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2023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走向具体世界
摘要：作为“走向具体世界”的主要概念之一，“走向”既有“敞开”（认识）之意，也包含“规范”的内涵，与之相关的“具体世界”即真实存在。对世界的认识和规范，总是关乎理想与现实的互动。理想既有认识意义，也有规范功能，二者都基于现实而又还治现实。理想内含相关的形式，现实则构成了实质的对象。形式之维具有普遍性，但限定于此，则往往引向抽象性；实质的方面则关乎具体事物及其存在方式。从哲学上看，分析哲学侧重于对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现象学虽然提出面向事物本身，但又表现出化现实为意识的趋向。理想、形式化的切入方式，同时具有“旁观”的特点。关注现实和实质的对象，需要进一步引向人与对象的互动，这种互动表现为“参与”。走向具体世界，同时表现为化本然为现实，这种建构现实世界的过程即以参与为形态。真正的参与不同于现象学的观念意义赋予，而是以实际“做事”为特点。做事即成己与成物，在这一过程中，敞开对象与走向具体的世界呈现内在统一性。参与、做事的主体，也即人的具体存在，后者既是存在具体性的体现，也是达到具体世界的现实条件。
关键词：具体世界；理想与现实；形式与实质；参与和做事；人的具体性
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
作为世界主义者的孔子：
思想与实践
摘要：依据《论语》和《论语》之外有关孔子的文献，参照“世界主义”这一西方文化传统中具有漫长历史的概念，通过对孔子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的考察，可以论证孔子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孔子的世界主义是“有根的世界主义”。孔子“有根的世界主义”之中的“根”，乃是以人心人性为基础的作为一种价值原则的“根”，也即孔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作为道德心灵的“仁”。“仁”的普遍是具体的普遍。从而，孔子“有根的世界主义”不仅具备所有世界主义的基本共识，即超越了地域和族群，更以普遍的人性为价值依归，避免了极端世界主义流于抽象、一般和迂远的问题，而在“理一”和“分殊”之间保持了平衡。这可以说是孔子“有根的世界主义”最大的特点和意义所在。
关键词：孔子；世界主义；思想；实践；有根的世界主义
作者：彭国翔，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58）。
论儒家启蒙精神
——以宋明理学为视角
摘要：近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启蒙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内含冲突与分歧。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接续这一启蒙精神的论述，以理学为媒介，可以揭明儒学内涵的启蒙精神。程朱理学对师道和启蒙精神的阐发，阳明心学提出的“蒙体”观念，展现了儒家启蒙精神的内在丰富性。尤其是“蒙体”观念揭示出了“启蒙”还应当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这是西方启蒙观念比较欠缺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本就富有启蒙这一“精神气质”，儒学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观察和反思现代世界的一种“态度”。
关键词：儒家；启蒙；理学；康德；文明
作者：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产业政策如何发挥作用
——来自中国自然实验的证据
摘要：产业政策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发挥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界争论的焦点。由于缺乏足够的反事实和自然实验，在实证上一直很难从因果关系上来识别产业政策的效果和具体的影响机制。理论上来说，只要市场是完全的，就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如产业政策），因此评价产业政策需要识别市场不完全的具体形式和影响机制。《中国制造2025》涵盖了很多行业，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自然实验。基于这个自然实验，通过事件研究法可以识别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影响机制；同时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来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实际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产业政策会给扶持行业带来正向影响。在具体机制方面，可从信贷约束、风险分担、市场力量、生产网络协调外部性等角度分析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渠道，发现产业政策对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研发风险高、市场竞争程度高的企业有明显的正面的作用。而在克服生产网络外部性方面的效果与行业竞争程度有关，市场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上游企业获益更多，而在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则相反。研究结论为理解产业政策需要针对具体市场失灵、制定更有效的产业政策、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术依据。
关键词：产业政策；信贷约束；风险约束；市场力量；生产网络
作者：王永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高质量就业：
数字时代的逻辑解析
摘要：在“就业优先”战略导向下，充分挖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创造效应的潜能，在保持其对低技能劳动者强大吸附作用的同时，抓住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遇期，释放高质量就业红利，促进就业扩容提质，成为重要议题。基于政治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多维视角，通过分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质量就业前景，着力于讨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继续充当就业稳定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发现：（1）无论是在前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还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都能创造出高质量的就业机会；（2）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从事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劳动者通常呈现出工人实际工资高、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具有技术和生产率的外溢性等特征，属于高质量就业；（3）为应对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挑战，需引导大企业建立技能转岗培训机制，完善数字化人力资源培养体系；（4）在深度融合背景下，平衡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迭代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其关键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
关键词：就业优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数字经济；高质量就业
作者：沈梓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智能治理实验室副研究员（北京100732）；江飞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辨
——基于概念研究的视角
摘要：为了解决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概念旅行”后出现的“概念延展”问题，研究者们通过“概念加形容词”的方式提出了“民粹民族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这两类概念亚类型。但是，这并没有让两者之间的混淆问题得以解决。对此，我们可以运用“最小−最大”策略的方式来剥离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相关属性，进而对比两者的异同。通过概念分解，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出现概念混淆的原因是两者在决定性属性中的家族相似性以及伴随性属性间的共性。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民族主义紧紧围绕民族与国家这两个决定性属性，民粹主义则以人民为核心进行概念建构，其各自的伴随性属性主要围绕决定性属性发挥作用。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概念辨析；概念研究
作者：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上海201620）；张鹏，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科研助理，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1620）。
复杂性与公共行政的重构
摘要：复杂性是现代公共行政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杂性理论对既有公共行政理论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议题进行了重构，使其更能解释复杂公共事务的治理逻辑。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既有助于重新理解复杂的行政环境，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组织的变革或政策过程。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是对治理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它拓展了对多主体能动性特征、关系网络的形态、“微观−宏观”机制方面的理解，并为治理行为的发生寻找到了意义框架。复杂性理论在诸多立场上与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是一致的。建构一种复杂公共行政的分析范式，对于丰富和发展公共行政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复杂性；复杂公共行政；治理理论；后现代主义
作者：赵吉，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上海200030）。
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
——以家庭法制为中心
摘要：中国法律儒家化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该过程在家庭法制变迁中得到集中体现。先秦儒家与法家思想均蕴含父权制因素，但两派所设想的父权制精神和构造迥然有别。儒家偏好世代同居的大型联合家庭，父权在寓“尊尊”于“亲亲”的丧服制中得以弥散化。作为其他一切秩序的基础，家族具有独立价值并优先于国家权力。法家青睐父权制小家庭，父权从属于协助君主管理家庭成员、培养臣民服从性的国家理性要求，小家庭则便利政府的社会控制和赋役征发。家庭作为一种不承载伦理的管理单位，无法抵御国家权力的侵入。秦法多体现法家色彩。从汉至唐，法律明显经历儒家化改造。这种变化集中发生在与家族伦理相关的制度领域，且该领域的儒家色彩直到清代仍得到深化。受法律儒家化传统叙事重视的官贵法律特权，只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皇权弱势时代得到彰显，在皇权恢复常态的后世则受严格限制。在宋以来的民事法中，父权制大家族法制逐渐向私有产权实践妥协。在重大历史变迁中，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应受到严肃对待。
关键词：儒家；法家；父权制；法律
作者：赖骏楠，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景风华，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0065）。
“弱国家”的终结与新史观的兴起：
当代美国行政之变的话语塑造
摘要：行政主导体制在现代美国的崛起，堪称一场“不流血的宪制革命”。这一历史性巨变，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分权宪制传统及长期流行于世的“弱国家”叙事，形成现实与历史、实践与理论的强烈反差，从而引发一场延宕百年、悬而未决的行政合法性困境。面对困境，几代美国知识精英致力于重建新史观，精心塑造出一整套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为美国体制转型辩护，力图证成新的行政主导体制的历史合法性。这一新史观的重建过程表现为：他们用“国家建构”的新叙事取代“弱国家”的旧叙事，同时以还原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和行政治理历史的方式来证明新叙事的可靠性，并且引入“危机与变革”的历史逻辑和“人民出场”的新宪制史论，来论证行政主导体制不是违背美国宪法传统的产物，而是美国人在应对危机的历史实践中自发做出的现实选择。这种融叙事之变、史实还原、逻辑转换和宪制观念更新于一体的新史观，打通了前后两个百年的美国国家建构历史，最终在理论和话语上塑造出一幅具备历史合法性的美国行政体制图景。剖析美国知识精英主动修正意识形态，为重构行政之变的历史合法性而殚精竭虑的话语生产过程，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体制的历史之变、内在矛盾和现实逻辑，深化对政治实践和理论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破茧”意义。
关键词：美国行政主导体制；合法性；行政国家；重建史观；话语塑造
作者：张佳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7）。
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
“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
摘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
关键词：“科学”；“赛先生”；人格化；社会身份；价值谱系
作者：张帆，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1121）。
经典批评“误导”下的沉默
螺旋传播效应——以王世贞文学
批评的三大公案为分析中心
摘要：文学史奉经典批评为圭臬，由来已久。然而经典批评中不乏误导，且误导产生的负面影响甚或大于非误导信息，遂造成文学史叙述的诸多迷雾和假象。王世贞批评中三大公案：“模拟剽窃”“妄庸巨子”“晚年自悔”，出自《列朝诗集》诸书的有意误导。所谓“模拟剽窃”是将举世“递相临摹”王世贞的他人陋习移至厌恶剽窃的王世贞身上。而“妄庸巨子”说，是钱氏把归有光笔下的北方“二李”转嫁为归氏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委婉批评，杜撰为王氏“推服”归有光，并不遗余力张扬“妄庸”说。所谓“老年自悔”，乃利用老年心态变化作文章，将王世贞后悔《卮言》“是非古今”得罪人的做法，曲解为否定早年文学观。这种被误导者还包括“七子派”“五子派”“竟陵派”一批人，以至出现明末清初扬宋贬唐之风。此后几部批评经典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国文学史》，推高了这一误导的影响，造成文学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由此可知，文学研究应由经典批评回归批评原典。
关键词：经典批评；误导；王世贞；三大公案；沉默螺旋效应
作者：许在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上海200240）。
“要贴到人物来写”
——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
接受与意义
摘要：“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关键词：沈从文；汪曾祺；人物；小说创作；西南联大
作者：谢泽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北京100872）。
吕西安·塞巴格与梦的人类学
摘要：人类学和精神分析有长期对话的历史。非洲裔法国学者吕西安·塞巴格（1934−1965）于1960年代对南美洲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地印第安人的民族志研究，特别是他对其中一位瓜亚基—阿谢女性的梦的分析，构成具体时空语境下学科交汇的独特案例。相关的田野和理论叙事充分体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社会关系和时代背景等因素，以及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微妙、深入地相互影响。塞巴格的尝试揭示了人类学与精神分析实践中的主体关系，也展现出二战后法国思想界尤其是结构主义发展的复杂样貌，对当下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民族志；精神分析；吕西安·塞巴格；梦；法国人类学；南美印第安人
作者：陈晋，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92）。
“忘掉祖国”：伪满国史教科书研究
摘要：伪满国史教科书是为了配合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叙事，强调伪满有三千年独立史，“日满一体”，丑化中国，将伪满虚幻成“王道乐土”，这是日本政学两界共谋的产物。伪满国史最初是为了对抗中国史而存在，其使命是暂时的，日本最终目的是以日本史扩张为伪满历史教育的中心，令伪满国史形同虚设，借此规训东北中小学生形成日本认同意识，而不是为了达成伪满国家认同。伪满国史论述不仅改造东北青年的历史认识，而且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
关键词：伪满；日本；国史教科书；去中国化
作者：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
边疆治理“外交化”
——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
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摘要：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关键词：边疆治理；外交化；内政；国民政府
作者：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金华321004）。
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区征收
“薪给工资所得税”的尝试
摘要：解放战争初期，太行区财政困难、工农业人力资源调配失衡，工农之间也因负担不均矛盾突出。为破困局，太行行署制定“工人负担”办法，向工人征收“劳力负担”与“工资所得负担”。由于推行仓促，“工人负担”办法引起新的工农矛盾，产生较高的试错成本。随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两种负担合并成“薪给工资所得税”，制度上的缺陷基本克服。太行区通过加强干部培训与群众动员顺利完成征收任务，也开始发挥出工薪税调节工农关系的作用。华北人民政府为奠定将来“国家”工薪税基础，在整个华北区试行“薪给工资所得税”。太行区试行较为成功，不仅为华北区贡献出三分之一的工薪税，工人的纳税意识也有所提高。由于工薪税与平津税制产生冲突，引起税制混乱，随着战争结束、农民归籍，被宣布停征。作为一项战时负担，工薪税起到一定平衡工农负担与改善工农关系的作用，但对财政贡献有限，更不具备向“国家”型正税转化的可能。
关键词：太行解放区；工农关系；薪给工资所得税
作者：李增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00）；田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00）。
滑动阅览
【点击图片查看往期目录】
2023年第1期
关注我们
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左侧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