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婷就女排谣言报案，国家队亟需补上商业和更衣室文化两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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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东京奥运会虽已落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很多球迷仍在探究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上惨败的所谓“真相”和“内幕”，进而导致阴谋论丛生。
8月11日晚，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以及徐汇公证处开具的公证书首页，并配文：“已公证，固定证据。已报案，请求追究刑事责任。下一站，人民法院。”《回执》内容显示，2021年7月19日至8月2日（东京奥运期间）期间，有网民在网上虚构关于朱婷的谣言，故意抹黑朱婷。朱婷已委托律师报案。
在东京奥运会上，作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的表现让大跌眼镜，小组赛开局遭遇三连败从而无法出线，创造了中国女排的奥运参赛历史最差成绩。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球队主力球员的伤病因素。除了颜妮的肩伤外，球队核心朱婷手腕一直有伤，伤情的严重程度甚至超出了郎平的想象。球队长期以来习惯于朱婷一锤定音，而当朱婷受到伤病困扰时，没能解决好谁来填补空缺的问题。换言之，朱婷这位绝对核心的受伤无疑是球队成绩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伤病是竞技体育中最大的X因素。客观而言，中国女排过往的无往不利和如今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遗憾落败，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球队绝对核心朱婷的发挥直接相关。当朱婷状态奇佳时，不仅本人是MVP收割机，中国女排也总能在关键时刻上演致命一击，而当朱婷手腕伤到根本无法发力时，中国女排发挥不佳实属正常。
鉴于中国女排是中国体坛最受瞩目的一面旗帜，过去五年在赛场内外收获了无与伦比的荣誉和各类商业代言，女排的各类广告随处可见，所以旁观者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女排饮恨绝非球队遭遇伤病这么简单，更可能是由于商业活动太频繁而导致训练不系统、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内部不和。或许是为了迎合公众情绪，一些自媒体账号和社交群中开始散布各种“内幕消息”，一时间让网友难辨真伪。
在这些流布甚广的“内幕消息”中，绝大多数都是矛头直指球队绝对核心朱婷，顺带也批评球队主帅郎平对其过于袒护。这些谣言称朱婷在队内“耍大牌”、训练态度不认真、违规私自接广告导致队伍产生隔阂、利用自己的球队地位帮“闺蜜”争取广告拍摄机会……而郎平一味袒护朱婷导致球队人心离散。针对这些愈演愈烈的谣言，朱婷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朱婷的律师团队进行证据收集工并进行公证，决心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乍一看，上述种种关于朱婷和郎平的谣言看似千差万别且信息量极大、细节充实丰满，真真假假让人难辨真伪，实则这种情况在集体类运动项目中太多常见，诸多耸人听闻的“内幕消息”可以简单归结为“更衣室秘闻”五个字。
当今信息传播日益碎片化，更衣室矛盾正在被塑造成为决定比赛胜负的最关键因素，并且随着信息茧房化，世人只会越来越坚信自己一直相信的那套哲学，而对其它与之相左的信息则充耳不闻。君不见，当赢得比赛时，原本客观存在的问题也顿时不复存在，更衣室一片祥和，人人亲如兄弟（实则他们只是同事）；而当输掉比赛时，任何细枝末节都能被无限放大，更衣室矛盾满天飞，探讨纯竞技层面的问题反而被视为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更衣室秘闻如假似真，在集体类运动中屡见不鲜，一旦放任传播，确实能搅乱军心。当年“汉城兵败”后，成绩不如人意的中国女排也曾被诟病耍大牌、更衣室矛盾，更过分的是，某次女排输球后，还有人在国家体委家属院内放鞭炮庆祝。但中国女排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体坛最闪亮的一面精神旗帜，并不仅仅是因为大赛成绩优异，更重要的是，她象征着团结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几代国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团结二字曾是中国女排走出低谷、重回巅峰的精神底蕴。而如今，在信息茧房化、体育日益饭圈化大行其道的当下，失利后的噪声和谣言力度远胜以往，中国女排又该如何化解这一老问题新现象呢？朱婷此番的个人奋起反击真的能奏效吗？
在东京奥运会开始前，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中国女排会小组无法出线。恐怕更没有人会想到，中国女排输球的主要原因会被一些网友归结于更衣室矛盾。
毕竟，更衣室一般爆发矛盾往往出现在那些球队文化混乱、主教练威望不足、当家明星难以服众的队伍中，而相比之下，中国女排向来军纪严明，团结拼搏是几代中国女排人传承的精神底蕴，并且，目前的这支中国女排的主教练是德高望重、处事公允的郎平，而球队核心朱婷的个人实力更是早已获得举世公认。
当球队的传统、主教练的威望、当家球星的能力这三大胜利要素齐备，这也让外界对中国女排报以厚望。结果，当中国女排因为伤病导致失利时，所有人都难以接受这一客观且直观的事实，转而更愿意去探究一些深层次、更具技术含量的“内幕”和“秘闻”。
得益于当今最先进的信息碎片化传播方式，或真或假的信息总能以一种堪比核裂变的速度迅速传遍每一个角落。而在体育领域，天然带着神秘色彩的更衣室秘闻似乎天生适合在这个时代进行传播，人们坚信很多传闻是无风不起浪，甚至将其视为球队失利的根源，但这往往只是信息被过度解读后的假象。
相比于媒体总是坚信更衣室矛盾导致比赛失利，很多体育队伍的高管、教练更愿意相信，是比赛失利导致更衣室矛盾被过度放大。竞技体育没有太多的秘诀，失利的根源往往在于球队实力不够、伤病爆发、临场发挥不佳，而所谓的更衣室不和更多只是发挥不佳的催化剂，以及媒体吸引读者的噱头。
作为一种“隐性”体育文化，更衣室文化在欧美体育强国早已得到深入研究总结，无论是球队的明文规章还是众人默许的潜规则都已自成体系，成熟的更衣室文化能够在尊重队员个性化的基础上让队伍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相比于欧美强国发达的体育产业，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滞后，作为衍生品的更衣室文化更是存在很多不职业不完善之处，大多数时间都是靠运动员从小被灌输的集体主义至上的朴素意识来弥补更衣室文化的缺失。而当先天不足的更衣室文化遇上前所未有的信息碎片化时代时，原本很多无足轻重的小细节会被无限放大、进而导致谣言满天飞，这种现象正在中国体育领域潜滋暗长，不容无视。
回到朱婷起诉女排失利阴谋论一事。这并非朱婷维护个人声誉的小事，而是中国女排在新时代下如何团结拼搏、继续传承女排底蕴的大事。所以，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当前不应坐视朱婷独自一人奋起与整个网络的谣言做对抗，中国排协应以协会和国家队的名义力挺朱婷，捍卫女排的金字招牌。
更重要的是，中国排球协会在管理中国女排时应该与时俱进，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构建更加科学系统的更衣室文化体系。毕竟，放眼当今中国排球界，德高望重如郎平者屈指可数，而随着郎平此番黯然卸任，未来的继任者单靠主教练的个人魅力很难收拾局面，只能靠更科学的更衣室文化去解决问题。回看如今抹黑朱婷的谣言中，一个最直观的问题就是，应该尽快界定，哪些行为是球队当家球星应该享有的“合理特权”，哪些又是会导致人心涣散的“耍大牌”。
作为中国排球的头号吸金利器，很可能也是唯一的吸金利器，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周期内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商务开发成果斐然，女排的赞助商数量甚至超过了乒、羽、跳水、射击、体操、举重等其他所有夺金大户的赞助商数量之和。女排的商业开发成果如此醒目，自然，在总结失利原因时，自然会有人拿商业来说事儿。
在此番被朱婷方面监测到的诸多谣言中，有条“罪名”让人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慨：朱婷以个人名义与佳沛的合作，与中国女排的现有赞助商有冲突，协会拒不接受，朱婷以罢练相威胁，最终郎平斡旋方才默许此事，但这引起了其她队员不满。抛开此事是否属实不提，这显然又触及到了体育大赛中常见的个人赞助商和集体赞助商产生矛盾的话题。
在历届体育大赛中，类似的案例其实多如牛毛，熟悉体育营销的人士对这类案例早已熟烂于心、信手拈来：1992年梦之队乔丹、巴克利等耐克签约球星用国旗遮住领奖服上的锐步标识；2003年时任百事可乐代言人的姚明起诉了中国男篮赞助商可口可乐，因为后者以中国篮协授权的“集体肖像权”为由将姚明等三人的照片印在了可口可乐瓶子身上；耐克代言人刘翔曾用国旗遮住比赛服上的美津浓标识；宁泽涛个人代言伊利，而中国游泳队的赞助商则是蒙牛；孙杨在雅加达亚运会颁奖典礼上拒穿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转而穿上个人赞助商的服装；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巴西男足在夺冠后的颁奖仪式上，将赞助巴西体育代表团的匹克领奖服围在腰间，继续穿着巴西男足的赞助商耐克的服装领奖……
回顾往昔，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随着体育明星个人影响力的日益壮大，不可避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个人赞助商和集体赞助商撞车现象，这很考验国家队主管单位的斡旋能力和协调智慧。个人利益固然要服从集体利益，但集体利益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个人利益的存在。不过，很多时候，集体利益是否向运动员的个人利益做出妥协，没有固定的规定和标准，主要取决于运动员的个人影响力是否足够大、在队内是否足够不可或缺。
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案例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国男篮的赞助商耐克向中国篮协提出，希望所有中国男篮球员在奥运期间都统一穿耐克球鞋。当时队内的大部分主力球员诸如易建联、朱芳雨、王仕鹏、杜锋、李楠等人都是耐克签约选手，但姚明、王治郅、丁锦辉、孙悦等人的赞助商则是其它品牌。在中国篮协的协调之下，王治郅、孙悦等人均被迫改穿耐克，唯有当家球星姚明不为所动，全程穿着自己的锐步个人签名鞋，但无人敢对他说长道短。
姚明在事后曾对自己的选择进行解释。大意是：我这么做，不全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后来的篮球运动员开辟一条道路。不然，未来当其他球员想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时，就会有人振振有词地说：“连姚明都要穿统一的鞋子，你有什么资格擅自穿鞋？”
当前，在奥运会这类国际大赛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赞助商体系分为三大层级：中国奥委会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统一招募的赞助商、各个单项体育协会为各自的国家队引入的赞助商，以及各个国家队的超级明星们的个人赞助商。
三者之间，中国奥委会和各个单项国家队之间的招商协调机制、赞助商类别界定相对清晰，集体与集体能够平心静气地厘清边界，彼此不越雷池一步。而国家队和运动员的个人赞助商之间矛盾却不时发生，甚至出现两败俱伤的悲剧。这显然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化的规范。毕竟，集体也是由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体组成，唯有尊重个体利益，才能激发个体一起做大集体利益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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