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楼乘震：巴金与草婴——捍卫人道主义的战友

　　2012年3月24日，是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九十华诞。3月20日下午，草婴先生夫人盛天民老师专程到巴金故居，代表草婴先生把新近出版的彩色插图本《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赠送给巴金先生故居。

　　巴老与草婴，可以说是两代人，巴老生于1904年，草婴生于1923年，两人相差19岁。一位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一位以翻译文学作品为生，但他们都是站在人道主义的战线上，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草婴先生将其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赠予巴金故居，其妻盛天民（右二）代表出席

　　陈思和、李辉先生在《巴金研究论稿》第一章就说“人道主义是巴金接受其它思想影响的基础，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制约着他的思想的发展，自然也决定了他的整个创作倾向。”

　　当草婴（盛峻峰）还在初中时代，巴金先生已蜚声文坛，草婴说他很小就受了鲁迅、巴金等当时的进步作家著作的影响。他在初中时就表现出他的进步思想和组织才能，当年只有15岁的盛峻峰正在学俄语，被在上海地下党分管文教的姜椿芳同志发现，引导走上革命道路。课余时间参与《时代》周刊、《苏联文艺》月刊的翻译。“草婴”笔名即是那时诞生的。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株生命力坚韧的小草。到1945年，他正式进入上海塔斯社，成了专业的翻译工作者，一直到上海解放。因为多年翻译通讯稿，草婴清楚记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被朋友戏称为“二战老兵”。解放后，草婴与巴金都是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的个体文字工作者。草婴对巴老十分崇敬，尤其对巴老的俄文功底佩服有加。

　　草婴因明白自己没受过专业训练，所以虽然生活很清苦，但非常刻苦。1955年，苏联发表了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他很快翻译过来，在《世界文学》上分两期连载。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读后认为这篇小说“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号召全国青年团员向女主角娜斯佳学习。于是，小说先在发行300万份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再印单行本，第一版就发行124万册，一举打破翻译小说印数纪录。小说成为团中央指定的必读书籍，国内杂志争相推荐，全国掀起了一阵学习高潮。这对草婴当然是很大的鼓舞。“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也正是草婴选择“娜斯佳”的理由。

1993年11月，巴老九十大寿，草婴（左）与巴金摄于武康路113号巴金寓所

　　草婴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凭什么能够坚持自己的工作？凭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1955年,翻译家满涛因曾与胡风写过信,被拖入胡风案中。1957年反右中，傅雷先生也被打成右派。上面都要草婴表态批判，草婴想满涛是个老实人，顶多书生气太足，怎么可能反革命？傅雷为地下党做过事，怎么可能反党呢？于是，他可以检讨自己，但坚决不对满涛、傅雷的问题表态，一个字也不写。看上去很儒雅文弱的草婴，内心却是十分坚强。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松地谈论这些往事，要知道在当年政治气氛的高压下是多么不容易。

　　草婴说：“我非常尊重铁骨铮铮的人，包括国内和国外的那些作家。这样的人，在苏联作家中特别多。”于是，他又开始了对肖洛霍夫作品的翻译。他认为肖洛霍夫是苏联作家中继承托尔斯泰传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佼佼者，肖洛霍夫有胆有识，较少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敢于在作品中反映生活的真实。他翻译了肖洛霍夫的《顿河的故事》、《被开垦的处女地》（改成《新垦地》）（一、二部）、《他们为祖国而战》（章节）、《一个人的遭遇》（小说和电影文学本）等。

　　草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充满激情翻译的《一个人的遭遇》，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悲惨的遭遇。“文革”中，江青把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自然就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吹鼓手”、“代理人”进而又成了“苏修特务”。他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全家因此遭殃，扫地出门，甚至劳动改造。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错。

　　此时的巴金成了黑老K，这两位平时很少见面，此时却成了“牛鬼蛇神”的难兄难弟。草婴清楚地记得，有次被拉到戏剧学院去批斗，从巨鹿路上海作协出发，在华山路转弯时，他斗胆地抬了一下头，数了一下，从巴金领头，一共有38人，一路上，王西彦被训最多。

　　草婴在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摧残，肉体上又两次面临死亡。一次是在1969年在奉贤干校劳动时胃大出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最后胃被切去四分之三。第二次是1975年，他如此瘦弱的身体去参加扛水泥包的劳动，结果被水泥包压垮，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牛鬼蛇神”不能住院，硬是在木板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了近一年，全靠夫人的照顾。

　　和巴金一样，人虽被打倒，思想没有停止思索。草婴想得最多的是：人为什么会那么愚昧？在东方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愚民政策，对“人”的不尊重情况尤其严重，种种愚昧、落后、野蛮的行为都是由于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不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因此，人类发展到今天，一定要推广人道主义思想。

草婴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12卷书影

　　1978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登门拜访，希望草婴出任重建的译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草婴婉拒了。“我已不那么年轻，可以随便地浪费时光；我也还没有那么老，可以平静地等待死亡。”他已动手，从俄文原版直接翻译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六十多个中短篇，一个自传体小说。他说他所以决定这个选题，除了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魅力之外，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托尔斯泰宣扬的是人道主义思想。他对冯骥才说：“在十年动乱的煎熬中，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没有经过人文主义时期的中国非常需要人道主义的启蒙和滋育。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草婴有如此认识是冯骥才没想到的。

　　巴金先生和草婴先生所想的也是一样的。巴老在看到有人以揭托尔斯泰的私生活为名，要“再认识托尔斯泰”时，愤怒地写道：“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他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他与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巴老在1991年9月8日又写了《向老托尔斯泰学习》，他说：“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我也提倡‘讲真话’。”我们现在在巴老书房里，可以看到摆在写字台上的托尔斯泰像。

　　巴老的这些话对草婴的鼓舞很大。到1997年终于完成了这十二卷共四百万字的浩大工程。接下来又翻译修订肖洛霍夫的三卷本。

　　在这期间，草婴曾陪同他的引路人、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姜椿芳同志拜访巴金，见到巴老有一套《托尔斯泰全集》，这是俄罗斯在十月革命前1916年所出，不禁眼睛一亮，因为他明白这套巨著在国内仅有一套半，还有半套在冯雪峰那里，保存得最好就是巴老这一套。在巴老要把这套巨著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前，草婴提出能否借他把书中的200多幅插图翻拍下来，用在他的译著中，巴老欣然答应。

　　草婴在《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译者前言中写道：“巴金极其崇敬托尔斯泰，称他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他多次鼓励我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把他珍藏的俄文版豪华插图本提供给我……这些精美的插图都用在这套译文集里。我想，中国读者一定会跟我一样对巴金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时，摄影家杨克林响应巴老的要建“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正在着手编一本大型画册《文革博物馆》，草婴欣然担任顾问，并亲自作序，序中说：“巴金大声疾呼，创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使子孙后代不再遭受这样的灾难。其实这也是亿万经历浩劫的中国人的共同要求。”巴金同意把他的《文革博物馆》和《十年一梦》增订本序两篇文章放在画册之首页,还亲笔写下“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的重要题词。

　　2005年10月17日巴老与世长辞。草婴此时也住在华东医院，他为自己无法去为巴老送行感到非常痛苦。这时，有媒体来采访草婴，他说：“我不痛不痒，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话是不说也是说不来的，说出来的话你们是登不出来的。”把那记者打发了。草婴不是无话可说，他心里要说的话太多了。22日，文联和作协开追思会，草婴从医院请假参加，发言长达21分钟，他说晚年巴金与托尔斯泰有许多共同之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都大力宣扬人道主义。

　　巴金、草婴这一对捍卫人道主义的战友，身体力行了一辈子，值得我们做晚辈的好好思考与学习。

（本文转载自2012年3月22日《晶报》，作者楼乘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