直接的交流会越界干预到你的个人表达。对此，你又是如何考虑的？
柯明：对于《画刊》，这是不期而遇的一期封面。我不认为你在干预我的创作思路。其实我非常喜欢这种交流的过程，这可能是80后的一个特征，面对问题，能够平等真实地表达，它可以让探讨更深入并能产生化学反应。把一个艺术家失败的作品以一种成功的方式发布，这既是我们深入交流的成果，也是《画刊》新的话语立场。在这样新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需要的就是坦诚。当然，一开始我是天马行空带有侵略性的，几乎没有考虑到这是一次命题性的合作项目，导致最后跑题了。我们在电话里否定了第一套方案后，我开始严肃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围绕着对当今媒体的理解，包括你作为“主编”的身份以及对我第一次作品的看法，所以，我在第二套方案里就有点去应景了，我有点退缩和迁就。但到第三套方案，我认为我们在对这次合作和什么是“封面作品”的理解上都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客观地说，我依然坚信第三套方案和我对作品的感觉是没有问题地，只是由于时间关系，最后的视觉呈现远没达到我们双方期待的，但可能性依然存在，等有时间，这个作品我还会继续实验。这其实是艺术创作和工作中的常态。幸运的是，我们最后可以达成概念上的共识，把这次过程定义为“艺术”。我希望这个“作品”将来可以进入到艺术理论研究的个案素材中去。
《天使》，柯明，现成品、稻草，1200cm×350cm×240cm，2017年
《海上生明月》手稿，柯明，纸本，42cm×29cm，2017年
孟尧：2015年，我在武汉合美术馆的展厅看了你的个展“人民的币”。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你的作品，你用人民币废币残钞来做作品的想法让我印象深刻。后来我专门约你写了一篇与展览同名的创作手记，在《画刊》分享你的创作思路和切入具体社会问题的观念诉求。在这之后，你又做了《人民的草》（2016年）、《人民的车》（2019年，创作中），形成了一个“人民”系列。这三个主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柯明：谢谢你的印象深刻，这只能说明我关注的问题的本身很深刻。我不太在乎艺术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人和社会”，因为艺术早已死亡。“人民”系列三部曲是环环递进的。《人民的币》这是一个偶然，但类似作品在我的创作中会是必然；《人民的草》是我构建的“人民”系列主题中，结合我的生活经历选择性的创作；正在实施的《人民的车》是我带着“强观念”主动去寻找的媒介，它将明确我艺术创作的终极指向，答案可能在明年揭晓，还请大家关注。
《车票》，柯明，观念，2005年
2015年“人民的币”展览现场
《16000》户外实景图片，柯明，12cm×8cm，2016年
孟尧：《车票》（2005年）、《人民的币》（2015年）、《16000》（2016年）的作品讨论的内容，都和钱相关。为什么关注这个主题？
柯明：我喜欢探讨人的话题，特别是人在不同环境和制度下表现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观念价值。这里我只是用了钱这个媒介，因为钱的背后代表的是资本、权力和人之间各种角力构成的社会关系。
孟尧：从你给我的资料看，你2006-2013年都没有做过作品，这段时间你在做什么？
柯明：2007年从德国回来我就在忙生活，先是结婚再离婚，然后又结婚再离婚，整整折腾了七年。其间，先在湖北美术馆工作了四年，又在某建筑集团工作了三年，有太多对生活的感慨和深刻的社会体验。
孟尧：这些经历对你重新再做艺术有什么影响？
柯明：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有三年春节，我在建筑公司亲历过拿着几千万现金，一捆捆地堆成小山，然后发放给等着钱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和供应商。很明显，《人民的币》的诞生和这个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总的来说，到了35岁，自己慢慢回归自己，在自我个性和社会性之间找到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也是我成为一个人性健全的人的标志。
《一轮明月》，柯明，装置、观念，城市空间、10m×10m心跳圆环，2017年
孟尧：从《一轮明月》（2017年）、《人民的草》（2018年）到《Keming’s Wedding Room》（2018-2020年）、《人民的车》（2019年，创作中），我发现你的创作越来越项目化，关注的问题也逐渐有国际化的趋向。你是否有意识地去做这种转变？如果是，原因是什么？
柯明：你很敏感，我确实是用项目的方式在一步步推进我的作品和艺术，并且将会越来越国际化。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我寻找到自由。当然，无论我是关注本国的、区域化的或是国际化的问题，它们都是人类的问题，这和我的艺术始终是一致的。从自我身份出发，借用艺术的思维和方法对世界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或是去实施一些可以解决它们的实验性项目，这是我今后作品的重要方向。在我们特殊的国内环境里，艺术要不只能在固化的形式和概念里倒腾，要不就是隐晦再隐晦，或是转化到艺术家自己都讲不清楚的概念里。所以我不想让自己和我的艺术就这样死亡。
孟尧：在这次封面计划的合作之后，你是否对《画刊》杂志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在今天的移动互联网阅读环境里，对这本艺术纸刊有什么建议？
柯明：《画刊》作为一个存在了45年的老牌纸媒杂志，依然存在就是一种态度和力量。但不能为了存在所以要继续存在，这个没有意义。当下如何存在、为谁存在，这是严峻考验着现在执行团队的现实问题。
纸媒有它鲜明的特点，就是不容易被“删帖”，除非“焚书”，当然要留下好的内容依然有它天然的障碍，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用中国式的智慧，尽量真实和当下，这样才能记录历史，同时被历史验证。另外，多关注青年群体，他们才代表未来和无限可能。同时，用媒体的声音去引导资本流向，促成更多的资源，共同去创造新的价值。
在不可逆袭的移动互联网趋势到来之前，很多纸媒没有及时进行结构性和方向性调整而消亡；在纸媒份额和生存空间快被压缩到可以忽略的时代，大家全力寻找方向和新的“丛林法则”。不得不说，《画刊》进入了一个激流勇进的全新时期。比如，这次围绕“艺术家如何看待今天媒体”的命题展开的“《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说明《画刊》已经在行动了。
这值得所有人期待！
《画刊》45周年封面计划 ∣ 第一次有中奖感觉的中奖：牛柳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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