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周立民：从《巴金研究回眸》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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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金研究回眸》说起

周立民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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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有些事情不笔之于文早就忘了。翻开李存光老师这部厚厚的《巴金研究回眸》（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其中所收的第一篇文章是他怀念巴金先生的《四十二年间的忆念》，开头写到巴金先生去世的事情：

　　今年我在韩国讲学。由于确定10月25日将在嘉兴举行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需商讨会议有关的学术事宜，因此我与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常有联系。10月16日晚11点，周立民来信告我：“巴老这两天的情况极其不稳定，看样子这一关挺不过去。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医学措施可以挽救病症。经与小林老师商量,研讨会仍如期举行。”17日晚，立民又告我：“巴老已经于今晚七时六分于华东医院去世，详情见面再谈。”（《巴金研究回眸》第3页）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巴老离开我们十五年了。那段时间很忙乱，我也没有时间记下什么，存光老师所记倒让我回忆起当时很多事情。这本书里还收了我给存光老师的一封信，是2001年为了编辑《解读巴金》请他帮忙复制资料的信。这样的事情，我倒是有印象。因为自从知道巴金研究界有一位叫“李存光”的前辈之后，仿佛凡是找不到和不好找的资料，我都向存光老师求助。存光老师对巴金研究的贡献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就经常向人推荐他写的《巴金传》，篇幅适宜，没有虚言；资料可靠，笔笔有来处，是一本可以信任的传记。但是，我还是认为对于巴金研究基本文献搜集、整理和钩沉，是他造福众多研究者最大、最独特的贡献。因为他的存在，我们似乎形成一种依赖，仿佛那些资料唾手可得，只等着李存光把它找出来。事实上，巴金研究者几十年来在研究中对于基本文献的使用如此驾轻就熟，有多少是受惠于存光老师，恐怕每个研究者都心知肚明。

　　存光老师对他的工作有着自己的定位，在《巴金研究回眸》的前记中，他这样说：

　　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史告诉我们，除学者自身的学养功力、思路视野外，世事的变迁，社会的转型，观念的引进，思潮的更迭，方法的更新，史料的发现，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内涵，有时某一方面甚至会起到极大的作用。我毫无扭转乾坤、改变时势的力量，也没有引领观念、思潮、方法的功夫，只能以更多的精力埋头做搜罗整理文献史料这件基础工作。这方面虽无大成，总算尽力为巴金研究汇总了必要的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获取材料的某些方便。（该书第2页）

　　这里面有一位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学者的自信，也有他的自谦，也许还有一点自我感叹。因为放眼当今学界，虽然“史料学”“文献学”也是雄心勃勃、兵强马壮，但是相比于“观念、思潮、方法”的研究还是难逃英雄气短。至少在各种评奖或什么重大成果的论述中，我很少见到文献的搜集、整理被大模大样地抬出来。尽管，谁都知道没有这个“基础”，其他一切免谈或只能是空谈，可是，“基础”在排序上似乎只能是最低的。还有人振振有词，认为他们的那些高论抑或是空论，具有原创性，是实践或理论的创新；而史料，无疑是“旧”字当头，仿佛给个考古铲谁都能去挖文物一样。这种对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的贬低和误解，损伤的不仅仅是史料研究本身，而是整个当代学术研究。其恶果，虽说比比皆是有些夸张，但是说随处可见并不过分。

　　比如近年的文学史写作，各路神仙皆显神通。不过，有一个问题非常突出，就是对所论述的文学作品的版本选择非常随意，哪怕初版本谈不上，选择一个有依据的“善本”也好，可是有的文学史作品引用的版本，不过是“选家”们为谋利而选出的地摊本，如此草率，这本文学史你觉得它能可信吗？还有那些擅作高论的学界大佬们，谈这个作家，那个作品，不能说他信口开河，他总是有他的依据和个人感受的，然而，这些脱离了基本文献的支持，他的论断岂不是水中捞月吗？比如，他说这个作家从未写过小说，一辈子只写诗，偏偏不是这样；比如，他认为这个作家不知道某个理论，其实人家早就看过相关方面的书……而这些内容，做史料工作的人早已搜集、整理好，或又有新的发现，他不屑一顾或者浑然不觉，不要说从做学问的严谨上而言，就是从他们的学术判断的准确性上说，也是要大打折扣的……例子不用多举，有些事情是基础，是常识，是底线，似乎对小学生讲才合适，毋需饶舌。不幸的是，讲得再多，很多愚蠢的错误还是会再犯，人人都是这样的“习惯”，学风就歪下去了。

02

　　历代学者对于史料的重视不必一一复述，仅现代而言，我认为傅斯年的看法尤为值得注意，他不是把史料看成学术研究的原料或工具，而是看成学术研究的本体，以这样的观点看史料，史料的价值和意义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谈到历史研究时，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进一步强调：“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他还谈到做学问的一个原则，也是与“材料”有关：“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文集》第3卷第3、6-7、10页，中华书局2017年10月版）他在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刊物《史料与史学》所写的发刊词中也特别强调“本所”学风和治学特点：

　　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文集》第3卷第361页）

　　“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在这样的方针和精神的指引下，兵荒马乱中的史语所能够大师辈出、成果累累，造就一段段学术传奇，这不能不说它有根有本，方向正，才道路宽。傅斯年的这一观点，在不同的场合中曾多次强调：“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文集》第2卷第326、327页） 不惟史学，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他也特设“史料论略”一章，谈到史料的重要和史料运用的方法，他特别说到：“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不受任何传说观念的拘束，只求证，不言疏，这样然后可以‘起废疾，箴膏肓，发墨守！’”（《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文集》第2卷第55页）

　　“只求证，不言疏”，仿佛把学者的主观能动性、“创新”都排除在外了，傅斯年在这里一点都不强调学者的“创见”吗？我不是那么理解的，我认为他更强调创见来自何处而已，在他看来，“史料”是做学问的根本和获得创见的源泉，而不能本末倒置，缘木求鱼。另一位重视史料的大师是陈寅恪，他自己做学问不仅穷搜尽罗，而且特别看重新的史料之发现对于学术推进的决定性影响，他的“预流”之说，便是重视史料的最好证据：“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2版）他把“新材料”与“新问题”联系起来，看作“一时代之学术”的“新潮流”；而不是把从哪里贩卖某种理论，编织某些“专著”，提出什么“新观点”作为学术的“新潮流”，这说明了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今天，人们对陈寅恪推崇备至，我们为什么不学习一下他的学风和方法呢？

03

　　在大范围里，史料学是寂寞的分支学科，然而，近年来与以往相比，它又是空前活跃的。这里有近年来史料的大量整理、发表、拍卖，各种数据库数字资源的引入等客观因素的促进，也有很多高校开设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课程，一批专业研究队伍的成熟（甚至有的学校设立了手稿研究中心这样的机构），以及大量相关学术成果的涌现，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步入一个黄金时代。

　　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新一代学人有理论的焦虑和理论建构的雄心，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一个学科的建立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引、规范和提升。但是，学科化和理论化倾向的过分强调，特别是在缺乏充分的、大量的实践的基础上所“预设”和“勾画”出来的理论，又让我不能不充满担心，我担心它们成为双刃剑，使得生机勃勃的学术研究丧失应有的活力。理论脱离实际，为理论而理论，这个学科仿佛“科学”了，却失掉了它的本义。

　　史料学不是空洞理论，是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才可能有“理论”，古人曾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博观才有识，对此，拜读李存光老师的这本《巴金研究回眸》，我有很强烈的感受。无独有偶，在最近出版的陈子善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的引言中，子善老师也在强调它的实践性：“应该看到，现代文学文献学继承和借鉴了古典文学文献学的许多治学原则和方法，而且与古典文学文献学一样，固然需要理论的归纳和阐发，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门实践的学问。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只有在不断实践中才能有所发现，有所突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引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实践是这门学问最突出的特点，他们的强调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和告诫。而他们的学术实践和成果又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对于我们具有示范意义。

　　《巴金研究回眸》中收有一组《巴金著译杂记》，都是短且杂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短文《关于〈家〉的发表情况》，文章很短，两个页面还不足，几乎没有虚辞，谈的就是《家》（当时称《激流》）从1931年4月18日起在《时报》开始连载，到次年5月22日连载完毕的情况，以及连载时各章的小标题。巴金先生自己也说过，《家》连载过程中曾经中断过，甚至几被“腰斩”，不少学者为此大做文章，大谈“腰斩”之原因和“深意”。然而，当人们高谈阔论之际，除了存光老师，我没有见到过第二人去翻一翻当年的《时报》，它是什么时候连载中断的，又是什么时候续载的，一共连载了多少期……大家反正就拿作者的成说当令箭，挥来舞去，十分得意。此事想来，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存光老师的这篇短文就是帮助我们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虽然只有一两千字，他得翻阅三百多期的《时报》，经过精心的记录，才梳理出来这个结果。也就是说，这样的文章和史料研究，真的是功夫在诗外，不在于把文章写得如何天花乱坠。还有一篇《寻访〈家〉的初版本》也值得我们深思：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什么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它都是经过求证、论证才有了结论的。有谁会想到《家》的初版本封面还会有歧说，又有谁会想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么有名的小说最终连找一本初版本都是那么难，甚至几乎不可得？因为我们从未想到去查一查，这些问题仿佛不是问题，倘若没有存光老师这样的人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躬行”的精神，有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恐怕真的就成了永久的问题了。

　　做一名学者，他的学术实现还要受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对于资料的查阅和文献的调用尤为突出，难怪很多人不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一方面的事情，说起来恐怕每个人都是一把辛酸一把泪的，常年奔波在各大图书馆的存光老师感慨尤多。记得我们私下里曾聊过，他说要写一篇图书馆查资料记，什么样的遭遇和奇遇都有了。在《巴金研究资料汇编（1950-1976年）》的编后记中，他曾很节制地提到过查资料之难：

　　这件工作当然艰辛。为取得各地各处收藏的文献原文和核查坐实疑难，除北京、上海外，从北到南，由东至西，我亲赴或联系了国内大大小小数十家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京津沪渝和十几个省级图书馆，近十个市级图书馆，外加七八个县市、社区图书馆，近二十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图书馆，五六个省、市级档案馆。各馆规制手续相异，效率高低有别，态度好坏不同，使我亲历了查目之难、跑路之难、复制之难、交费开票之难等种种酸辣苦辛。当然，也不时沉浸于获得文献的兴奋和怡然自得之中。（《〈巴金研究资料汇编[1950-1976年]〉编后记》，《巴金研究回眸》第351页）

　　所谓“苦中有乐”，大约都是学者们的自我安慰吧。存光老师曾说自己是学术“单干户”，他做史料工作，一不是靠项目基金资助，二不是与学生、助手合作，都是“孤家寡人”凭一人之力所完成的。这对于离了项目资助仿佛就什么都做不成的心态，也是一种纠正。作为一个资深的史料工作者，他的感触和告诫，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我常常有这样的感慨：古人治学靠时间，磨练十年成一书；今人治学拼效率，巴望十书一年成。古人治学手抄笔录，点滴积累，讲求无一字无来历；今人治学上网复制，拼拼凑凑，动辄宏言大论莫测高深。在这互联网时代，不可能将学人拉回手抄笔录的时代。我要告诫青年学人的是，既然置身人文学科的“学术”的圈子，既然号称近现代文史“治学”之人，不论仰何种主义，采何种理论，取何种视角，用何种方法，都需要树立一种思路：立论源于材料，见解出自材料。收集发掘材料，考察甄别材料，进而能阅读整理材料，分析提升材料，用理性的科学思想照亮材料，统率材料，深化材料。这是治学之正道。而要掌握材料，除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和网络信息外，亲自跑图书馆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夫和重要环节。在网上所能看到的，或只是一篇单列的文章，或有整本杂志报纸，也是经过处理的影像。每当我在图书馆小心翼翼地翻阅那些呈黄黑色的新闻纸或纯黄色的土纸印成的书籍、杂志、报纸，看着那些墨色深浅不一的字迹时，我似乎能触摸到它的冷暖，嗅到它的气息，听到它的心跳，感受到它诞生的时代状貌。我找到的不仅仅是一篇文章、一份报刊、一本书。这种难以言状的感受和由此而来的种种感悟和收获，是在电脑上阅读得不到也体会不到的。（《〈巴金研究资料汇编[1950-1976年]〉编后记》，《巴金研究回眸》第352页）

　　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中，这是一个前浪的冬烘之论，还是一代学者的经验之谈呢？让我们在学术实践中自己去体味吧。

04

　　在一篇文章中，李存光老师强调“面对新文献‘发现’需慎言”，谈到几例假“发现”的情况。他谈到：“巴金1921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和1923年发表的第一篇译作真的在2003年才被发现吗？《巴金全集》并未收录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吗？果真如此，上世纪80年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巴金研究界真无地自容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打开1994年12月出版的《巴金全集》第18卷，《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赫然在目，位列首篇。这篇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已为学界广为知晓、引用、论及，后正式收入《巴金全集》，在2003年竟成为‘偶然现身’的‘新发现’广为宣传，岂非咄咄怪事。连《巴金全集》都不翻查就宣称‘发现’，发现者和报道者的草率粗疏令人惊讶。这件事发生在巴老的故乡，发生在对推动巴金研究做出过贡献的成都，至今说起仍令我心情沉重！”他还提醒：“在二十六卷《巴金全集》问世以后，面对一篇文献，判断是否是新发现的佚文，当以《巴金全集》是否收录为准。这就需要简要地说说《巴金全集》‘集外编’即全集第18、19卷的收文问题。除未发表过的日记、书信和手稿，‘集外编’的确漏收了一些已发表的文章、书信和专书。但是，全集未收并不一定意味该文没有被发现和再次披露。”（《巴金佚文寻探》，《巴金研究回眸》第267-268、264页）

　　他的这些说法是针对史料界内部而言的，对于外部呢，更令人担忧。长期以来，做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仿佛与做作家、作品、思潮乃至文学史研究的处在一个互相看不见的割裂状态，后者或者没有看到，或者无视前者的发掘成果、研究结论，乃至直接的“补正”“纠谬”而我行我素，如此说来，前者千辛万苦所费工夫，所花气力，岂不是白费？《巴金研究回眸》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关于巴金1932年9月的三封佚简——兼谈巴金与曾今可》，此文写于2010年10月，基本上把两人交往的事迹考辨清楚了，文中也提供了很多其他的线索。我惊讶地发现，七年后有人“旧事重提”，以此再次作文。——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也无不可，然而，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及之前已有的存光老师的研究成果，而该文也并没有多少超出存光老师的前文及其所提供的线索的内容。问题就来了：做资料研究的人，他的成果竟然如此被漠视！他们似小厮一样这般随意呼来唤去吗？这是何其悲哀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后文作者也许没有看到前面的文章，他自己完全也可能爬梳出前文的资料，那么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一个学者，在接触一个研究题目时，对于既往研究成果没有必要的调查和掌握吗？我们学术研究就是在这样的重复中“生产”吗？说千道万，还是对史料和基本文献不放在眼里嘛。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大家似乎也就见怪不怪了，我所担忧的是“史料”与“研究”之间本应互为一体，可是不知为什么却造成长期割裂，一个没有史料基础的研究，那是什么研究？一个缺乏史料训练的研究，那又是怎么研究的？一切都是海市蜃楼，全凭高谈阔论？这样想下去也太可怕了，然而，我们的很多文学史著作，除了抄袭成说、旧说之外，对于今年史料上的新发现、新开拓浑然不觉、完全不知，这样的例子恐怕就不用再举下去了吧？

　　由存光老师的这本书，我胡思乱想，越扯越远，也该就此打住了。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不要以为史料是冷冰冰的，弄史料的学者都是一副严肃的“客观”面孔。不是的，他们用生命在拥抱史料，他们也将死的史料变成有温度的学术。以存光老师为例，大约是研究巴金先生的缘故吧，我从他的文章和为人中，都能看出他的热情，他的严谨，他的道义感……这些或许是另外一篇文章要谈的内容，那么，请让我以一名读者和研究者的名义，再一次郑重地谢谢存光老师以及他这样的人。

2020年8月26日凌晨

本文刊于《点滴》2020年第4期

《巴金研究回眸》介绍（点击以下文字链接查看）

本期目录

　　本期《点滴》“雾·雨·电”栏目推出李存光先生学术研究回顾专辑，坂井洋史、辜也平、周立民分别撰文从不同角度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存光老师”。

　　本期“梦与醉”栏目还推出了张爱玲、唐大郎两个小专题。陈子善《张爱玲识小十题》是一组短小生动的研究文章，如《关于张爱玲初到日本》《张爱玲再到日本》《张译〈老人与海〉再版残本》《唐大郎笔下的张爱玲》《木心笔下的张爱玲》等话题，兼具史料性与故事性，值得一读；谢其章《给〈永远的张爱玲〉加一点注释》，通过对《永远的张爱玲》一书进行梳理的形式，对长久以来关于张爱玲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成说进行了溯源与辨析；《〈唐大郎文集〉选辑》则是张伟、祝淳翔两位编者从洋洋12卷的《唐大郎文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中精选出的。

　　《点滴》是巴金故居内刊，每年出版六期，内容与巴金及其著作有关，也旁及巴金同时代的人和事。欢迎读者投稿，诸如书评书话，读书札记，忆人论事，行旅所见等，惟求文章有点史料有点故事有点趣味；要朴素，不要流俗、滥调，更不要庸俗；那些短小精悍、大刊物上不发的文章，只要是率性之作，也欢迎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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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