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巴金》
作者：周立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本书分甲乙丙三辑，从巴金生平、思想、贡献以及媒体对巴金的采访等方面，让我们对巴金先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甲辑是对巴金生平、思想等关节点的考察，从具体的史料谈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所作所为；乙辑谈一谈作为编辑家巴金的贡献，作者相信历史将会证明，编辑家巴金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贡献丝毫不逊于他自身的创作；丙辑，作者选了一些历年来关于巴金的对谈和接受采访的文字，这些文字直接、坦率，不拐弯抹角，特别是接受媒体的采访，还能够看出社会和公众更关心或期待了解巴金的哪些方面，是单纯的个人写作所没有的。
周立民
1973年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2007年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之一。出版有巴金研究专著和传记《另一个巴金》、《巴金手册》、《巴金画传》、《巴金<随想录>论稿》、《似水流年说巴金》《<随想录>版本摭谈》等；文学评论集《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世俗生活与精神超越》、《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闲花有声》等，散文、学术随笔集《翻阅时光》、《五味子》、《简边絮语》、《槐香入梦》、《文人》、《甘棠之华》《微风拂书》《躺着读书》等，编有各类文献资料多种。
巴金与我们（代序）
甲、如歌岁月
巴金的旅行博客
美好的回忆与可怕的“噩梦”
——从新发现文献中重构巴金第一次访日足迹
难以忘怀的印象
——巴金的台湾之行以及他的台湾朋友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如火的青春，如歌的岁月
——记巴金的抗战岁月
乙、珍藏记忆
烽火中的文化长城
——从一份报告看抗战中的文生社
多印几本可读的书
——巴金和平明出版社
关于《文学季刊》
关于《文季月刊》
关于《文丛》
珍藏半个世纪的文学记忆
——贺《收获》创刊50周年
丙、缅怀与反思
《随想录》、知识分子精神及其他
——与冯骥才先生的对谈
从三十年前说起
——谈巴金和《随想录》的写作
巴金的荣与辱
——答《新民周刊》问
他始终走在我们的前面
——关于巴金的对话
公众的期待与巴金的自我选择
——巴金先生逝世时的一个采访
我们该如何缅怀巴金先生
——纪念巴金先生110周年诞辰答记者问
后记
1
“讲真话”已经成为民族共识，但它尚需成为我们个人的道德律令。三十多年前，巴金举起“讲真话”大旗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还有人以为家丑不可外扬。其实这不过是巴金从五四前辈中接过的火炬，鲁迅先生在1925年就呼吁作家应当撕下“瞒和骗”的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经历过十年“文革”，对自己的人生经历重新反思时，巴金对于“讲真话”有了更为痛切的体会，于是有了那本厚厚的大书《随想录》，在这里他声嘶力竭呼吁讲真话，义无反顾捍卫讲真话的权利。他也曾为不被理解而感到孤独，为遭受误解而忧愤，可是，晚年的巴金是在不断地挤出历史留给他的脓血，疗治岁月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净化自己的灵魂。
有必要，再认真梳理一下，什么是巴金所说的“真话”？巴金说：“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真话集〉后记》，《巴金全集》第16卷第4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巴金一针见血点破“说真话”的秘密，它不需要多高的门槛，连个小孩都能做到：只要有孩子那样纯洁的心，只要把自己看到的直接讲出来。真实地表达自己所看所思，这是巴金所说的“讲真话”的第一层意思。巴金所说的“讲真话”的第二个层次是不讳疾忌医，而要直面真相。他认为：“如果有病不治，有疮不上药，连开后门，仗权势等等也给装扮得如何‘美好’，拿‘家丑不可外扬’这句封建古话当做处世格言，不让人揭自己的疮疤，这样下去，不但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且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小骗子》，《巴金全集》第16卷第148—149页）“据我看，最好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未来》，《巴金全集》第16卷第392页）“讲真话”的第三个层次是讲独立思考过的话。许多人并非刻意说谎，却充当了假话的传播者，还有人把假话当作真理，这种盲目性反映了当事者缺乏独立思考，否则不会轻易人云亦云。巴金说：“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做了真话。”（《再论说真话》，《巴金全集》第16卷第235页）缺乏独立思考，头脑空空，填满它的只是别人灌输给你的套话，讲套话和谎话成为一种常态，头脑就会更僵化，“独立思考”反倒成为不安全的异端，这是最可怕的。“讲真话”的第四个层次是言行一致。这是巴金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讲真话”的最高境界。言行一致，意味着坚持所信、捍卫真理的勇气、信心和行动；意味着语言不是终结，行动才是检验语言价值的最终标准。在晚年，他从未因有多少读者的喜爱、获得多少荣誉而沾沾自喜，反而不时为未能做到言行一致而痛苦不已，“真话”在他不仅仅是语言，而是一种内心的道德律令。
我欣喜地看到，他当年翻来覆去的呼吁总算有了回应，“讲真话”如今已经成为民族的共识。在今天，不论出现什么事情，大家首先要求的就是基于事实的“真相”，大家更欢迎发自内心的真情，宽容带有个性的个人话语，与之同时，人们对于“假”、“大”、“空”表现出空前的厌恶，“假话”的市场越来越小，讲假话越来越受到鄙视。但是，这并非就意味着真话畅通无阻，假话就没有滋生的土壤，在讲真话的路上，仅仅有共识恐怕还不行，更需要每个人的行动和卫护。更为重要的是巴金并非是在要求别人讲真话，而是首先要求自己讲真话，清算自己讲假话的旧账，他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圣人，而是把自己的耻辱摆在大家面前告诉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讲真话”在他，是一种个人内心的道德律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做到这样，真话才算落地生根，否则仅仅要求别人讲真话、自己却在大讲假话，以这样的双重标准为人处世，那是更可怕的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回到巴金的精神原点上去，讲真话，从我做起。
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 靠吃饭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巴金
2
如果要写巴金的传记，其素材可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读他的创作回忆录，可知文学创作的过程和目的；读他的内心自述，可知他思想发展的进程；而读旅行记，可知他一生的行踪，它记录了巴金一生所走过的山山水水、经历的风风雨雨，是他人生的缩影。
巴金以小说《灭亡》正式走上文坛，但是，在《灭亡》创作之前，他还有一部散文集《海行》（后改名《海行杂记》）。“第一篇《海行杂记》是我最早的著作，一九二七年二月写成，从巴黎寄回国内给我的两个哥哥，先寄到三哥那里，他看过再寄给成都的大哥。”“这‘杂记’是在去马赛的轮船上动笔的。船在西贡停了四天，我上岸去买过两本法国学生用的作业簿，用它来记录我旅途的见闻。我写游记并不是为了出版，动笔的时候，我仿佛站在两个哥哥面前讲故事。一九二七年三月将游记包好寄出，刚好写满一册，以后我也就忘记了它……”1931年，大哥自杀，次年，巴金从大嫂处讨回这本笔记，交由新中国书局1932年12月出版。1935年11月开明书店推出新版时，作者接受夏丏尊先生建议，改名《海行杂记》。这么说，巴金的第一部文学创作应当是一本旅行记。
再向前追溯，早在1923年年底，巴金就写过描述他回祖籍地嘉兴的《嘉兴杂忆》，这也是一篇游记。不过，作者本人不认为那段时间的写作为文学创作，认为那是练笔；此作也迟至1991年才拿出公开发表。可以说，巴金与旅行文学，可谓结缘已久并相伴终生。
巴金的旅行文字与他的人生踪迹相依相伴：1932年1月24日，他应友人陈范予之邀去南京访友，1月28日从南京返回上海途中，因一·二八事件爆发中途受阻，直至2月5日才返抵上海。2月10日，他即写下长篇散文《从南京到上海》，记录一路见闻。1933年5月下旬到7月下旬，巴金南下旅行，从厦门到晋江，经香港去广州，后又由厦门返沪。一路上及旅行结束后，他写了一批见闻杂记，诸如《南国的梦》《谈心会》《鸟的天堂》《广州二月记》《游了佛国》等等。当年9月，巴金北上，又写《三等车中》《平津道上》等散文。它们几乎同步发表在《东方杂志》《中学生》《申报》等报刊上，1934年8月由生活书店结集出版，名为《旅途随笔》。巴金说：“《旅途随笔》是我的第二本游记，它记录了我一九三三年南方旅行的见闻，也写了我对朋友们的感激之情。”
巴金的第三本旅行记，是伴随着民族的大灾难和个人颠沛流离的生活而诞生的。那是1939年出版的《旅途通讯》，从香港行开始，到在广州的“在轰炸中过的日子”，去武汉的见闻，日军攻占广州前夜的逃难，梧州、石龙、柳州、桂林……一路上经历种种艰险，目睹炮火对家园和生命的摧残:
在某一处我看见几辆烧毁了的汽车：红色的车皮大部分变成了黑黄色，而且凹下去，失掉了本来的形态。这些可怜的残废者在受够了侮辱以后，也不会发出一声诉冤的哀号。忽然在一辆汽车的旁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我听见人讲起那个可怜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给烧死在地上。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是衣服和血肉粘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与此同时，巴金也表明一种不为炮火所摧毁的坚强意志：“‘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巴金坚守文化岗位，在一个大时代中默默地履行一个人的文化责任。这本书里，还藏着他的一个心灵秘密，多年后，在怀念妻子的文章中，他写道：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
巴金的第四本旅行记《旅途杂记》其中文章都写于抗战的后半期，“文章都是这五年中间在桂、筑、渝、蓉的旅寓中写成的”，“分别五年，我没有别的礼物，献上这一本不像样的小书，请朋友们接受它。时间证实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亲眼看见了侵略者的败亡。我们并没有犯错误。我们且等着看火中凤凰的诞生罢”。该书同样记录了同胞和祖国的受难，叙写战时人民的生活，在笔调上更为殷实、深沉，信念则更为坚定。
1952年4月12日巴金和黄谷柳在朝鲜开城战地。
巴金《赴朝日记》一页，这些日记记下了他在朝鲜的日日夜夜。
3
问：在公众的印象中，巴金德高望重，成为现代文学的旗帜和偶像，真实的巴金是怎样的？他的性情是怎样的？
每个人看人看事物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而且我们看到的，也只能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让我说“真实的巴金”是什么样子，我只能说在我眼中的巴金是什么样子。我来上海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巴老已经卧病在床，因此跟他没有直接的来往，但我发现一个非常难得的现象，那就是凡是与巴老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打动，我觉得做人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的一位叫顾正兵的同志在文章中写得好，他说通过跟巴老的交往，他感觉到：“在我的心中，他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文学泰斗，而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对的，就是这样，他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有着高尚的人格的老人。他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呢？“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这是巴金1988年3月2日致李致信上的话。1994年4月2日，巴金老人在赠送给外孙女端端的《巴金全集》最后一卷的扉页上有这么一段题词：“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只是我太累了。”可以说，他始终是一个真实、坦诚的人。那些令人羡慕的头衔或名誉对于他本人只能感到麻烦，在给老朋友冰心的信上，他说要为“不做名人而奋斗”！（1991年10月15日）从他的一生和他的晚年，我们还能够看出他是有着大恨和大爱的人，他没有纠缠于个人的得失，而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不断地忧虑，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他给冰心的信中经常提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说自己躺在病床上脑子不肯休息，常常为此而“放心不下”。在我的理解中，晚年的巴金还是一个始终处在灵魂的孤独和痛苦中的人，他寻求道德上的完美，这个目标太高了，所以老人总有一种难言的孤独感、失落感，在外人看来老人辉煌的晚年，对老人自己来说，可能是在病痛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中度过的。“文革”虽然已结束几十年了，但那种在别人身上已经淡化了的“伤痛感”，在巴金身上却仍然是揪心撕肺的。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么多人围着他怎么会孤独呢？他则感觉自己在《随想录》中的一些主张不被人理解。他晚年曾说过：其实谁都不了解我，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我，但那不是真实的我。我要说的话都在《随想录》里，《随想录》就是我自己建立的“文革”博物馆。
至于巴老的性情，很多写过他的文章几乎众口一词：不张扬，不喜欢讲话，真诚，重友情等等。他们家的客厅中间是一圈沙发，经常高朋满座，从照片上你会找，主人巴金在哪里呢？这圈沙发之外的一角，他坐在靠墙的书橱前的一把椅子上……他应当是中心啊，可却坐到最边缘的位置上，听着别人的高谈阔论，偶尔插上几句话。这个“座次”也颇能显示出他的为人。他与沈从文先生两个人，从写作到信仰都不一致，也经常争论，当面争，写文章争，可是在大风大浪中，在不同的遭际中，两人一辈子的友谊却始终不渝，前辈的这种胸怀、气度真的不是我们简单就能学得了的。那么，巴金是个“老好人”了？萧乾讲的两件事可以看到巴金的另外一面，一件是1936年鲁迅去世，萧乾所在的《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阴阳怪气地讽刺鲁迅的文章，巴金见到后是震怒，萧乾说巴金的声音大得把房东太太都吓坏了，他让萧乾立即辞职，至于饭碗不要愁，没地方吃饭就给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世界名著。还有1957年7月，萧乾已经被《人民日报》点了名，许多人对他惟恐避之不及，在周总理召集的一次文艺界的大会上，巴金毫不避讳主动与萧乾坐到一起，鼓励他不要抬不起头来。萧乾几次提示巴金：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不闻不问。其实，1958年巴金还给已经是“右派”的田一文寄过钱，田一文当年为人事纠纷离开文化生活出版社，自觉有负巴金，但生活实在困难，没有办法才向巴金求助呢。巴金那时也不轻松，1957年险些成为右派，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遭到全国性的批判，以巴金的身份“同情‘右派’”在当年会怎样，恐怕经历过的人会更清楚。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研究他也好，了解他也好，不能把他当作“旗帜和偶像”，而要把他看做一个人，真实的人，与我们一样的人，这样才能将心比心，才能理解他，也自然明白哪些地方他能做到，我们就做不到。我也从不认为巴金就是完美无缺的人，世上没有这样的人，但当我们去评价他的时候，也不能脱离他的时代、他的环境和他所做的具体事情，我们不能用想象或自己的想法去塑造他甚至歪曲他。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尤为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对巴金提倡的“讲真话”的质疑和不屑是以把他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为前提的，有的人甚至还因为巴金没在每一篇文章的后面详细说明并“请求宽恕”，就说他的忏悔是虚伪的；因为巴金没有拍案而起就某事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就缺乏道德勇气。依据这种逻辑，其实我们连质疑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巴金的许多岁月和我们是一起走过的，在这些岁月中，我们又做了什么，我们又是否挺身而出了？是否拨开云雾做出了超越时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思考了？面对着这样的质问，我们只能与巴金一样羞愧而不是毫无理由地指责什么。这令我想起了前不久看到的一段米兰·昆德拉的话，他说：“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但是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道路上任何雾。他的现在，曾是那些人的未来，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完全明朗，它的全部范围清晰可见。朝后看，人看见道路，看见人们向前行走，看见他们的错误，但是雾已不在那里。”“看不见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雾，就是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见《被背叛的遗嘱》）是的，大家都是人，谁都不是神，谁也不能跳出三界外超出五行中，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烟消雾散就去嘲笑昨天还在烟雾中跋涉的人们。
《回望巴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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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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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申：炽热的心——怀巴金
李辉：巨星巴金，光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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