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陈思和：关于杨扬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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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扬的文学批评

陈思和

　　第一次见到杨扬还是好多年以前，他刚刚写完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记得是他与他的同门师弟袁庆丰一起光临我的黑水斋，送来请我审阅。那天留给我的印象是袁庆丰活跃好辩，说得也多，而杨扬则沉静地坐在一边。他们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分别研究茅盾和郁达夫。我对郁的兴趣大一些，而且袁庆丰也是性情中人，对郁的热爱近于偏执，以至迁怒于一切对郁有妨碍的人，我不大赞成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态度，所以与袁庆丰讨论得比较多，后来在论文答辩上也有过认真的“一辩”，好像袁庆丰在他的一本学术专著的后记里写过这个场面。而对杨扬的《茅盾早期文学思想研究》，则没有大的疑义，读后的印象是持论平和，材料充分，无惊人之论，按一般的博士论文要求，也就是这样了。后来杨扬的博士论文很快地出版了，而袁庆丰则连续出版了他的两部关于郁达夫的专著，都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而改作的。

左图为杨扬，右图为袁庆丰

　　后来我与这两位钱（谷融）门弟子都保持了长期的友谊，因为同在上海住着，经常一起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了解得也更多。他给我的印象第一是书读得多，而且比较杂，他有时托我代购的图书和有时替我买的图书，都有一些比较冷门的文史类图书。这种读书法我很喜欢，我自己的读书习惯是尽量不读读书界一时流行的书（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所以对有些权威读书杂志或者传媒书商推荐的好书，通常是不读或少读。当然不是说这些书不好，只是持了一种偏见，凡流行了一本书，读书界很快就会制造出有关这本书的话题，形成一时的风气，中国的中国人也谈，外国的中国人也谈，谈得很热闹很投机，仿佛这就是学问似的，却妨碍了学者正常的专业思考和关注。为了对话而放弃自己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时下青年读书的一大风气，开通了网站以后尤其盛行，在我看来这几乎与当年强迫知识分子用政治学习来替代专业研究同样严重。所以尽量不读流行书也就少了对话的可能性，可以使自己保持纯净的心境来面对书本，增进知识。从这一点上说，我赞成杨扬的博览群书，虽然我不知道他买了这些有趣的书是否都读过了。他给我的第二印象是工作很有热情，精力充沛。我与他一起策划过一些图书，具体工作都是他做的，而且相当干脆利索，凡交代他的事情不出两三天就有回音。我本来是个慢性子的人，做事情总是反反复复拿不出结果，又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工作能力，不知怎样去拒绝别人的请求，结果是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所以平时最怕合作者与自己一样拖拉成习惯，这样就永无出头之日。反过来对有能力及时处理各种事物的人就心怀好感。杨扬其实也是个承诺很多、手头事情做不完的人，但凡有所托，他总能及时完成，有一段时期他母亲病危于医院，他在日夜陪伴照顾之余，居然在短短时间里协助我完成了《世纪回响》第三辑书稿的编辑工作。虽然有时在迅速与热情的催促下他难免也有粗疏之处，但难得的是这种青年学者朝气蓬勃的精神。

《世纪的回响·批评卷：周作人批评文集》书影

　　以读书之博和热情之盛来治学和从事文学评论，杨扬逐渐改变了他做博士论文时期的平和与理智，变得越来越尖锐与感性。他的第一本评论文集《月光下的追忆》是由我主编的《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原先是为《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准备的，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改在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依然是一色的上海青年批评家的文学批评集。杨扬原来的研究重点在现代文学和文化史方面，所以我对他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的工作情况不太了解，组稿时对是否邀请他加入曾经犹豫过，但在读他的书稿时，有两篇论文激动了我，那就是收在书稿里的《先锋和遁逸》和《商务印书馆与20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前一篇讨论的是当代先锋文学、先锋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我记得最初是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这家杂志重思想轻文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相当隔膜，我敢说至今为止杨扬这篇论文是它们所发表的有关当代文学批评中最好的一篇。其文风之尖锐泼辣，令人汗颜。他在文章里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南方作家和南方批评的概念，并将其与来自北方学院派的先锋批评尖锐对立起来，他详细地分析了诞生在南方地区的作家群如苏童余华格非等是如何被那批学院派批评家塑造成先锋作家的，并对比了原先李劼、吴亮等南方批评家与后来的先锋批评家对待这批创作的不同态度。论述中他非常尖刻地批判了90年代初甚嚣尘上的所谓后现代批评。他指出：“所谓解构，在一般人心目中应是与反思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批判活动，解构的主要对象是当代意识形态，包括文学中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部分。而鼓吹后现代的先锋批评最初也表现出解构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观意图，他们强调先锋作家的创作，是对当代意识形态的一种疏离。但这种解构对象渐渐就变得极其模糊，先锋批评认为先锋文学的先锋性之一，就是颠覆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先锋批评通过对先锋文学的阐释，割断了先锋作家原先与南方批评的联系，而导向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方向。”而“经过后现代批评理论二三年解构之后，新时期文学中所有的人道主义价值关怀受到严重消解，各种调侃人生的文学吸引了一批崇拜者。后现代主义的所谓浅度表现模式，取消了作家、批评家对现实问题的紧张思考，使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批评的质量明显下降，既没有优秀之作，也没有锐进的批评。”在我看来，他的态度多少有些偏激，但确实说出了当时压抑空气下许多沉默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理感受。他把文学以至文化现象与当代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为考察前提的思路与方法，并以此来批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的解构意义，究其基本立场仍然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的正统立场，从中可以看到一点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体现，这是当时许多青年学者所缺乏和所疏忽的。也许，正是因为杨扬是从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起步的缘故吧。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与《月光下的追忆》书影

　　后一篇谈的是商务印书馆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系，杨扬研究商务印书馆花过较大的力气，后来写成了一本学术专著。但与四平八稳的学术论著相比，还是这篇论文更吸引我。那篇论文是发表在鼎盛时期的《上海文化》杂志上，早在现在人来疯似的上海怀旧热之前好几年，这家杂志社就有意识地开展了对上海文化的研究，杨扬的文章虽然讲的是出版历史，但着眼的却是文化中心南移，即如何繁荣上海文化事业的原因探讨。这里又似乎涉及南方文化的问题。杨扬生长于南方城市求学于南方都市，对滋养他成长的生存环境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而总是对传统思维中的政治文化中心一体的文化地域沙文主义不以为然，所以他才会在论文里说出这样的话：“一个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单靠几个人、几个文学社团和几家刊物，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借助于该地区某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组织力量的文化组织机构的作用，才能确立起该地区文化中心的形象。‘五四’时期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新文学诞生的摇篮，是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是分不开的。20年代，上海之所以能够逐渐取代北京而成为国内新文学中心，同样是与当时上海拥有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上都远甚于北京大学的文化组织机构——商务印书馆分不开的。”其立论的大胆在于将商务印书馆于新文学的作用与北京大学相提并论，这显然有悖于以前的文学史回忆录及史家论断。虽然我对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很是感兴趣，也力图描述出现代出版对文学的关系，但还不至于对商务印书馆这一个“单位”于新文学的关系作如此重大的肯定。因为我以为，出版社对文学的支持不能完全以经济实力而论，更是要看它是否具有与新文学同担当共命运的事实。以赢利为目的的出版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和支持新文学事业，但一旦新文学尖锐了与现实的矛盾时，很难说这些出版商会愿意担当风险。我的这种忧虑也不是仅仅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的，从另外一面说，由于经济的力量过于强大，有时候出版社的保守态度也会影响新文学的进展，只要看1927年国民党建国以来，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学中所有活跃的力量都缺乏热情，原来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作家不得不另组开明书店的事实即可说明。与当时活跃在上海的中小书店如开明、北新、现代、光华、生活、文化生活、良友等更加具有民间知识分子特征的书店相比，商务印书馆的亲庙堂态度实在是妨碍了对新文学的支持。杨扬对商务印书馆情有独钟自然不失为一家之言，但过于热情有时也会忽略了资本主义企业与文化关系的复杂性，这也可以看作是杨扬治学的天真的一面。但如果把杨扬对现代大都市经济模式与都市文化建设的关注结合起来看，他的热情与天真也都可说明他后来对90年代文学的一系列的学术批评。

杨扬著《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

　　关于90年代文学的批评，是杨扬近年来的主要文学批评内容。出于对现代都市经济发展与文化关系的肯定，他很乐观地肯定了90年代的文学特点。在他的新编批评文集里，90年代文学批评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既有讨论王安忆、陈村、卫慧、棉棉等上海作家创作的批评，也有长篇讨论90年代文学特征的专论。从表面上看，他不再像当年批评先锋文学淡化文学与现实紧张关系那样持80年代知识分子的正统立场，而是以未来文学发展的新势态来肯定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新的精神现象。在《变化意味着什么》和《蜕变与分化》两篇长文里，他一再强调90年代生活观念与审美风气的变化，导致了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创作上裹足不前，而他所肯定的王安忆的创作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她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思路，有意开拓出表现现代都市题材的新境界。他一再强调90年代作家们“面对的社会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新的现实生活面前，作家批评家应该有一种新的应付办法。”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对近年来鼓噪于文坛的所谓“70年代出生”的作家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另类描写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并对保守的批评意见表示了愤怒的良知。我读到他的一段话不能不为之动容：“对一个转型时期的文学、对一些正在成长之中的作家作品，以任何道德的名义、大师的名义来苛责与扑杀，都是愚蠢的行为。在新世纪来临之时，动用国家行政的手段，封杀一些年轻作家作品的举动，假如不引起一些作家、批评家的抗议，或者置这样的文学现实于不顾，而依然以一种高调的批评姿态安然地谈论什么‘重要’的文学问题，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关注这中严酷的现实更重要的文学问题了。”引用杨扬的愤怒之语实在是不得已，我知道这些话很容易得罪一些人，但不如此很难解释杨扬的评论的尖锐性。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好像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切消极现象都来之于经济体制本身，似乎长期控制文学的习惯势力已经不复存在了，社会矛盾又回到了当年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贫富之间的简单冲突。以这样的论点看问题，对随着当代经济发展而出现的都市繁荣能否用批判的眼光就成了一种思想分界。我不想介入这一类的争论，扯出这个话题仅仅是为了说明杨扬批评的独立性。在杨扬近期所作的论文里，他对现代都市文化的繁荣无疑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与现实中妨碍文艺创作自由的消极因素相妥协。当放肆的年轻作家们的文学实践归于失败的时候，文坛上只有杨扬站出来表示了惋惜和愤怒。这也是杨扬的天真与单纯，尽管我以自己的阴暗心理早已经预见了这种昙花一现的结果，也不会过于感到意外和愤怒了。

　　在关于90年代文学的总体看法上，我与杨扬有一致的地方。我把90年代的文学归纳为无名状态，即是打破共名对文学的同一性的制约，强调多元的文学精神。90年代文学的最大特征就是作家们从一元的集体立场，转向了多元的个人立场，这是90年代文学活跃和繁荣的主要原因。但我不能同意的是杨扬用过于简单的进化观念来划分90年代作家们的创作。我的看法是，90年代是由多种多样的个人立场的创作构成的，就创作风格成熟的程度而言，当然是一批知青出身的作家为先；而“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和“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的创作风格刚刚形成，也将会在以后的进一步创作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但这种分野决不是意味着，一群作家只代表过去，另一群作家可以代表未来。知青一代的代表作家们在90年代的创作中虽然较少直接描写现代都市生活，但这不是他们的缺点，而恰恰显示了他们的成熟，他们不屑急于把生活中刚刚出现的新信息写进自己的作品，所以我们当然也不能任意向作家规定写哪一类题材已经过时，而写另一类题材又可以延长到新的世纪。我承认90年代文学是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但这是否已经使90年代文学达到了文学史上的新的阶段，似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杨扬

　　杨扬是一位很认真执着的青年学者，记得他在批评文集《月光下的追忆》的封面上写过一段话：“我用黑色的小字纺织一个花篮，以此祭奠死去的十年，告慰我无法平息的青春梦幻。”也可以说是他把自己的生命意识转移到文字里去了。这一晃又有五六年过去了，他依然青春焕发，充满活力，在我读他近年的批评文字时，这段话一再出现在我的脑里，是的，我正感受着一个火辣辣的生命在燃烧，于是写下以上感想式的文字，权当做与杨扬共勉。

2001年1月22日

原载于《南方文坛》，2001（2）

杨扬老师主题讲座——《子夜》与上海的城市景观

时间：2017年7月16日下午2:00—4:30

地点：大隐精舍（重庆南路308号）

编辑、文字录入: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