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沟 何仁坤
1954年暑假前，当丁沟小学五（乙）班班主任黄景春老师把写有“下学期升入六年级”的成绩报告书发到我手上时，我的两行泪水再也忍不住地夺眶而出。因为我虽有升级资格，却不能继续读书了。家庭的变故使我再怎么想上学都不可能，我这个又瘦又矮的13岁孩子从此失学了！
我家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我一个男孩。我从小个头矮，身体单薄，好在还不算太愚笨，因此倍受父母宠爱，虚6岁就送进私塾启蒙。当年，因老先生过世而休学，解放时我9岁又复学，1953年在乔河初小四年级毕业，升学到离家八九里的丁沟小学读五年级。
那时我家有十亩薄地，父母身体有病，劳力单，日子过得勉勉强强。以后又先后发生许多不幸，1952年我11岁时，46岁的母亲和23岁已出嫁的大姐接连去世，父亲也重病在身，妹妹刚刚3岁。尽管如此，父亲仍咬牙坚持让我到丁沟上学。而我呢，正有很高的读书热情，人小，路远，家里穷，都挡不住我求学的渴望。
夏秋天，日天长，起点早，步行急急匆匆能赶到校不迟到，中午带点菜粥菜饭放在三星烛坊陈老板家汤罐上炖一下吃，晚上到家就摸黑了。冬天，日天短，怎么赶路也来不及，父亲又为我和本庄一个同学在南市街上合借了一个小房间。早晚自己在人家锅灶上煮点粥，中午在河沿边“四时春饭店”斜对面一个叫“小李家饭店”记帐吃饭，每天一碗饭旧币六百元，一碗青菜二百元，四百元一盘的鱼或虾舍不得吃，一顿就吃八分钱，一个月下来家长来结帐付钱。其中还有段时间，小学食堂翁瑞尧师傅也帮学生代过饭，每天一千元（相当一角钱），饭随便吃，菜就是五香萝卜干。我在他那里带过伙。当时觉得非常滿足，既不用起大早走那么远的路，又可以吃口热乎饭，学习当然更安心了，那种幸福感一直温暖在心。
可是好景不长。1954年刚过完春节，父亲病情加重。在我新年后开学不久，农历的二月初二，我父亲在极其痛苦的哀叹中永远地离我而去了。家里就剩下两个小孩：13岁的我，先天手有残疾刚5岁的妹妹。在那绝望无助的时候，我的年近花甲的姑母舍下自己的家，回到娘家来抚养领带我兄妹。其时姑母也出于无奈，只同意我上完当时的那个学期后必须回家种田，因此这年暑假我是哭着离开学校的，回家当起了名符其实的农民。
那时农村还是单干，十亩地的农活那么多，我就跟在姑母后面学干所有农务活，人小力单的我弯不下腰就蹲在地里除草、扯麦。最刻骨铭心的是在快成熟的麦田里点豆子，麦芒剌眼，汗水泪水交织在一起往下滴。用劲扯麦子，麦子秆打滑，滑破手掌皮，捧着手哭；收割运输，我力气小，咬着牙，一头只能挑个麦把；农忙时，天天都起早摸黑，有一次带晚干活走路打磕睡就跌倒在路上……就这样跌跌爬爬地过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都十分痛心与悲酸。那时庄稼收成很薄，日子过得相当艰苦。
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1956年农业合作化，一家一户的土地都入了社。分配农活也因人而宜，我人小力单和一些老弱残劳力分在场头组，而且又让我当记工员，每天按各人劳动量依工分标准记工分到人，这种轻活算得上是一份美差，这样我就可以利用休息的时候看书学习。除向在校生借课本自学，也到处找书借书阅读，看《聊斋》，读《三国》《水浒》《七侠五义》，有什么读什么，说是如饥似渴一点也不为过。可心里一直惦记坐在学校课堂的学习。
正巧这时乔河初小升格为完小，我再次上学的念头跳动起来，当时最大愿望就想读个六年级，达到小学毕业。为了能让姑母答应我再上一年学，自己主动保证：第一，记工员不放弃，放学后带晚都坚持为全队社员记好工分；第二，下课不玩，作业在学校完成，放学就回家做事。经过再三恳求，姑母终于答应了，当时我高兴极了。
到校后，我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也很优秀，受到班主任杨朝弼老师的特别欣赏，在众多的同学中，就我和极少数几个人被批准入了团。1958年暑假前，我顺利完成学业，领到了比大学文凭还要珍贵的高小毕业证书，圆了我多年的求学梦。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刻，兴奋和激动，如同决了堤的洪水，浩浩荡荡地从我的心里倾泻了出来。我再也无法隐藏我的内敛与斯文了，手舞足蹈，欢呼雀跃。
这时候的我虽只小学毕业，可己具有五年的“农龄”和三年“工龄”（记工员）。离开学校时，正值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火红年代，我欣喜地带着所学文化知识和滿腔热情迈进新的征途，迈向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