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豫才寫《狂人》
眾所周知，中國的歷史是從1988年直接進入九十年代的。這個學期我讀了不少書，看了不少片子，試圖去理解這被抹去的一年，可是看得愈多便愈糊塗，愈糊塗便愈痛苦。以至於昨天一天寢食不安，坐立都待不住，頭腦發昏，渾身發汗。我突然想起魯迅《空談》中的話：
但愿這樣的請愿，從此停止就好。
請愿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适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体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華蓋集續編》，《全集》第3卷第298頁）
“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只好拿起手邊的書，譯出此篇，權當給自己點事情做。
王德威先生主編的這部新書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是我進來所見最重要的一本，煌煌一千零一頁。此著打破文學史書寫的陳規，合一百四十餘位學者、作家之力，按編年順序串起來一百四十多個文學史上意義非凡的片段，全部都是精悍的短文。有的是輕易便可寫成長文的論文，有的是想象豐富的記述，有的已經近於小說。我所選的這篇就是後者的一個典型。作者哈金為留美著名作家，在海外度過了北京那個春天，決定不再回去。此君實為華人中以英語寫作而廣受承認之第一人。代表作有Waiting, Ocean of Words, Nanjing Requiem等等，獲獎無數。有些作品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在內地翻譯出版。他的這篇記述基於對魯迅的深入研究，有加以小說家的想象，旨在一窺魯迅創作《狂人日記》時全方位的體驗，頗有新意，也頗值得關注。
摘譯自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主編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 Mass.;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第254-259頁。注釋全部是譯者所加。一切舛誤，皆由譯者負責。
1918年4月2日
“救救孩子……”
[編者按：哈金此文是在對魯迅寫《狂人日記》時的創作體驗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所寫的一篇小說式的描述。]
^魯迅其時寓居的紹興會館
從市中心囘來的路上，周豫才（1881-1936）順便在同和居[1]早早吃了晚餐。身為一個從沿海省份浙江來的南方人，他對北京館子里的海味不大看得起。但是他喜歡同和居，這兒肉菜不錯而且價錢公道。再者離他寓居的那間破爛的紹興會館也不遠。有時他晚上去，不為吃飯，只求獨醉。今天他吃了一碗牛肉麵，卻破例沒叫那慣常的一壺米酒。飯後他沿著塵土飛揚的街道往回溜達，不期然遇到了錢玄同（1887-1939）。此公是文學刊物《新青年》的主編。玄同又說起了豫才答應做的文章，并提醒了期限。豫才對他的感情頗為複雜。玄同面目和藹，誇誇其談卻懶得去作實在的文章，可是又在一幫熱心發動文學革命的年輕學者中扮演著領袖的形象。玄同往往擲出些偏激的點子任由他們領會或是爭論。可是無論如何他和豫才在日本時曾追隨同一個老師研習經典[2]，豫才只好把他當個朋友。
“我今晚就寫。”他向玄同保證，對自己的拖延有些尷尬。
“你最好快些。一聽說你願意在五月號發點東西，我們整個編委會都興奮著呢。”
一個月前某晚，玄同到紹興會館拜會豫才，發現他在鈔古碑。搖搖晃晃的桌子上放著一摞佛經和厚厚一冊拓片[3]。豫才和二弟作人（1885-1967）以學問淵博、思想自由聞名，可是弟弟已在北京大學任教授，豫才卻只是教育部的一個小小僉事[4]。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玄同翻著友人新近臨摹的書法發問。
“沒有什麼用。”豫才答道，一面將一支品海牌[5]香煙插入象牙煙嘴。他面目清瘦，加之濃密的鬍鬚和挺直的雙眉，看著有種堅毅的英俊，可是眼睛卻因憂愁而黯然失色。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玄同抿了一口龍井，接著問道。
“沒有什麼意思。”
“得了，何必這樣虛度時光呢。給我們做點文章吧。”
豫才默然不語。數月前他曾答應幫助《新青年》，可是到如今什麼都沒做。他知道這雜誌尚未發過什麼了不得的東西。編輯和作者大多都是玄同一類的空想家，只知發驚人之論，喊喊“文學革命”的口號，卻少有肯專心做點實在工作的。結果是沒有多少公眾關注這本雜誌。這幫“文學革命家”許是感到灰心寂寞了吧。一定是因為這個玄同才三番兩次來催他入夥。
豫才打破沉寂道：“寫了又有什麼意思呢？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然而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隔著厚厚的鏡片，玄同的雙目灼灼放光。他近乎喊叫道：“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6]
豫才想了想，覺得玄同未必全無道理。誰敢說這鐵屋就絕無毀壞的可能呢？於是他答應加入并同意給《新青年》做文章了。
注釋：
[1] 作者譯為“Harmony House”，乃是開業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的魯菜館，原址在西四牌樓。魯迅的日記中有三次記載到此吃飯。第一次為1912年9月1日，此時他來京不久（5月5日抵京），和錢稻孫同遊什剎海後在此午飯，覺得“甚不可口”。第二次是1915年9月29日，畫家高閬仙招飲，同席有齊如山、陳孝莊及一些同事。第三次為1925年2月12日，和王品青、孫伏園等人晚飯。到1926年8月魯迅南下赴廈門大學教書，這十四年間吃遍了北京的館子，同和居不算最出眾的，不知道哈金所據為何。見《魯迅全集》（人民文學，2005）第15卷的第19，189和552頁，同時可以參看二毛《民國吃家——一個時代的吃相》（上海人民，2014）中“魯迅的北京美食地圖”一節，第26-29頁。
[2] 即章太炎。1908年夏，魯迅與許壽裳、錢玄同、周作人等請章氏在民報社講解文字學，每週一次，約半年。參見《全集》第18卷中的“魯迅著譯年表”第8頁。
[3] 原文為“woodcarvings”，但是根據魯迅日記中的書帳，這一時期他的主要興趣在金石拓本，不知哈金所據為何。
[4] 原文為“clerk”，魯迅此時擔任的職務為教育部“僉事”。此職古來即有，北洋政府各部所設僉事分掌各廳、司事務，常兼任科長，地位實則略高於科長，并不至於“clerk”的地步。
[5] 即“Pin Head”，為清末美商老晉隆洋行引入中國的美國香煙品牌，也是近代最早引入中國的國外卷煙品牌（1888年即光緒十四年），後在中國設廠，一度呈壟斷之勢。參見《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三聯，1961）第435-436頁。
[6] 這一段對話的譯文基本根據《吶喊·自序》中的記述，略有改動。
^錢玄同小像
實際上玄同在日本與周氏兄弟時有往來，深知二人都致力於推動新文學以使中國人之精神獲得新生。豫才曾對留日同胞們說，他之所以離開醫專是覺得與肉體的疾病相比，他更想療治國人精神的愚弱。換句話說，他渴望成為能治療民族病態靈魂的醫生。他以為要改變精神當然要推文藝，因而棄醫從文。
可是自離醫專之後，他並沒有從事文學創作。他只是研究文學。愈研究便愈覺得灰心和謙卑。在給一位好友的信中，他坦言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給他帶來的震撼，而此時他剛剛讀完陀氏的《窮人》一書。他為這位小說家二十四歲就寫出此書而驚異不已。“他擁有老人般強大的靈魂，”他對陀氏如此評價。[7]
整整十二年豫才都沒有寫出一篇文學作品。最接近於文學創作的活動當數和兄弟作人合譯的兩卷外國小說。[8]所選作家大多來自受帝國強權壓迫的小國。內心深處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作家尚未開始就已經失敗了。看到救國的事業頻頻受挫，他現在覺得這個國家已經不可救藥。所以他只想要安靜平淡的生活。他靠朋友幫忙在北京找了事做，藉此遠離母親逼他娶的那位小腳的妻子。他從沒愛過她，卻也無意離婚，因為不願傷母親的心。他把她留在浙江好照顧母親，只每月寄錢給他們。
他時而覺得被困在了生活無意義的窠臼中。他的床板底下放著一把刀，常想著若是這了無生氣的境況變得一發不堪忍受，他就拿刀抹腕子。
注釋：
[7] 魯迅書信中共三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都表示讀後者作品的震撼，更沒有在信中說類似的話。三次分別為《兩地書》第一三二，1926年5月1日致韋素園信以及1934年9月16日致徐懋庸，見《全集》第11卷第316-317和525頁及第13卷第209頁。魯迅論及陀氏主要有兩篇文章。一為1926年為韋叢蕪所譯《窮人》一書所寫的“小引”，一為1936年為日本三笠書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所作《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一文，分別見《全集》第7卷第105-108頁和第6卷第425-426頁。可是兩篇文章都沒有哈金所引的這句話。比較接近的表達有前文中的“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和後文中的“吃驚于他那暮年的孤寂”。應該是哈金引據失當。陀氏年齡哈金原文作二十五歲，但魯迅兩篇文章都記為二十四歲，當是哈金之誤。
[8] 即分別於1909年3月和7月在東京出版的兩冊《域外小說集》。
在街上遇到玄同之後，豫才知道不能再拖了，今天就得寫。他已經讀過幾百篇外國作家的短篇小說，其中很多都是譯自其他語言的日、德譯本，因而他對這一形式略有所知。不過他從沒寫過小說，不確定寫不寫得好。他在讀過的所有外國作家中，最愛尼古拉·果戈理（1809-1852）。他久已打算翻譯果戈理的名作《死魂靈》（這一譯本在1935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完成）。他喜歡果戈理的幽默、哀婉和狂亂的精神，他誤以為這是果戈理激勵俄國人抗爭封建主義和社會不公的手段。他並不知道出身烏克蘭的果戈理在其劇作《欽差大臣》受到好評之前的許多年裡一直被排擠在俄國文學主流以外。儘管後來扮演了現代俄國文學奠基者的角色，果戈理實際上在語言、文化以及國家等層面都是一個分裂的人。果戈理不忠於任何東西或人，只忠於自己的藝術。可是豫才多麼想擁有果戈理那輕盈的筆觸，那光芒四射的詩意文才，那縱情的笑聲，和那神秘的光環。他知道這些特點自己可能力不能及，因為他的性情過於陰鬱，無法快意地含淚大笑。他不會開玩笑。
近來他在考慮寫一篇果戈理《狂人日記》式的小說，因為敘事者可以藉瘋人瘋語暢所欲言，既然瘋了大可以全然坦率。這個故事的想法生發於一年多之前的一件事。1916年秋天他的一個姨表兄弟久孫從山西來，到紹興會館尋求庇護。他聲稱有人在追殺他，他已在離家前立好遺囑也做好了其他安排。無論豫才如何苦勸，久孫都深信不疑。豫才覺得他的表弟精神失常，得了迫害狂。儘管嚇得魂不附體，他有時卻很清醒，他的胡言亂語也時而閃現真相的光芒。他發誓有人要渴飲其血、饑餐其肉。[9]豫才對此印象很深，在他走之後漸漸產生了中國歷史之本質就是吃人的想法。在給友人的信中，豫才稱中國為一個吃人的國家。[10]現在他要在自己所寫的小說中，讓這個瘋狂的敘事者滔滔不絕地闡述這個想法，以此來破解人類歷史黑暗的秘密，而這秘密歸根結底就是兩個字：吃人。
儘管有了這個深刻的洞見，他依然對日記體感到不安，因為這一形式可能太過私密，容易被人曲解。有些讀者甚至會把這瘋狂歸結到作者身上。再者說，他打算用當下的口語寫這個故事，這種語言當時的小說是不用的。這就意味著對某些人來說連這種文風都太過激進。他在教育部的同事看了這個故事可能會大驚小怪，尤其是他的上司。無論如何豫才不能危及他的工作，這差事雖然枯燥卻很簡單而且收入不壞。
他突然想到可以給小說寫一個引子，好限制一下內容的瘋狂。他要用文言來寫這個前言，好和正文的白話作為對比。在這個引子里他要強調主人公早已恢複正常，離家做官去了。這麼一來，儘管有瘋癲的胡言亂語，這故事看起來不過是那人一時的失常。換句話說，秩序已經恢復，沒有什麼好怕的了，人們應該把後面的幾頁紙權當做一個病例。當然了，敏銳的讀者看得出故事咄咄逼人的內涵，吃人被戲劇化地處理為人類歷史的本質而且是長期的社會實踐。這將是來自尼采式狂人的啟示，他堅信包括自己家人在內的人們處心積慮地要殺了他來吃。[11]好，就讓這瘋狂的聲音肆無忌憚地咆哮吧，好驚起幾個沉睡的人。
不過，可能這個前言也保護不了作者，所以豫才決定用筆名。他選了“魯迅”，因為他母親姓魯，而“迅”字只是個表示快的模糊的形容詞。他絕想不到這麼一個簡單的名字將名留青史，不像他之前所用的那些。有好幾天他都煩惱自己的故事未免模仿痕跡太重，受果戈理影響太深。為了抵消模仿的印象，他用連續的數字來組織日記的篇目，而不是冠以日期。這麼一來這篇小說就有點像中國文學的一個體裁——筆記。他最好想辦法讓這故事帶點本土特點。
注釋：
[9] 參見1916年10月30日的日記，《全集》第15卷第246頁。
[10] 所據未詳。
[11] 魯迅早期對尼采的看法可以參見《文化偏至論》，《全集》第1卷第50頁。他此時把尼采當做代表新生力量的進步思想家，後來他的看法有了改變。在1935年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稱之為“世紀末”（Fin de siècle）的思想家，見《全集》第6卷第25頁。
^魯迅小像
寫作過程比預想的順利。他寫東西總是很快，但是在將一篇文章付梓之前總要斟酌好一陣子。奮筆如飛之際，他只覺百感交集——對於病入膏肓的中國他感到悲戚、絕望、憤怒、憎惡——種種感情一時湧出。他本打算隨處加一些不動聲色的筆觸，可是不知怎的這故事反抗了起來，變得越來越急迫、越來越悲痛，猛烈得駭人。他絕不可能把它變得輕鬆一點。結尾處他乾脆寫道：“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他很清楚這麼一個結尾效仿了果戈理《狂人日記》的倒數第二句話：“媽呀，可憐可憐患病的孩子吧！”[12]可是他不能自已，因為他的故事需要一聲撕心裂肺的哭喊作結尾。這算是剽竊嗎？他想道。不算吧，畢竟他的“孩子”是複數。果戈理的狂人囁嚅著向俄羅斯母親求告，而他的主角并沒有明確的求告對象而且是在大聲疾呼。
院中一棵刺槐鬼影幢幢，一彎殘月在樹梢朦朧照著，此時他放下了筆。他已經為這個故事用去了四個多鐘頭。還不錯，他告訴自己。
這時他意識到標題《狂人日記》或有失當之處，因為日記要有日期，而他把十三個段落冠以連續的數字更像是戲劇的線索，有某種情節可循。該不該把這篇留一段時間好改改題目什麼的？那麼一來就太麻煩了，太費筆下功夫，所以他決定就這樣了。這不過是完成一項義務罷了。
他用還燃著的煙頭又點燃一支煙。頂著緊繃發熱的額頭，他躺進了藤椅裡，一邊用手指捋著鬍子。他太累了，什麼都不去想。空氣中有杏花的氣息，聞起來甜甜的。今年春天來得早。明天一早起來他就把這故事給玄同。他才不在意朋友喜不喜歡。他就說：“反正我履行了諾言。”他覺得自己不會再涉足小說了——他已經三十七歲了。他此時絕想不到《狂人日記》之後的一系列傑作，也絕料不到這是一個不朽的開端。
注釋：
[12] 這裡根據的是滿濤翻譯的《果戈理小說選》（人民文學，1996）第4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