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 李树德：为巴金的书，我做了一次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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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巴金的书，我做了一次孔乙己

李树德

在巴金先生逝世五周年的前夕，我整理书架上有关巴金先生的书籍时，又看到巴金先生的那两部著作，民国印本的《点滴》和《海行杂记》。两本书都是开明书店印行的。

《点滴》是“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初版，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八版”；《海行杂记》的版本要比《点滴》早一些，是“民国廿四年初版发行，民国三十年十一月桂一版发行”。两本书的设计相同，上下切口各有一排花纹，中间是一块竖放的长条形的框。一本是橘黄色框内飞白出特大号的“点滴”书名，另一本是海蓝色框内飞白出特大号的“海行杂记”书名。这个设计是同类书的统一设计。《点滴》比《海行杂记》的开本要大点，相当于现在的32开本，长18厘米，宽13厘米；我不知道《海行杂记》是什么开本，它的长只有16厘米，宽是11.5厘米。两本书都不算厚，《点滴》有88个页码，内有3幅精美的插图；《海行杂记》有102个页码。这两本书从出版到现在，已经有70年了。加之过去书籍的印数一般很小，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留存于世的已经是凤毛麟角。几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在别处见过这两本书。

两本珍藏的巴金作品

我是同时获得这两本巴金先生的著作的。今天坦白地讲，一本是买来的，另一本却是偷来的。

事情发生在1964年的春天。那时，我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因为自己从小爱好文学，读过不少“五四”以来中国著名作家，像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著作。并准备报考大学的中文系。我尤其喜欢巴金先生的作品，并由喜欢巴金的作品，到购买，收藏巴金的著作。

当时，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的二楼，有一个叫“天祥书店”的旧书店，专门卖故旧书。我常常在星期天的下午去逛天祥书店，一方面去浏览那里的各种书籍，一方面注意收集巴金的著作。我现在收藏的巴金解放前出版的著作，绝大多数是从天祥书店买到的。

那又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又来到了天祥书店。天祥书店不像一般书店是封闭的，而是与劝业场的其它部分相通的。书店像一个缺了最后一笔的“口”字，靠着三面的墙，并排立着一个个高大的书架，另一面是开放着的，通向其它的柜台。在这个三面围起来的空间里，还有许多的摊位，上面摆满了旧书。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在其中穿行，随意拿起一本书，就可以阅读；如果你喜欢，就可以拿着它，到一个角落的交款台去交钱买书。

天津劝业场

我在靠墙的高大的书架前浏览，突然，看到有两本小书的书脊上印着“巴金著”的字样。我急忙把这两本书同时从书架上抽出来，果然是巴金先生的两本著作，稍大的一本是《点滴》，稍小的一本是《海行杂记》。这正是我所没有的，巴金先生的著作。

看到巴金先生的这两本书，我简直是喜出望外，我收集的巴金著作的藏品又可以增加两件了。我兴奋得心一个劲地怦怦直跳，感到脸也在发烧，就像发现了盖世珍宝一样。我用颤抖的手，紧紧地握着那两本书，生怕被别人抢走。

因为是旧书，无法按原来的定价出售，就在每本书的封底的左上角，盖着一个红色的数码，那就是书的售价。我先看了看《点滴》，盖着一个“单价030”的红戳，也就是定价为三角钱，再看《海行杂记》，是“单价020”，是两角钱。两本书加起来共五角钱。可是我的身上只有两张贰角的纸币，共四角钱，那还是两个多星期省下来的，吃早点的钱。显然，我的这点钱只够买一本书的。可我太喜欢这两本书了，我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怎么办？我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盘算怎样能同时得到这两本巴金的书。首先，想到的是回家，找父母再要点钱，但这个念头马上就被自己推翻了，这里离我的家很远，就是坐电车，来回也得两个多小时，那时天祥书店就关门了；要不，找住在附近的同学去借，想来想去，想不起一个同学住在劝业场附近；不然，让店里为我保留着一本书，过两天我有了钱再来取，也不行，我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我曾在这儿看到巴金先生的一本《忆》，当时没有带钱，就请店里的人给我保留，但被拒绝了。等我第二天带着钱再来时，书已经被别人买走了。我为此遗憾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最后下决心，为了获得巴金先生的著作，我要作一次孔乙己。

《海行杂记》很薄，而且体积很小，我面对着高高的书架站着，靠得很近很近。我把那本《点滴》打开，用我的左手托着，装作认真阅读的样子，把抓着《海行杂记》的右手，放到摊开的《点滴》下面，以摊开的书本做掩护，慢慢地把《海行杂记》卷起来，再轻轻地把它退进上衣的袖子里面。然后，把右手插进裤子口袋，再把袖子里的书，装进裤兜里。上衣的衣襟正好盖住裤兜，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这样，一本小书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我的身上。这一切是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完成的。我继续站在书架前，假装着看手中的书，但我的身体紧张得在微微发抖。又过了一两分钟，当我确信周围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这个行为时，我才慢慢地离开，走向交款台。我把《点滴》和两张贰角的票子，同时递给一位50多岁，已经谢了顶的老店员。他没有说什么，先找给我一角钱，然后认真地把书用一张印有“天祥书店”字样的包装纸包好，又用细纸捻捆好。但他并没有立刻把书递给我，而是放到了桌子的一角，又打开抽屉，取出一个发票薄子，要给我开发票。当他问，“抬头怎么写”时，我几乎吓了一跳，一时语塞。似乎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不情愿地，慢吞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这时，我感到自己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好在没有人注意这些。开完发票，老店员把发票和那本《点滴》同时递给我，还向我笑了笑，就去忙别的事了。我接过书，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天祥书店。

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黑了下来。我的步履匆匆，我的心在沸腾。我开始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我再喜欢巴金先生的书，也不该偷呀。如果巴金先生知道的话，他会原谅我吗？我曾打算，过几天，我再攒些钱，回来向这个老店员说明原委，把钱补上。但是，他会相信我吗？他会怎么看我？我以后还能来天祥书店看书、买书吗？最终，我也没有勇气去把钱补上。

46年过去了，我一直珍藏着巴金先生的这两本书。从中学毕业，考上大学，分配工作，到调动工作，迁徙搬家……，特别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巴金先生的这两本书依然保存完好。我虽然没有搞文学工作，但我一直爱着文学。在工作之余，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籍，而阅读最多的是巴金先生的作品。

在我写作这篇短文的时候，巴金先生的那两本著作《点滴》和《海行杂记》，就静静地躺在我的笔记本电脑的旁边。我应该再次自责，再次忏悔，向巴金先生的在天之灵忏悔，为我有生以来，那唯一的一次偷窃行为而忏悔。

      原刊《点滴》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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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图片：周立民、吕争

编辑：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