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诗人16、17：王昌龄、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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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词的国度，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每一种心境，似乎都被古诗词吟咏过。温柔与缱绻，家国与天下，以诗下酒，以诗会友，以诗传情，以诗明志。千年后的我们，独坐尘嚣，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是百转千回。
“诗言志”“词缘情”，诗词里表现出诗人词家们高尚的爱国情操，飞扬着他们的凌云壮志，记载着他们的悲欢离合，传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时也抒发了他们对人生的思考和体验。
本套音频精心选取唐诗中的精品之作，以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诗人的生平，阐述其诗作的意境；用典细致、旁征博引，讲述盛世唐诗背后的精彩故事，展开唐朝诗人的风貌图景，带你梦回大唐，感受跨越千年的不老诗心。
不懂诗者人生，何以解盛世唐诗之真意？
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首《芙蓉楼送辛渐》是王昌龄最为传世的诗篇，“一片冰心在玉壶”更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名句。写这首诗的时候，王昌龄正在江宁（今南京）担任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江宁离镇江不远，王昌龄就是在镇江的芙蓉楼上为好友辛渐饯行，以诗相赠。
这首诗写得豁达而高洁，但倘若我们足够细心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难道“洛阳亲友”对王昌龄有什么误解吗，或者是听说了什么负面的传闻，所以王昌龄才要如此为自己辩白呢？
事情还真是这样。王昌龄的为人，史称“不护细行”，也就是不拘小节，不甚检点，以至于三番五次地因此被贬官。我们会猜测有这样“名士风范”的人一定是世家子弟出身，但我们真要大跌眼镜了：
王昌龄出身贫贱，年轻时要靠种田为生，科举也不顺利，将近不惑之年方才考中进士。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样的人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凤凰男，当然也应该具备了凤凰男所普遍具备的那种勤奋的精神与谨慎的性格，对职位、人脉、婚姻门第等等与晋身之阶有关的一切要素看得极重，但王昌龄是个例外，天生一副诗人风骨，偌大年纪仍然不失为性情中人。
一个人若太情绪化，难免会触碰一些或隐或现的社会规范，会被那些老于世故的人讥讽为“不晓事”。我们已经无从考证王昌龄到底传出了怎样一些负面新闻，做了怎样一些“不晓事”的举动——显然那都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与为人大节更无关系——只知道因为他大大咧咧的性格，人们对他的批评和议论一度到了沸沸扬扬的地步。
以王昌龄这样的性格，在今天完全可以做一名自由职业者，与世无争、与人无碍，可惜当时他不得不在险恶的官场上讨生活、奔前途。
仅仅是物议沸腾倒也罢了，最多使心情和职位一并低落一点而已，但若因这样的性情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无端招惹来权势者的忌恨，那就真有生命危险了。一句话，王昌龄为人处世的方式，在彼时几乎可算是在玩命。
安史之乱爆发，世界仿佛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规矩，人人都有了便宜行事的理由，平日里绝不敢做的事情也可以作为权宜之计而欣然行之了。战火里最令人担心的自然是远方的亲人，当时王昌龄已被远远贬在湖南的一处穷乡僻壤，他再也顾不上公职，仓仓皇皇地跑回了家乡太原。这是王昌龄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他并非死于安史叛军之手，杀他的却是早已对他心怀忌恨的同僚：刺史大人闾丘晓。
动荡的时局总会给人提供无限多的报私仇、泄私愤的机会。闾丘晓怀着满腔忌恨，抓住王昌龄擅离岗位的罪名将他处死。平心而论，王昌龄确实有失职之嫌，但罪不至死，更何况因战乱而省亲完全可以得到儒家道德的支持——孔子早就讲过，独生子因为顾念父母而当了逃兵，非但不该治罪，反而该受到同情和表彰。圣朝以孝道治天下，将孝道放在公务之前，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狂放而不拘小节的性格早晚会使王昌龄吃到苦头，这样的下场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能让我们看到清晰的因果报应，但闾丘晓枉杀王昌龄，很快就招致了报应：为了平定战乱，名臣张镐被委任为河南节度使，恰恰是闾丘晓的顶头上司。会战之际，闾丘晓贻误战机，论罪当斩。闾丘晓向张镐苦苦哀求，说自己有年迈的双亲需要奉养，希望长官以孝道为先，宽恕自己的死罪。张镐只是冷冷地回了闾丘晓一句：“王昌龄的父母谁来奉养呢？”闾丘晓闻言大惭，不敢再做恳求，无可奈何地被杖刑致死。
王昌龄的不拘小节虽然招致物议沸腾，但所有的事情终归都是小节，人死之后更无足论，大家越发开始怀念起他的种种好处来；闾丘晓的一生，受人非议的虽然只有枉杀王昌龄这一件事，这却偏偏属于大节，直到今天也不曾被人原谅。其实单以诗歌来说，闾丘晓和王昌龄原本大可成为诗友，闾丘晓到底也写过不错的诗：
舟人自相报，落日下芳潭。
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帆。
水穷沧海畔，路尽小山南。
且喜乡园近，言荣意未甘。
这首诗题为《夜渡江》，很有几分风雅。古人多以文为心声，因此越发不能理解闾丘晓的为人。明代文坛宗主钟惺语带困惑地讲过，一个能杀王昌龄的人竟然也能写出这样的好诗，真是怪事！
钟惺想是认为，闾丘晓既然也能写得一手好诗，自然能够欣赏王昌龄这样的优秀诗人，惺惺相惜都还不够，又怎会因为一点世俗的忌恨而痛下杀手呢？这样想当然也不是没道理，但是，能有这般天真想法的人一定是走不惯官场的，钟惺果然也没有做过多大的官。
我们也常常会如钟惺一样想，但应当时时记得的是，在我们倾心欣赏大唐帝国璀璨诗歌的时候，对于诗歌背后的那些作者而言，诗人的角色往往只是他们全部的社会角色中不甚重要的一个。
王昌龄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诗人杀手，在文学版图上犯下过滔天大罪：诗人孟浩然就是因他而死的。
那是唐玄宗开元末年，王昌龄途经襄阳，拜访大诗人孟浩然。王昌龄为人豪放，孟浩然便也陪他一起豪放起来，连忌食生鱼的医嘱都抛诸脑后了。结果就在王昌龄尽欢而别之后，孟浩然便以生命为代价向世人昭示了忌口的重要性。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未必决定了所有人的成败，但至少决定了王昌龄和孟浩然的生死。
王维
人生要有一个华丽的出场，王维做到了。
王维，太原人，七绝圣手王昌龄的同乡。对照王昌龄出道之艰辛，我们会惊叹王维的出道是何等之耀目。
王维是个神童，比起王勃、杨炯之辈并不逊色多少。九岁那年，他就能写得一手不错的文章——不仅内容好，书法也好；不仅隶书好，就连最难学的草书也能写得很好；他还有一身才艺，尤其精通音乐，弹琴谱曲无所不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王勃、杨炯一类的神童相当于奥数优胜者、学霸，而王维除此之外，还考过了钢琴九级和围棋初段。
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孩子，如果再生得一表人才，恐怕就连他的亲生父母都会暗暗觉得老天不公，而老天偏偏就是这么不公。于是，当青年王维开始为自己的前途铺路的时候，全然不觉得这个世道真的就如无数苦大仇深的文人所一再抱怨的那般艰辛坎坷。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毫无悬念地收获鲜花和掌声，就连官二代和富二代们也难免对他生出一点羡慕或嫉妒的心情。
要想步入仕途，必须考中科举。科举这条畏途使王昌龄殚精竭虑，使李贺望洋兴叹，使无数才智之士耗尽了毕生心血，但王维偏偏可以履险如夷。原因无他，他就是这样一个命运的宠儿，有贵人愿意倾力相助。
岐王李范，唐睿宗的第四个儿子，工书好学，喜好结交文人才子，正是他做了王维仕途中的第一位贵人。
一般而言，达官显贵奖掖后进，往往都有几分自高身价、培植党羽的意思，而岐王不同。
岐王是与生俱来的天潢贵胄，旁人辛苦争夺一辈子也未必能够得到的东西在他而言只是唾手可得；他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天下间没有任何事值得他处心积虑地筹谋。他对王维的欣赏是发自肺腑的，一点都不掺杂功利色彩。
他只是单纯地喜欢王维，所以希望能帮助后者成就功名，仅此而已。
普通百姓要想打通人脉，最头痛的不是钱财本身，而是完全不晓得这些钱财究竟要用在什么地方，所以常常耗尽家财，事情却依然没有办成。而对于权力中心的人物来说，非但晓得该向哪个方向使力，更晓得应该如何使力。岐王给王维的，不过是两句指点和一次引荐罢了，而这点东西却是无数人愿意付出万贯家财却求之不得的。
岐王告诉王维：要想科举夺魁，只是九公主一句话的事情；而要想得到九公主这一句话，你只需要把自己作过的好诗精选几首，抄录下来，再准备一首符合流行口味的琵琶曲，这就够了。
一切就绪，王维跟着岐王来到九公主的府第。九公主是唐睿宗的第九个女儿，是岐王的妹妹，她的高门大墙可以轻易将王维以及所有寒门子弟挡在外边，而哥哥到妹妹家里做客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按照岐王的安排，王维扮成乐工的模样，被众伶人簇拥着当筵献艺。
九公主立时注意到了这个一表人才、技艺精湛的乐工，问他所弹何曲，答曰《郁轮袍》。两人就这样搭上话了。
待到王维表露身份，拿出诗卷请九公主过目之后，九公主更是吃惊：
“这都是我平日里最爱吟咏的诗篇，一直以为是古人的作品，没想到竟然是你写的！”
世上当然没有那么多巧合，这显然是岐王事先做足了功课。
九公主连忙将王维请到上座入席，毫无悬念地给了王维一个许诺：
“这一场科举如果能得到您为第一名，真是莫大的荣幸啊！”
王维就是这样赢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金榜题名，状元及第。那是开元七年（719年），王维年方十九。
其实在士大夫的传统里，这样的晋身之道总是让人看不起的。北齐名士颜之推写过一部教育子弟的家训，也就是著名的《颜氏家训》，他在书中回忆一位士大夫曾对自己讲过：“我有一个儿子，已经十七岁了，很懂点文书写作方面的事。我教他鲜卑语和弹琵琶，他也快要学成了。以这些特长去为王公大人们效劳，没有不受到宠爱的。”这番话的背景是：北齐显贵多为鲜卑人，鲜卑人多爱琵琶，所以会讲鲜卑语、会弹琵琶，确实是取悦鲜卑贵族的上佳门径。颜之推以这件事教育子孙，最后说道：“我当时低头听他讲，未予回答。这个人教育孩子的方法真是令人惊愕啊！靠这种方式即便可以官至宰相，我也不愿意你们去做。”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让孩子学一门外语，学一项艺术特长，以期在就业和婚姻市场上多几分筹码，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孩子学出成果，家长也有十足的理由在亲朋好友间夸耀。在北齐而言，会讲鲜卑语，会弹琵琶，这是最能在就业市场上为自己加分的技能，但君子之所以觉得羞耻，因为这实在太穷形尽相了些。
唐人毕竟性情豁达，风气开化，寒门子弟为求晋身更顾不得那些传统的道德规范。王维的做法在当时并未受到如何的谴责和讥讽，实在是因为随着科举制度的大行其道，名利场上的你争我夺早已经趋于白热化了。
如果一切风平浪静，不知道王维在仕宦的旅途上可以走得多远。
但个人的命运总要受到时代大势的左右，谁也不曾想到，安史之乱就这样突然爆发了。多少人的人生即将因此大大改观，就连王维这样的命运宠儿也无法例外。
就在安史叛军即将攻陷长安的时候，唐玄宗仓皇出逃，随即便发生了著名的马嵬坡的故事。后人读史，对这段事情的前因后果都看得清楚，然而当局者迷，王维作为时代动乱的当局者之一，当时却像许许多多的朝廷大员与长安百姓一样，对皇帝的动向懵然无知。
史书上讲，王维当时未能及时跟随玄宗出逃，不幸被乱军俘获。
安禄山也如岐王一样欣赏王维的才华，只是欣赏的方式不脱武人的强横之风，真让王维难以消受。
安禄山硬要给王维一个官职，逼他在自己的新朝廷里做事。这种变节的勾当是没有哪位士大夫真心想做的，但不做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是所有人都有以死抗争的勇气，所以乱世中的节操才显得尤为珍贵。
其实史书的叙述分明是有偏袒、有避讳的。王维之所以没能跟上玄宗出逃，错不在他，而是玄宗抛弃了他，抛弃了绝大多数的朝臣，甚至抛弃了他亲生的皇子皇孙们。
中晚唐的人们始终记得，当安史叛军逼近长安的时候，一代明君唐玄宗趁着拂晓时分秘密逃亡；为了保证行动的机密性，他非但对朝臣和禁军做了诸多欺骗性的安排，甚至还对宫外的皇妃、皇子和皇孙们弃之不顾，听任这些至亲骨肉在即将到来的叛军铁蹄下自生自灭。
即便普通人可以理解这是一国之君对臣僚与百姓们所忍心做出的事情，也无法相信这是一个祖父会对孙儿做出的事情。
父不慈则子不孝，君不君则臣不臣，唐玄宗的做法其实已经免除了臣子对皇帝的义务。但是，这毕竟只是理论上的说法而已，更何况深陷贼手的王维还不晓得自己被抛弃的事实。
他不愿变节，却没有拼死的勇气，只有服药使嗓音变哑，将身体搞得孱弱，以示对安禄山的任命实为力有不逮，并非刻意不识抬举。
安禄山也不过分为难他，只是将他带到洛阳，软禁在普施寺里。
当时唐王朝的精兵猛将，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安禄山手里。后者一旦兴兵起事，几乎有摧枯拉朽的势头。假如安禄山再有一点长远的政治眼光，代唐而立怕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他毕竟只是一介武夫，来得太快的胜利让他喜不自禁，竟然舍长安而据洛阳，在没完没了的庆功宴会上痛饮狂歌。
凝碧池，洛阳禁苑名胜，在不经意间已经改旗易帜、物是人非了。
安禄山在凝碧池大排筵席，令梨园子弟奏乐助兴。梨园子弟有过辉煌的过去，他们不仅是唐玄宗的御用乐队，雅好音乐的玄宗甚至亲自指点年轻的乐工，那是一段何等尊荣而愉快的岁月啊。
梨园不乏性情中人，乐工雷海清突然抛下乐器，面向西方长安的方向痛哭失声。乱兵恨他扫兴，立即将他乱刃分尸了事。安禄山的部下早已习惯了杀人如草芥的营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杀完人继续饮酒作乐，转眼便忘记了方才那一点点的不愉快。只有那些强颜欢笑的梨园子弟，以及始终忠于大唐的幸存朝臣，在黑暗中饮泣，在无声中颤抖。
王维的那首《凝碧池》就是在普施寺里专为此事而作的：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平心而论，这首诗虽然满是真情实感，诗艺却拙劣得太不像话。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对于杜甫那样的诗人确是如此，但对于王维，他的诗只有在最闲适的时候才最能写出诗的味道。一切的国仇家恨，都是他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凝碧池》经由王维的好友悄悄地流传了出去，王维当时并不知道，正是这首在自己一生中所写过的最拙劣的诗，竟然会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最大的影响。
最痛苦的时光终于挨过去了。
历时八年，安史之乱终告平定，天下江山依旧姓李。那些在沦陷区里一度接受伪职的大臣无不忐忑地猜测：该是秋后算账的时间了吧？
唐玄宗的“不君”不能成为臣子们“不臣”的理由。没办法，政治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拨乱反正之后，一切在安史之乱期间接受过伪职的官员都受到了严厉惩处。皇帝可以容许臣子贪污腐败或庸碌无能，唯独不能容忍的就是对自己的不忠。王维成为这场大清算运动下唯一的一条漏网之鱼，一是得益于《凝碧池》那首“差诗”，二是得益于他有一个好弟弟，甘愿舍弃官职为兄长赎罪。
王维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官位，却没有保全住名节。
正因为他是唯一的一条漏网之鱼，在那些或因主观或因客观原因而不曾变节的同僚面前多少有点抬不起头来。所有人突然都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自己指指点点，这个滋味实在不易消受。
于是他做官做得越发消极起来，越发在音乐、绘画与诗歌里，在青灯古佛的宗教信仰里消磨岁月。他越发变成了一个尸位素餐的官员，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之所以不肯真正辞官归隐，仅仅是因为他需要那笔不菲的薪俸来维持名士生涯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
当我们悬隔千年，以毫无利害瓜葛的眼光欣赏王维的艺术成就的时候，当时那些辛勤纳税的百姓很可能会认为王维这样貌似高洁的生活方式实在有点令人愤慨吧？
王维的居所就在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上，有一个很漂亮的物业名称：辋川别墅。
辋川是唐代长安极著名的风景区，从日本圣福寺所藏的唐代《辋川图》来看，当地秀美的山川里有着相当规模的建筑群，是极奢华的富人别墅区。不仅如此，辋川还有着便利的交通环境，距离长安不过四十公里，属于闹中取静的佳处，很适合半官半隐的休闲生活。今天上朝办理公务，明天回来寄情山水，切换起来一点都不费力，名利与修道竟是这般水乳交融。
王维的辋川别墅是从宋之问手里购得的，所谓别墅，其实说是庄园才更加妥帖，因为它不仅仅是山清水秀中的一所豪宅，也是依庄园而建立的、带有相当程度的生产性质的地产。
我们看王维《辋川集》一首《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也是王维的一首名作，从中我们哪里读得出来，这个饱含禅意的辛夷坞其实是庄园里一个出产经济作物、能给王维带来收入的地方。
再看另一首同样著名的《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麋鹿养殖所，是一个为这位似乎毫无人间烟火气的诗人赚取实实在在的利润的地方。这样的别墅是从汉魏时代的庄园经济演变而来的，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视之。
王维就在辋川别墅里读经礼佛，谈诗论道，宛如一名真正的居士。
他似乎也真的清心寡欲了，自从妻子早逝之后一直保持独身，每天只吃素食，不穿染色的衣服。他又像一个与世隔绝的艺术家，生活的淡雅也表现在他的诗里，他的色彩仅仅展现在他的画上。
他对音乐的喜爱贯穿终生，在半隐之后，音乐修为更是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某次有客人拿了一幅《按乐图》与王维共赏，王维说道：“这幅画所画的，是《霓裳羽衣曲》第三节第一拍的情景。”
客人后来拿画与演奏对照，骇异地发现果然全如王维所说。王维的心，就是这样在艺术与宗教里刻意与世俗拉开了距离，拉开了一段足以让他安全且安心的距离。
念佛念得久了，王维似乎也如得道高僧一般有了预知涅槃的能力。
临终之时，他写信与亲友作别，才一落笔便去世了。辋川别墅根据他生前的上表请求，被改为一座美丽的寺院。王维并无子嗣，所以也没有人为此来打财产继承权的官司。从这一点来看，他对佛教的信仰总还有几分真诚，不惜干犯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经典信条。
现代人总会据此怀疑王维生理异常，其实在古代社会，就算自己生不出儿子，通常也会从宗族子侄当中过继一个，以确保自家“香火不绝”，亦即确保已经去世的无数位祖先永远都能够享受到后人的祭祀。
佛教则要求摆脱一切挂碍以证入涅槃，妻子、儿女、钱财、地位等等一切身外之物都应该弃之如敝屣，佛陀本尊不正是这样为人们做出表率的吗？
王维虽然舍不下官位，舍不下钱财，但是，能舍下妻子与儿女已实属难能可贵。这样的死法，总也算得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最著名的这一联诗句所描绘的就是诗人在辋川别墅里的悠然生活，这首诗的题目直接就叫《终南别业》，全文如下：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诗中所谓“好道”，其实就是“好佛”。这里的“道”并不是指道家或道教，而是指佛教。
佛教在东汉时期初传中土，而东汉正是一个谶纬盛行、鬼神遍地的朝代，时人把佛教归入道术。这个道术的意思不是道家之术，而是类似方术，学佛就叫作学道。
诗中说自己中年以后喜好佛教，终于把家置在了终南山脚下；兴致一来，便独自在这一带闲行，其中的乐趣只能自己体会，无法讲与人知；沿着水流而行，行到水流的尽处，没有路了，但那又何妨，正好坐下来仰看白云生起；偶然还会在林中遇到本地乡间的长者，那就一起谈笑，忘记了回家的时间。
这首诗的妙处，就在于写尽了一种随缘的意趣：本来独来独往，自得其乐，走到山穷水尽之际，旁人都只会焦躁地找寻出路，王维却可以顺势歇息下来，而这一歇息，竟然又发觉了此前从未留意到的新的美景；与林叟的相逢不是相访，而是不期而遇，既然遇到了，那就顺势谈笑好了，方才“胜事空自知”的感觉一下子就变成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乐因为有了旁人的分享而变得更加快乐。一切都在随缘顺势，毫不着力，而每一个意料之外的变化带来的不是焦灼或不悦，不是对变化的不满，而是对变化的不在意。之所以不在意，是因为对每一个变化若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都只会发现更多的妙趣。
这样的诗，有秘而不宣的哲理，也有飘然出尘的画境。后人评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说王维的诗歌是最有画面感的，他的画也是最有诗意的。这已经是不易达到的境界了，而诗中纯然的画面感没有像宋人那样刻意说理，深刻的哲思却油然而出，给人无限的回味，这样的诗才真正是第一流的。
王维的诗，远比他的人生璀璨。
王维名字考王维，字摩诘。名与字合起来即是“维摩诘”，这是大乘佛教里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一个角色，即佛教《维摩经》的主人公。王维最爱的佛经就是《维摩经》，最仰慕的佛教中人就是这位维摩诘。
维摩诘的出场标志着佛教的一大转变。佛教是所谓“出世间法”，修的是涅槃解脱，对世间种种要有一种“舍得”的精神。这对穷人并不难，对富人可就难了——穷人如果走上修行之路，“失去的只有枷锁”，富人如王维这样的，真能舍得官位吗？如果没有了官位，还能住得起辋川别墅，写得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样的诗句吗？
富人如果既想修佛，又想继续享受富贵生活，这在原始佛教里本来是没有办法的，但思想的发展总会与时俱进，大乘佛教的《维摩经》应运而生，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维摩经》的主角叫作维摩诘，他是佛陀时代的一位印度巨富，一生结交权贵，手眼通天，经常流连在风月场所，尽享荣华富贵。
真相往往出乎意表，维摩诘竟然是一尊佛，化身在繁华世界里普度众生，所以他精通佛法，能言善辩，行事超乎常理。他以生病为借口引来了文殊菩萨，借机向后者宣道，破除文殊菩萨的“错误观念”，主要就是“修行必须出家”的观念。维摩诘认为出家能成佛，居家也能成佛，涅槃境界就在世俗生活当中，哪怕你是一个正在金山银海、醇酒美人当中打滚的巨富，只要你是依据直心行事，那这就是在家修行的佛道，就是在净土世界里的生活。
这样的观念，对于印度的早期佛教传统而言简直是颠覆性的，却毫无悬念地在上层社会大受欢迎。王维所追求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修行境界，而他果然也做到了，没有愧对自己的名字。
大唐诗人02：王勃
大唐诗人03：杨炯
大唐诗人04：卢照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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