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叔达叔去世，难免又让人惦记起“香港电影死没死”
无可否认，“香港电影”的金字招牌早就朽坏蒙尘，可它的过往与未来，岂是一句话就能轻轻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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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影评人、电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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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已死”这个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讨论、并不断翻炒的老议题，最近又引起了一番风波。
曾经在90年代监制过经典港片《跛豪》、《唐伯虎点秋香》、《武状元苏乞儿》等的前电影制作人萧若元，在c1ubhouse中和香港年轻电影人游学修就“香港电影工业是否还有前景”这一话题进行了一番论战。
萧若元断言香港电影要重回昔日辉煌机会“等于零”，希望年轻人面对现实，并称现时年轻人在网络平台搞短片创作只不过是“过家家”，与需要庞大资本与专业要求的“电影制作”还相距甚远；
而游学修则正好是网络红人，在本地电影拍摄机会不多的情况下，他在油管开设了频道，创作不少短片，亦拥有不少拥趸。他反驳萧若元，认为未来有无限可能，年轻人可以用各种方式坚持创作，去闯出属于他们的天下，谁也不能对未来盖棺定论。
几日后，名导杜琪峰也加入了战局。他在香港电台节目《铿锵说》中不点名批评了萧若元，指萧若元只是生意人，根本不懂电影，让年轻人不用听信萧若元所言；杜导更强调“香港电影已死”根本是一句废话，他在二十多年前已经听过，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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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峰说这番话自然有底气。他创立银河映像之际，正是香港电影工业渐趋式微之时。90年代末“香港电影已死”的日子里，电影拍摄越来越难找到投资，他穷到连银河映像的公司租金都交不起。而就在这最坏的时刻，他跑到台湾辛苦筹集了250万资金，以低成本拍摄出了他的代表作《枪火》。
今时今日提到杜琪峰，大家一定都会觉得他是香港电影的门面担当之一。但也许很多人忘了，他和他的银河映像其实是崛起于香港电影最坏的时刻；而在香港电影工业最盛景的80年代尾、90年代初，杜琪峰的名字还远远无法与徐克、王家卫、许鞍华这些大导演相提并论。
彼时的他当然也拍摄过不少票房大卖的电影，但予他自己而言，那些商业电影都是计算出来的产物，换其他人拍也一样成功——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而已，还远没有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从绝境中逆袭的背景，决定了杜琪峰从来不相信“香港电影已死”这样的观点；加之这十几年以来，他都在努力通过其创办的“鲜浪潮短片节”扶植本地年轻创作人，所以他反感那些唱衰年轻人、唱衰香港电影的论调，自然也是再正常不过。
03
只不过，今时今日香港电影所面临的困境，似乎要比90年代末的工业困局要复杂和严重得多。
除了市场要倚靠大陆，纯本地制作无论从资本到题材上都受限之外；越来越多的政治纷扰，也令到本地的创作空间与视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蚀；而长期的疫情，也导致颇多电影项目告吹，众多电影工作者失业，这无异于是对电影工业的又一次迎头痛击。
创立于1985年，至今有36年历史的香港UA电影院，“由于疫情及长期的经营压力”，宣布于2021年3月8日全线结业。
而更严重的是，香港曾经引以为豪的自由创作空间似乎也已经一去不复返。过往合拍电影虽然常常要遭遇许多题材与审查上的掣肘，但只要电影放弃大陆市场，纯本地制作仍旧可以信马由缰，在题材上无所禁忌。但随着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一切已经悄然产生了变化。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在今年年初选出了学会电影大奖，而“最佳电影”得主是一部不能提名字的纪录片。不久前，刚刚成立的高先电影院原本打算放映这部戏，电影的预售情况也是火爆异常。
只不过几日后，《文汇报》点名批评了这部电影，并指电检处必须依法禁播该片；很快的，高先电影院便发布了公告，煞停了该片的放映。（编注：今天香港媒体传来消息，香港52年来第一次不转播本年度奥斯卡颁奖礼）
如果说在新法例颁布之下的香港，政治题材电影必须遵守法理的规范，倒也无可厚非；但随之带来的更大影响，其实是对类型电影的冲击。
警匪、犯罪电影一直以来都是香港电影工业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型。过往香港警匪电影中对警察的描写并不全是英雄化的，而更多的是在人性角度展现警察形象：比如警察为了查案有时候也会选择一些灰色暴力的执法手法（《PTU》）；也有错手杀了犯人的警察，同僚串谋为其做假口供（《旺角黑夜》）；又或是卧底警察陷入了灰色地带（《黑白道》）……
现在，这些警察形象能不能描写倒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任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的田启文就坦言，今时今日《无间道》的剧本也许根本无法获得投资拍摄，因为戏里讲述警队中渗透进了黑帮的卧底，这样写算不算中伤警队而违反了现时的法例呢？警匪电影将来是不是只能描写“伟光正”的警察形象了呢？（编注：原定4月1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作为开幕首映的警匪片《风再起时》[翁子光执导，梁朝伟、郭富城主演]今天宣布由于“技术原因”取消放映）
如是者，警匪片中的戏剧矛盾和人物又该如何制造出层次呢？而更严重的是，法例的模糊随时会在电影人之中造成寒蝉效应，每个人都开始自我审查绑手绑脚，这无疑是对创作更大的伤害。
杜琪峰则认为创作人要面对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大，限制也必定会越来越多，但创作应该是灵活的，只要愿意去思考，在有限的剩余空间里创作人一定仍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表达。
从杜琪峰的这个观点出发，其实也可以引申出电影创作与工业关系的讨论，意即：电影创作是不是一定是依附于一个繁盛的电影工业？本地电影工业的限制与衰败，是不是就决定了本地电影创造不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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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叙，杜琪峰的银河映像就是在香港电影工业低潮时逆袭的；其实除了杜琪峰，许鞍华也一直是个逆工业而行的香港导演。
最近正好有一部有关导演许鞍华的纪录片《好好拍电影》在香港上映，这部纪录片用许鞍华的电影一一对照了她个人的成长历程，乃至映射了整个香港的变化。
其实许鞍华正是成名、成长于香港电影工业最好的时候，但是她的电影，却从来不是最卖座、最具商业效应、最能代表工业的；甚或在某段时间里，许鞍华电影其实是遭受工业所唾弃的，在寻找投资方面也一直经历着不少困难。
但谁也无法否认许鞍华是香港电影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无论电影工业高峰还是低谷，她都一如既往坚守着：在有自由度的情况下她可以拍摄《投奔怒海》《千言万语》这样大胆的戏；而撇除敏感性题材，她一样能拍出《天水围的日与夜》《女人四十》这样的故事，讲述香港普通人的情感与生活；即便是带有主旋律色彩的合拍电影《明月几时有》，她同样能从中输出浓厚的香港情怀。
她的成功，正是显示了香港电影人的某种灵活性与韧性，证明了无论工业好坏与否，在有限制的题材和预算之内，一样可以做出有价值、足以代表香港的电影。
要证明工业好坏决定不了电影和创作，最好的例证其实是台湾的杨德昌与侯孝贤。二人作为台湾电影最重要的人物，也是从台湾电影工业消亡的大环境中走出自己的路的。他们早期依靠制片厂，后期则多是独立制片，在本地电影工业的积弱中拍出了最好的台湾电影，谁又能在彼时说“台湾电影已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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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工业与电影本身并不能划上等号。也许“香港电影工业”真的进入了最坏的时候，尤其对比资本雄厚的大陆电影工业，香港电影真的是在小打小闹，加之创作自由度的削弱，未来的路更是举步维艰；但无论环境优劣与否，只要还有对电影怀抱热情的电影人，香港电影就应该继续创作，继续走下去，谁也没有资格判它的死刑。
其实香港电影人早已在各施各法，寻求各自的生存与表达空间：邱礼涛在合拍片《拆弹专家2》中，努力在商业性和个人表达之间做出平衡，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合拍电影中，也可以生产出《少年的你》这样带写实气质的影片，虽然是大陆故事，但导演曾国祥所代表的正是香港电影的中生代力量——虽然许多香港人未必认同该片是香港电影，而该片以港片选报奥斯卡也曾引起不小的争议，但奥斯卡的入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这班香港制作团队的实力；香港本地也仍有不少优秀的本土电影出现，像去年的《金都》、《幻爱》，都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了香港年轻电影人的才华。
无论是合拍电影还是纯本土制作，哪怕只是在网络上制作原创短片，只要香港电影人坚持创作，一直拍下去，香港电影就永不会死。
如同杜琪峰所言，只有自己不干了，那才是真正的投降。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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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继续看香港电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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