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红布和五条人，他们唱响了这个口是心非的新时代|杨殳专栏
唱出一代国人之殇的《一块红布》前几日被改编成了迎合年轻人受众的轻佻卖腐神曲。
在流量、资本的哄抬之下，我国文娱产业欣欣向荣的背后，是一地鸡毛。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论一块红布的功用、内涵及外延
文|杨殳
作者简介：杨殳[shū]，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崔健《一无所有》（1989）专辑封面
01
让我们来谈论一个暧昧的话题。
一块九十六公分长、六十四公分宽的布，能用来做什么？
扯下一绺可以蒙住眼，撕下一块可以堵住嘴，还可以塞上耳朵，绑住双手，缠在右臂，系在胸前，当然也可以捂住伤口，或拿去做条裤衩。
假设这块布是红色的，也不能例外，功用如上。
因此，一块红布的功用必然是多元的，就像我们凝视一块红布时，作为意象的这块红布所具有的内涵和外延，也必然是多义的，甚至无穷的。
崔健演唱《一块红布》
未成年男团“少年时代团”软塌塌边舞边唱的改编版《一块红布》是崔健的那块红布的一种新功用表现。之所以惹来一番轰炸，当然不是因为这团号称TNT炸药（Teens in Times），而是因为这个改编表演是“暧昧”的，以布景、男色、肢体、眼神等暧昧来卖腐，更重要的是利用了歌词的多义性。
许多人骂改编骂演唱。看到听到这种东西生气值得理解，我也难受得骂娘，简直像遭了酷刑，被人绑起来往裤裆里塞一百只毛毛虫。
但经过授权的改编和演唱确实合法合理，甚至合情，这点无可否认。因此，问题不是该不该能不能改编，是为何在距离一九八八年崔健工体首唱《一块红布》三十多年后，出现了这样一首改编？或者说，这样的改编是怎么做出来的？
如前所述，这是个暧昧的问题，甚至连我想引述的往事或观点都无一明朗。
未成年偶像男团魔改版《一块红布》
02
二零一二年，崔健在接受采访时对年轻人说——
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
这句话语出惊人，却观点不清不楚，缺乏明确论据。因此任何年轻人都可以反驳：我们不是一代人，且有鲜明的证据。
如《一块红布》，多年来在各式各样的唱歌选秀舞台上被翻唱，致敬也好，消费也好，这块布的属性都是商品，买过来，改一改，注入新的腔调、音色和情绪。这是开放社会该有的市场经济的自由逻辑，也是文化市场到一定程度带来的审美多元，是从前几代人不曾充分享有的。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号，崔健在工体第一次开口唱《一块红布》后，炮轰一样冲击了万千颗心脏和大脑。
王朔说，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得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
这是一首好诗——我更愿意称之为唱出来的一首诗——生发了作家心中潜藏的万言万语。而对于学生、工人、商人、干部和待业青年，与其说这些诗句冲击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被唤醒的经验与情感在激烈回应和误读崔健。
《一块红布》歌词
乐评人李皖认为，崔健的那块红布可以指代一切，甚至我们一时还无法想象的一切，所有那些蒙住眼睛的人类处境。这首歌都表达得透彻，淋漓尽致，血肉模糊。他说，《一块红布》是一九八零年代末的中国之歌，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人命运的缩写。
这大概是最令人心潮澎湃的共鸣，不仅限于表面相同的共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共同时代处境下各自不同的具体经验。
诡异暧昧之处在于，这些年世界上多出了很多块不太一样的红布，崔健自己的那块红布却已消失多年。
自从原版《一块红布》不清不楚地下架后，它的多义性就开始被选择性地遮蔽了，就像红色上再刷一层层红色，它还是红色却也不是红色了。既让你消亡，又给你重生，精巧地消灭一种声音，消解一种内涵，这是意识形态机器威逼和资本市场利诱的合谋。
时代少年版制作人声称改编是传达对“孤独症”的关怀，这种解释当然自有其逻辑，但根本上是酒后胡扯。哪怕所谓“孤独症”仅是个与医学定义无关的意象，也显然是在被消费，而非被关怀，是在迎合某种构建出来的“年轻大众”，而非是想提供什么共情和理解。至于其音乐水平，不值一提，流量制造车间中的一道流水作业而已，本就为二十四小时的流量服务，与审美无关。
网易云、QQ两大音乐平台均无崔健版《一块红布》
03
那么时代变了吗？变了。
从前的人们以各自的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划分阵营、开展对抗，且坚持得异常坚固持久。你是谁不重要，属于哪种“成分”才重要。
如今的我们则被消费主义逻辑细分，零零后、九零后、八零后、七零后，你是谁不重要，属于哪类“受众”才重要。
崔健的歌里不断地唱“我”、“我”、“我”，喊出几代人被压抑的声音，我要个体，不要集体。
如今的世界已充斥了“我”、“我”、“我”，谁都只代表自己，可只有表达过剩，却毫无个性。
从一九八八年单枪匹马的崔健，到二零二零年以“时代”之名登上舞台的少年团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以暧昧表达结构来对抗政治性权威的力量，在资本权威的暧昧表达中被消解了。无论对局中人还是旁观者，这似乎都是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演化，像英雄一样的弑父者死在自己野蛮生长的儿子手里。
或者换个更准确的说法，弑父者因其英雄般的行为而成为儿子们的食物，为了更合口味，剔除了筋骨，切除了内脏，撒上了香料。
两位喜欢摇滚乐的男孩本来也对此次魔改颇有微词，最后无奈接受节目组的安排
这个过程中发生什么？二十年前一部电影《北京乐与路》里的有句台词，说得很形象。唱片公司高层对狂放不羁的摇滚歌手说——能红起来的乐队，都是在外面反叛，里面听话的。
那是在二零零零年，正是从旧世界压抑憋屈催生的本土摇滚和新世界资本市场接轨的时代。
作为商品的反叛，不能有骨头。作为畅销书的《月亮与六便士》，卖的是理想主义文化产品，作为网红酒馆店名的“一九八四”，遵循的是美丽新世界的规律。
然而时代真的因此而变了吗？也没有。
莫言在2008年一次演讲里说提到，文革对自己最大的刺激是发现世界上存在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在社会上公开讲的，豪言壮语、革命的、吹捧的，另一套是在家里讲的，悄悄的小声地说所思所想。
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也是不同时代之共性。莫言说什么时候家里讲的和公开讲的一样了，就是真的文明进步了。
能红起来的摇滚乐队都是外面反叛，里面听话的
显然这是个幻想。话语的多重性是人类社会不可能摆脱的属性，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文明发生的前提。只能说，莫言暧昧的话里有不可言说的真意。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和崔健确实仍是同代人，只是蒙住我们眼睛堵住我们嘴巴耳朵的布材质变了，捆绑时打的结变了，但它依然鲜红如血。
04
这“变”与“不变”之间的暧昧就像历史的形成。一首歌意象的被磨损被切除乃至改头换面，正如历史被选择被模糊，被管理和形塑。这也是时代声音形成的过程。
不过，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被害妄想症，因为我们自己也参与和推动着这一暧昧过程的发生。
不知为何，行文至此我想到了爆火的五条人。
以音乐产业的逻辑看，五条人的歌从来不是唱给大众的，唱县城，唱烂尾楼，用难懂的方言。仁科自己也说了：大众是不存在的，只有个人，没有大众。
但正是眼中无大众的他们用流量影响乐夏——娱乐资本和流量产业的代表。五条人的巨大流量来自舞台之外，甚至来自作品之外，或许可以说明，他们略带反叛地解构资本权威的行为本就代表了某一批“大众”，或大众某一侧面的潜在需求，这些需求本身构不成生意，但在社交网络中形成的流量是节目和生意不敢忽视的。
五条人的爆红也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无论有心还是无意，这都是五条人和资本游戏规则相处的一个舒服姿势，消解自己，就能消解你，调侃自己，就能吸引你。
如果说一块红布的消失和重塑是资本利用了作品及其时代象征的多义性和暧昧，那五条人的被误读和成功也是一种暧昧的生存之道。前者是蒙着红布反红布，后者是哼着反资本主义的调调享受到资本的利益。
我不喜欢听时代少年的红布，但喜欢看五条人的成功。最终他们的文艺之路会如何呢？没人知道，但我不乐观。
因为这始终是一个过于暧昧的时代。
封面图来自网络
编辑|浪浪
排版|透纳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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