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举报者背后，都有一款人格残缺|杨殳专栏
粉丝多了，举报也就多了。
正如公交系统发达之后，电车痴汉也就来了。
世间本无乌托邦，痴汉和告密者，也是生老病死一般的必然存在。
只是，当宵小过于猖獗，我辈还是禁不住悲凉。
乖角儿的诞生：
我们的残缺和软弱
文|杨殳
作者简介：杨殳[shū]，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1
这两年流行举报，或用老词讲，叫告密或揭发。
有人举报明星翻墙，有人举报老师乱讲话，有人举报公众号，有人举报电影，还有人举报竞争对手非法经营。
一听说这种事情，总先引起惊诧：这年代还有这种事？这种诧异，是因为诧异者多少记得些历史。惊诧之余，往往跳过话题，或沉默。跳过和沉默也是历史传统，小时候我就常听见大人嘱咐：“别瞎说，给人听见了！”
比如，就有人为了举报，特地关注枪稿……
历史教给我们的生存法则是，人要少点想法，有了想法也得掖着藏着，否则便会“授人以柄”。这“柄”里能弹出刀片来，可杀人。
曾有篇杂志文章讲了个六七十年代的故事。夫妻两人回家，看见自己孩子与人争夺一枚像章，妻子懂得孩子心理，随口说道：这东西有什么用？这话听进丈夫耳朵，性质变了——说像章无用，可还了得。于是撂下锄头，连夜告密。结局既悲又喜，妻子被捆入大牢，不久便枪决，丈夫论功行赏提拔了副主任。
妻子讲人性逻辑，老公却讲权力逻辑，抓了妻子的柄。这故事没讲细节，丈夫的心理动因很难揣测。要我拿来写故事，会有三种可能。一种是丈夫十足忠诚，真觉得妻子铸成大错，大义灭亲。另一种是丈夫十足狡猾，早就想摆脱妻子，借刀杀人。第三种是丈夫十足官迷，太想邀功请赏，杀妻献祭。
孩子年纪小，但也明白出卖朋友是不好的行为。
©Marco Melgrati
当然，还有其他可能性，比如有人煽风点火，让他恐慌，或觉得合理。于是便有“理所当然”之处。如今的举报事件不也如此吗？——那人确实可恨，苍蝇不叮无缝蛋嘛，不亏。
或搬出某些条文一对，确有明文，他这不确实有罪吗？那你就着了权力的道儿，与故事里的丈夫无异。因此，谈论举报这种事，得先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先着了权力的道儿。
我小时候，就曾经差点着了这道儿。
©Marco Melgrati
2
小学时有一年，我当班长，隔三差五值日，中午坐讲台上盯着大家自习，谁不用功，就记下名字。为此，我还特意自费买了个小本子。
不过，不轮我值日时，我也爱开小差。有回自习，同桌突发奇想，把手掏进裤衩玩弄，大概觉得有趣，喊我也看。我觉得好笑，便一同欣赏。当天值日的另一位班长就记了我俩名字，罪名是上课讲话。我大喊冤枉，说没讲话——确实没讲话，我俩笑都是憋着声的。
班长就审问我俩。他一言不发，只涨红了脸。我以理据争，说可以调查前后同学肯定没听见我俩说话，并暗示对方“班长何苦为难班长”。这位班长刚正不阿，说狡辩无用，名单立即上交。
冤屈、恐惧、羞耻交织心头，我忍着眼泪拉着这班长到教室门外说，他玩小鸡鸡，我就劝他不要玩。
这班长划去我名字之后，我突然紧张起来，没脸回座位面对同桌，于是撒起癔症，大哭大闹地逃了一节课，躲在操场里反思。事情闹大，惊动班主任亲自调查，小鸡鸡的秘密传播出去，羞煞了同桌。好在他是个脸皮厚气量大，表示理解我的苦衷。
孩子年纪小，但也明白出卖朋友是不好的行为。
©Marco Melgrati
那是我人生头一回逃课，懵懵懂懂领会了一件事：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我可以有自己的原则。在我自己的原则里，上不上黑名单一事，不应比朋友的小鸡鸡重要。
话说回来，小学时怕被批评和出卖朋友，无关真正的痛痒，我尚能自我原谅。但若真有哪天听到奇怪的敲门声，或将我架上老虎凳，想想就浑身哆嗦。
于是，我回想所了解的古往今来各类举报告密行为，越想越哆嗦：似乎无论是谁，可能都会一不留神着了这道儿。
举报风盛行，人人自危。
©Marco Melgrati
3
儿童心智未健全，生存无法独立，必然依赖成人的权威，这是本能。成长过程中，儿童会逐步脱离“母体”、脱离“权威”，形成自我。
所谓叛逆，正是自我的形成。若遭打压，遇到无法回避的压力，就需自我调和。要么自我形成，要么服从权威。当然，更可能成了一个假面人，学会阳奉阴违之道。
权威扼杀叛逆的方式是管理信息，屏蔽多元，屏蔽不了就用统一逻辑解释多元。把一个人关屋里九年，告诉他养的猫是狗，说错了就受惩罚。等放他出门时他当然说猫是狗。
孩子举报家长，担心爸妈是特务，或干些违法勾当。小孩可恨吗？不可恨，是可怜。很多举报者，都是真诚的无知者，他们的价值判断是在权威信息灌输中形成的，并且往往来自暗藏恐惧和威胁的恐吓式教育。
这种灌输和教育是终生的。即便长成像我这样的中年胖子，残缺的人格也可能只跟个孩子一样。
教孩子多多举报的教育片，令人心惊胆战。
举报和告密的风潮，除了无知，更多来自这种“杞人忧天”的恐惧驱动。
清代搞文字狱，知情不报，视为同罪，成为官僚系统推行恶政的发动力，捕风捉影的举报杀人无数。上世纪那场运动中，不少人会暗地里记下他人言论，以备不时之需。甚至有人用尽心机使钓鱼之计，获取告密的素材。
冯骥才先生讲过一件往事。一九六七年，有位语文老师被关了牛棚，每晚睡觉，就有几个学生轮流守在他旁边。不是关爱老师，而是这些学生知道老师有说梦话的习惯，轮班守夜是记录他的梦话。隔天就搞审讯，逼问他那些莫名其妙的“黑话”有和反动含义。
©Jungwan Chae
据说，这叫的“积极革命法”。——化担惊受怕的恐惧，为先下手为强的主动，自然能踏实点，这也是正常的心理调试。
教育和恐吓之外，还有蜜糖。名利、权力的诱惑也最能击中人。自古以来，告密就是一门生意。
金庸在《鹿鼎记》里讲过的“明史案”，庄家因被发现撰写的《明史》中有违逆内容，遭人举报，便贿赂官员平事儿。其中一个举报人吴之荣也去索贿，但没弄到钱，于是一级级告发，还特意自费去了京城。最终邀功请赏被上头重用，还得了庄家的家产，名利双收。
非常年代，这种奖惩和上升逻辑大行其道，靠举报告密发家者不在少数。
有人以为表了忠心就能加官进爵，但谁又能真正信任一条毒蛇？
©Jim Cooke
另有一种心理，是无能的报复。比如，我曾见过赌输了的人举报赌场。
一百多年前闹义和团的时候，就有人因为欠了教民家的债想赖账，或者跟教民打架输了的，于是跑到义和团那里揭发教民。只求“替我行道”，哪管行道者是帮什么货色。
古代大臣搞党争常有举报告密的，斗不过了，便常搜集捏造证据，到皇帝跟前参你一本。如今崇尚商场如战场，举报竞争对手，于公合法于私合理。
据说搞文化产业的人，有时忍不住会产生恶意的揣测，一旦谁的东西被叫停、下架或撤掉，便琢磨该不会是谁举报我了吧？也难免由此心生恶念：我干脆也去举报他。
此法推而广之，随便谁都可以借刀杀人。
鲁迅的小说《药》里，夏三爷告发了本家侄儿是革命党，领回了二十五两赏银，人们夸赞道：“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
乖角儿，说的是聪明伶俐的人。这些角儿是这世道上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是识时务者，使的是借东风的妙计。
识时务的墙头草，自以为看得最清。
©Jim Cooke
4
乖角儿是如何形成的？
做过编剧的大概都了解，要想塑造好一个角色，就将其置于极端境况，让他选择。他选择这样，或那样，或回避选择，或崩溃发疯自我了断，其心理结构就具象化了。
古往今来的权威统治者，大概多能干好编剧。他们善于将民众置于权威法则与独立人格的“两难”境地，无止境地挤压你。
人性如一条连续光谱。独立、爱、创造与理性，是人之追求，无知、恐惧、贪婪、盲从，同样也是人之欲念。健全的独立人格需要养成，不作恶的能力需要培养。
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人们日常的不安全感越强，就越倾向于服从权威，也会愈加容易被生存和利欲捆绑。
独立人格遭到阻断瓦解，便会催生出平庸但强大的恶意。
某些人与恶的距离，只隔着一个按键。
©Jim Cooke
无论是举报、不举报、想举报而不敢、想不举报而不敢，还是稀里糊涂地举报，种种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无一不是在权威压力下的人格养成留下的残缺。
而倡导举报，则是对人性弱点的激发和应用，本质上是阉割行为，是残缺软弱的人格对权威或被动或主动的依附。
一旦这种残缺和软弱在人格里根深蒂固，你就可能变成一个“工具人”。一边拿起权威提供的工具，谋求私利，一边也将自我交付权威成为其工具。
“工具人”的升级是“权术人”，既能让自己顺着权威的逻辑揣测上意，谋求上升，又谨小慎微担心遭殃，对异己者怀有敌意。
所有对权威的认可、恐惧、顺从和臣服中，都暗藏着对权威的渴求，人会在“受虐”和“施虐”的分裂中实现统一。这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权威人格”，也是晚清知识分子提出的“奴性”概念。
洗脑术很管用。
©Stephan Schmitz
我们因何为奴？
前段时间看刘勃的《战国歧途》，书里说商鞅的“弱民”理论：人民卑贱了就会在乎爵位，弱小了就会尊敬官员，穷光蛋就会贪图赏金。因此，君主就得“让民辱，让民弱，让民贫”，这样刑和赏才有成效。
商鞅在秦国搞“十伍连坐之法”，鼓励人们相互揭发。每个人都置身于随时无辜遭罪的恐慌中，听起来十分恐怖。刘勃提出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都是良民的话，这项法律根本就推行不下去。
因为，“与人为善，喜欢掩盖别人错误的，这是良民；自私自利而喜欢窥探监视别人的，这是奸民。表彰良民，就会导致过错都被隐瞒；任用奸民，犯罪的人就能被杀掉。”这样一来，王法才能胜过民意。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世上已无如此恶法，只剩下些乖角儿。
——如果遇见这样的乖角儿，你会举报他吗？
编辑|浪浪
排版|透纳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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