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鳞西爪集》

余斌 | 著

定价: 32.00元

“此中有人”，情致飞扬

——评余斌先生《东鳞西爪集》

文 | 肖徐彧

  “东鳞西爪”原指画龙时龙体被云遮住，只是东边画一片龙鳞，西边露一只龙爪，不见龙的全身，比喻零星片段的事物。余斌先生的《东鳞西爪集》散文六十一篇，以人物片断的方式，讲述了民国年间文人的逸闻趣事。余斌先生对民国年间的人与事熟稔于心，因此信手拈来，都能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他在序言中说文章大多是循着“趣味主义”（梁任公语）去写的，也就意味着除了悠闲的情趣之外，还有一种阔大的境界。

民国文化在近年形成了几次不小的热潮，追捧之人大有把那个时代“乌托邦”化之势，这自然有其深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摒除想象的成分，理性地思考，我们都知道那并非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正如作者所言：“我当然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者，是在动荡战乱背景上犹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阔大气象，以及较现今更开放自由的思想。以我看来，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致”。

这一评论奠定了《东鳞西爪集》的基调，它没有从宏观层面去描述一个大时代的精神面貌，而是通过对一个个独立个体的活动，为读者重建了那个更具宽容度的文化空间，展现了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文人更具可能性的生命体验。譬如在《“爱智”是什么专业？》一文中，讲到周作人给徐祖正代课。周作人外语发音不灵，上了一堂英文课而英文一字不讲。那一堂课是怎么熬过来的？——“书让学生念，他口头翻译，又提问题让学生讲，他修正补充”，如果放在今天，要请人代课，先得填表，然后交给学院教务员，学院教务员再报到教务处，教务处批不批还是个问题，课都调不成，哪还有这种好戏看。再如《羞涩沈从文》一文中讲到沈先生为人极为羞涩，常常站在讲台上十余分钟，憋得满脸通红，挣不出一句话来。“初上讲台的局促窘迫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验，十来分钟开不得口则堪称奇闻。”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到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两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十分钟”。学生便静候，不道十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我五分钟”。五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这些情景真是令人忍俊不禁。假设这事发生在今天，沈从文在正式成为教师之前，不知道要通过多少笔试面试的层层关卡，无论他再怎样学富五车，恐怕连教室的门都摸不到吧。以上两例，一方面反映了“民国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另一方面恰好能够说明，在可以有更多“权宜”空间的社会中，个体生命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书中所讲述的文人故事读来有趣，既是因为其时、其言、其行与当今社会大异其趣，更是因为“此中有人”。所谓“有人”，首先要有一个擅长与人物对话的叙述者，还要有一群具有充沛的情感的鲜活人物。有了人便有了生气，有人便有了趣味。

书写历史常常会运用“客观”的笔法，隐藏作者的主观态度，力求真实；然而，追求“客观”、“真实”往往会牺牲另一些价值。一旦写成历史，那些人物便成为一个个符号，索然无味。在《东鳞西爪集》中，我们时常看到作者对人物在特殊情境中的心迹、情感的揣摩、推敲和想象，这是一种“对话”，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人物的距离。譬如《俞平伯半途而废》一文中的一段：“人在旅途，尤其在大洋之上，必更有‘浮生’之感吧？不少人在游记里都少不得要感慨一番的。我感兴趣的，倒更在船上的时光怎么打发”。作者先是回忆了《围城》中留学生在船上赌钱的情境，但也不好一概而论。那么，俞平伯在船上如何打发时光呢？作者留意了他在船上所读书的种类，并为其日后两度留学未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解释。作者还经常臧否人物、点评作品，见解不凡，犹显其文史功力。《胡兰成：佳话制造者》一文对比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张爱玲的《小团圆》，“两相对照，‘本事’究竟如何不是我关心的，可以看出的是两人不同的态度：一个踵事增华，一个要穷形尽相。《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对后书的回应，张爱玲以她的方式显示了她的冷傲：她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她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成性’，实因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钱穆酷评》一文，对钱穆给余英时的一封书信作了“细读”式的分析，将钱穆对陈寅恪的褒贬解读得透辟。

“此中有人”，还要有一群“活的”人物。所谓“活”的人物，就要求人物有丰满的个性、心理、感情。在《东鳞西爪集》中，余斌先生应是有意绕过了这些文人对社会、民族、学术的责任，也有意绕过了他们为世人所知的才华，更多着眼于他们的个体生命，从小处入手，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人际间的往来、过节、笔墨官司去描摹他们“本来的样子”，去写他们的欢悦、窘迫、尴尬、无力……他们虽然“伟大”，但首先是有血肉的“人”。余斌先生的知识背景，使他对这些人物有着更深层的“同情的理解”，因而他笔下的人物，更加充盈，也更加亲切。譬如写新文学初期的著名诗人那篇《“风流”汪静之》。1984年还在读硕士的余斌先生与同学去杭州拜访过他。“汪静之则一点也不‘人物’。他住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一栋老旧楼房的一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一位老妇应的门，后来在屋里还见到一位，两位腰都有点佝偻了，也不知哪位是他太太。都不大吭声，我们在房间里谈话，她们其中的一位就坐在过道里择菜。我们留意她们是有缘故的：《蕙的风》就是写给他追求的女子，虽然求之不得，后来追到的是另一女子，因诗人已出名，他的太太也便像是故事中的人物了”。“汪静之长得很矮小，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老头的样子，敝旧的衣服，好像还有点酒糟鼻。黄源说话像讲课，他则一点不像是面对学生。好像并不是我们有意八卦，他自己就说起他的情史，扳着手指数出好几个他追求过的女子。听他讲当年风流，我时不时开小差，仿佛怎么也不能将眼前的糟老头子与当年大红大紫的诗人对上号”。“汪静之扳着手指历数他的恋人，谁排第一，谁排第二……排花榜似的，太有趣了。难得有位曾经的名人肯这样八卦自己。算起来他那时应该七十来岁，也许是‘老小老小’了，不过大概一向也就是那样的一派天真”。这几段话塑造了一个多么天真率直的老人形象啊，是不是改变了我们对浪漫主义诗人的刻板印象呢？

作者还善于追索历史人物的“心迹”将人物写活。所谓心迹，即将心理活动看作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不拘于某一单个情境。这需要作者时刻设身处地的站在人物的立场上，去感受他们心理的微妙变化。《刘半农修成正果》追溯了这位学术出身低微的人，在北大如何受人诘难而发愤出国留学，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如何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然而人们喊他“刘博士”多是出于同情和怜悯。这一从自卑到自负的过程，刘半农的心境我们也能体会大半。

《东鳞西爪集》中的文章无论长短，皆写得流畅自然，而其笔墨又颇有民国之风。在行云流水般的散文叙述中，我仿佛穿过了一条历史的街巷，与那些身着长衫的自由灵魂擦身而过，他们的面孔逐渐鲜明起来。这是一种对历史的亲切感。我喜欢《东鳞西爪集》的原因便在于此。           

作者肖徐彧，现任教于南昌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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