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现实主义和陆式现实主义是两码事|杨殳专栏
而且，台港不仅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文艺。琼瑶、金庸、四大天王、港片、偶像剧……“港台”，一度是流行文化的代名词。
不过，到了大陆GDP全面碾压的今天，台港还能拿得出手，好像只剩下了文艺。尤其是台省，那些关乎现实性、民族性的创作——电影、话剧、小说、音乐，四十年来，始终走在前列。
从《我们与恶的距离》到新近的《火神的眼泪》，“台剧”在今天更是成了华语电视剧里的新标杆，而海峡这边的剧集，则悬空在富人和网文的世界里假装小欢喜。
不合时宜的提问
文/杨殳
作者简介：杨殳[shū]，作家。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工作十余年，曾无数次幻想：如果不工作会如何？
悄然辞职，或愤然离去，这念头恐怕你也有过。我有不少朋友试过，但放弃者居多。
没有安全感的焦虑，很难对抗。
如果自由即失业，太多数人都会逃避自由。可是，如果谋生就要卖命，任谁也不会甘心。这是个是古老命题，足够人困惑半辈子。
正纠缠于此时，我读到一篇小说，说的是年轻有为的台北跨国公司职员黄静雄，如何度过了一个辞职后的工作日。标题就叫《上班族的一日》：
这一日过得平淡如水，又惊心动魄。
工作十年第一回松懈下来，难免思考人生，黄静雄竟突然悟了——
上班，几乎没有人知道，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一点点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杀多少才人志士啊。
读到此处，不由心中一荡，这个一九七〇年代的台湾人，怎么跨越时空，一句话戳到二〇二〇年代大陆同胞的心窝子？
01
工作日待在家，黄静雄很不适应，觉得家像旅馆。
昨天辞职后，他彻夜辗转，回想十年来的峥嵘岁月，不断重演跟领导拍桌子的场面。
他一边计算妻子的收入能支撑他多久，一边想起年轻时的导演梦，那部学生时代没拍完的纪录片可以捡起来了。
纷至沓来的念头中，他推演出了上班是骗局的结论。
工作是为生存。
他刚工作时，就从领导那儿学到生存法则，年轻人要干要磨，才能获得想要的。他谨守法则，成为领导心腹，热望着升职。
升职便有高薪和配车，以及难得的清闲，他就有时间拍片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突然空降新人，坐了他向往已久的位子。
领导劝他再忍忍。
他忍不了，愤然辞职——不辞就不姓黄。
十年一觉职场梦，这不是赤裸的欺骗吗？
他翻出巴赞的《电影论》重温旧梦，读到谈论《偷自行车的人》和新现实主义的段落却突然感到惊慌、生疏，甚至于愤怒。
他假装休假，挨个给朋友电话，大家都在抱怨忙，羡慕他在美国公司，制度好有假期。
他却觉得，不工作的自己像被抛弃了。
这一整个世界，似乎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
一大早，无数的人们骑摩托车、挤公共汽车、走路……赶着到这个大机器中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
这段内心独白，是小说的题眼，对彼时台湾的现实作出反思：人是否已沦为手段？
而黄静雄的愤怒并非觉醒，只是感到了被大机器抛弃的恐惧。
一九五〇到一九九〇年代的台湾，正创造着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亚洲四小龙之一。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强势而单一的价值观念也在社会层面渗透，从乡土社会进入大都会的迷惘青年盲目而焦虑，一刻不停地向前冲，担心跟不上节奏，又隐约觉得这似乎有点不对劲儿。
杨德昌在《独立时代》中反复追问：你到底要什么？——说的就那种不对劲儿的感觉，黄静雄恐惧的根源。
晚饭时，黄静雄拿出放映机，和家人一起看以前拍的片子，画面勾起他五味杂陈的回忆。饭后他带着悔恨和疼痛上床睡觉，暗暗做了新生的决心。
就在这时，床头的电话突然响起，公司领导打来的。
——空降的那小子不来了，公司没你不行啊。
……
他讲完电话，妻子也得意地笑：他们少得了你吗？
黄静雄不说话，匆匆爬起，去客厅把摄影机和放映机收了起来。
02
如果抹去公司职员的身份，人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上班族的一日》提出但没有回答的问题，作为一篇文学小说，它也无意于提供答案。到了一九八〇年代，黄静雄的故事被唱成了一首歌，这个问题依然无解，并化作直抒胸臆的独白，被人传唱——
是不是人人都要固定的工作
是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生活
记不清年轻时候做梦的我
是否也情愿做个无奈的陀螺
黄静雄越来越多，他们无力卸下枷锁，也无力直面自由的空虚。
这首歌的作曲和演唱者是台湾著名音乐人李寿全，歌名也叫《上班族的一日》，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八月的专辑《8又二分之一》。
这张专辑与众不同，由一群年轻的音乐人和小说家、出版人合写，从不同层面敏锐传达了时代体验，有很强的作者表达。
除了《上班族》，专辑中还有《我的志愿》《模糊的未来》（被审查后更名未《未来的未来》）《张三的歌》等几首书写人失落无着的经典作品，以及直接以西门町少年朋克和街头残障人群为题材。
就连封面上的那张黑白摄影都在寻求一种现实关怀。
那张照片是阮义忠拍摄的台北衡阳路，自日据时代商业就很繁荣的一条街，也正是歌里那些人生活的地方。
据说李寿全是看了《人间》杂志上阮义忠的作品，才特意找到他的。《人间》杂志是当时刚创刊的一份非虚构报道刊物，无论摄影还是文字报道，都力求深切表达社会关怀，表现出鲜明的左翼精神。
杂志的创办者，正是《上班族的一日》小说作者陈映真先生，一个根深蒂固的左翼作家，被认为是鲁迅的接班人。
1968年，陈映真和一些左翼友人搞读书会，被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产主义、鲁迅等左翼书籍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
为此他坐了七年牢，出狱后进跨国企业工作，开始写一些列跨国公司背景的故事，组成“华盛顿大楼”系列。他在创作谈里说，这些小说目的就是要“穿透层层欺惘的烟幕”，“争取理解人和他的处境，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实，理解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
这是对台湾资本主义的反思，也是对台湾当局的批判。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他从不讳言自己爱的是社会主义中国。
奇怪的是，陈映真在大陆也始终是个不合时宜的小众作家，甚至一度有些尴尬，搞得两边不是人。
03
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讲过一个故事。
一九九〇年代，张贤亮和陈映真一起参加环境与文化的讨论会。陈映真严肃认真，直言心中忧虑。轮到张贤亮发言，一开口就调侃，说我呼吁投资商快来污染我们宁夏，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啊。
会后陈映真去找张贤亮谈话，张贤亮很郁闷：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这段对话的劈叉背后，其实是两岸历史进程的劈叉。
王安忆十年前曾写过一篇叫《英特纳雄耐尔》的文章，回忆和陈映真的几次见面，很是意味深长。看起来在讲两个作家的平淡交往，读着又像是两个世界的对话。
1993年，两人在美国初见。
王安忆介绍了改革初期的情况，陈映真却给出了一些关于消费社会的反思。王安忆不以为然。
后来王安忆意识到，当时不以为然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些话是“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
1995年，大陆市场经济正令全世界见证奇迹——就像从前台湾一样。
两人又见面，王安忆问陈映真，现实自己按逻辑发展，为什么要站在对立面呢？陈映真说，我不喜欢附和大多数。
2001年，王安忆又遇到陈映真，远远地看着，觉得他很寂寞。两人没再交流。
王安忆写道：
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
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
今天再来看这段话，似乎又有不同意味的理解。
被时代抛弃过的陈映真小说，竟换个面貌又追上来了。
04
去年出版的陈映真作品集，收录了《上班族的一日》那一册的腰封上，除了摘录那句“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还写着：无法归乡的年轻人，我们生存的时代之语言。
营销最需要把握社会心理，这两句文案可以说是摸到了时代脉搏。
再翻十几年前大陆出版的陈映真自选集，是另一番面貌。作者介绍中提到“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概括说这些作品“高扬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简直让人不想翻开。
真的读进去，才知道担心是多余的。这些小说写得很好，语言精妙细腻，场景鲜活动人，叙述哀婉绵长，犹如诗意的蒙太奇。
主题当然不仅是爱国那么表面，更重要的是主张人的解放，反对资本与政治双重威权。
这才是让我心中一荡，有遭棒喝之感的原因。是这样的批判精神，让他的小说又追上了时代。然而诡异的是，对于劳资关系、工作时间这些问题，官媒却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答案：没有单位，你什么都不是——因此，请善待你的工作。
似乎在规劝，又像是恐吓。
陈映真先生若泉下有知，恐怕也觉得诡异吧——当然，很多变化他很可能生前已经懂了，只是仍痛苦寂寞地爱着。
这大概就是王安忆所说的被时代抛弃吧。
05
倒带一百年，鲁迅也有过相似的遭遇。
五四前后几年，流行一种问题小说，针锋相对地探讨家庭、工作、情感等人生与社会问题，比如叶圣陶有篇小说，写女孩被夫家当牛马驱使和买卖，标题直接就发问：《这也是一个人？》。
鲁迅的《药》《阿Q正传》《孔乙己》等经典也都是那段时间写的，也是在揭示问题。
他回顾小说创作时明言，“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
只是鲁迅写得更好，不像年轻作家那么直白。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文艺潮流从启蒙转向革命，鲁迅突然就挨起骂了。
一群年轻人臭骂他，说这个“阴险脸”的老头就会冷嘲热讽，思想模糊，完全变成了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据史料记载，骂鲁迅的这些人，不少是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他们搞革命文学，还做起了官。
可是，鲁迅去世后，却被他们高高供了起来。
再后来也如史料所载，革命宣传文艺成为进步主流，并催生出了呆头呆脑、照本宣科的“现实主义”。总爱怀疑和提问的那些，则成了不争气的落后文艺。
同一个起点，同一副招牌，却走向了劈叉和相反面。
06
前后左右的标签，是政治家拿文艺当枪使。
可文艺玩不能主动把自己当枪递给政治家。
一部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作品，是宣传软文，还是真的现实主义，有个很关键的边界：你是在查身体问病因，还是在开药方卖补药？
这一点把握不好，就会走味儿。一百年前是这个道理，今天还是这个道理。
最近看一部叫《大债时代》的台剧，讲一个年轻善良的创业突然跳楼，他的妻子却莫名其妙背负了高利贷和官司。
英文剧名非常有意思，叫“Who Killed the Good Man”。
这可以理解成针对剧情的提问，也可以理解成对社会的提问。
这让我想起近几年引进大陆的几部热门台剧，英文片名都接近“议论文”。
2018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英文叫On Children，改编自社会调查，讲考试和教育对家庭社会的异化。原著图书也被引进，副标题《被考试绑架的家庭故事》，改成了《9个震撼人心的真实家庭故事》。
2019年，原创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英文叫The World Between Us，讲人与人、媒体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共情缺失。
去年这剧的剧本书也在大陆出版，腰封文案写着——
情绪千军万马，真相一文不值。表达变成表演，正义变成阵线。
2020年，《做工的人》，英文名直接就是Workers，集中呈现建筑工人生活处境。原著也是社会调查，大陆也曾出版。
就现实提问，关注社会矛盾和弱势人群，这不正是“问题文艺”传统的传承吗？
即便引进时都做了“适当”的修剪，这些“问题文艺”不也一样触动，甚至伤到我们的吗？
07
人民需要何种现实主义，创作者心知肚明。这无关左右忠奸。
因为在当下现实中，创作者当然也会面临基本问题：一个人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何为更好的生活？
只是追问太难，我们太习惯性了绕开问题。
关注社会，不如关注政策。绕开问题，从现成答案倒推，也可以很“现实”地生产“现实力作”。或者谨遵流量主义和IP中心，关注风口，求稳求赚。
市场逻辑是好的，让多元创作成为可能，但是否也需要反思，眼前这个市场逻辑的前提没有问题吗？好酒喝多了也会死。若市场成为统领生活和审美的单一价值观念，创作唯“风口”是瞻，多元则可能遭到反噬和扼杀，自由开放，将变成保守封闭。
如此现实下，我们似乎不得不先做流水工，再当创作者。
不合时宜地问：非如此不可吗？
陈映真笔下那个身在骗局中的黄静雄，也正是困境中的我们吧——以后再干，往往意味着再也不干。
THE END
虚伪的马云和虚伪的李痣，以及996和SM | 杨殳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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