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论坛1】城乡共构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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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乡村振兴规划管理与实践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乡村振兴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抓手，又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乡村具有面广、差异大的特征，亟需针对不同地域乡村、不同维度目标分类提出不同的乡村振兴应对策略，探索从乡村空间环境到乡村组织治理多层面、全方位的振兴路径。基于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乡村振兴规划管理与实践”为主题，特邀一组文章，探讨乡村振兴理论、策略、机制及路径等，着重介绍苏南、广州、湖州与石家庄等地的实践经验，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规划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规划师论坛1】

城乡共构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探索 

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贵庆在《规划师》2019年第11期撰文，文章基于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提出城乡共构的理论视角，探索乡村振兴实践的多元路径。文章指出，中国特色城镇化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乡村角色逐渐从生产功能向兼具消费功能转型。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应围绕乡村振兴的总体方针，区分乡村所处的不同地域类型和不同经济水平。在乡村振兴分项目标与乡村地理空间、经济水平三者之间建构矩阵关系，理论上可形成乡村振兴多元路径45个交汇点的概念模式。城乡共构视角下乡村振兴多元路径的先期重点包括城乡生态系统、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再生及技术创新等。

[关键词]城乡共构；要素流动；乡村振兴；多元路径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9)11-0005-06　

[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 文献标识码 ] A

[ 引文格式 ] 杨贵庆．城乡共构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探索[J]．规划师，2019(11)：5-10．

一

 城乡共构的背景与内涵

（一）中国特色城镇化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我国城镇化的特点决定了城乡二元角色将长期存在。在我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中，中高速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城镇人口与建设用地的增加，也意味着乡村人居空间仍将呈现逐渐收缩的态势。2016 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较2015年底显著上升了1.25％，但从城乡人口结构看，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41.2％)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6％左右，城乡流动人口高达2.2亿。这类人群中，愿意放弃农村户籍的比例极少：据官方调查，四川进城务工人员愿意放弃农村户籍的仅占14.8％。在城镇常住人口扩张、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同时，大量“返乡兼业”“城乡双栖”人口也已成为中国城乡发展的常态。因此，尽管我国城镇化正经历快速“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 [3] 进程，但依附于农村户籍的土地红利日益显现，未来仍将维系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据联合国人居署的观点，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将难以达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和英国、日本等海岛国家80％～90％的稳定状态，而更可能类似稳定状态为70％左右的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等历史上传统农耕国家的人口城镇化比重。承载大量“城乡双栖”“返乡兼业”人口的农村将长期担任中国城镇化进程“稳定器”和“蓄水池”的角色。

我国城乡要素存在“收缩”与“回流”的双向作用效应。纵观我国数十年来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一方面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追逐和对乡村土地产权的约束加速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乡村人居空间总体上日益凋敝；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致力于避免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2004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3年持续关注乡村问题，先后提出了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2012～201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农村的比重连续5年超过50％。在各级公共财政大规模注入下，民间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向乡村地区流动的态势也日益增强。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进一步提速，2015 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大力推进农地的“三权分置”，同年国务院授权15个县(市、区)作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尽管改革的成效仍有待检验，但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壁垒的逐渐打破和社会资本的涌入趋势已日益明朗，乡村地区的发展将不再是一个城镇化背景下“资源要素”单向供给、整体走向凋敝的过程。参照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一般经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资金、技术、人口向乡村地区流动，乡村地区人居空间的发展将会迎来一轮“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动力。因此，尽管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将带来乡村人口减少和人居空间“总体收缩”，但可以预判，市场动力将带来资源、要素流动的进一步增强，并将逐渐开启与之相应群体的人口回流，这些回流效应将对我国未来大量乡村人居空间发展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德国、英国、日本等传统农耕文化的发达国家乡村发展经验看，“整体收缩”和不同程度的要素回流也是其共同特征。它一方面导致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使得乡村人居空间的主导发展力量不再是单纯的农业人口组成的农村社区，而呈现出更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人口回流背后更是城市资金、资源向乡村大规模流动的结果。

（二）乡村角色转型：从生产功能到兼具消费功能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发展阶段，乡村以粮食生产功能为主，保障食物供给安全，以维持社会稳定。乡村农业生产力水平决定其乡村农业生产关系，并构成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总体特征，进而影响了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模式，即我国的乡村人居空间格局是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空间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背景容器，与社会生产关系密切相连，是生产关系强加给社会的秩序，并影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说明乡村人居空间与乡村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具有紧密的联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持续低下，决定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产生，以及传统农耕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乡村聚落空间处于自发的周期性的演替过程。

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乡村不仅具有粮食生产功能，还将具有各种类型的消费功能，乡村的角色开始分化并呈现多元化。乡村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优势、长期农耕社会积淀的农耕文明、优秀的传统文化等资源禀赋，使得乡村具有独特的农业景观的观赏、康养健身及优秀传统村落历史文化游览等多种功能，促进了休闲度假等乡村旅游的蓬勃兴起。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是反映了在农业生产力发展之后，城乡要素流动下的乡村经济发展潜力。因此，在我国城乡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将兼具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对于消费型转向的乡村地区，城市要素的逆向迁移给乡村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就业机会，人口和资金的投入将激活被村民或村集体弃置的乡村资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重新焕发出乡村地区的魅力，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地区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虽然乡村角色转型在我国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进程有所不同，但它将对新型城乡关系下的政策制定、规划建设及长效治理等具有重要的影响。

世界发达经济体的乡村发展正在经历这一转型过程。例如，有西方学者研究指出，北美(美国、加拿大)乡村地区在21世纪初期正处于一个重要转折点，主要是因为其正经历着经济性质的根本转变，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资本密集型特征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资源优越，许多乡村地区从生产型角色向消费型角色转变。当然，还有一些乡村地区由于种种原因，经济活力完全衰败。在欧洲，德国乡村发展历程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及其带来的乡村角色转型。一个时期以来，德国政府的公共财政按照“村镇体系”进行高强度、均等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但是这并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地区社会经济衰败的问题。由于乡村地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村落空心化，乡村居民聚居点及其周边农地的直接功能性联系已经日益疏远。然而，正是由于政府的投入，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不断完善，逐渐促生了一种新的、明显有别于传统城镇或乡村的生活模式。城市要素向乡村的逆向迁移，带来了资金和新的就业机会，乡村居住人口的多元化使得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同群体的诉求又相应表现在对新空间的需求和布局方面，逐渐呈现出空间分散化、居住层次分异化，地方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形成了与全球化网络紧密关联的“空间碎片”。这一新的阶段被德国学者定义为“后乡村时代” 。

乡村角色的转型需要从城乡关系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乡村的角色和城乡要素流动。随着科技的进步，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小农经济生产关系的破产，而与旧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形态也因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产生了亟待优化布局的需求。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乡村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相应的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也进行了重构，乡村聚落空间从原来的 “同质同构”形态转变为“异质异构”形态，村庄的功能和性质向多元化的方向演绎，乡村聚落空间的格局、要素、结构和组织关系等呈现出加速变动及重构的趋势。伴随着乡村生产要素和社会要素的分化与重组，尤其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重大影响，乡村空间布局问题日益严重，物质空间衰败趋势明显。因此，解决我国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必须跨越乡村社会和空间本身，以城乡共构的视角，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

（三）城乡共构的理论响应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理论和方法。科学认识我国城乡发展规律是制定好相关政策、精准施策、有效指导城乡规划建设实践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基于我国国情的城乡规划理论指导，那么接下来我国各地大量的城乡建设实践将难以有科学的理论导向，将无法充分发挥出政策的能量，甚至将导致不同程度的破坏；同时，如果没有系统化的有效的规划方法，那么理论就会脱离实际而变得抽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急需从各地成功的实践案例中提取、归纳和总结出符合地方的城乡规划理论及有效的做法，并将理论和方法再运用于实践，从而形成有实践验证的理论、有理论指导的实践。

然而，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尚缺乏系统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区域空间关系理论、规划方法受到严峻挑战。这是因为传统城乡地域空间关系是“垂直”结构，“超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乡—村”这一结构模式虽然“秩序”稳定，但是缺乏“效率”。当前，由于市场化和信息化变革，城乡地域空间关系开始“扁平化”，不同规模的人居环境单元都获得了发展机会，“效率”显著提升，然而由于缺乏相关政策引导和规划控制，城乡地域空间“秩序”变得混乱，甚至失控。如何避免从传统“垂直”模式到当代“扁平化”模式转换进程中“秩序”和“效率”难以兼顾的矛盾冲突？怎样形成城乡地域空间“效率”和“秩序”相互支撑的城乡融通、城乡共享的乡村现代化路径？这需要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与突破。显然，新型城乡关系将成为规划和治理的关键领域。

因此，城乡共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我国城乡关系理论发展的及时回应。新时代要求我们，要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践行新的发展理念。党中央提出“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发展方针，其中“共享”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要实现城乡社会发展的共享。因此，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需要把它放在城乡共享的目标下来讨论，而城乡共享的基础需要首先实现城乡共构，在城乡共构的视角下探索实施乡村振兴的多元路径。城乡共构旨在更好地了解沿着不断成长的城镇化空间廊道出现的城乡族群和城乡依存关系，而这一错综复杂的城乡关系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或区域等级体系理论来解释和分析，而必须通过跨学科和多向量研究，分析其特点和存在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设计、规划实施路径及治理对策，从而实现社会、生态、经济和文化可持续发展。

二

 城乡共构下的乡村振兴路径

（一）城乡共构视角下乡村振兴路径的内涵

首先，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振兴路径，应该围绕乡村振兴的总体方针展开探讨。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些乡村振兴的分项目标需要结合乡村地方实际，充分发挥相应的特点，从而选择它(们)率先与城市要素建立互动关联，找准接口，并传递信息，形成共构联系(图1)。

其次，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振兴路径应当区分乡村所处的不同地域类型。这里地域类型主要是指乡村与城市的地理空间关系。例如，大都市区周边的郊区乡村、城镇化空间廊道的关联乡村，以及传统农业地区的乡村。这些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由于交通联系差异，它们与周边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要素流动呈现出不同频度，因而它们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均有所不同，导致它们在城乡共构的互动关联上程度不同。只有对乡村空间的地理特点加以区别对待，才能精准地看待乡村作为战略资源的不同内涵。如果把乡村地理空间关系与乡村振兴的分项目标建立关联，就可以思考并找出乡村振兴的各自路径(图2)。

最后，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振兴路径应当区分乡村所处的不同经济水平。例如，经济十分发达地区的乡村、经济中等发展水平的乡村，以及经济落后地区的乡村，当然也相应地认为这些地区城乡居(村)民收入水平与地区经济发达水平呈正相关性。不同经济水平的乡村与各自周边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要素流动呈现出不同强度，因而它们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也相应地有所不同，使得它们在城乡共构的互动关联上程度不同。只有对乡村空间的经济水平阶段加以区别对待，才能精准地看待乡村作为战略资源的不同内涵。如果把乡村经济水平与乡村振兴的分项目标建立关联，就可以发现各自乡村振兴的路径(图3)。

（二）建立城乡共构视角下乡村振兴多元路径的矩阵

根据上述乡村振兴分项目标与乡村地理空间建构的关联，以及与经济水平建构的关联，建构三者之间的矩阵关系图，本文称之为“基于城乡共构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矩阵关系图”(图4)。在X(乡村地理空间)、Y(乡村经济水平)、Z(乡村振兴分项目标)3个坐标相互关系下，可以构建关于城乡共构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概念模式，共有45个交汇点。这些概念模式可以作为选取某一地区乡村振兴路径的参考。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思考方式，是对于城乡共构视角下关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分析。在实践运用方面，还需要结合乡村地理气候、地形地貌差异，区域环境下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地方历史文化独特性，加以更为细致的考量。

（三）城乡共构视角下乡村振兴多元路径的先期重点

对于一个特定的乡村地区，如何结合上述城乡共构的矩阵思路选择其相应的乡村振兴路径？在分析了这个特定乡村地区的城市共构环境条件的基础上，首先要找到城乡共构的“接口”，即如何既合乎逻辑、又合乎时宜地对接城与乡的某个要素，从而碰撞产生“火花”，寻找到“穴位”，点穴启动，以点带面。

因此，这一类城乡共构的“接口”十分重要。需要充分认识到城乡共构“接口”的社会、生态、经济和文化可持续性发展的挑战，以及当下在政策制定和规划治理方面的差距。城乡共构“接口”的机会点所在，也是当前我国城乡共构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共性重点，包括以下4个方面：

(1)城乡生态系统的共构。

它是城乡共构的重要基础。之前城乡二元结构总体上呈隔离状态，而且城市发展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区域生态系统为代价；而乡村生态系统持续衰退和环境恶化，导致了城乡生态系统碎片化，无法承担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因此，城乡共构对于区域内的城市和乡村，首先需要建构共同的城乡生态支撑系统，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和政策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这也是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保障。

在城乡生态系统总体要求下，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构城市和乡村的绿色空间网络，把山、水、林、田、湖、草等所有要素组成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生态网络系统，该系统自身也可以调蓄暴雨，减少洪水的危害，并改善水体环境，节约城市管理成本。

(2)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城乡共构。

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应率先建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统一标准、统一网络、统一服务水平。通过城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做好统筹安排，并通过政府自身或者由政府组织社会资本进行有计划投资，消除城乡在发展质量上的差别。市政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和交通工具的连接，电力电信、燃气供热、污水治理、垃圾和环境卫生管理，特别是保障居民饮用水的“共同品质”(简称“共质”)。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特别是保障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共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并且可持续地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乡村地区系统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社会基础。

(3)以乡村文化遗产的活化再生促进城乡共构。

我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发展阶段，其耕读文化营造了传统村落，并积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文化定桩” ，挖掘并提炼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充分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过程，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从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可持续经济模式，提供就业岗位，为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提供支撑。

我国各地乡村在特定发展时期，特别是20世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人民公社时期)遗存了大量集体资产，如供销社、粮站、兽医站与卫生站，甚至乡公所等公共设施及其场地，由于产权复杂等多种原因，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仍处于废弃状态，资源浪费严重。这些设施已经历半个多世纪，可视作人民公社的历史遗产，可视其建筑质量优劣程度加以保护和再利用。可加强城市要素引入和流动，为满足当下乡村新的设施需求提供条件。

一些乡村地区的传统村落村民住宅本身也可以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利用。这方面工作，浙江省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省已经连续7年在全省范围申报各地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并通过政策设计加以鼓励和监督，对于每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重点村提供500万元省补资金和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一些历史久远的、偏远地区的传统村落，虽然人口大量流失，但是通过细化确权，建筑改造和功能注入，促进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如今有一些改造后的乡村不仅吸引了村民返乡创业，还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城乡共构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乡村原有的设施和场地进行了新的功能重组，“旧瓶装新酒”，实现了乡村社会空间再生产。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乌岩头古村的再生就是其中一例 。

(4)技术创新促进城乡共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一方面造就了城市规模增长和城市空前繁荣，另一方面也持续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一些地区城乡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因此，当前在我国新的发展时期，需要关注有效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推进技术创新，并通过城乡共构实现新技术应用在城乡之间的对接。例如，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农业种植业等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尤其是生物质能作为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地方政策，鼓励并促进城乡之间制定共同的相关技术标准。通过技术创新，为城乡可持续能源结构的构建提供保障。

三

结语

我国各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以及城市和乡村内部发展不充分的现实困境，要求我们在更大范围、更长时间内来面对和解决问题。对于各地乡村振兴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而需要“跳出乡村”，从更大的城乡关系、区域层面上来统筹协调，从而更好地激发城乡之间要素的双向流动，激发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开创更多发展路径。要求各地根据各自的经济、社会、文化、地理气候环境条件特点和差异性，因地制宜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与措施，创新驱动，精准施策，切不可照搬照抄。全国各地在学习先进地区经验的同时，还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根据自身的问题、禀赋和机遇，实现新的理念和方法的不断突破。

总之，城乡之间联系的潜力巨大。本文的城乡共构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分置、区域等级规模等传统区域关系理论的得失。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城乡共构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探索可谓是一个有益启发。需要指出的是，在城乡共构的视角下，乡村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多专业共同参与；同时，城乡关系也将成为城乡规划专业的关键领域之一，需要新时代的规划师善于运用多学科合作的技能，把握好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走向。

来源：2019年11期《规划师》杂志

新媒体编辑：刘晓莹

终审：刘芳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9年11期

《城乡共构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多元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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