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7亿美元又开撕！日本欲用诺贝尔和平奖说服巴赫分摊奥运延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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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因为奥运延期的成本分摊问题隔空开撕了。
诚然，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将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7月23日开幕的决定赢得了全世界人道主义者的一致盛赞，甚至有人呼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应该被列入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与此同时，一个非常现实却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浮出水面：东京奥运会因为延期所产生的大约27亿美元（3000亿日元）的额外成本谁来承担？
延期成本如何消化无明文规定，日本曾说服IOC分担札幌成本
东京奥运会是现代奥运会124年来首届延期一年举办的奥运会，关于延期所造成的额外经济成本由谁承担，目前并无特别精准的条例来界定相关责任。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接受日本国内多家媒体采访时均表示，他（她）们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要求共同承担延期成本的意向。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至少要追加27亿元美金的预算，大致分为四类用途：场馆延期的租赁费、对签约企业的赔偿费、东京奥组委人力资源成本、包括宾馆延期在内的相关接待成本，每一笔都不可或缺。
鉴于过往多届奥运会的最终办赛成本都会超出申办时的预算规划（已刨除货币贬值因素），所以日本在2019年底核准预算时，将预算总额提高至1.35万亿日元（约合865亿元人民币、126亿美元），这几乎是申办时预算规划（7300亿日元）的两倍，在民间本就已引起批评，这一预算方案也是几经周折方才勉强过审。如今，因为延期又要额外增加3000亿日元，无论是东京奥组委还是东京官方都大为头疼、十分苦恼。
在估算出27亿美元这一额外开支数额后，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均开始通过日本媒体喊话，称已经向国际奥委会表达了要求共同分摊成本的要求。但共同社在采访国际奥委会内部人士时却被告知，国际奥委会无意也无力去分摊成本，因为国际奥委会自身也要面对因为奥运会延期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该匿名人士直言：“由于东京奥运会延期的计划和具体日期都是由东京奥组委方面提出的，国际奥委会只是予以批准，所以造成的相关损失国际奥委会是不会承担的。”
这已经不是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第一次因为额外承担的经济负担而隔空开撕了。201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提出，考虑到东京夏季过于炎热会导致部分田径选手中暑，所以要求东京奥组委将马拉松、竞走等项目改在札幌举办。当时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仅剩下不足8个月的时间，东京奥组委最初对这一要求十分抗拒。后经过各方协调，札幌才同意接纳这些赛事，但提出一个前提条件，札幌不负担任何办赛费用。
面对这笔赛事临时易地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东京奥组委当时明确要求，应该由国际奥委会来承担，因为易地举办的要求是国际奥委会极力主张的。而国际奥委会则认为，根据申办奥运会时的承诺，日本和东京官方应该为办赛预算超支来买单。
由于这种打破原有办赛规划、国际奥委会临时要求易地办赛所产生的成本并没有写入常规办赛成本之内，所以究竟该由谁来负担一直没有定论。双方当时扯皮了好久，最终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改在札幌办赛所产生的直接办赛成本原则上由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一起分摊，而赛事期间的安保、道路修补等成本则由北海道和札幌市共同分担。
如今，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再度产生额外的27亿美元成本，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又一次开始了关于成本如何分摊的隔空论战。并且这一次，东京奥组委态度非常坚决，要求国际奥委会必须承担一部分相关费用，因为东京奥组委真的已无力再承担更多的预算超支。在官方层面，无论是日本还是东京官方也都无意再投入更多的纳税人资金，而东京奥组委的民间投资人们同样在支付了56亿美元后，也已经无力继续投资了。
日本商界已出资56亿美元，无力再承担额外成本
对于中国体育产业人士而言，东京奥组委的构成模式或许有些令人陌生。因为中国无论是2008年北京奥组委还是2022年北京冬奥组委都是由官方主导、官方投资，所以不存在民间投资人。但事实上，我国举办奥运会的奥组委模式并不是符合如今的国际惯例。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各国举办奥运会确实是官方投资，但这一模式被1984年洛杉矶奥组委给彻底颠覆并形成了全新的运营模式。
在体育大生意记者看来，奥组委其实是一个经营期限有限但却必须确保收支平衡乃至实现盈利的赛事公司，它必须为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而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并最终实现盈利。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奥运会因为投入成本巨大、加重纳税人负担而遭到很多国家的冷遇，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更是被称为“蒙特利尔陷阱”。蒙特利尔当时的办赛成本超出预算的796%，亏损超过10亿美元，导致该市纳税人用了足足20年的时间才还清债务，所以在当时很少有城市愿意申办奥运会，而奥运会的这种冷遇也给了后来的洛杉矶人打破常规、引入市场模式来举办奥运会的改革机遇。
洛杉矶奥组委在1982年成立时就摒弃了过往官方投资的模式，转而由一众美国商人来投资，并聘请了当地著名商人彼得-尤伯罗斯来担任奥组委主席。尤伯罗斯当时向投资人们保证，洛杉矶奥运会一定不会像过去的奥运会一样亏损。这一经典案例如今世人尽人皆知，尤伯罗斯用市场模式运营洛杉矶奥运会不仅令该届奥运会扭亏为赢，还创造了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也从此成为各国眼中既能塑造美誉度又能赚取真金白银的印钞机器，各国就此开始竞相申办奥运会。
该届奥运会被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奥组委没有花费纳税人一分钱，也没有从官方要求获得任何资金支持，仅靠私人资金和市场化运营手段就完成了这一壮举，作为洛杉矶组委会主席的尤伯罗斯也因此被誉为“奥运商业之父”。
彼得-尤伯罗斯
1984年洛杉矶奥组委给后来的历届奥组委树立起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标杆，因为大多数奥运会都无法做到完全不从官方拿钱，唯一的例外就是1996年同样是在美国举办奥运会的亚特兰大奥组委。当时亚特兰大奥组委也是采取了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虽然事后也实现了盈利，对投资人回报颇丰，但由于缺乏官方的主导和协调，亚特兰大组委会为了一味节约成本，导致在交通、安全等方面饱受诟病，比赛期间还发生了爆炸事件，所以整体美誉度远不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整体来看，在经历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洗礼后，各国举办奥运会虽然都离不开官方投资，但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引入民间投资人（中国除外）。甚至不止一届奥运会的民间投资占据了全部资金的一半以上，很多知名投资人和商人都开始在奥组委担任要职。比如日本上一次举办奥运会，即1998年长野冬奥会，就得到了当时日本首富、同样也一度是全球首富的堤义明的鼎力支持。
当时，堤义明为长野冬奥组委提供了数量惊人的资金。为了表示对堤义明的感谢，不仅当时长野冬奥组委给予了堤义明诸多荣誉头衔，就连国际奥委会也都邀请堤义明出任国际奥委会荣誉委员。要知道，国际奥委会的荣誉委员名额只有四个，能够出任的都是非富即贵的知名人士，当时和堤义明一道受邀出任荣誉委员的就是基辛格。
具体到东京奥组委同样如此，从申奥开始，东京奥申委的主要资金就来自于日本商界，日本多位商界巨子和富翁均在奥申委任职，而在申奥成功后，大多数曾在奥申委中任职的投资人和商界巨子又转入东京奥组委担任理事，比如体育大生意此前曾专门介绍的东京奥组委现任理事、电通公司前专务高桥治之（详情请参看《曝贿选丑闻、被质疑掩盖疫情，东京奥运推迟后出现三大新难题》）。
高桥治之
如上文所述，日本民间投资人总共为东京奥组委前后总计提供了56亿美元的运营经费，这占据了总预算的将近一半。但日本投资人投的这56亿美元一定会要求回报更多。东京奥组委在本土的商务开发非常成功，目前已收获三个级别62家赞助商，赞助总额超过31亿美元，创造历届奥运会最高市场开发纪录，但即便如此，东京奥组委能否最终实现盈利，并让投资人得到丰厚回报，仍然存疑。
显而易见，东京奥组委目前陷入了募资困难的境地。官方批准的总预算本就是固定的，而官方具体承担的财务也是有定额的，一旦需要追加预算就必须经过层层审批，此前民间反对声量就很大，如今再临时追加预算无疑是难上加难。至于奥组委的民间理事们，在掏出了56亿美元后也已无力继续追加投资。
东京奥运成本有史以来第二高，日本民众反对再追加预算
需要指出的是，在126亿美元的赛事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再加上赛事推迟导致的27亿美元成本，东京奥运会的直接办赛成本达到153亿美金。而这也使得东京奥运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二昂贵的奥运会，这也引起了日本民众的抗议，想要再让纳税人出钱也非常困难。
据体育大生意查阅资料显示，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有史以来直接办赛成本最高的五届奥运会分别是（根据通胀调整过）：
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219亿美元；
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150亿美元；
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97亿美元；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68亿美元；
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63亿美元；
多说一句，2019年底官方批准的1.35万亿日元（约合126亿美元）预算中，有270亿日元（约合2.5亿美元）属于防范自然灾害预备金，即为了应对奥运会期间可能出现的诸如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后备资金，需要专款专用，非经投票批准，原则上这笔资金也不得乱用。
总而言之，东京奥组委目前的资金压力非常大，除非官方冲破重重阻力再批准追加投资，否则单靠奥组委自身已无力消化这因为延期而额外增加的27亿美元成本。
正是因为东京奥组委自身无力消化延期所产生的27亿美元成本，所以不仅再次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成本分摊请求，而且还借助日本媒体进行公开放风试图来一波舆论攻势。但奥运延期之后的国际奥委会同样经济损失不小，地主家也已没有余粮，双方这波隔空论战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恐怕要比上次札幌办赛费用分摊的论战更加旷日持久。
IOC无意也无力分摊成本，20亿储备金需分给28家组织
对于东京奥组委提出的27亿美元分摊请求，国际奥委会既无力也无意答应。
在国际奥委会看来，各国申办奥运会时都已承诺会在财务上予以支持，即便预算超支，官方也会想办法予以覆盖。如今虽然这27亿美元属于124年首次遇到的奥运会延期举办所造成的额外成本，在相关条例上无法精准界定相关责任，但国际奥委会的内部人士还是认为，应该由安倍晋三首相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从公共资金中来转移支付。
众所周知，奥运会会产生两类经济支出。一类是举办比赛所产生的奥运会直接办赛成本，另一类则是为了迎接奥运会而进行城市修缮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很多时候，真正给举办城市造成重大经济负担的主要是奥运筹办时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比如，面对外界对奥运会给蒙特利尔制造了经济陷阱的批评，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就非常气愤：“我们从未强迫主办城市花费额外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蒙特利尔借助奥运会之机大肆进行城市开发，由此而产生的巨额成本与奥运会绝无关系，我们不应该承担这个骂名。”
所以，在蒙特利尔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要求奥运会的历届举办城市必须分清奥运会办赛直接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坚决反对把修桥造路的成本算进奥运办赛成本，但如此一来，很多时候，一些国家为了避免民众批评奥运预算超支太多，总是经常把奥运办赛成本划入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毕竟，奥运会的直接办赛成本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并没有绝对精准的概念界定，比如一座奥运场馆，你很难完全确认其究竟属于直接办赛成本还是为奥运会而兴建的公共基础设施（因为有些场馆和设施本来计划在赛后拆除但最终却被永久保留，最终核算成本时就可以将其从直接办赛成本迁移进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在具体资金层面，国际奥委会也有很大的压力。随着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国际奥委会无论是赛事版权收入还是TOP赞助商收入都要面临对方延期支付甚至是索赔的现实状况。与此同时，大量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际反兴奋剂组织（WADA）也主要把国际奥委会的奥运分红作为收入主要支柱，而如今奥运延期，分红自然也要推迟，这会导致一批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WADA陷入破产的风险。为避免这一风险升级为现实，国际奥委会必须启动备用资金来填补各个单项体育联合会、WADA以及国际奥委会自身的运营成本。
巴赫
据体育大生意查阅资料发现，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是按照各项运动所参与的人数和比赛项目数量来给各个单项体育联合会进行资金分配的。当时分红总资金为5.2亿美元，最终将夏奥会的28个运动大项所隶属的单项体育联合会分为五个级别进行分配，具体资金额度如下：
旗下比赛项目最多的三个单项体育联合会田径、游泳、体操分别获得4000万美元的分红；其次是自行车、篮球、排球、足球和网球这五大运动所隶属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分别获得了2500万美元；第三级别的则是包括拳击、柔道、乒乓等在内的八项运动所隶属的单项体育联合会，分别是1700万美元。第四级别则是包括帆船、皮划艇、击剑在内的九项运动所隶属的单项体育联合会，分别是1200万美元；第五级别则是橄榄球、高尔夫、现代五项这三项运动所隶属的单项体育联合会，分别是700万美元。
在上述的这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中，国际足联和国际篮联自身营收能力非常出众，所以不必靠国际奥委会来救命。比如国际足联目前就拥有15亿美元的储备金，而国际篮联的储备金也有4440万瑞士法郎。但其他单项体育联合会却急等国际奥委会的备用金来救命。
本届东京奥运会，除了国际拳联被暂停奥运赛事组织资格从而无权参与分红外，其余27个单项体育联合会和WADA均有权从国际奥委会那里获得更多的分红。至于东京奥运会新增加的五个项目（空手道、冲浪、滑板、攀岩、棒垒球）所隶属的单项体育联合会则不具备分红资格。负责具体分红的是国际单项体育联合总会（ASOIF）的总干事安德鲁-瑞安（Andrew Ryan），但他早就放话出来，东京奥运会延期后，国际奥委会不可能提前兑现分红，只能给各家单项体育联合会一笔只能维持生计的运营费用。
国际奥委会如今手中到底有多少钱可供分配？此前，多家外媒均已报道过，国际奥委会现有储备金有好几种说法。体育大生意在这里取数额最大的一个数字，即20亿美元。但一旦分配开来，考虑到国际奥委会自身、27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WADA都需要一定的运营成本，再加之部分赞助商、版权方可能会要求索赔，国际奥委会自身还在东京预订了4.6万间酒店房间，同样需要支付一些索赔成本。所以，三下五除二，20亿备用金同样禁不住折腾，国际奥委会如今同样也是地主家没有多少余粮。在这种情况下，东京奥组委还请求国际奥委会来一起分担27亿美元的延期成本，试问国际奥委会怎么可能答应呢？
日本暗藏撒手锏：欲用诺贝尔和平奖说服巴赫
东京奥组委独自无力负担27亿美元的额外成本，所以要求与国际奥委会一起分摊，国际奥委会对此无意也无力去承担。在这种僵局之下，非常考验巴赫、安倍晋三、森喜朗、小池百合子等人的谈判艺术和眼界格局。
在体育大生意看来，最终无论是国际奥委会参与分摊还是拒绝分摊，东京奥组委都是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无论是向官方申请追加预算，还是再引入新的投资人，最终肯定都要想办法再募集更多的资金。当然，无论是国际奥委会还是东京奥组委都曾为东京奥运会购置巨额保险，虽然购置的是赛事取消险种，但按理说，延期一年也会有一定额度的赔偿。所以，理论上，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都可以通过保险索赔来弥补部分损失，但具体能赔多少，目前连东京奥组委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许保险公司要等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才能进行系统评估。
抛开保险理赔和说服官方继续追加预算等路径，日本方面据说还有一招针对国际奥委会和巴赫本人的撒手锏，那就是用全力支持巴赫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从而换取国际奥委会在资金方面的妥协。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时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就奉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即，奥运会期间各国停止战争保持和平。而自1896年现代奥运会诞生以来，国际奥委会也一直都呼吁在奥运会期间继续施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国际奥委会更是在每届奥运会前一年都会敦请联合国在奥运会期间承诺世界和平。
正是基于此，国际奥委会多届主席都曾私下表示过，他们能够让各国放下罅隙从而举办世界上最大的运动会，这本身就值得一尊诺贝尔和平奖。而踌躇满志的巴赫更是不掩饰自己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渴望。
2018年平昌冬奥会，朝鲜和韩国组成朝韩联队，这赢得了当时舆论的好评。巴赫当时频频与朝韩两国的高层互动，自认对此事有重大推动作用。国际奥委会也多番强调他们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而巴赫的嫡系、国际奥委会前市场总监佩恩（Michael Payne）更是明确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在召唤（巴赫）。”但遗憾的是，诺贝尔委员会并没有把该奖项颁给巴赫，巴赫当年只是收获了一尊“帕潘德里欧和平奖”（Cem Papandreou peace award）。
如今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全球肆虐而让路，巴赫和安倍晋三都决心把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打造成人类团结一致战胜疫情的象征。当前，疫情导致单边主义盛行，巴赫却非常自信东京奥运会可以成为各国搁置争议、携手抗击疫情的舞台。他曾在公开信中写道：“对我们来说，虽然仍不知道（疫情）前方的隧道会有多长，但我们希望奥运圣火将成为照亮隧道尽头的光明。”
对于巴赫志在冲击诺贝尔和平奖的心思，东京奥组委非常清楚。所以，东京奥组委此番也有内部人士呼吁，虽然目前并无明文规定国际奥委会必须来分担奥运会延期所造成的成本，但巴赫主席应该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国际奥委会，让国际奥委会真正成为疫情肆虐全球大背景下强化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典型代表。如果最终东京奥运会成为了人类战胜疫情的象征，那么这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就当得起一座诺贝尔和平奖。
面对日本人暗示愿意支持其冲击诺贝尔和平奖的微妙表态，或许一向精于算账的巴赫会考虑一下和东京奥组委一起分摊成本。但谁又知道呢？毕竟，国际奥委会虽然一直都坚称自己是非营利机构，在奥林匹克精神面前金钱从来不是决策的考虑因素，但察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其在2019年不顾某奥组委反对而坚决吸纳某品牌成为TOP赞助商的做法至今都被嫌弃吃相难看，如今的国际奥委会究竟能否维系住铺陈多年的人设，谁又能说得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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