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天花被灭，全球其它流行病变得更难消灭，可能再次爆发
今天为大家推荐刊登在2019年10月15日《科学》（Science）杂志 BOOKS AND ARTS 栏目的一篇文章，这是巴黎科普作家 Laura Spinney 为 Frank Snowden 教授的新书《流行病与社会》（Epidemics and Society）写的书评。
Epidemics and Society封面
Frank Snowden 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与医疗史教授，也是科学与医疗史项目负责人，牛津大学博士。他主要教本科生和研究生欧洲社会政治史和医疗史。今年10月，他的新书《流行病与社会》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揭示流行病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
Frank Snowden
本文作者 Laura Spinney 女士是一名非常著名的科普作家，其作品曾经发表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电讯报》（The Telegraph）等媒体上。
她也有一本著作是关于流行病与社会这样的主题——2017年出版的《苍白骑士：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它是如何改变世界》。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篇文章？译者接到选题时也疑惑：感觉这篇文章跟肠道产业不太相关呢！热心肠先生蓝灿辉回答说：肠道问题跟免疫紧密相关，而免疫问题跟感染和流行病密切相关。
这篇文章不长，让我们在关注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突飞猛进和肠道领域的持续投入之外，也看一看流行病和社会进程的关系，并能有所启示。以下是全文编译。
流行病如何影响社会进程
原文标题：How pandemics shape social evolution
作者：Laura Spinney
翻译：郝连旭
原文：Nature 574:324-326.doi:10.1038/nature.d41586-019-03048-8
（图片来源：Antoine Dore）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绝对不要宣布一件事情结束了？50年前，两所著名的美国大学笃定传染病问题已经解决，因此关闭了他们的传染病系。
而现在麻疹和腮腺炎在欧洲和美国的病例又重新呈现上升势头，新的传染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下一次大流行的威胁甚至让专注于慈善事业的比尔·盖茨夜不能寐。
弗兰克·斯诺登（Frank Snowden）在他的新书《流行病与社会》（Epidemics and Society）中回顾了这段遗憾的历史。坊间传闻，1969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威廉 · 斯图尔特（William Stewart）曾说：“现在是该合上传染病的书，并宣告针对瘟疫的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了。”
或许斯图尔特并未这么说过，但是很明显20世纪60年代时确实普遍存在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当时，国际公共健康卫生组织预测，传染病源（包括传播疟疾的寄生虫）将在20世纪末之前被消灭掉。
斯诺登书中的观点是，“传染病对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不亚于战争、革命和经济危机。”这并非是一个新的观点，但是它确实值得我们反复提出，反复思考。
斯诺登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他收集了大量证据，其中一些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证据涵盖了全球跨越千年的疫情，从鼠疫、天花、疟疾到本世纪的呼吸系统疾病 SARS 和埃博拉等等。
他重述了伴随着流行病而来的社会现象——替罪羊、暴力、集体歇斯底里和宗教狂热的悠久历史，推测了它们曾经或未来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长期影响。
1832年，巴黎爆发霍乱，最终导致近1.9万名巴黎人丧生。于是一种阴谋论传播开来，人们认为这是国王路易 · 菲利普（Louis Philippe）领导下的不得人心的政府在井中投剧毒砷化物所致，警察和军队一度不能控制暴乱局面。
这些事件的集体记忆加剧了巴黎的人们对“危险阶层”——穷人的恐惧。斯诺登认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爆发的两次最恶劣的阶级镇压案例——对二月革命的暴力镇压和巴黎公社的血腥覆灭也发生在巴黎。23年后，革命政府短暂统治了这座城市。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战争和流行病对于历史进程的协同影响。拿破仑的军队在法国加勒比海殖民地圣多明戈（现在的海地）遭遇了黄热病，这导致了他在19世纪向西越过大西洋的帝国扩张戛然而止。他在东线的野心扩张也因痢疾和斑疹伤寒而受挫。
正如斯诺登书中所言，从某种程度上讲，从莫斯科撤退期间肆虐大军的斑疹伤寒，可能导致了空前的死亡。
这本书有一个奇怪的遗漏，没有详细写一写一个世纪以前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时正值一战期间，那场流感事实上席卷了全球，导致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流感病毒，估计造成5千万到1亿人死亡。（编者注：本文作者 Laura Spinney 在2017 年出版的《苍白骑士：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它是如何改变世界》中，对这次全球大流感有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圣路易斯红十字会机动部队在密苏里州执行任务，当时的流感疫情影响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图片：Underwood Archives/Getty）
或许斯诺登书中没写的原因是觉得这次流感疫情在百年纪念时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关注吧。但是未来流感大爆发仍然被列为威胁全球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遗憾的是，关于1918年这次大灾难对于社会长期影响的研究少之又少。
另外一个原因，或许大家觉得探讨这次大流感和现在南非大规模艾滋病传染之间的联系更为有意义，这本书倒是对这方面内容进行了讨论。
有证据表明，1918年大流感，白人将南非黑人当作了替罪羊，这直接促成了种族隔离立法的第一步。
正如斯诺登书中讨论的那样，限制有色人种获得土地的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促进了移民劳工制度的发展，而移民劳工制度让黑人家庭成员分开，这鼓励了新形式的社交和性行为。
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又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黑人家庭中的年轻人在远离家庭的地方长大，这往往培养了他们喜欢性征服和暴力的男性气质。我们可以看到，南非现在是世界上强奸率最高的国家之一（K. Naidoo S. Afr. Med. J. 103, 210–211; 2013）。
而南非总统塔博 · 姆贝基（Thabo Mbeki）1999年开始受一名艾滋病否定者的理论影响，对抗 AIDS 药物的安全性和 HIV 是否引起 AIDS 提出质疑论，这导致了大约50万南非人本可避免的死亡。这样的结果太让人沮丧了。
更令人羞耻的是，到了21世纪，我们还在重复着一些过去引发或加剧流行病的错误行为。斯诺登把本世纪初爆发的 SARS 和埃博拉视为本世纪流行病大爆发的彩排，或许就是因为看到人们还在继续的错误行为。
人们似乎有一种错觉，认为国界能够把疾病拒之门外，虽然这很荒谬。我们看到斯诺登写完这本书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宣布，从现在起，外国移民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机会将与他们给公共财政带来的负担——包括医疗成本— —挂钩，这项举措很可能会让那些新入境的难民更不愿意去看医生。
想想这会导致什么？就是他们得了传染病，也不会去看医生，传染病的苗头就不容易被发现，这对遏制传染病的流行是很危险的。
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这一种传染病被消灭了，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事实，它提醒我们：流行病这场战争我们并没有胜利。那些20世纪60年代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在20世纪末就该被消灭的一些传染病，我们发现变得更难消灭，并且很有可能再次爆发。
埃博拉疫情期间，塞拉利昂弗里敦一家儿童医院的埋葬小组
（图片：Andrew McConnell / Panos）
我们看到，战火纷扰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不仅有埃博拉病毒，还有麻疹爆发，以及一种脊髓灰质炎病毒在流行，这个病毒是口服疫苗中已被削弱的病毒变异而来，更难对付。
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在当地成功根除了的案例，但这往往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在持续多年使用 DDT 之后，意大利的撒丁岛在1952年宣布消除了疟疾。但是到了21世纪的2001年，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DDT 这个杀虫剂被全球性禁用，因为它对于野生动物和环境是极其危险的。
对于斯诺登教授来说，从50多年来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能学到的是，只有医生、政治家、制药企业、媒体和民众齐心协力，才有可能真的消除流行病。
Salus populi suprema lex（拉丁语：安全是最高的法律），这提醒我们公共健康必须是最高准则。斯诺登教授在一代又一代的耶鲁本科生中传播着这个信念。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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