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沈龙朱：沈从文在上海

点击巴金故居关注我们

2020年5月10日是沈从文先生逝世32周年纪念日。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 他笔下刻画出的文字流传至今 ，几十年过去依旧没有失去魅力，给后人带来了许多深远影响。

巴金曾这样评价沈从文：“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沈从文

原名沈岳焕，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沈从文在上海

沈龙朱

○

仅部分内容选摘

沈从文在上海的活动，离不开人，所以我谈的着重点也在他在上海时所接触的人。

沈从文初次到上海，应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段。作为一个仅仅小学毕业的青年，他在偏僻、闭塞的湘西土著军队里混了七八年，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看见了无数对生命的杀戮，终于觉悟到自己不能也不应该就那么生活下去，决心跳出那种环境，到向往着的北平去学习，开始新的闯荡。

沈从文最终能够在文学上有些成果，虽然和他自己的勤奋、顽强坚持、对生命的探索分不开，但是不能否认，也和他结识的许多良师益友对他的帮助指引是分不开的：大家可能知道1923年他初到北平时，不得不常常步行十几里路，从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到西郊的八里庄的农大去混饭吃；在1924通过我大姑父田真一、董秋斯结识张采真、司徒乔、夏云、焦菊隐以及后来北大的陈炜谟、冯至、左恭、蹇先艾等一大批当时的文学青年；同年11月由求助而得到郁达夫的热情帮助；1925年4月由投稿《京报·民众文艺》而结识胡也频以及后来的丁玲；5月由于在《现代评论》做发报员，结识杨振声、赵其文；由发表《致唯刚先生》文章而结识林志钧先生；9月结识徐志摩，这些都是影响沈从文一生的老师、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沈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不同的帮助，有的在写作上给予指引；有的鼓励帮助他求学；有的为他介绍维持生计的工作；有的为他介绍发表作品、集印作品集出版……父亲在我和弟弟小时候就常用讲故事的方法说过其中不少事，可以说这些师友在他是“终生不忘”的。

1927年9月，出他第一本小说集《蜜柑》的北新书局和《现代评论》南迁上海。因为新月和北新都有他的书要出版，所以这年年底他也带着为避战乱从湘西老家出来的母亲和妹妹来到上海。

在上海，我想主要有这样几件事是最重要的:

一， 在文学上的共同奋斗使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加深了友谊，最终简直就像是成了一种生死之交；

二，在徐志摩的推荐和胡适的破格接纳下，沈从文居然登上了大学的讲台；

三，沈从文在中国公学认识了，并开始追求学生张兆和，最终有了我们这个家庭；

四，1932年结识了巴金先生，从此成了终生的好朋友。

我现在就试着把这四件大事一一道来。

......

○

四

在上海结识巴金先生，成了终身好朋友

沈从文结识巴金实际已经是1932年，那正是沈从文从青岛南来去苏州张家看望张兆和的那一次，显然他们非常投契，刚刚相识的巴金先生先帮助沈从文卖掉一篇文稿，然后就领着沈从文到书店，帮助他选择准备送给张兆和的礼物。因为张兆和是学英文的，而沈从文对英文一窍不通，所以巴金先生选的都是英文的世界文学名著。这些书不论文学价值还是售价或是总的斤两可都是很有份量的。那时已经接纳沈从文的张兆和只收下了一种，就是一套十几本的精装《契诃夫选集》，硬绿皮、烫金的字，小巧而精致，这套书一直在家里被精心保存着。“文革”中我所在单位的理工大学红卫兵来抄家，这套书被认为有可能是黄色小说，临时还从十几里外的学校找了一位英文老师来家里作认证。当时，所有的书都被没收封存，后来又被发还，由于住房由三间已经被压缩只剩下一间，不得不把堆在院子里淋雨的大量书籍当废品纸卖掉，而这套书却还是被保留了下来，送给了亲友。据说汝龙先生第一次从英文翻译全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这套书就起过作用，而鼓励汝龙先生系统翻译专人专著的，又正是巴金先生。这套契诃夫集子既是形成我们这个家庭的见证，也是沈和巴之间友谊的见证。隔年，巴金先生去青岛，就住在沈在青岛大学的宿舍里，巴金先生后来回忆说：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

订婚后的沈从文和张兆和，1933年来到北京，决定9月9日结婚。感谢巴金故居，让我得到了当年沈从文发给巴金先生的珍贵的结婚请帖影印件。看来这个信封和请帖都是专为婚礼印制的，信封的字迹也是沈从文亲自写的，仔细看发信日期是8月24日，除了盖有不止一个邮局的转递方形戳子以外，居然还赫然留有一个欠资的戳子，这太好笑了！郑重其事给好朋友的结婚请帖竟然忘记贴邮票。巴金先生没有到北京来参加在水榭举行的婚礼，不知是不是就是这个欠资耽误了事。虽然没有能参加婚礼，巴金先生不久就来了北京，沈从文腾出那个达子营35号新婚之家的一部分房子，让好朋友住下。各自写作，一同吃饭，各自联系在北京的写作朋友，有时也一同参加北京作家的活动。能够在一个相识刚刚一年多的新婚朋友的家里住下，而且一住两个多月，这个事实本身就能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在写作上他们互相欣赏、敬仰，互相鼓励，互相提出建议，也有互相的批评督促，正像巴金先生所说的“我随便，他也随便”。想想这“随便”两个字实际上又是包容着多少朋友间相互理解的内涵呀！

对我来说，真正见到巴金先生已经是在抗战期间的昆明了，那时父亲要我们叫他“巴老伯”，我弟弟曾经质疑，明明他比爸爸小，怎么叫“伯”呢？我倒觉得没什么，因为我见过爸爸给巴老伯写信的开头总是称“芾甘兄”，按照我当时的理解，爸爸既然称之为“兄”，我们当然就应该称之为“伯”啦。但是也有自己说不通的时候，有不少比父亲年长的人写信给他也称之为“从文兄”，但父亲要我们叫时，却称之为“公公”，例如胡适胡公公、杨振声杨公公、林宰平公公……其实他们也真就是爷爷那一辈份上的人了。回到巴老伯的话题上来，当时巴老伯从四川到昆明去主要是看望在联大读书的陈蕴珍阿姨，也就是后来我们的伯妈。因为那时我们家为避日本飞机空袭而住到了呈贡龙街乡下，父亲也把巴老伯邀请到乡下来玩。上小学的我，已经有资格跟着父亲和巴老伯穿过七八里绿色的田畴，到滇池边上一个叫乌龙埔的地方去欣赏滇池风光，带着母亲为我们准备的午餐，大家兴致勃勃地来到那个紧贴在滇池边上的小山上的松林下，看西山、看点点帆影、仰望飘着一点点白云的蓝天……但是后来却被空袭警报扫了兴，我们眼看着那黑压压的日本飞机编队从我们头顶向北飞向昆明城，耳听着城里传来的沉重的接连不断的炸弹声和高射炮的声音，难过极了，也都惦念着城里的朋友亲人。好容易看到日本鬼子飞机编队往回飞了，却又在我们头顶甩下一颗在城里没有脱钩的炸弹，在吁吁尖啸声里，大人们把我按趴在了地面上，巨大的爆炸声从小山后面传来，后来听说一位在田中插秧的农妇被害。我也算参加了一次和巴老伯在一起的“乘兴而去，败兴而返”的滇池之游。

大家知道沈从文在北京临解放时，谢绝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送来的南下飞机票，因为他觉得孩子们在新的环境下能够更好地成长，但是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认为自己过去写东西靠的是“思”，我理解就是独立的思索，但是在新的环境下他感到需要的是“信”，也就是“信仰”，他预感到自己无法适应。而事实上他也确是走向了疑神见鬼的病态，甚至走到自杀这一步，我自己那时候初中生一个，一心想着求进步、参加革命，对他是不理解的。以自己对革命的一知半解，总是希望他尽快转变，即所谓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是他的朋友们帮助他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时光，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特别拿在1949年开第一次文代会时家里的一张照片来说明巴老伯和他的珍贵友情。       

巴金（左二）、靳以（右二）、李健吾（右一）

看望沈从文夫妇。

那以后巴老伯只要到北京来，总会到我们家来看望我父亲，而父亲也总惦着上海的巴老伯，我和弟弟要是有机会出差上海，也常常被叮嘱，一定要去武康路看看巴老伯。

巴老伯和沈从文那一代作家，在“五四”的影响下投身用笔来为国家和民族复兴服务，各自选择的方法和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在社会的动荡和人为的起伏中，遭遇也不尽相同，实际上都经历了“思”和“信”这并不一定科学划分的矛盾的熬煎，巴老伯晚年在病床写下的那些文字，说明他和沈从文的相互理解与友情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我想以后的历史会从他们不同的作品中，得到更深的理解。

巴老伯写到过陈蕴珍阿姨为我父亲的一封信而感动，我们沈家的人又怎能不为陈阿姨的感动而深深感动呢！我还记得，有一次上小学三年级的我，随父亲从呈贡乡下进城，为了不耽误他下午的课，陈阿姨她们几个女同学就主动带我去玩，为我买了小玩具，还让我在她们女生宿舍美美地睡了一个午觉。巴老伯和陈阿姨（其实我不知应该叫她巴伯母还是李伯母）会永远留在我心里的。

注

*本文所配人物头像均为沈龙朱所绘。作者沈龙朱，沈从文长子。

*本文选自《点滴》2012年第三期，内容略有删减，仅为部分选摘。

巴金故居｜ 公众微信号

往期精选 Editors' Choice

编辑：忻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