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桂未明：思念无限 ——纪念萧珊诞辰一百周年

点击上方“巴金故居 可以订阅哦！

思念无限

——纪念萧珊诞辰一百周年

桂未明

　　萧珊是我大学同学李小林的母亲，本名陈蕴珍，按照家常我叫她“陈阿姨”或“蕴珍阿姨”，同样，对李小林的父亲（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因他比我父亲杜宣年长，我习惯地叫他“李伯伯”。

　　“文革”前我们家住在常熟路，李小林家在武康路。距离不远，慢点走半小时就到了。虽然两家人的父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在东京相识，但真正的交往是在五十年代后期。那时他们都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现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后来又一起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奔走在他国。父亲敬重李伯伯，尊他为师长。但凡在上海，两家大人都有所往来。

　　李伯伯太忙，很少走人家。有时也会和蕴珍阿姨一起出门，通常他们会一人乘一辆三轮车来常熟路。三轮车停在我家弄堂口，然后走进来。但蕴珍阿姨自己来得较多。她生于1918年，比我母亲叶露茜小一岁。个头比我母亲高，烫着头发，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爱穿高跟鞋，无论她穿旗袍还是衬衫西裤都很笔挺，身上还有淡淡的香水味。那时用香水的人不多，所以只要闻到香水味就知道她来了。

1964年1月，杜宣与萧珊、巴金等在上海火车北站接待日本友人，左起：杜宣、罗荪、巴金、中岛健藏、萧珊、中岛夫人、张瑞芳、秦怡、林林

　　蕴珍阿姨待人亲切，爱笑，爱说，又喜欢孩子，尤其是我的两个小弟弟老八老九，他们才五六岁，非常淘气。每次来家，到了我父亲三楼书房，蕴珍阿姨不急着坐下喝茶，她先会招呼小孩，再把果盘中的桔子剥给他们吃，然后再和主人交谈。她剥桔子有一绝，轻轻一下，四瓣皮就打开了，还不弄脏自己的手，老九至今都认为是神奇之举。我原以为是桔子新鲜之故，但多次试验，最多一剥两散。

　　老八老九在哪里都是得宠的，但他们更希望父母有机会带他们去武康路113号。那里的花园太大了，是自家天井的十几倍。他们不关心鸟语花香，看中的是竖在大片绿草地上的那个很高的木制秋千，他俩可以尽情玩。两兄弟常常是一个推，一个荡。他们毕竟年纪小，蕴珍阿姨不放心，总是陪着他们。有一次，老九刚坐上去，秋千绳子就断了，他们很失望并希望马上修好，也不知蕴珍阿姨用什么办法把他们哄进屋的。

　　喜欢去那里的还有我的大弟弟未殊，他是奔着小狗包弟去的。大人们在房间里谈话，他在花园里逗包弟玩。包弟非常聪明，后来一见到他跨进花园大门就会摇着尾巴过来，盯着他不放，以致忘乎所以，发展到专咬他的鞋子，但只咬鞋的前半部分，不是真咬，而是使暗劲。如未殊穿运动鞋去就会感到脚趾生疼，如穿皮鞋去，包弟再用力咬也不会太疼。每当包弟使暗劲时，未殊会装出愤怒的表情，向它低吼，此时蕴珍阿姨就会及时地在旁出现并对包弟的过分行为加以阻止，叫道：“包弟，对客人要好一些啊!”包弟立即收敛了，做出假咬的样子，但它还是会伺机进攻，直到蕴珍阿姨把它叫到身边，等它作揖为止。

　　那时有电视机的人家极少，而且电视内容不多，每星期只有二三个晚上有节目，但李伯伯家托人从北京买来一台黑白电视机。父亲有时会带老八老九去看新闻。老八老九在征得父母同意后，也可以自己去武康路看，他们是好奇。但我不记得我去看过。因为我不喜欢去父母亲朋友的家里，直到我和李小林成了同班同学。

　　1963年夏天我和李小林同时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最早是秦怡阿姨来我家对我母亲说的：“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娇得不得了，和桂未明完全不一样。”临近开学，蕴珍阿姨给我妈妈来电说，李小林要去报到了，要我多照顾她一下。8月13—15日是新生报到日。13日我去学校时，出门前妈妈特别关照我记得看看李小林。

　　我报到后，即去分配好的女生宿舍205室放好了自己的床铺，就想等李小林来。我在宿舍走廊站了很久，总算看到一个梳着长发，戴着眼镜，穿着连衣裙、凉鞋，右手的网线袋里拎着很大枕头的同学拖着脚步过来了，她说着很嗲的普通话，问：“208宿舍在哪？”我想李小林你终于来了。我二话没说，立即帮她把东西搬到我宿舍对面的208房间，铺好床就走了。

　　晚上妈妈下班回家，我立马汇报已经完成蕴珍阿姨交给的任务了。妈妈很快和她通了电话，答复是李小林今天没去报到。我的马大哈呀！后来才知道我所帮的那位同学是我的同桌，叫“魏怡”。

　　很巧，李小林和我分在同一寝室，上课我又和她在同一小组，每天几乎同出同进。她的“娇气”可能是外表有些矜持，不像我那么莽撞。除了动手能力比我差外，其他都很好，也很开朗正直。以后我自然地成为武康路113号的常客了。

　　那个时代是强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时代，提出要“攀登社会主义文艺高峰”，班上有的男同学还提出“超过巴金”的口号。我听了觉得可笑，认为完全没有可比性，回家后原想告诉我父亲的，后又懒得说。那些年，我们除了读书，社会活动很多。先是拉练，学习射击（我们的成绩都很好），到郊区下乡劳动，后来又学习“二十三条”去江苏太仓参加“四清”运动。其实极左思潮在全国已经渐渐冒头，我们无知而已。大学毕业后，还去吴江解放军农场挖湖筑坝一年半。

　　我们是住读生，我因为是骑自行车出入的，所以私底下很快成为我和小林家的联络员。李小林有事我会去武康路通报，蕴珍阿姨有关照或要带信件去学校，我都乐意为之。

　　按响武康路的门铃，开门的如果是九姑妈（李伯伯的妹妹），她会用浓重的四川话说：“桂未明你来啦，你爸爸在做啥子？李小林好不好？”要是蕴珍阿姨开门，她那口宁波普通话就会直奔主题，“李小林怎么样啦？”她详细地问我们的情况，生怕我们跟不上时代节拍。我们都像她年轻时期一样热情向上，哪会有那么多事呢！不管是问学校，或者问农村，我的汇报都是“好”。我一般不会坐下说话，急急忙忙，真像是个战地通讯兵。蕴珍阿姨和我父母很像，都知道我粗心大意，但对我办事的信任度却很高。

　　武康路的院子中有一棵广玉兰树，是他们搬到这里后，由李伯伯亲手种下的。树冠一年比一年大，一到夏天那洁白的花朵散发出的浓郁花香，走到哪里都能闻得到。在绿草地的衬托下，顿时会觉得生活真美好。院子有多漂亮，就知道女主人有多美。这时，也是我们的暑假期间，我会去找李小林玩，逼她弹不愿弹的钢琴，听她唱歌练声，看她和弟弟小棠吵架。

　　知道有人来，开门最多的还是蕴珍阿姨，她会很高兴地拿着照相机对你拍照。那时日本新出一种135的黑白照相机，中间一拨，可拍七十二张照片。照片是135的一半大，拍资料很好。蕴珍阿姨手里拿的就是这种相机，机体小，使用方便。她爱拍单人照，然后把照片洗印后和底片一起给你。不管孩子大人大家都很高兴。遗憾的是这台相机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了。

　　1971年夏我带刚满两岁的侄子小斗斗去小林家时，小林的表弟陈济正在院子里给蕴珍阿姨拍照，那天她没有戴眼镜，穿着条子衬衫，更显得身材挺拔。她见到小斗斗就抱了起来，说他真好玩。陈济给小斗斗拍了一张照片。他身后的背景是大片的鸟不宿叶子。穿着浅色衬衫的他，在阳光下笑着，眯着双眼，十分可爱。

　　一次，我和同学侯敏华带着她三岁的外甥天若去看李小林，临走时蕴珍阿姨不顾天热，特地从房间里搬了凳子出来，剪了一朵广玉兰花送到天若手里，让他带回家。现在想想真是细致入微。

　　院子里还有一棵无花果树，一到天热结无数果实，我很羡慕。就在一年秋天剪枝带回常熟路扦插，活了，也是硕果累累。我告诉蕴珍阿姨，我妈妈很喜欢无花果，生吃和煮水都很甜的。她听了笑了，说：“对呀，你妈妈是广东人呀。”用银铃般来形容她的笑声一点也不差。我有时觉得母亲们都很像。

　　大学三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我们的成长是无法绕过它的。一夜之间，大厦倾塌，伦理道德崩溃。国如此，家如此。像我们这种一心想像父辈经历的那样投身革命洪流的学生，也开始跌宕起来。那时我的父亲入狱，母亲被隔离，对年仅二十岁的我来说，紧张和压力如泰山压顶。我受父母牵连，在校受审查不说，同时还要管家里弟弟妹妹的生活。我的弟弟老八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容易感冒，咳嗽不愈，我只有骑车去老城隍庙给他买五毛钱的梨膏糖回来吃。天凉怎么办？母亲从隔离室写来的每封信都会提到老八的身体，要解决他和老九的棉背心问题，因为男孩子长得快。这时，我想到的唯一可以求助的人就是蕴珍阿姨。于是我用五块钱买了棒针线，请她为老八织一件毛背心。1968年，正是“文革”紧锣密鼓阶段。尽管那时蕴珍阿姨日夜为李伯伯的处境担惊受怕，遭北京来的红卫兵毒打，还背上“黑老K”臭婆娘的骂名，被“勒令”挂牌劳动。在这样一个颠倒黑白，落井下石，主张“划清界限”的年代里，她向无助的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很快就把背心织好了。她丝毫没有考虑到会不会受到连累，她有着一颗多么晶莹剔透的心！在亲生父母无法顾及自己孩子的日子里，老八穿上了一件崭新的毛背心，他很珍惜。毛线的颜色是混杂的，很粗，但温暖。它是一位母亲用爱意和情感编织成的。人性之美无与伦比。这样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我可能都没有机会告诉我的父母，也没和李小林说过。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会藏着许多秘密，我不善于表达情感，不到最后不会说的，因为心会痛。

　　“文革”中每个人的遭遇不同，所受磨难也不相同，心境自然也不相同，结果各有千秋。1972年初夏，蕴珍阿姨病倒了，因为医院也在“革命”，她没能得到及时合理的治疗，她由结肠癌转移到肝癌，直到托人住进中山医院才得到确诊，但为时已晚。我和侯敏华去看她，她带着笑容说着她忧心之事：小林爸爸问题没有解决，小棠在安徽还没有调回来，又得了肝炎。我用沾水的棉签轻轻擦她干裂的嘴唇，对她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养病，不要让李伯伯他们为你担心，她点点头。我还悄悄地告诉她，“妈妈向你问好。”我们走时，她双手合十，以示感谢。

　　再去医院，是在蕴珍阿姨肠梗阻手术后的第三天。那天我和小林商量是不是我们去陪一晚，让经常陪夜的祝鸿生（她的爱人，也是我们同班同学）好好睡一觉。她正好也有这个想法，只是不好意思对我开口。那是8月11日，一个周五的夜晚，我们带了书、咖啡和零食一起去值班。病房里很安静，空气中有股药味。蕴珍阿姨的床头上方散发出暗淡的灯光。床边放着大大的氧气瓶，拖着氧气罩，盖在她的脸上。我们走近她，她用眨眼的微笑和我打招呼。手术以后，她胃口不好，难以咽食，白天吃几口西瓜，大便只有几粒西瓜子。她浑身水肿，皮肤又亮又滑。护士进来给她打针，推进去的针水居然顺着皮肤又流了出来。我们再用毛巾给她擦干，给我感觉她的床垫都是湿的。

　　我们坐在蕴珍阿姨靠床尾的椅子上，无心看书也无心讲话，倒是可以听到我们自己沉重的呼吸声。我有时到走廊站一会，有时又到床头看看入睡的蕴珍阿姨。她还年轻，才五十出头。“文革”当中，我曾经想过自己或许该当教师或者医生，如果我是医生，现在能不能救助眼前的病人呢？我觉得内心空空荡荡。

　　天很快就亮了。护士进来嘁里喀嚓，量体温、血压，检查小便量，飞速记录，很快又转出去了。蕴珍阿姨醒了，我拉开窗帘，打来水，小林给母亲擦了脸，擦了手。蕴珍阿姨幸福地微笑着。

　　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12日，星期六，希望她的病情能有改善。

　　不到八点，李伯伯匆匆赶来接班了，他把我们赶回去睡觉。我用微笑向蕴珍阿姨告别，像她上次那样双手合十，她眨眼，点头。

　　谁能知道这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见面，星期天（8月13日）中午就传来了她的噩耗。我的父亲那时还在受审，母亲依旧靠边，他俩不宜送花圈。母亲对我说，你和同学合送吧。追悼会在三天后举行，是我班几个男生帮忙料理的，我没有勇气参加。

　　事后，我和侯敏华去看李小林。走进113号大门，感觉处处是蕴珍阿姨的身影和她的笑声。绽放的广玉兰树下，她拿着照相机微笑着迎面走来。一楼餐桌上我们曾同桌吃饭，她爱说：小桂，不要拘束。二楼卧室里，仿佛见到她在为女儿准备嫁妆，又听到她在小林和祝鸿生结婚前的叮嘱。蕴珍阿姨说：“小林是自愿和小祝结婚的。我对她说，你嫁过去了，就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媳妇。”书桌案头摆放着她翻译的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作品和她很久没用的纸和笔……

　　遗像中的蕴珍阿姨没有戴眼镜，穿着条子衬衫，两只眼睛大大的，微笑地看着我——生死真在飘忽之间。蕴珍阿姨走了，又像在我眼前。思念无限，百年永恒。

　　谨以此文纪念蕴珍阿姨诞辰一百周年。

2018年1月13日

本文选自2018年第一期《点滴》

开展时间：

2018年01月08日（周一）——持续数月

展出地点：

上海徐汇区武康路113号

巴金故居 主楼小展厅

展览内容：

萧珊百岁诞辰之际，请您移步巴金故居，看一看这位勇敢坚定的女性，这位笔力出色的翻译家，这位倾心付出的妻子，这位慈爱无悔的母亲。

萧珊诞辰百年纪念展

巴金故居｜ 公众微信号

往期精选 Editors' Choice

编辑：忻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