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辜也平：李存光老师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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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5 月 22 日“四老”研讨会巴金研究与会者合影（第三排左八李存光，左九辜也平）

李存光老师印象记

文 | 辜也平

　　最初对李存光老师的印象，是1985年5月在四川成都举行的巴金、沙汀、艾芜、阳翰笙创作学术讨论会（后来一些研究者简称为成都的“四老会”）上。开幕式后的大会发言，他作关于《1977～1984年巴金研究述评》的报告的情形，给地处东南一隅，坐了四个白天三个晚上火车赶来的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读大学时，我已经从期刊上读过《试论巴金建国后的文学创作》（署名“岑光”，《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巴金的名、笔名及著作的辨正》（署名“岑光”，《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巴金研究的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对〈巴金笔名考析〉的补正》（《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略谈巴金早期新诗》（署名“岑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5期）、《〈巴金笔名考析〉再补正》（《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巴金著译六十年目录》（《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2辑·四川作家研究，1981年11月）、《巴金民主革命时期艺术探索的特点》（署名“岑光”，《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巴金的第一篇散文创作》（《文学评论丛刊》第11辑，1982年2月）、《他属于自己生活的时代——论巴金的文学道路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等等一系列文章。毕业后到闽北山区工作，在边远的新华书店里，居然还买到他的《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也是因为参加成都的会议，才知道“岑光”就是李存光，“曼生”就是汪应果，并且见到陈丹晨、唐金海、谭兴国、宋曰家、刘慧贞、牟书芳、戴翊、李辉等等巴金研究者。但是见到是见到，留下的都仅仅是印象，和姓名对上的主要还是他们的文章与著作。

　　在这次会上还认识了海峡文艺出版社的陈公正先生，暑假路过福州登门拜访，作为责编，他赠送我一套李老师选编的《巴金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套研究资料也就成为我案头的重要参考书。后来的后来，随着一次次的研讨会的相聚，与李老师逐渐熟悉，就不断收到他直接惠赠的著作，其中包括《巴金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巴金研究文献题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巴金研究回眸》（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等等。所以对李老师的著作文章我几乎全部通读，并且受益良多。不过这里要谈的虽然也是巴金研究领域的李存光，主要是研讨会现场的印象记，全面论述其对巴金研究的重要贡献，还得另有专文。

　　与李老师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始于1994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巴金与二十世纪”（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次研讨会恰逢巴金九十华诞和二十六卷本《巴金全集》出齐，所以开幕式隆重热烈，盛况空前。但具体的研讨活动，则十分专业、高效和严谨。除了萧乾、陈荒煤、梅志、王仰晨、张兆和、文洁若等特邀代表，原定正式代表六十名，实际与会报到五十九人，三天的会期安排了四次大会交流，同时还组织了一场由萧乾、梅志、张兆和、王仰晨、李济生、贾植芳、陈荒煤等发言的“文学老人谈巴金”的专场报告会。其中穿插的到北图参观《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巴金》的大型图片展，以及利用晚上时间观看巴金最新生活影像资料，也和研讨主题相得益彰。之后还结集出版了研讨会的论文集《世纪的良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之所以详细介绍这些情况，是因为北京的陈丹晨、李辉和李存光老师就是这次研讨会的具体组织者。在2003年巴金研究会成立之前，从首届（1989，上海）到第七届（2003，成都）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许多筹备组织工作都是由研究者自愿承担的。由于无固定的挂靠单位，又没有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联系主办、协办、承办单位，筹措大会经费等事务都相当繁杂。好在巴金的为人和名望深受尊崇，社会各界对巴金研究也都乐于玉成。而研究者们每次也都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并且还自诩这种持续进行的无组织无团体的研究工作，体现的正是巴金曾经主张的互助合作的精髓。所以既无团体级别之虑，也无理事会长之争，大家其乐融融。当然在这两到三年一次研讨会持续进行的背后，李存光老师始终是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在北京这次研讨会上，李存光老师还和李辉等负责研讨会现场的组织工作。他入住宾馆的会务组房间，和张中良等有限的几位会务组成员张罗着会议的各种琐事。似乎那阵子恰好夫人出差公干，家中无人担当轮值煮席，还在中学读书的儿子每天放学后也背着书包来会务组报到，李老师还得利索地打发其吃饭与睡觉。办会难，在北京办会特别不容易，我们与会者只见李辉李存光忙里忙外。只有当偶得闲暇，才见李老师见缝插针地“深入”享受香烟的滋味。那几天的李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是与喝很多的茶、抽很浓的烟连在一起的。

李存光手迹

　　有了北京研讨会期间近距离的接触，第二年秋天我一到北京大学访学，自然就想到尽快向他请教有关《巴金创作综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的具体设想。一经电话联系，他已满是肯定和鼓励的欢迎。与做学问搞研究的严谨细致一样，他马上和我约好具体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格外详细地交代从海淀到望京如何转车，下车后步行哪个路口左转，走多远到哪个路口右转等注意的事项。因为我那时对北京这大城市的确还很陌生，他应该是估计到我像刘姥姥那样进了大观园。见面时，他还是肯定和鼓励，同时也耐心地与我详细讨论了《综论》的具体设想与计划。那时候李老师似乎还兼任行政工作，交谈中时有电话或人员找他办事，他迅速处理后即又进入我们的话题。

　　李老师给我更为深刻的印象是第六届的研讨会（2001，福州）。承办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我在第五届研讨会（1999,襄樊）试着领回的。之所以说是“试着”是因为在学校我仅是一普通教师，而这种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绝非任何几个人可以承接和承办。襄樊会议的最后陈思和李存光等老师所以很希望我返榕后争取学校的支持，估计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巴金与福建特殊的历史渊源，其次是对我所在的中文系，特别是所在现代文学学科的充分的信任。我战战兢兢地“试着”领回这一任务，回来一汇报得到学校及学科的充分重视和大力支持，后来学校列名主办，文学院承办。但是在具体的筹办中，许多问题也还是有赖各方研究者的帮助。这其中，李存光老师主动承担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即联系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列名发起、主办单位，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按规定程序，国际学术会议筹办的有关事项必须上报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并上报中宣部审批，所以李老师在以筹备组名义致函作协领导的同时也把原件复印寄来，以让我们即时了解具体进展情况，并备相关部门查询之需。后来他好像还应约到作协，当面与领导汇报了具体的事项。正是经他和陈思和等的筹划、联系，这一届的研讨会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以及福建省作家协会等的充分的重视和支持。正式举办前夕，李老师与黎明大学的方航仙老师又应我的请求提前一天到达，初商议程安排。其实在会议期间，他们也一直没离开过宾馆，日夜帮忙着处理各项会务。按例，研讨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之后，大家在一起商量返程等事项。大会为代表返程安排了两条路线，一是经泉州考察巴金当年足迹，一是经停武夷山离闽。没想到李老师这时才突然说，会议一结束他就单独离会，因夫人已经到达并入住其他宾馆，他们俩此前都没到过福州，拟再停留几天。并且执意离开会议的宾馆，食宿一切，由他们自己负责。至此我才深深感到照顾之不周，但因有带队上山的任务，也只好满带着愧疚与遗憾和他匆匆道别。

2009 年 4 月 8 日，李存光与辜也平在《巴金全集》修订讨论会上

　　其实历届研讨会上，李存光老师还一直承担一项非他莫属的重要任务——系统地回顾总结前一届研讨会之后，巴金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趋势。虽说他本就持之以恒地关注追踪巴金研究现状，但当着几乎所有研究者的面点评他们的著作与文章，这应该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李老师每次都没推辞，并且总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却又平和公允地圆满完成。不少人都诧异李老师那种超凡的学术定力，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点点滴滴的历史资料，爬罗剔抉，时刻追踪方方面面的前沿信息，辑佚梳理。其实这也正是我们许多人自愧不如的地方，即以一己之力，为学界构筑起巴金研究的厚实根基。所以当第十一届巴金研讨会（2014年，上海）召开在即，周立民与我联系说，存光老师请辞驾轻就熟的回顾总结，建议由更年轻者担当承接，问我能否顶替完成时，我虽还有些许余勇，但考虑再三还是怯于上场。这是我在巴金研讨会上的第二次怯场。上一次是成都“四老会”时，会务组拟安排我大会发言，我最终没有勇气答应上台。那时的怯场是因为大学毕业不及三年，又是边远小学校的小小助教，底气明显不足。而后面这次则完全因为李老师的强大存在，因为他每一次都完成得相当精彩。

2016 年 9 月 25 日，第十二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存光老师在猜辜也平写些什么）

　　李老师虽说治学严谨但很有亲和力，在每次研讨的场外，总有年轻人喜欢围在他身边。在答疑解惑之余，他还会常常给年轻人讲讲历届研讨会的一些笑谈轶事。印象很深的一次是第七届研讨会（2003，成都）时，我带了刚本科毕业的黄育聪与会。本意是想会间介绍他与李老师等认识，以方便其之后的学习。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第一天晚饭后我走到大堂，黄育聪已经与刘福泉、邵宁宁、田悦芳等年轻人围在李老师身边谈笑风生。而李老师居然告诉我，正在跟我的学生讲述的，是我十几年前在成都怯于上台，1994年在北京会议又被张中良误当成他们研究生院学生，连同周立民被抓差搬桌椅（后“幸亏”被他及时“发现”并迅速“制止”）的陈年往事。当然李老师能为年轻人所敬重的，更主要是他乐于、而且也完全能够为年轻人的学习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我自己就常有问题向他咨询，用书信、电话或电子邮件，他总是第一时间给予回应。记得有一次他还专门给我打长途电话，内容仅是替广西民族大学一位他也从未谋面的本科学生向我要第六届研讨会的论文集。而原因只是这位同学迷上了巴金研究，又苦于找不到这本书，隔空从桂林向李老师呼救。

李存光题赠辜也平的《巴金研究回眸》

　　与李老师因疫情已很长时间无机“会”再见，而我到了北京也不敢贸然找他相聚，因为毕竟都已属需重点防护的老年群体。在我的记忆中，一直都留有他不徐不急、平和严谨、古道热肠的深刻印象，只不过此前几次见面觉得，他已抽较少的烟，喝较淡的茶，觉得可能已开始注重养生之道。但是李老师毕竟是李老师，我们很高兴又将在《点滴》集中看到他的新成果。所以周立民问我“能否写一个存光老师的印象记”，我也就不再推辞，借此机会也写点他的陈年往事，并祝他身体健康，新作不断。

2020.7.9.福州

本文刊于《点滴》2020年第4期

本期目录

　　本期《点滴》“雾·雨·电”栏目推出李存光先生学术研究回顾专辑，坂井洋史、辜也平、周立民分别撰文从不同角度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存光老师”。

　　本期“梦与醉”栏目还推出了张爱玲、唐大郎两个小专题。陈子善《张爱玲识小十题》是一组短小生动的研究文章，如《关于张爱玲初到日本》《张爱玲再到日本》《张译〈老人与海〉再版残本》《唐大郎笔下的张爱玲》《木心笔下的张爱玲》等话题，兼具史料性与故事性，值得一读；谢其章《给〈永远的张爱玲〉加一点注释》，通过对《永远的张爱玲》一书进行梳理的形式，对长久以来关于张爱玲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成说进行了溯源与辨析；《〈唐大郎文集〉选辑》则是张伟、祝淳翔两位编者从洋洋12卷的《唐大郎文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中精选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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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