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李健吾译：春天的门限（普鲁斯特作）
春天的门限
白蔷薇 红蔷薇
法国Marcel Proust作
李健吾译
前些日，有一天为了这相当温和的冬天——今天就告终了——我在读书，发见前些世纪里，山查有从二月就开起来的。对着这名子[字]，我的心跳起来了，这是我初恋的一个花名哪。
就是今天望着它们，我还寻得见我第一次看见它们时候我的年龄和心情。只要我远远一瞥篱笆里面的白纱，当年是我的那个小孩子就重新生了下来。甚至于别的花在我心里唤醒的微弱的赤裸的印象，为了山查，也让那些伴着它的更老和更年轻的印象加强了，好比某些盛会的表演，一个年老的唱高音的歌者唱着他旧日的一个曲子，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合唱者的新鲜的声音支持充实他疲倦的声响。所以，我要是沉住思想望着山查，这不全由于我的观看，另外还有我的记忆，我的活动着的所有的注意。我打算把这种深沉单自提开，我觉得花瓣在它上面一片一片零落了，而它哪，好像一种过去，一个灵魂，把自己加上花去；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在这里认出好些赞美歌和好些旧日的月光。
我第一次看见或者注目山查，是在马利亚月。和弥撒分不开，到了庆祝的节日，犹如祈祷，放在圣坛上，它们参加来了，在好些烛台和圣瓶中间，它们打发它们的枝子跑向这里，一枝一枝横扎在一起，过节的模样，好些小白蓇葖撒满了它们的叶子，好像撒满了一条新娘拖地的头纱，叶子的参差同时也越发显得枝子美好。再往高里去，绽开它们的花瓣，仿佛一件新近应景的装饰，握着那捧雾一样把它们个个影住的雄蕊，在我的深处，我一面用心模仿它们绽放的姿态，一面不问个中的道理，我想像着那种姿态，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活泼的少女的浮躁的举动。离开以前，跪在圣坛前面，我一面站起来，一面就闻见从花里溢出一种杏仁的苦甘的气味。山查虽说动也不动地静静着，这种断断续续的气味仿佛是他们紧张的生命的呢喃（圣坛也因而颤动着），犹如好些灵活的触角拜访一段乡野的篱笆，我们一看见某些赭色的雄蕊，就要想到这里，那些雄蕊好像具有春天的毒脓似的性质，一种刺激昆虫的力量，而这些昆虫如今全成了花。
那些夜晚，走出马利亚月，天气晴和有月光的时候，我父亲不一直回家，由于光荣的爱慕。让我们沿着各各他散步散了许久，我母亲素来就不大辨识得出她一路的方向和所在，把他的熟识看做一种军事天才的英武。我们从车站马路（那里有全市最写意的别墅）绕回来，在每一个小花园仿佛虞拜·罗拜，月光撒下它的白理石的断残的台阶，它的喷泉，它的半开的栅栏。它的晶莹毁掉电报局，剩下的只有一根折了半截的柱子，依然持有一种永生的废址的美丽。在没有把这吸没的沉静之上，不见模型的痕迹，不时推出好些喧豗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过来，觉不出，然而以一种“有限”零星分开，它们还远的效果好像只仗着它们“纡徐的行进”——好像音乐学院队奏得十分优美的那些低柔的乐谱，一个音符不脱落，你以为远远离开音乐厅就听得见，而那些订座的老主顾，酩酊了，伸出耳朵，好像他们在谛听还没有转过泰维司街的一队士兵遥远的进行。我拖着我的腿，困得要倒下来了，菩提树放出的香味，我觉得好像一种报酬，要绝大的疲倦才弄得到手，弄到手又不值得那种疲倦。忽然，我父亲止住我们，问我母亲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她走得累极了，然而敬重他，只向他温柔地承认，她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耸耸肩，笑起来。于是，好像从他的衣袋掏出他的钥匙，拿着它，他给我们指着就在眼前的我们花园的后边的小门，它（花园）站在街角，来在这些无名的道路的尽头，等着我们。我母亲赞美他道：“你可真叫了不起！”
从这时候起，我一步路，没有再走。花园的土厚了，我也久矣夫没有自动的注意伴着我在这里行走：习惯恰才把我抱进它的胳膊，好像一个小孩子，把我一直放在我的床上。
有一星期天，用过午饭，我父母在一条通到田野的小道散步，我赶上他们，发见它充满了喃喃的山查的气味。篱笆筑得仿佛一串圣礼拜堂，消失在它们堆成圣坛似的花簇下面；在花下面，太阳往地上放下好些光亮的方格，好像它恰才穿过一面玻璃；它们的馥郁，浓浓地，无边无涯地散了开，好比从前我当着圣母的圣坛，花也叫人打扮好了，心不在焉的样子，各自握着各自那捧辉耀的雄蕊，“福朗布洼漾”风格的精致发光的叶筋，就像教堂里面经坛的栏杆或者玻璃花窗的直棂的那些熠熠的纹络，杨梅的花的白肉似地笑逐颜开。在这星期天的温煦的下午，靠住它们，野蔷薇和它们一比，要多愿实，多乡下气，迎着大太阳，长在这田野的小道，就像它们一口气吹得脱的那条羞红的抹胸的素缎子。
然而我白停在这山查前面呼吸，白把它们聚在我的思想前面，我的思想就不晓得应该怎样对付它们，而我哪，白失掉又白寻回它们的看不见然而坚定的气味，白把我连接在那种节奏，这里那里，扔掉它们的花，带着一种少年人的轻快，和一些音程似的思想不到的距离，它们向我濛濛漠漠地献上那同样吸取不尽的丰盈的柔媚，可又不要我往深里追究它们的柔媚，就像那些一连演奏了百遍的乐谱，没有往它们的秘密多走下一步。有一时我扔下它们，为的回头带着更新鲜的力量向它们拢近。在篱笆后面，土坡直直向田地陡斜上去，我一直走上土坡，搜寻一棵失迷的野罂粟，好些懒懒地停在后面的失车菊，失车菊拿它们的花这里那里装璜着野罂粟，好像一块毡子的边沿，上面稀稀零零，露出那画在板壁上，一定会成功的乡鄙的主旨；轻易不多见，零零落落，好像散开的人家，宣布一个村落就在近处，它们向我宣布麦浪汹涌的广大的幅员，在这里起伏不定的还有白云，于是看见绳索末梢挂起的唯一的野罂粟，让它的红焰顺着风，驶过脂肪似的黑浮标，我的心跳起来了，好像一个出门人瞥见一块低低的地面，一个补船匠修理第一只触了礁的帆船，在没有看清以前，就喊道：“海！”
随后我回到山查前面，好像回到那些杰作前面，隔上一时不看，我看它们就越发看得入微了。所以，仿佛看见我们喜爱的画家的一件作品，和我们熟识的作品不同，或者犹如人家带我们去瞻仰一张油画，以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张铅笔的草图，或者我们仅仅听到的一段钢琴，后来披上乐队各式的文饰，我祖父为了给我这种喜悦，把我叫去，指着一家我们傍着走的园子的篱笆，向我道：“你仅看山查，你也看这红蔷薇！看它多好！”说实话，这是一棵蔷薇，不过是红颜色，比白的还要美。它也戴着节日的首饰，——只有宗教的节日才能算做真正的节日的节日，不像俗世的节日，一种偶然的私心随便挑选一个日子算做节日，本质上却没有任何安息的意味——一种还要富丽的首饰，因为枝头的花，你压着我，我压着你，捆扎得没有一个地方不像没有经过打扮，就像那些点缀一把“罗考考”[1]小锄的绒球有颜色。因而按照我们乡村的美学，货色也就高了。犹如广场的“商店”，或者杂货铺的饼干红颜色的，价码就要贵些，乡下人也就凭着价码的贵贱裁判货色的高低。
这些花正好挑了一样食品的，或者为过节粉饰得动情的颜色，而这些颜色，向它们献上它们优异的理由，就小孩子们看来，也就越发显出它们的美丽，为了这缘故，他们也格外觉得它们比别的颜色活泼，自然，甚至于他们明白他们的饕餮由它们得不到一点指望，女裁缝也没有拣选它们使用。其实，好像当着白蔷薇，不过还要惊奇，我一下子就感到过节的意向不是人为地，由一种人工的技巧，输进花去，而是自然自动地把它表现出来，有一个乡下女贩的愿实，拿种过分动情的色调和一种外省的头发的样式，煊染着这些小小的玫瑰丛，做来献给祭坛的圣座。在枝子的高处，好像许多花边纸把盆子藏住的小蔷薇，逢着过节的时候，人家把这玲珑的火花放在圣坛上发光，万千颜色的黯澹的小蓇葖蕃殖着，它们半开开，好像望着一只红理石杯子的深底，你看得见些血色的红宝石，比花还要露出蔷薇的吸人的特殊的本质，随便在什么地方发芽，在什么地方开花，本质也只是红的。夹杂在篱笆中间，然而和它不一样，犹如一个穿着过节的袍子的小姑娘，站在不要出门的胡着乱穿的人们当中，为马利亚月打扮妥贴，好像已然变成马利亚月的一部分，微笑着，一身新鲜的红的衣饰，天主教的愉快的灌木灿烛着。
那一年，比往年还要早些，我父母定好回巴黎的日子，动身的早晨，好像要我去照像，把我的头发梳得鬈鬈的，小心翼翼给我戴上一顶我从来没有戴过的帽子，给我披上一件丝绒大衣，事后我母亲到处寻找我，发见我在那陡斜的小径，眼泪汪汪的正在向山查道别，用我的胳膊抱住扎人的枝子，并且，——好像一位悲剧的公主，嫌这些无益的首饰沉重，不感激那只讨厌的手，为了打起所有这些结，用心在我的额头把我的头发聚拢，——把我的新帽子和抓下来的我的纸花全踩在脚底下。我的眼泪没有感动我母亲，不过，看见帽子没有了顶，大衣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脱口叫了起来。我不听她劝。我哭着道：“噢我可怜的小山查，并不是你有心让我难受，强我动身。你从来没有给过我苦吃！所以我总，总爱你的。”然后搽搽我的眼泪，我应许它们大了的时候，绝不模仿那群男子的狂妄的生活，便是在巴黎，到了春天，不去拜访什么客，听什么无聊的话，我一定下乡来看早开的山查。
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李健吾伏案中
附记
浦鲁斯蒂（Marcel Proust）法国现代的大作家，如若不是最大的作家。撇开一切成见，专从特创和造诣来看，我愿意承认他是巴尔扎克以后的第一人，和巴尔扎克可以分庭抗礼，而且几乎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巴尔扎克用他的《人曲》让我们观看一个物质的世界，金钱世界；浦鲁斯蒂用他的《时间》（全名是《失去的时间的查访》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帮我们发见一个心灵的世界：意识世界。他的文笔是自己的，他的表现是特殊的，他的成就是意外的。纪德（Gide）就险些错过了他。一八七一年生于巴黎，一九一九年发表他惊世的杰作，得到贡古的奖金，享了三年名，一九二二年便弃世了。从九岁起，他就和病结了不解的因缘，大半时光都消费在床上，只有夜里出去各处走走，挣下一个花花公子的名声。实际他却静悄悄地，不声不响地工作着。大工告成了，他也就流星一样不见了。他那部千万言的长篇小说里面的观念，文笔，手法，全可以从这一篇散文里看出一个小小的面影。一个病人的联想力异常发达，一个现代文明的病人尤其如此。法国的心理小说到他可以说做集其大成。对着他的文章，我这门外汉只有惭愧。把它译成中文，简直是无地自容了。但是，谢天谢地，原文具在（这篇散文最初发表于Le Figaro，其后由他亲友收在杂文Chroniques里面），中国的读者满应该让我藏拙的。
译者 二十六年五月二日
编者附言：
翻老期刊目录时，突然看到这篇李健吾的译文，请同事帮忙复制出来，又觉得这篇译文能够看出李健吾的眼界之宽和对于法国文学了解之深，颇为珍贵，遂将其编入他的纪念专辑中。我对于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情况不甚了解，倒是看到许钧发表的《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历程》（《中国翻译》1997年第1期）一文，谈到曾觉之1933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普氏的评传，卞之琳1934年也在《大公报》发表《追忆》的一段译文。接下来许钧说：“在卞之琳的译文发表之后，出现了几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沉默，或者说是淡漠，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似乎对普鲁斯特没有表示出应有的重视或兴趣。”李健吾的译文，可以证明上面的话有些绝对了。何红梅的文章《1920-1940年普鲁斯特作品在中国的接受研究》（《现代妇女》下旬刊，2013年第1期）大大补充了许文的资料，她认定茅盾1923年首次在中国介绍普鲁斯特，卞、李之外，张蝶崖1943年也译过一段《追忆》，那个时段提到过普鲁斯特的有盛澄华等多人……
李健吾译的这段《春天的门限》，选自小说《在斯万家那边》这一卷，是作者本人单独发表在1912年3月21日《费加罗报》上的。不知道李健吾是一时兴起随心所译，还是对普鲁斯特关注已久，从他的译者附记中，能够看出他对于普鲁斯特的判断和真知灼见。可惜，后来他的更多精力去研究法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去了，我们没有机会听取他关于普氏和这部巨著的更多看法。没办法，时风有时候也是飓风。
（周立民，2016年11月17日午后）
编辑︱忻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