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学会关掉朋友圈并被一本假禁书骗走500块|杨殳专栏
作家杨殳是枪稿多位主笔里最古怪的一位，他不是影评人，不怎么看新片，也不怎么写非虚构。
比起看电影，他更愿意看书。
于是，阅读和思考，让他发现了不少真知灼见。
这篇年终总结完成于乙亥年末，在这个人心惶惶的庚子年春节看，却更有一番意味。
就像莱温斯基和克林顿是清白的……
文|杨殳
作者简介：杨殳[shū]，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老顽童黄永玉90岁时的题字：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1
这一年的年终总结，很不好写，但也确实有很多话想说。
过去一整年，我都在尝试一种自闭的“禁欲”生活，不怎么关注新鲜东西。如今闭上眼一想，像得了失忆症，去年真正留下印象的事儿没几件。
而且，这几件事儿全都稀里糊涂的，也没怎么上过热榜。
但2020年注定是被所有中国人铭记的一年（数据截止至2020年2月4日14：00）。
2
先说“禁欲”。
从2018年年底，我就关掉了微信“发现”导航里所有的功能，关闭了大部分消息提醒，并退出不必要的群，卸载了所有可以“刷”信息的客户端。
所谓“发现”，实则是诱惑与引导，让人变成一个日活跃数据。尤其在算法不断入侵日常生活时，不限量不限时的“发现”就是迷途和负担。
之前在某篇枪稿专栏里，我提过一个叫“回音壁效应”的概念，意思是说我们往往会只听见和接受和自己想法相近的观点，就像听自己的回音，越听越觉得对，因此忍不住多听多看。
但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感受到了噪音的可怕，如果不警惕热榜、躲避流行，你就随时可能遭了别人的道儿。只有试着戴上一副主动降噪耳机，搭建自己的小回音壁，才可能不淹死在别人搭建的巨型回音壁里。
舆论满天飞时，有必要为自己降噪。
©채정완(Jungwan Chae)
年底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很长——后真相时代：当真相被操纵、利用，我们该如何看、如何听、如何思考？
书的英文原名是“TRUTH: How the Many Sides to Every Story Shape Our Reality”，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竞争性真相”：每个故事都有多面性，你可以用许多方法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样东西或一项政策，所有的描述都是客观的、真实的，但每种描述传达出的“真相”可能差别很大，甚至完全相反。
我记得的那几件糊涂事儿，就跟“竞争性真相”这东西有关。这种竞争掀起的噪音太大，以至于有些东西消失了，有些事件走形了，有些想法糊涂了，有些谎言变成实锤了。
学会辨别有价值的信息才不至于在信息大潮中迷失自我。
©채정완(Jungwan Chae)
3
这一年，有一场关于劳动法和996的全民大辩论。问题核心明明是如何对抗这种违反劳动法的制度，但当马先生站出来公开辩论时，马上提出了新的定义：996是福报，996不是加班加点，而是热爱和奋斗。要想买车买房，就必须996。
这是一种改变真相含义的搅屎棍策略，强行用新定义转移争议方向。
《后真相》里举了个例子。克林顿曾在一次演讲中郑重地说：我和那个莱温斯基小姐，没有发生性关系。
他并没说谎，且最后被宣布无罪。因为，他的法律团队将“性关系”定义为：以唤起和满足任何人的性欲望为目的，接触任何人生殖器、肛门、腹股沟、乳房、大腿内侧或臀部。
是的，莱温斯基给克林顿口交，不在此定义内。马先生则直接把员工时间和身体的价值排除在996的定义之外。
换一种解释方法，改变原有概念的指向，是人们常用的说服策略。
©Marco Melgrati
后来，我读到法国哲学家马尔科姆的小册子《时间》，对996这事儿理解得更清晰了一些。
关于工作时间，《时间》讲了个例子，谷歌把办公场所装修得像休闲游乐场，吃喝玩乐都能满足，模糊了工作和娱乐之间的界限，诱导员工把工作时间当做休闲时间——但是，“把工作空间涂上游戏色调就能让工作时间变成休闲时间吗？”
谁都被指责过浪费时间，但时间无论如何都在流逝，怎么用才是不浪费呢？这取决于你的时间由谁来定义，如何定义。
如果你996的动因是“时间就是金钱”这一社会定义，那你的时间确实就真的就成了金钱，但实际上这是真正的浪费时间，一种廉价的出卖——也正是马先生所说的使命和福报。
这场辩论已经不了了之，但必定有要直面的一天，这件事是我们如何理解如今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简直人命关天。
如果时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时间还是金钱吗？
©채정완(Jungwan Chae)
4
历史真相是一种主观真相，“竞争性”极其激烈。二零一九年是纪念日密集的一年，这些日子有的被放大、有的被缩小，有的定义变了，大多数则是有选择有侧重的讲述。
去年读过的历史小说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冯骥才先生的《单筒望远镜》。庚子年间的天津城里，一个中国年轻人和一个洋女人相恋。义和团闹起来，年轻人和租界的爱人被分隔两地，为了去租界寻找爱人，他不得不参加义和团去攻打租界。
这个故事微妙的意义和冯先生的创作经历纠缠在一起。1977年，冯先生接受任务，与人和写了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歌颂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证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四十多年后，重写义和团故事，冯先生站在了真正的人民视角，写出了不同的真相。
台湾学者杨照去年在内地出了一套书，叫《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是我近两年读到最好的历史普及读物。
人民|运动是起义，还是暴动，统zhi阶级会根据利益改变说辞。
©채정완(Jungwan Chae)
他在书里说，台湾的历史教材多以皇帝为中心讲朝代史，把这种事情叫暴乱。后来他知道了唯物史观，发现这种事可以叫做起义。原先历史中被肯定的“平乱结果”变成了“起义遭到残酷镇压”。
历史叙述视角的转换取决于立场，而立场则是随着社会状况和心理状况而变化的。
因此，杨照讲到——“这刺激我们在阅读任何史料时，都从原来的史料怎么写就怎么相信的态度，改变为存疑地先问：这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记录下来的历史？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看待如此的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
这就像《后真相》中说的一个比喻：历史是一碗意大利面，你不能仅仅只谈论其中一根，就跟人说这是一整碗面。
无论历史，或是当下，如果有人总想法设法让你相信某个唯一的“真相”，而否定和忽略其他真相，那你必须提高警惕了。
走出楚门的世界，可能会发现真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谎言。
©채정완(Jungwan Chae)
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曾说：我们的看法涉及的空间、时间和事物超出了我们的直接观察范围。因此，我们不得不根据其他人的说法和我们的想象力将它们拼接在一起。
重温陈果一九九七年的经典片《香港制造》时，看到中秋说“世界变得太快，当你还来不及改变时，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不能不想到半年来的香港。
这座岛上发生的一切，都可能被拿出来用作建立“竞争性真相”的武器，墙内墙外的人都在这场战争里失去了理解真相必要的背景信息。
人大新闻学院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有75.25%的人通过微信群获得新闻。人际关系和口口相传必然简化信息或断章取义。
人人都把自己从碎片中看到的当做真相，并据此思考和行动，继而便可被利用。
从被精心筛选过的信息流里，更加难以获知事物的原本面貌。
©Sergio Ingravalle
古时候打仗攻城，会派人混入敌城中张贴匿名帖，说多少大军将何时攻城，将如何屠城，提前造出气势。港岛事件里的社交网络就是战场，你我皆可能成炮灰。
或许，简化、拼凑、片面、歪曲和讲故事，本就是政客、媒体、营销商、演说家的天然属性，他们不说谎，只误导。
这些真相误导很难被大众识破，最多被一小部分人识破，继而引发争议和似是而非的传言。
可争议和传言本身就是一种武器。
5
二零一九年我差不多买了两百本书，单本标价最贵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古拉格之恋》：三百块到五百块不等。
这书是在一轮疑似“禁书营销”里贵起来的，同时贵起来的还有其他几本关于苏联的书。
不知道从哪传出消息，说哪本哪本书被勒令下架，或不准再出云云。对于爱书人，这确实是坏消息。虽不能证实，但也不能证伪。于是选择宁可信其有。
而更讽刺的是，我们更倾向于相信“禁书”一事并非空穴来风。
©Stephan Schmitz
早在上半年，我就听说过类似的一轮传言，说是奥威尔要下架。接着，传言升级，说反乌托邦三部曲都要下架，一时间风声鹤唳。
于是我便跑去书店看，不只一家书店摆了一排各种版本，还有书店把《1984》《美丽新世界》和《我们》摆在一起码了堆儿推销。
这件事儿影响范围很小，但我却觉得它实在令人伤心。
6
2020年，我大概仍然会尽量过“禁欲”生活。不过，我会借《后真相》书中的一段话时刻提醒自己，多以提问代替盲从——
“误导性真相就在我们身边。误导者依赖于不加怀疑的接受。当他们受到质疑时，他们很难同时保持误导性和真实性。所以，请在条件允许时质疑他们，要求他们做出澄清和证明。不要留下回旋空间。
如果你怀疑某件事情被对方忽略，请询问此事。如果对方以误导的方式呈现数字，请提出不同的解释。询问煽动性故事和名字与中心问题的相关性，询问对方的观点所依据的道德或信仰假设。要求对方为相关词语给出正式的定义。”
©채정완(Jungwan Chae)
编辑|浪浪
排版|透纳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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