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rton）提出了支撑科学的四大准则：社区主义（commun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无私性（disinterestedness）和组织性怀疑（organized

Duncan杰出大学讲座教授；200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5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和国际研究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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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由学术月刊编辑部、光明日报理论部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主办。经过学界推荐、文献调研、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确定等程序，评选出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202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学术月刊编辑部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者按：归纳、总结和梳理年度学术热点，既是对一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系统回顾，也是对现实焦点问题、深层理论问题的关注和聚焦，有助于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智力支持。202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经过学界推荐、文献调研、专家研讨评议等程序，现已评选出来。今予公布，以飨读者。热点1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论哲学中的实践转向摘要：在一般哲学层面上，可将沉思传统视作实践转向的质疑对象。亚里士多德是沉思传统的奠基人，他在古典三项（理论、实践和制作）之间确立了等级秩序，强调理论的至上地位。在历史衍化过程中，三项变为两项（理论和实践），这一重要的概念变迁在中世纪就已完成。对沉思传统的质疑，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开始之前就已全面展开。现代科学的兴起挑战了沉思传统，实验方法所体现的“技艺人的胜利”引发了双重倒转：制作和沉思之倒转，以及制作和实践之倒转。批判哲学强调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实现了实践和理论的倒转。理解实践转向的一种可能方案是：（1）恢复亚氏划分三项的识度，提出“古典三项的转进和重置”的思想主题，在此视角下审视历史，展开古今之辩；（2）区分发生优先性和价值优先性，汲取唯物史观的洞见，强调物质生产（制作活动）在发生上的优先性；（3）主张制作活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在价值上具有平等地位，强调三种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在它们之间相互还原。关键词：三项变两项；现代科学；批判哲学；发生优先性和价值优先性作者：郁振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柏拉图情感哲学的历史生成与理论转型摘要：虽然古希腊史诗中不乏英雄与神谱情感现象的描绘，但首次对情感类型及本质进行哲学系统化阐述的乃是柏拉图。柏拉图情感理论的生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调整过程。通过对柏拉图不同阶段代表作的剖析，可以看到其情感心理学经历了灵肉二分到心灵三分的发展轨迹，其中透射出动态三重内循环模态的情感心灵学结构。然而，我们不应将其成熟期作品《理想国》视为柏拉图情感观的最终定位，而更应看到他晚年《蒂迈欧篇》《法律篇》等系列著作对情感功用所做的积极化调整以及理论转型，从而为西方情感哲学价值塑造奠定了重要基石。关键词：柏拉图；西方情感哲学传统；古希腊史诗渊源；情感心灵结构论；晚期理论转型作者：高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长聘体系副教授、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200240）。从国家分配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可以回溯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分配论”是中国财政主流理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两种形态的“公共财政论”：一种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公共财政论，主张公共财政要以市场失灵为原则，财政职能只限于克服市场失灵；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主张在克服市场失灵之外，公共财政还承担着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职能。在上述两种公共财政论之间，存在持续的争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从此成为主流理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沿革是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典型案例，其中蕴含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资借鉴的一般意义。关键词：国家分配论；自由主义公共财政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国家经济治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作者：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朱宝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浙江杭州311100）。中国高储蓄率的重新诠释及变化趋势摘要：运用微观思维分析宏观经济现象是经济研究中常见的错误，经典文献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储蓄率与消费率具有因果关系便是这种错误的突出表现。从储蓄的内涵与源泉出发，储蓄率与消费率虽然此消彼长，但不构成因果关系，两者都决定于生产结构。基于融资视角下的生产过程，与主流经济学认为储蓄决定投资的认识相反，储蓄是投资的结果而非原因。结合经济运行的实践，中国的高储蓄率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规模过大，资本品产出占GDP比重较高的结果。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将由投资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变，投资率及储蓄率均会趋于下降，但生产结构会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从而推动消费水平及消费质量的提升。关键词：高储蓄率；生产结构；增长模式作者：吴建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投资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汉430073）。宏观要素配置关系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证研究摘要：宏观生产要素的配置关系虽然是微观个体配置的综合，却也有着不同于微观角度的前提基础、细节特征和度量方法。微观条件下生产力水平不变从而资本和劳动只作为投入要素，且在有效市场条件下投入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而不受数量约束。宏观环境中资本和劳动既是投入要素也是生产系统构成因素，从而影响系统性质，受自然规律等条件限制要素总量没有任意性。因此，宏观要素配置状态的影响因素除了微观结构差异还有投入要素总量的变化。借助C-D生产函数，在论证劳均资本大于和小于1个单位的两种状态时，生产系统的资源配置优化特征并不相同。针对现有关于宏观要素配置的度量方法都基于微观结构差异而不利于最优状态衡量的问题，给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经济体以变化的要素弹性参数作为资源配置状态指标的度量方法。进一步证明了，宏观经济体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方向，是提高生产中数量相对多的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改革开放以来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对规模报酬不变而生产函数资源配置参数的变化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曾经历的三次显著的宏观要素配置关系改变，原因各不相同。最后，结合资源配置变化的影响因素和中国当前发展特征，给出了进行宏观生产资源配置优化的路径建议。关键词：宏观要素配置；规模报酬不变；要素弹性参数；C-D生产函数；劳均资本作者：田萍，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2）。国家转型的中国道路：一项比较历史分析摘要：以“国富民强”为目标的中国现代化，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奋斗之后，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得以实现。在强国家诞生之前，从晚清到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结构合理化程度、政治发展实现途径、权力配置主体三个变量的不同组合，导致了国家转型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现代化建设坚定党对现代化的全面领导，优化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现代国家的结构日益完善与合理，国家能力得到了跨越式的提高。从一个弱国家转型成为一个强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用事实否定了“西方模式”的普世价值，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和借鉴的强国之路。关键词：国家能力；国家职能；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转型；比较历史分析作者：谢岳，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18）。“评估国家”：21世纪行政国家的新趋向摘要：进入21世纪，风险社会治理和公民意识觉醒对评估提出新的要求，在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下，“评估国家”应运而生。评估国家由传统的行政国家孕育而来，是行政国家发展的新趋向，对传统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产生挑战；同时，它也凸显诸多新特点，是国家转型的重要呈现，应该当作一个系统性的概念去探讨。评估国家属于国家建设层面，是在民主国家建构的基础上提炼国家的治理能力。它从公权使用、责任承担、组织制度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着力，通过评估提升国家权力的运作绩效。评估国家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把管理形成风格与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使得评估的力量被成倍放大，与治理场域中的能力、权力、控制力等相互作用，形塑不同性质的影响。关键词：评估国家；行政国家；风险治理；公民评估；国家能力作者：徐国冲，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福建厦门361005）；卢之卿，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中国行政基本法典编纂的理论共识摘要：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是一项拓荒性事业，需要形成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共识。就名实相符而言，行政基本法典的表述展示了其在行政法体系化中基础性和通用性规范的角色定位，应当成为行政法法典化的统一用语。在党—政关系、政—政关系、政—社关系的时代变迁中，我国行政形态已出现三重拓新，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应当从原则和规则层面对此作出系统规范回应。行政基本法典采行行政权力—权利的双线驱动模式，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具体化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和因应法治一体建设战略安排的客观要求，应当从系统确认和实效保护层面体现对行政权利的切实尊重。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历经面向司法的外力驱动期、面向行政的行政自制期和面向党政的高位推进期，应当在遵循法规范安定性、行政合法性审查和党内法规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条款扩容、提取公因式和引致性条款技术实现对党政司法资源的系统整合。名称表述、调整范围、逻辑主线和资源供给四重共识的形成，能够助力行政基本法典编纂行稳致远。关键词：行政基本法典；行政形态；行政权利；本土资源；法典化作者：章志远，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上海200042）。算法时代的资本与劳动（专题讨论）算法泛灵世界与当代工具理性批判重思摘要：批判理论自建立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分析揭示我们的世界如何自启蒙时代以来因工具理性而造成了病态关系。不过，技术在当代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当代社会发展出“自我运算”技术，并出现持续朝向人工智能物联网世界的趋势。在这个世界中，所有技术物都开始具有自我运算与物质实践的能力，让我们身处如同万物有灵的“算法泛灵世界”。过去，工具理性的麻烦在于将人纳入技术控制领域之内；但在算法泛灵世界中的麻烦在于将人排除在技术控制领域之外。从“算法泛灵世界”现象出发，关于工具理性的某些基本命题有必要进行调整，并补充进一些新的社会学研究与省思视角。关键词：人工智能物联网；批判理论；世界关系社会学；工具理性作者：郑作彧，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33）。劳动的身体，资本的心智——自我资本化与新自由主义晚期劳动者意识形态的形成摘要：学界发现，新自由主义晚期的劳动者呈现出了“以自我为企业”的倾向，通过提出“自我资本化”的概念，可进一步得出：劳动者按照资本逻辑进行思考、遵照资本规律进行行动是一种从工业时代产生并绵延至今、且不断深化的意识形态取向。“自我资本化”在工业时代表现为“人格化的资本”，仅仅出现在资本所有者身上；在消费时代，自我资本化开始成为劳动者的追求，表现为白领工人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的聚集与利用；在金融时代，劳动者的自我资本化表现为其将自身作为金融资本加以运作，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增殖。“自我资本化”虽能推动资本积累，却削弱了社会生活的韧性，其发展体现出了资本支配的隐匿性与深入性。关键词：劳动；金融时代；自我资本化；不稳定劳动作者：贾文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44）。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摘要：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探本”所致。关键词：陈寅恪；钱锺书；唐史；唐传奇；“诗—史”建模；错判作者：夏中义，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浙江绍兴312000）；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40）。论近代小说评点的三个转变摘要：相对于古代小说评点而言，近代小说评点发生了三个重要转变：评点主体层面，由书商型、文人型评点者转变为政治家、小说家评点者；评点旨意层面，由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转变为启迪民智的思想启蒙；评点理论层面，由讲究技法的文章学理论转变为偏重叙事的小说学理论。近代的小说评点者利用小说评点传播新知、启迪民智，在公民政治意识的培养和科学知识的普及等方面首开风气之先；其使用叙事学的概念、方法与视角评点小说，在现代小说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职业报人和专业作家的身份有助于小说创作的可持续发展，对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近代小说；小说评点；评点主体；评点旨意；评点理论作者：刘晓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200241）；李鑫，上海市回民中学教师（上海200065）。北朝元氏家族文学与学术考论摘要：作为北魏及东魏西魏的皇室成员及北朝最大的家族之一，元氏家族的文学活动是北朝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统计分析元氏家族的文士数量、传承情况及具体的文学与学术活动等。元氏文士现可知有九十余人，大部分出于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元氏文士多名士化，在文学、学术上较多具有南朝文化特点，由此可深入全面理解孝文帝汉化改革，亦证汉化改革在文化上较多受到魏晋河南新学及其流风南朝文化的影响。对元氏家族文学学术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北魏的汉化改革及其兴盛与衰败的历程、鲜卑文士的汉化进程等，亦为北朝文学学术的全面研究提供研究视角和材料。关键词：北朝；元氏；家族；文学；学术作者：陆路，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中华典籍与国家文明重点创新团队成员（上海200234）。论辽朝的世界秩序摘要：从东部欧亚区域史的视角，研究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与宋、西夏和高丽以及西域地区高昌回鹘，东、西喀喇汗王朝，伽色尼王朝等权力结构关系的变化，显示了辽朝世界秩序的形成、内涵及其特征。这种以辽朝为主导的东部欧亚政治、经济的制度规范以及社会性文化的认同，与费正清教授的东亚“朝贡体系”理论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体现了辽朝建构的东部欧亚世界秩序，即以辽朝为世界秩序中心、以宗藩关系为基础、交邻体制并存的多元复合型的东部欧亚世界秩序。辽朝与宋朝、西夏和高丽以及内亚诸王朝的关系，即辽朝视野下所建构的世界秩序，也体现了包括辽朝在内的以多元一体为格局的中华民族对于塑造东部欧亚区域历史文明形态和推动世界秩序进程的能力和影响力。关键词：辽朝；东亚；东部欧亚；世界秩序作者：魏志江，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教授（浙江杭州310018）；潘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04）。《新中国》的创办及其“报政网络”摘要：《新中国》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既往研究多发现胡适与其有密切关系，甚至断定胡适为杂志主持者。实际上，《新中国》背后涉及一个更为复杂且庞大的“报政网络”，其中包括北京政府的官员与南北报界的报人。具体而言，杂志是在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由时任财政部次长的张弧出资赞助，报界闻人钱芥尘与叶恒牵线组织，网罗南北报人名流参与撰述。胡适因与钱、叶二人曾共事于《竞业旬报》《大共和日报》的交谊，同《新中国》产生关联，在1919年初《新青年》同人初步分裂后，他曾一度将接办《新中国》作为其独办《新青年》未果的替代方案，终因《新青年》同人的反对而搁置。依托“报政网络”办刊宣传新思潮的方式并不为新派人士所接受，《新中国》因此被视为由军阀官僚赞助、假冒新思潮招牌的杂志。自第二卷起，受张弧资助、总理靳云鹏支持的《又新日报》派出记者张煊、顾君义、王小隐等人主理杂志，进行“革新”，对于旧文学、旧戏的喜好让他们有意区别于北大新派，使得《新中国》新旧兼采。考察《新中国》的创办历程，揭示“报政网络”的聚合离散，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前后政局与思想舆论界的复杂关系。关键词：报政网络；《新中国》；张弧；钱芥尘；胡适作者：赵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学术评价2020—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评价报告（选刊之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与社会互动关系密切并且仍在不断自我扩容中的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以来都是知识生产与学术批评的重镇，其研究成果之丰厚，研究力量之强大，研究工作之活跃，在中国的专业体系当中是十分突出的。2020—2022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各个领域方向上深度挺进，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多部重量级的著作相继问世，各类论文也相得益彰。学术界有必要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述，但面对海量的文献，本文只能选择那些显著推动文学史研究，促进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念更新的部分进行评价，总结其创新贡献以及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以期能够精要地呈现出三年来本学科内学术研究的推进情况。作者：王海晗，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杭州311121）；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200241）。区域边疆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西方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使得西方学术界被迫进行学科分类的调整，带有殖民主义烙印的东方学逐渐衰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国际学术界反思旧有人文社科知识体系，力图寻求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以全球史（Global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意识现象学与当代人工智能（专题讨论）“纯意识”研究及其“困难问题”与“容易问题”摘要：在意识研究和意识理论方向上，目前有三门彼此独立的基础性学科在进行或多或少的合作研究：神经科学、信息科学与意识现象学。这个合作研究基于今日研究界对意识的三个定义：（1）神经相关机制（准意识）；（2）信息（类意识）；（3）个体的主观体验或内心世界（纯意识）。它们构成不可再进一步还原的三位一体，并且进一步引出目前在意识研究领域清晰可见的三元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因为此，这三门学科的工作是无法相互替代的。在纯意识研究中，意向相关项学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容易问题，而意向活动学需要处理的则是困难问题。这里的困难问题之所以困难，乃是因为意向活动学要面对的是一个持续涌现、流动、变化和消失的意识构造过程。在反思中进行的现象学发生分析，需要在意识活动的进行中直接把握和获取这个活动的发生规律和结构规律。纯意识研究构成了准意识研究和类意识研究的基础，但它是有限的，不能取代其他的意识研究方式。关键词：纯意识研究；困难问题；容易问题作者：倪梁康，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浙江杭州310058）。从动物到AI——对意义理解诸形态的现象学考察摘要：从现象学的视角看，动物、人类以及以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意义理解方面存在区别。动物通过形成类型来理解其环境，这是前语言的意义形态。语言的出现让人类拥有了概念和语境等高级意义形态，通过概念和语境的相互成就，创造了意义更为丰富的世界。GPT拥有建基于数学模型的独特意义理解机制。但由于无法直接连接到作为意义之源的外部世界，目前GPT只能与人类现有的说话方式对齐，尚不能凭借其独特的意义机制独自进行意义的创造与更新。关键词：意义；类型；概念；语境；大语言模型作者：高松，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上海200092）。现象意识的现象学进路及其整合摘要：心智是有意识的心智，要对有意识的心智做出物理还原解释，就先要对被解释项即现象意识施以恰当的分析。在现象学中，可以找出两种对现象意识的解释方案。一种提出，意识前反思的自身觉知就是现象意识，而胡塞尔对内时间意识的分析，揭示了意识之所以具有现象性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提出，感觉质素才是现象意识，并且对意识的具身性的分析扩展了质素的类型。然而，现象意识有两个构成要素：主观性要素与质性要素，上述两种解释其实分别只抓住了现象意识的一个要素。因此，如果能够整合这两种解释，那么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对现象意识的现象学理论。与流行的一阶表征主义、高阶表征主义以及自身表征主义等表征理论相比，现象学式现象意识理论能够避免无穷倒退，也能够说明无表征对象的意识活动的现象性。不过，这种整合尚存在两点疑难：一是不清楚是否原则上所有的现象意识都具备这两个要素；二是具身性似乎本身就蕴含着某种主观性。关键词：前反思的自身觉知；内时间意识；具身性；表征主义作者：何浩平，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江苏南京211189）。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数理逻辑框架——基于二元体制扭曲差值的分析方法摘要：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来源于何处，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为何放缓，未来经济会陷入低速增长吗，如果还能中高速增长，其潜能在哪里？这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和国内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重大问题。目前核算中国经济历史和预测其未来增长的索洛模型、乔根森模型和哈罗德多玛模型等主流算式，均以要素流体为主要内生变量。但与市场经济、发展中和体制瞬时转轨三类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的渐进转轨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二元体制扭曲值之间的差值，并且许多扭曲不可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主体所纠正。从中国1978年以来的实践观察，计划或二元体制并存造成资源利用的闲置和低效率，形成了体制剩余，使生产能力被扭曲所禁锢，增长速度就呈现低缓状态；推进改革纠正扭曲，释放生产力潜能，就会加快增长速度。对此，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时，需要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由流体、渠道和闸口组成的运行体系，其中闸口表达各种体制安排。因而，在核算和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时，在原有流体内生变量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引入测度体制变化和状态的闸口变量，即将扭曲差值作为分析的主要内生变量。据此在学理上建立的二元体制经济数理逻辑分析过程和体系，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和速度放缓一个数理逻辑的解释，并基于经济学理论给出未来经济增长的展望。关键词：二元体制；扭曲差值；体制剩余；经济增长作者：周天勇，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070）。资本结构对长期经济增长有何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摘要：资本深化是当代经济发展过程的趋势特征，但资本结构、质量如何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效率仍是一个缺乏充分量化分析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有必要研究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其中资本结构指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例；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各具优势，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最优结构，是一个缺乏讨论的问题。基于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可以研究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测算2002—2020年中国的公有资本存量和私有资本存量，构建资本结构这一指标，以此来分析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私有资本大约是公有资本两倍时的资本结构最优；其次考虑资本结构的边际影响，我们发现私有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呈现“倒U型”，公有资本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呈现“U型”。关键词：资本结构；经济增长；公有资本；私有资本作者：陈昆亭，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云南昆明650221）；吉磊，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221）；侯博文,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云南昆明650221）。货币制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摘要：货币制度史基本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从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中理解其货币制度的特点和作用，为当前货币制度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货币制度史研究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制度，货币制度史应融入经济史研究之中，经济史分析的“韦伯—波兰尼—芬利”方法传统有助于理解货币制度发展的实质，波兰尼对社会整合三种方式的划分为理解各时期货币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框架。这决定了货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功能，意味着不同的货币职能有着独立的起源，货币的起源也有多种可能，它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信用是理解货币等级和货币制度的重要视角，三种社会整合方式中存在着复杂的信用关系，影响甚至决定了货币制度的发展，如何解决过量债务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是不同时代货币制度都要应对的主要问题，也是货币制度史研究的一条主线。关键词：货币；制度史；货币本质；货币起源作者：李秀辉，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1121）；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超越技术赋能：数字化改革中的治理模式重塑何以可能摘要：赋能论、组织变革论、系统论是当前数字治理研究的三种主要视角。赋能论强调数字技术对治理主体的赋能，组织变革论关注数字技术应用所驱动的科层组织变革，而系统论则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中公共治理系统的转型。上述三种视角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它们之间的分立限制了数字治理理论的体系性与解释力。以过程性框架整合三类研究视角，数字治理发展可以被解释为从技术赋能到组织变革、再到系统重构的治理模式重塑过程。其中，技术赋能是治理模式重塑的逻辑起点，组织变革是治理模式重塑的触发条件，系统重构是治理模式重塑的政府端结果。三者在时序上的演进以及系统重构后的治理输出，构成了治理模式的重塑。关键词：数字治理；技术赋能；流程再造；组织变革作者：郁建兴，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浙江杭州310018），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58）；周幸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58）。城市分隔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摘要：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对城市治理提出了较高要求。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与城市治理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分隔治理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为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治理中，城市分隔治理也会导致城市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同时，社会群体内部治理的公正性也难以得到保证。此外，由于技术瓶颈的存在，小区域治理中的成功模式也难以引入到城市治理中。因此，城市分隔治理产生了效率与平等相互矛盾的困境。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分隔治理也在城市治理中被广泛应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分隔治理的负效应可以被避免。同时数字化技术创新，也有助于超越城市分隔治理困境。关键词：城市分隔治理；城市化；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显著优势作者：谢华育，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杨万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100872）。中国涉外法治研究主体性建构的悖论及其超越摘要：当前中国涉外法治研究的主体性发展陷入“既自我认同又自我否定”的困境中。西方以“全球化”和“现代化”为名主导国际法治并温和渗透到中国涉外法治知识体系。在此影响下，中国学界开始自我东方化：一方面认为中国与西方在涉外治理上的差异是一种“落后”，这种认识激发了强烈的主体性意识和进步意愿；另一方面，在建设中国涉外法治时，又因“落后”情结而认为中国本土缺少可行的知识资源，只能依赖西方，而西方知识资源的长期影响又抑制了中国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摆脱这种困境应当立足于中国实际，接纳和吸收来自西方的、本土的以及非西方国家的涉外法治理论与经验，形成多元化的涉外法治知识资源格局。关键词：中国涉外法治研究；主体性；困境；自我东方化；多元化格局作者：陶南颖，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上海200433）。盘活式发展：县域政府经营地方的新形态摘要：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结合浙北某县的发展经验，试图提出县域政府经营地方的概念，以刻画发达地区县域政府经济发展行为的新形态及其变迁逻辑。以“盘活式发展”为特征的经营地方模型试图强调这样一种地区发展模式：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行政竞争的环境下，以土地为单一的要素竞争优势已难以为继，为持续提升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县域政府在上位政策体系提供的大框架之内，试图将辖区内的全要素（土地、产业、环境、政策）进行系统化“盘活”，以最大化地塑造地方发展的竞争优势。这种以“盘活式发展”为特征的经营地方模式代表了一种较为先进的地区发展形态，县域政府试图加强对地方发展资源的统筹、规划和治理来提升地方发展的整体效率和对多元目标的兼顾。关键词：县域政府；经营地方；盘活；新形态作者：叶敏，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红船干部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200237）；张建雷，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陕西西安710119）。从身份到股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共同体困境摘要：中国农村集体产权正在经历向股份化方向的改革，这与过往模糊产权的制度安排有很大不同，对明确个人的财产权给予了合法性依据，也希望通过市场化激发集体经济活力，但却忽视了其中福利权的重要性。在改革的过渡阶段，我们观察到集体经济的责任目标从过去为村民提供社区福利转变成减少公共支出、维护股民利益，导致社区出现公共服务空白的治理难题。通过提出“集体产权改革—村庄共同体变化—福利权困境”的解释框架，认为村庄在改革过程中从原社会共同体里分化出新经济共同体，两者目标不一致导致福利权缺失。中国集体产权的历史发展反映了凸显个体化扩张的经济权（私有产权）与注重社群化发展的福利权（公共产权）之间内在张力的“共同体困境”。最后，本文认为，若想摆脱这种“共同体困境”，应该在集体产权改革过程中尽量避免形成成员分化，从而保持集体成员利益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词：集体产权改革；村庄共同体；福利权；身份与股份作者：周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社会学系讲师（湖北武汉430073）；房莉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2）。文学批评：审美主义及其历史视域摘要：许多批评家呼吁恢复审美在文学批评中的位置。“何谓审美”并未完全解决，无法拥有统一标准。文学批评必须分别考察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这种构成产生强烈审美愉悦的原因。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引入“历史”概念参与审美的解释，重视的是“历史”作为连续整体的特殊性质。文学话语近距离恢复个体的生动面容是另一种历史认知。“典型”力图解决的问题是个别与普遍的关系。后现代语境正在瓦解“典型”背后的种种理论条件。詹姆逊试图重新提出“认知绘图”拯救历史总体论。雅克·朗西埃的目光一直保持在“感性”范畴，强调审美对于感性分配成规的冲击。但是，感性分配的重组功能远比批判薄弱。审美只能充当未来生活的种子与各种生活观念积极对话。文学批评的审美主义促使这种对话持续扩大并进入纵深。关键词：审美主义；历史认知；典型；认知绘图；感性分配作者：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福州350025）。互为的转写：生成的现代性摘要：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长时段”（l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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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兼论中西诠释思想的异同与交融摘要：自创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提出，迄今为止这一概念仍然处在内涵模糊、所指不清的状态，因而我们有必要追问何谓“中国诠释学”。“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诠释是把过去的语言意义融入现在的语境之中，或把现在的感受融入过去的语言之中。诠释离不开本体，本体也不能离开诠释，诠释是一种本体性的认知。本体诠释学是中国诠释学的真正形态，本质上表现为以《易经》的本体宇宙论及其演化为范型的理解理论和诠释方法。当代学者的中国诠释学构想有其理论贡献亦存在不足，“本体诠释”具有原初的中国哲学性、普遍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关键词：中国诠释学；诠释；本体诠释；经典诠释；本体诠释学作者：成中英，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中国诠释学”上海市社科创新研究基地顾问。重新理解“社会合理化问题”——从哈贝马斯视域出发摘要：社会合理化问题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在哈贝马斯视域中，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行为合理性问题就是社会合理化问题。如果说，合理性问题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那么，社会合理化问题就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指向。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论权利的基础摘要：权利在当代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它们是特别需要辩护的。所谓辩护，就是把权利建立在某种坚实的基础之上。目前政治哲学对权利的辩护主要有三种，即自然权利理论、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虽然自然权利理论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它处于最弱的地位。当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或者赞同意志理论，或者赞同利益理论，但是这两种理论各自都存在一些困难。一般而言，利益理论能够合理地解释权利，但是它不能合理地解释义务；意志理论既不能合理地解释权利，也不能合理地解释义务。因此，我们需要为权利创建一种更好的理论解释。这种更好的理论解释就是“后果主义的契约论”。关键词：政治哲学；权利；义务；道德；法律作者：姚大志，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5）。康德与福柯：被误读的“启蒙”及其后现代思想效应摘要：康德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是一篇被人们广泛讨论和引用的关于启蒙的论文，但是，对这篇论文中的启蒙概念却存在着广泛的误解和分歧，这尤其体现在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人运用的区分上。劳尔森的文章《颠覆性的康德：“公共的”和“公共性”的词汇》为我们正确理解这一区分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史背景。由此，通过联系康德的其他论述，我们才能把握康德启蒙概念的三层完整含义：“自己思维”“站在他人的地位上思维”和“与自身一致地思维”。福柯的《何为启蒙》只是对康德启蒙概念第一个层次的基于其解构主义立场的片面理解，由此，也就显示了被误读的“启蒙”的后现代思想效应。关键词：启蒙；理性的公开运用；理性的私人运用；启蒙思维的三条原则；解构主义作者：聂敏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生命政治学中的霍布斯元素摘要：无论是福柯经由摆脱“利维坦模式”的权力分析类型，而走向关注身体和人口的生命权力，还是阿甘本在一种拓扑结构中安置自然状态与例外状态的关系，以及埃斯波西托转喻医学领域的免疫范畴，而重新阐释“利维坦”运作的内在原则，霍布斯元素都是三者对生命政治学理论建构与推进的重要环节。分析生命政治学中的霍布斯元素，既可以在思想史的背景中呈现生命政治学在其发端处与近代政治哲学的理论渊源关系，同时又能在生命政治学自身理论推进的意义上呈现其独特的问题域和解释力。关键词：统治权；生命权力；例外状态；自然状态；免疫作者：林青，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链网络基础摘要：通过包含188个经济体的大样本跨国投入—产出数据，从全球比较的视角可以实证评估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链网络基础。研究表明，相对于跟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价值链关联关系总体上更弱；即使在“一带一路”经济体当中，中国也倾向于跟较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保持更为紧密的价值链关联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确实能够提高中国与相关伙伴的价值链关联，但这主要体现在与高收入经济体的价值链关联上。中国倾向于跟那些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具有较高中心度的经济体保持较强的价值链关联关系，但大多数“一带一路”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与网络中心度都较低。研究提供的证据有助于解答如何挑选区域经济一体化伙伴这一重要问题，而解答这一问题无疑有助于中国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与政策实施。关键词：全球价值链；投入—产出分析；网络分析；中国经济；“一带一路”作者：程大中，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上海200433）；唐雨桐，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邵心怡，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政治经济的理论创新——一个分析框架摘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超乎预期的成果，但是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学理化研究相对滞后，这不仅难以有力回应国际社会的误解和质疑，也没能跟上新时代全球经济实践发展的步伐。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方面面临巨大的困惑与反思，迫切需要理论指引。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百年奋斗，在发展实践和理论创新方面均有丰富的经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实践及其理论创新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依据“一带一路”倡议的宝贵经验，“一带一路”倡议在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开放与发展、共同发展与联动发展等四个维度对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给予补充和完善。这不仅符合新时代回应新问题的现实需求，也是弥补和发展现有理论不足的重要方面，更是基于发展中大国的实践经验推动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的一次尝试，并为解决当下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和模式借鉴。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理论创新作者：张广婷，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城市规模、服务业发展与流动女性就业摘要：为各类劳动人群提供尽可能充分的就业和增收机会，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基本价值指向之一。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可以研究流动女性迁入地城市规模对其进入服务业的影响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城市规模每扩大1%，流动人口（男性及女性）进入服务业的概率分别增加0.125%（0.098%及0.152%）；虽然已婚流动女性进入服务业的概率显著低于单身流动女性，但是随着她们迁移目的地城市规模的增大，其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单身流动女性，进入保洁和家政等低端服务业的概率显著快速增加，运用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的结果也保持一致。其机制在于：城市规模扩大引致的收入效应导致家政服务需求增加，从而增加了低技能流动女性的就业机会。进一步改善和支持劳动力流动，既有助于服务业和就业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提高社会竞业体系中性别平等和共享发展的程度。关键词：城市规模；服务业发展；流动女性；性别平等作者：袁晓燕，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44）；施夏敏，杭州银行嘉兴分行（浙江嘉兴314001）；石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自我革命政治与功能性分权理论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广义政府主导的公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化，还是国家与社会合作的现代化，与西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社会力量主导的现代化具有显著差异。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公有制经济基础与政府的主导性，存在政府权力集中配置、社会对政府制约缺失、政府自我监督弱化等问题，导致现代化进程会伴随高廉政风险。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持续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政治体系的整体性变革，构建自我革命的政治形态。在这其中，自我革命政治制度的建设是重中之重，需要在效率与约束的权衡中合理配置制约机制与监督机制、同体监督机制与异体监督机制等，从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在清廉政治的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防止严重的腐败问题阻断现代化进程。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廉政风险；自我革命政治；功能性分权理论作者：皇甫鑫，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杭州310058）；陈国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浙江杭州310058）。城市基层治理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进程摘要：中国的基层治理有着独特的含义，基层是一个“基层政权与社会”的综合体，基层治理是综合了“基层政权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国自很早时代始，国家即将基层社会纳入治理范畴，形成一种“下为上基、社为国基、以国统社”的认知。新中国成立后，旧的“统治性”基层组织被取代，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治理基本发生在“街居”组织体系中。进入新时代后，“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分别对应基层治理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治理”目标。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受“历史基因、执政党双重组织特性、人口规模与管理幅度张力”三重逻辑支配。其一，尽管基层治理沿袭编组的传统，当代的编组已成为破解“超大规模治理”难题的工具，更多朝向便于提供公共服务、推进精细治理和进行资源分配的“社会性”方向演化；其二，执政党既重视自身基层组织建设，还依靠组织群众来获得力量与合法性，是基层治理的主要逻辑；其三，在应对人口规模过大、社会问题增长的复杂性过程中，从“市府权责集中”到“基层权责集中”的改革，是基于属地责任创造可控性、确定性的一种选择。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尚需破解“纵向权责关系、关联失灵、技术主导”等关键议题。关键词：基层治理；城市治理；执政党特性；治理转型作者：吴晓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350）。“轴心突破”与中国治理传统的初形——文明基始的视角摘要：轴心突破造就中国治理传统，产生了独特的制度构造、价值观念、精神气质及其整体模式，形成了一种治理文明形态，并长久影响传统中国之治世样态。这一范式在西周时就已奠定。周以宗法封建之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构了“大规模之一统”，并由此塑造了“家国同构”的根本国家想象。天命观基于天的义理化形成了敬德保民的统治观念，催生了人道主义民本德政的出现。礼治则通过一套包罗万象的世俗化、理性化、人文化典章仪节将政治社会伦理纳于一体，使国家成为“道德枢机”，形成了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理想政治。周制使中国传统治理早早走出了幽暗、蒙昧与狞厉，摆脱了巫术与暴力，建构了人道—人伦—人文之治，也构成了华夏文明的本体。对传统治理文明需客观理性认知，也要进行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方能会通融合创造出更具价值的新的治理文明。关键词：轴心突破；治理；传统；文明作者：王若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与法律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社会理论与本土经验（专题讨论）两种“中国社会（学）理论”及其再审视摘要：“中国社会（学）理论”主要指由中国学者在中国境内以中文表述的各种社会（学）理论。依据其是否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还是只能适用于中国社会，可以将它们首先区分为普适性的一般理论、领域理论和只适用于中国的“中国社会”理论；依据其构建时所参考借鉴的思想或理论资源，又可以将它们区分为源自中国本土话语和源于西方/国外话语的理论两大类。据此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比默顿模型更为复杂的社会学理论分类模型，并以此对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关键词：社会理论；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理论作者：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必要的张力：社会学思想史的内外之分摘要：作为社会学史的一部分，社会学思想史以思想史或社会学视角研究社会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结合文本解读对思想演变做出解释。既有的社会学思想史研究大体上均可以归类为内部主义或外部主义研究框架，但这两种框架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从美国社会学家卡米克和亚历山大的争论出发，梳理两位学者在解释人物思想形成、社会理论发展和社会学变迁三方面的不同立场，在比较的基础上讨论这场争论与内外之分相关的三项议题，进而对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的含义、具体解释机制以及两者的关系展开阐述。关键词：学科史；思想史；社会学理论；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作者：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9）；许松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悲天与悯人：鲁迅评判艺术正义的两种立场摘要：如同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思想家，鲁迅高度关注社会正义。但鲁迅又是一个以文学家作为其主要职业的思想家，他自然也关注与社会正义有着互渗互动关系的艺术正义。不过，他对艺术正义的评判要远远复杂于他对社会正义的评判，导致这种复杂性的是其评判艺术正义的两种立场：“悲天”的人文主义立场、精英主义立场、启蒙主义立场、开启民智进而鼓励他们参与社会改造的立场；“悯人”的人文主义立场、平民主义立场、复仇主义立场、同情弱者进而希冀他们的心灵受到抚慰的立场。在艺术正义问题上，这两种立场看似自相矛盾，实则辩证统一。鲁迅是民国史上鲜见的既具有高度人文情怀，又具有丰富人文情怀的思想家，正是他一生洋溢着的独特人文情怀将这两种立场统一于其中。与这两种立场互为表里的是鲁迅以不同标准对艺术正义的社会效应做出的价值判断。任何种类的艺术正义都是双刃剑：既有正面社会效应，也有负面社会效应。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以不同的标准来审视同一类型甚至同一亚类型的艺术正义，极可能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鲁迅以其中的两种标准来审视其社会效应，于是便有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关键词：艺术正义；鲁迅；精英主义；平民主义作者：王云，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40）。《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鲁迅摘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在1943年鲁迅逝世七周年发表，与此前解放区举行的一系列纪念鲁迅逝世的仪式构成了一个表意系统，为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重要支持。《解放日报》发表的《讲话》，鲁迅的名字集中出现在7处共计12次，其中有2处引用完全符合鲁迅原意，有5处是创造性阐释，成为《讲话》思想、逻辑和权威性的重要来源。但鲁迅毕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讲话》建构的话语体系，与鲁迅自身的话语结构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冲撞与纠缠，所以《讲话》话语体系对鲁迅话语的收编，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问题。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仪式；话语作者：张全之，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40）;金智贤，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0）。以身体书写复仇——论鲁迅《复仇（其二）》对“耶稣受难”的重写摘要：散文诗《复仇（其二）》改写了《福音书》中的耶稣受难叙事，由苦痛身体所言说的“复仇”以及“仇恨”与“悲悯”构成的两极化情感并峙，使这个文本充满多义性甚至歧义性。鲁迅笔下“人之子”的主体情感在受难过程中的悖反性与基督教殉教传统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同时，《复仇（其二）》与鲁迅其他有关“复仇”和“血祭”主题的文本构成了互文性，其关于复仇的身体性书写最终还是因实存身体的匮乏而难以抵达复仇的完成时态。最后，在以身体为镜像所映照出的“和解”与“复仇”的深层次上，透过“人之子”的无名状态，《圣经》文本被引入现代隐喻语境后的意义失落与赋予被呈现了出来。关键词：鲁迅；《复仇（其二）》；人之子；身体；复仇作者：褚潇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200241）。压抑/解放：鲁迅作品的一组对照摘要：生命力的“压抑”与“解放”是鲁迅作品意义生产的一组重要的对照。鲁迅的写景文便大多取了生命力的“压抑”与“解放”的对照的意义框架。辽阔幽远，气势恢宏，是鲁迅的自然景物描写中承载着“生命力的解放”的时空组合的共同特征。作为对照的另一面，则是既有的旧的语言表达系统的围困所构成的“生命力的压抑”。生命力的“压抑”与“解放”的对照也是《狂人日记》的意义生产的基础。《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篇则展现了被压抑与束缚的生命力，取了怎样的极端扭曲的方式，通过语言表达，释放出来。鲁迅探寻和塑造承载着“生命力解放”的人物形象的努力，一面指向偏僻的民间，一面又向历史的深处掘进。关键词：鲁迅；压抑；解放；对照；生命力作者：曹清华，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广东深圳518060）。汉律的分级与分类——再论秦汉法典的体系摘要：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的三卷汉律简册及其目录，最终证明了汉律不存在所谓“二级分类”。第一卷与另两卷“旁律”、睡虎地77号西汉墓的Ｖ卷与Ｗ卷“旁律”以及益阳兔子山遗址J7木牍律名所反映出的分类，不具有国家立法分类的意义，只是从事司法实务者为存放、寻检律令等便利所作的标识和区分；律学家在此基础之上，又概括出了所谓“罪名之制”“刑律”“事律”等。汉律多以“条”的形式颁行，以“篇”为法定的基本单位进行组织、编联、收存和流布，且有相当的稳定性。汉律并无固定、封闭、完整的类似后代唐律那样的结构，无论是律篇还是律条，都可以随时增减。关键词：简牍；汉律；分级；分类作者：孟彦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暨敦煌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101）。唐长安兴庆宫的政治空间建构与历史书写摘要：兴庆宫本为唐玄宗的龙潜旧宅，开元二年改建为宫。受地理形势、所处位置、功能定位、营建历程等因素影响，兴庆宫的空间布局形成了西门为正与南北分区的特点。唐玄宗营建兴庆宫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求帝王符命，位于南区的龙池由于凝聚了天子气、黄龙等受命符瑞，成为玄宗君臣重点利用的政治空间。为了宣扬兄弟友爱之情，并借之塑造自己的君主德行，唐玄宗在兴庆宫西南角建设了花萼相辉楼。开元中后期，随着诸王的离世，花萼相辉楼承担的政治功能逐渐减弱，但楼体所在的西南角却由于毗邻京城要闹街区的地理位置，成为皇权展示的重要空间。勤政务本楼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并逐渐取代了花萼相辉楼的重要地位。开元天宝之际，龙池符命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玄元皇帝李耳降现真容，兴庆宫北区取代南区，成为兴庆宫的核心区域。由于兴庆宫无法独立承担宫城的全部功能，所以唐玄宗修建了往来于大明宫与兴庆宫之间的夹城。兴庆宫由此与大明宫、太极宫连为一体。安史之乱后，兴庆宫逐渐被称为“南内”，出现在唐人文献之中。由唐入宋，兴庆宫的宫城地位尚未受到质疑，但进入南宋以后，部分史家却认为兴庆宫并非正宫。南宋史家的观点颇可商榷，故未被后世继承。关键词：唐玄宗；兴庆宫；龙池；花萼相辉勤政务本楼；南内作者：李永，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建福州350117）。2020—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评价报告（选刊之四）古籍整理研究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在国学研究关联于民族文化存续振兴的当下，古籍整理研究的对象，即对存世文献的深入发掘和高质量利用，直接影响着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其价值不容低估。我们以两办《意见》中的两条重要原则为指针，从2020—2022年出版的古籍中择取若干样本进行简要评述，梳理从选题立项到落实出版方面的成绩和问题，希望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监管部门应该在怎样的限度内作出宏观把控、学术界和出版企业内部应该在怎样的层面上细分落实，提出一定的参考意见。作者：黎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5）。明清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域外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纷至沓来，对中国学者的明清史研究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如何在外来的理论与思维当中守正创新，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与愿望。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必须依托中国自身的历史文献，从中国历史的经验史实出发，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最终建立起中国史学独立自主的叙事框架和知识体系。回顾研究历程，检讨既有成绩，可以发现许多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明清史研究成果，往往与新材料的利用、新视角的借鉴或新方法（多学科方法）的运用紧密相关。基于此，本文对2020—2022年明清史研究进展的述评，即围绕着新材料、新视角、新方法三个角度展开。作者：游欢孙，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西南昌330022）；温海波，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22）。Title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摘要：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对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整个中国哲学具有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其在这一建制之中的独特展开方式。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立足于此种分割—对立中“真”与“不真”的分别归属；而中国哲学则截然不同，它全体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非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它们不是作为政治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或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出现的，而是意味着哲学与政治、与历史的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而这种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的本质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的独特建制之中。可用“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概括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道器不割、体用不二，以表明这一哲学在根本上处身于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积极地生存于形而上学之外。关键词：中西哲学；基本建制；道—器；体—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作者：吴晓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上海200433）。康德式自由：人类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摘要：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张力是康德哲学乃至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一大主题。康德提出了一种作为“世界知识”的实践人类学构想，在该构想中，自由不是处于本体界当中的先验主体的特有性状，而是生活在自然世界中的人所应达到的道德理想。与康德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相比，人类学中关于自由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解说在终极旨归上是一致的，但却避免了前者当中包含的诸多困难。因此，人类学中对自由的解说更好地体现了康德自由观的真正意义和持久价值。关键词：康德；自由；人类学；机械论；道德性格作者：南星，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100871）。权利开放与农民的共同富裕摘要：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与难点。权利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权利安排和开放差异是导致收入变动差异的关键。通过建立“权利开放与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可从居民经济活动权利、财产权利和基本社会权利三方面，分析权利开放对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各时期城乡改革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及城乡居民权利开放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有影响。基于历史分析的基础，提出未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是加大力度开放农民城市权利，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二是进一步开放乡村权利，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关键词：共同富裕；城乡差距；制度变迁；权利开放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0872）；李昊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劳动合同法》、企业边界与新劳动力二元市场摘要：中国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动者权益、规范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的同时，也促发了“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用工形式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劳动合同法》使中国形成了以不同合约结构为特征的新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从而对中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造成异质性的影响。基于企业边界理论，可得出企业之所以更多采用“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用工形式，是进行边界调整，追求在法律约束下更高生产经营效率的目标使然。但契约密集度不同的企业在调整企业边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不同，从而导致其生产经营效率受《劳动合同法》的冲击也不相同。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可对这一理论分析结论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劳动合同法》对高契约密集度企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更大的负向冲击，这一效应对民营企业和法律执行效率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加显著。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导致低契约密集度企业在员工数量上出现相对下降趋势，其人均固定资本量则出现了相对上升趋势。这些结论在排除金融危机、资本替代劳动等因素之后依然显著。关键词：企业边界；劳动保护；生产效率（TFP）；新劳动力二元结构作者：李井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27）；平福冉，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浙江杭州310022）；朱林可，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流失与再造——基层治权修复的数字化路径研究摘要：转型时期基层政府职能重心从“经济增长”向“公共治理”转型，基层事务的量与责同步扩张，带来纵向权力介入过密化的基层治理能力困境。与税费改革时期基层政权与社会的利益联结机制被瓦解所导致的“政权悬浮”不同，当下基层能力困境表现为过密化治理中基层政权自主统筹属地事务的治权出现流失的问题。基层治权的再造面临条块关系中的治权上浮、属地管理中的治权碎片化、政社关系中治权的新型悬浮化等结构性梗阻。数字治理平台通过技术规则替代科层规则和基于信息的裁量权威生产两个环节，有效修复了基层流失的治权，并呈现出条线压力平衡、属地权威再整合和社会资源汲取等三重机制。基层政权通过技术赋能对治理流程进行局部重构，绕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结构性难题，一定程度增强了基层治理的自主性。但随着基层治理问题愈加复杂化，实质性地再造基层治权还需要体制改革予以更深层次的呼应。关键词：基层治权；治权修复；技术赋能；基层治理能力作者：刘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30）；彭勃，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030）。碳治权建构中的大国竞争与博弈摘要：碳治权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新型权力，其权力建构经历了从社会运动到全球政治共识，再到生产性权力转化的复杂建构过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碳治理的研究，包括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于缺乏对全球经济基础分析框架的运用，难以对碳治权这一权力新形态进行有力的解释。随着低碳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围绕碳治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推动了相应的政治经济议程，彰显了碳治权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上层建筑构建与全球经济基础变化间的互动。虽然世界各国在碳治理上存在着合作与对话空间，但全球各主要国家依然会围绕碳治权中的规则制定、碳金融、贸易标准和低碳技术展开激烈的竞争与博弈，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产业领域更为显著。大国博弈不仅对碳治权的权力塑造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大国基于产业与技术融合的竞争将进一步强化碳治权的构建。关键词：碳治理；碳治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大国竞争博弈作者：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上海200062）；张翌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62）。一种“甜蜜的错觉”：自由意志是刑事责任的基础摘要：学者们专注于刑事责任范式的研究，未加论证但又不约而同认为责任主义的合理性基础为自由意志。普芬道夫研究从“自体恶”的犯罪延伸论述，从来都没有给出一个自由意志的定义和特征，也从来没有否定决定论。对避险的利益比较将康德推向了决定论的边区，人固然是因为自由意志而得到报应，但更是因为报应的威慑“改变”了自由意志。通过司法化证明，刑事责任所依据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一种“甜蜜的错觉”。选择并非意志的全部，犯罪人只是“开端”的主体。自由意志是假设的，被决定往往是现实的，所以表现为内外关系。大量的行为是外在场景、自由选择和内在情感中和的结果。此时确定责任的主要依据是行动被多大程度上被决定或者人有多大程度的自由，所谓规范责任的“他行为可能性理论”“规范响应力理论”等都是自由意志论断的余音。而功能主义所谓的积极的一般预防甚至脱离了“潜在罪犯”的基础而孕育着巨大风险。刑法考察认知活动关键在于“发现关联性”，而因果是负载的链式关系，主要的工作就是“发现和发明中介环节”。尽管有责性往往与个体认知关联，但责任主义应当是刑法乃至宪法都应该遵循的原则，应该脱离个体旨趣，避免恐惧与避免贫困是外界给予的主观压力，维护尊严和自由是基本法意义的客观价值。以因果律前提作为刑事责任基础的决定相当性理论需要考察介入行为的异常性、结果的社会相当性、主体间性以及主客体关系、尊严与自由的基本伦理价值。关键词：自由意志；责任；道义责任；功能主义；相当性作者：孙万怀，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上海201620）。中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摘要：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下，人们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并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发展出不同的语言。各地人群的交往必然导致语言之间的交流与竞争。有四个因素影响或制约语言间的竞争态势：行政权威的强制力量，经济力量的主导作用，语言群体的人口相对规模，语言承载的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吸引与感召力。通过回顾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形成过程，将自秦以后各朝代实施的语言政策归纳为三大类，参考史料梳理各朝代语言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脉络，并讨论相关政策如何影响中华各族的语言使用与政治文化认同观念的演变。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经研究可发现，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多元一体”，庞大的中原人口和汉语普通话是这个“多元一体”语言格局的凝聚核心。关键词：语言政策；“多元一体”语言体系；中华民族凝聚核心作者：菅志翔，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杭州310030）；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浙江杭州310030）。美学与认知科学摘要：美学问题由来已久。而迄今为止的中西方美学原理研究都存在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即经验论思维占统治地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认知思维变革，使美学学科可以依据认知心理学、脑科学等新兴学科的最新成果，告别经验论思维惯性，走出美学学科直接依附于哲学本体论的阴影，在认知思维的层面上重建美学学科的科学性。在此前提下，认知美学的逻辑框架渐已成型，一系列原创的或创造性移植的概念，如审美思维四结构、主体的超越感与补偿律、语图的双重转换等的提出，为认知思维进入美学领域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关键词：美学；认知科学；人文研究逻辑；认知思维；审美判断作者：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200020）。知识观重构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学逻辑摘要：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赖于以“人学”为内核的现代知识观的重构，这种重构集中体现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两个层面上，是朝向“中国”“儿童”与“文学”的现代革新。对于“儿童文学是什么”的元问题，存在着“发现”和“发明”两种知识依据，牵连出“本质论”与“建构论”两种发生路向。儿童文学“不可能性”的提出并非否定其知识的合法性，而是因儿童与成人分立的知识集而引发的认知界限的质疑。不过，在知识传递中这种成人话语的强势绽出，遇合了以思想优胜推导儿童文学发生的逻辑机理，也助益了知识观的重构。新文学知识观的重构为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人学资源及认知装置，而儿童文学的发生又参与了人学知识观重构的现代工程。这种双向发力的机制，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关键词：中国儿童文学；知识观重构；发生学逻辑；人学；知识生产作者：吴翔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金华321004）。汉唐中国的“神剑—王权”叙事及其对日韩越的影响摘要：“神剑—王权”叙事是汉唐中国经过长期政治实践摸索出的旨在神化皇权、树立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从汉高祖斩蛇之“神剑开国”叙事的确立，到中古时期有关神剑与王权关联叙事的演生，再到天师剑等宗教要素之加注，“神剑—王权”叙事日益凝固并渐趋扩散。日本“记纪神话”中的草薙剑及天皇即位仪式中的镜、剑玺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的三个天符印与若干神剑踪影，越南黎朝太祖黎利得剑、印从而“顺天”起兵的相关记述，无不浸透着汉唐“神剑—王权”叙事的影响痕迹。神剑的文化记忆与环游轨迹，不仅映现出古代东亚地区专制王权的内在特征，也展示了汉字文化圈内权势升降转移的一个面向。关键词：斩蛇剑；天师剑；草薙剑；记纪神话；即位礼；专制主义作者：冯渝杰，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副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44）。宋代流人量移考摘要：流人量移始见于唐代，因契合“刑罚差序格局”“恤刑观”“天下观”等传统法律理念，而得以发展与制度化。至宋，由律、敕、令、格、式、例与命令文书共同规制的流人量移法律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在保留唐代遇赦量移的基础上，宋人还增加了乞请量移的途径。但并非所有流人皆可据此量移，其还需满足适格主体、法定刑期与指定期间的法律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流人，多由中央与地方官吏共同确认后，交由地方官吏实际执行，一般以流放地为起点，向量移中心分等级移近。而关于量移中心与等级的确定，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规定。宋人对唐代流人量移规定的承袭与变迁，反映出最初制度设计理想与执行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亦可为唐宋变革论乃至流刑发展规律提供不同分析视角。关键词：流刑；编配刑；唐宋量移；刑罚的差序格局作者：刘安迪，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周东平，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福建厦门361005）。2020−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评价报告（选刊之三）中国哲学研究2020年以来的中国哲学界，论文、著作数量庞大，其中既涉及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也有对中国哲学基本概念的义理挖掘，以及出土文献的义理阐发，还有学者自觉拓展中国哲学外延，可谓精彩纷呈。但是，中国哲学的进步更依赖哲学理论的创造。能够自觉运用中西思想资源成一家之言的成果才能不断激发中国哲学学科的活力。作者：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洪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上海200241）；王晋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Title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从马克思到当代：历史、逻辑与问题意识摘要：在以思想史与社会历史分别为坐标的知识地图中，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可以得到较为合适的定位，其思想在当代的发展也可以在这一知识地图中得到描绘，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发展图景也可以从这一知识地图中去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存在着不同历史时期，每一时期哲学家的思想都是对这一社会时期的展现与反思，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也随着哲学家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批判与反思而展开。描绘从马克思到当代发展的历史、逻辑与问题意识，以便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及其呈现方式，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内在问题，这是今天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应有内容。关键词：知识地图；历史性；社会发展；问题意识作者：仰海峰，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1)。“尊德性”与“道问学”：朱陆之辩及其历史回响摘要：“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中庸》所提出的一种关于“尊德”与“问学”关系的概念，以指谓君子人生修养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人们似乎也从未怀疑过其相互关系。但自从理学崛起，由于讲学与求知需要的凸显，“尊德性”与“道问学”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所谓“朱陆之争”便由此而展开。在朱子包括象山弟子对这一争论的叙述中，已经形成了所谓“泛观博览”与“发明本心”式的概括。到明代，又通过罗钦顺与王阳明之不同走向，转换为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之争。而从戴震到章学诚，则又通过“博”与“约”、“专”与“精”来深化这一问题在为学中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还原于《中庸》之本义，并从儒家超越而又内在的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那么这一近千年的争论也许就可以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头绪，也可以看出现代知识论追求与认识论走向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词：朱子与象山；尊德性与道问学；博与约；专与精；超越与内在作者：丁为祥，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陕西西安710119）。罗尔斯“政治转向”新解——基于马克思意识形态分析的视角摘要：罗尔斯“政治转向”的初衷是为解决内在于《正义论》稳定性论证的一个问题，但它似乎带来了更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重叠共识的可能性难题和政治合法性标准的设定难题。对罗尔斯“政治转向”的已有解读忽视了罗尔斯“政治转向”和西方社会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深层次关联，无法对以上难题提供解答。借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析，可以洞察到：重叠共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政治价值和生活观念都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塑；自由主义政治合法性原则在经济分配方面要求并且只要求社会最低受惠额，是新自由主义转向后西方社会公共政治文化在政治理论上的表达。关键词：马克思；罗尔斯；政治转向；重叠共识；政治合法性作者：汪志坚，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5）。经济增长与环境公平经济增长与环境公平——基于中国开发区政策的研究摘要：区域发展政策作为资源配置的载体需要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协调发展，引导资源配置到生产率高且污染排放低的地区。然而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区域发展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影响，聚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的异质性及其机制的研究也较为匮乏。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可以系统评估开发区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开发区设立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引致环境质量受损，企业工业增加值与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显著增加2.2%与8.5%。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实施的开发区政策能够较好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却带来更多的污染排放从而引起环境不公平，机制分析显示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宽松的环境规制是区域发展政策产生环境不公平的诱因。研究结果揭示出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引致环境不公平，这对于未来探索经济、环保、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不公平；区域发展政策；环境污染作者：陈诗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马倩倩，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政策红利、地理禀赋与增长差异——来自“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证据摘要：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中国当代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0—2019年中国县级和市级面板数据，利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政策冲击和强度DID方法，可从政策红利与地理禀赋互动的角度，揭示地区增长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平均而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与内河航运禀赋的互动，使地区的GDP和人均GDP分别提高了2.49%和2.66%。机制检验发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构成了地区增长差异的重要来源。“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使得货运成本大幅下降，产生了工业集聚、要素驱动和需求引致创新等效应，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了地区增长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处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的地区和低内河航运禀赋的地区，有更快的经济增速。这意味着，如果能够针对各地区的地理禀赋实施相应的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帮助在“三重压力”下找到新的增长动能，而且能够帮助解决区域发展差距过大问题，共同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词：政策红利；地理禀赋；经济增长；长江经济带；内河航运作者：张鑫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后（北京100872）；汤向俊，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江苏镇江212100）；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有经济研究院教授（北京100872）。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民生福祉增进效应——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研究摘要：基于2010—2020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这一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民生福祉增进效应。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民生福祉水平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且2014年以后高于全国水平；(2)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增进民生福祉，且具有城市规模异质性；(3)人口流动、外贸市场、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普惠金融是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路径。据此，应深化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加快转变特大超大城市发展方式，有效促进人口合理流动；着力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内需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创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支撑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区域一体化；民生福祉；共同富裕；长江经济带作者：彭迪云，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江西南昌330031)；冯怡，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南昌330031)；李伊力，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南昌330031)。元宇宙时代的混合价值理论摘要：元宇宙是由多维数据、技术和创意等“合弄”共同编织的价值时空，在蕴含混合价值创造的全新机会的同时，也挑战了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已有的价值理论和治理规则。元宇宙时代价值追求转向包含经济和非经济价值、现实和虚拟价值、现在和未来价值等在内的混合价值。元宇宙时代也重构了混合价值创造、交易和分配方式，呈现出多模态人机共创、去中心化交易、共享化分配等特征。在积累实物资产的同时，也促成了规模化数字资产的形成。鉴于元宇宙时代混合价值实现过程的身份伦理、价值转化、权属认定和价值评估等难题，迫切需要建构与其相适应的治理规则。关键词：元宇宙；混合价值；数字资产；混合价值治理；人工智能作者：刘志阳，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上海200433）；邱振宇，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赵陈芳，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流程式赋权：界面治理如何提升政府运行保障效能——兼论数字界面对组织界面的调试与补充摘要：公共事务的复杂性、科层制政府的专业化分工与民众需求一体化间的矛盾对政府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界面政府理论提供了一种政府改革的思路。通过重构界面，与科层制政府联结，最大化满足民众需求，亦保持政府组织的专业性，提高政府效能。研究表明，界面组织通过流程化的权力配置机制与科层制组织进行衔接，调整体系内权责关系，权责清晰使得各部门间能够有效协作，提高整体效能。数字化发展及其虚拟界面的应用又通过将体系内部分“权力”线上化，将实体界面部分职能“隐身”，有效遏制界面组织本身的行政扩张，使其继续发挥治理效能。关键词：流程式赋权；界面组织；虚拟界面；治理效能作者：朱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机关运行保障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从不完整财产权到完整财产权的诠释：在归属和流转之间摘要：财产权的嬗变既夹杂着“从身份到契约”的逐步过渡，又包含了“从契约到身份”的部分回归。在古今中外的财产治理命题中存在诸多形态的财产概念，由此产生了何谓完整财产权的学理追问。通过对不完整财产权规则演变的梳理，可以有效洞见不完整财产权的基本样貌。总体而言，财产权规则的跃迁轨迹并未脱离利益保护的基本框架，也并未颠覆人与人之间交互的利益关系。不完整财产权之间虽然内容有别、规则有异，但无论是权利归属的演变，抑或是公法义务的消长，都无法跳脱出完整财产权的三个维度，即静态归属、动态流转和利益衡平。静态归属之维包含着对归属利益格局的维护，体现着对应然利益的确认；动态流转之维呈现为对流转利益的保障，划定着现实交易的利益边界；利益衡平之维囊括了对未来利益的期许和限制，意味着对财产利益的索取当有据可依。关键词：所有权；不完整财产权；数字财产权；关键性联系作者：张伟，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18)；吕铖钢，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特聘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18)。家与社会治理：价值、方法、对象和主体摘要：近年来，宅基地重新分配、农房改造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田野调查发现：相关社会政策在基层的实践一方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不经意地以老人的离家出走为代价，老人被迫进入老年公寓或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养老院。但相异的养老机构给老人提供的重建“家”的条件各不相同，硬件设施越完善的养老机构反而越远离老人“回家”的期待。农村老人的此类遭遇引出了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价值源泉、方法、对象和主体四种。社会治理应该尽可能呵护家庭价值，尊重家庭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避免对家庭价值和家庭主体的分化性利用，防止治理理念上的家庭隐喻与治理实践中的家作为工具的分裂。关键词：家；社会治理；养老；农村；过度治理作者：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200444)；郭琦，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4)；符佳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444）；王东晖，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444）。观念艺术的生成与内涵及其革命性意义摘要：从行动绘画发展出的两条路径分别衍生出想法类和行为类两种最主要的观念艺术，观念艺术形成主要源自三重面向，首先是观念艺术家对架上绘画的质疑和反叛，他们力图走出画布，将艺术逐渐智性化、观念化；其次，观念艺术冀望以纯粹的、完全非物质化的材料呈现，从而阻止艺术的商业化倾向；最后，它还源于超越60年代艺术对实物的痴迷这一愿望，有着一种强烈毁像运动的倾向。这些自觉的艺术追求使观念艺术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内涵，即在创作理念上遵循以“理念观念为王”的核心原则，不拘一格地寻求与理念观念相契合的媒材，将语文重新引入到美术之中，在制作和展览上突破了传统的博物馆美术馆限制，抵制艺术品的普遍商业化。观念艺术作为发生在艺术领域的一场“行动”或“事件”，它使现代艺术从视觉表现转到了观念表达上来，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艺术分类和各种不同艺术之间的界限，而且让生活直接成为艺术，艺术直接生活化，从而对既有的艺术象征秩序构成了全面质疑和彻底颠覆。关键词：观念艺术；生成；独特内涵；行动；革命意义作者：肖伟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4)。美学的两个维度摘要：美学应当具有两个维度，即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学和作为生活/文化的美学，或简称为“系统美学”和“审美文化”。系统美学属于“理”的研究，审美文化属于“事”的研究；系统美学的言说方式是美学概念、命题、论证，审美文化的言说方式是审美意识、警句、描述。为美学扩充一个审美文化的维度，就能超越美学的知识论取向，并化解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超越美学的知识论取向，并非否定美学是科学或知识，而是主张美学不必囿限于科学或知识。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学源于西方，作为生活/文化的美学则是非西方文化也拥有的。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应当承认古代中国已有了美学。“中国美学”同“日本美学”一样，通过美学的审美文化之维而获得合法性。“中国美学”也有两个维度，即古代审美文化的维度和现代系统美学的维度，前者无需索要普遍性，后者亦可追求普遍性。关键词：系统美学；审美文化；日本美学；中国美学；普遍性作者：郭勇健，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视觉修辞与《晋察冀画报》的“解放”书写摘要：作为革命话语对大众传媒的征用与改造，《晋察冀画报》不仅代表着革命话语与群众路线对抗都市消费话语的成功实践，也创构了20世纪上半叶“解放”观念视觉表征的审美范式。无论是双语结构的“图—文”互文、主题与图像形式的对比性设计抑或象征民族精神的隐喻符号的呈现以及人物肖像特写的神话性建构，其修辞性的视觉表征架设了影像形式与政治鼓动之间的潜在关联，使得基于修辞的视角理解画报意指成为可能。而“摄影武器论”与“延安文艺讲话”则从语境层面铺垫了“解放”观念修辞表达的深层动因与内在逻辑。《晋察冀画报》的“解放”书写与其说是晚清至民国画报启蒙表征的基因使然，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权力话语进程中提升自身文化配置的内在诉求，其对视觉文艺观及大众文化观的接纳与改造不仅成就了《晋察冀画报》的价值定位，对当代中国的视觉文艺建设同样不无启发。关键词：《晋察冀画报》；视觉修辞；解放；启蒙；视觉文艺观作者：张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教授（广东广州510420）。北周武帝之死及其宗教文化政策摘要：北周武帝死于慢性砷中毒，对北周武帝遗骸的生化与基因检测，可以确定其死因，并根据分子生物学复原其头像，给中古史研究提供确凿的新证据。这是重新认识该时期政治进程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钩沉佛、道文献记载，考索武帝与道士及服食仙丹的关系，判明其身边有一个道士群体，分为炼丹术士和具有理论的道士，他们都激烈地排斥佛教。然而，武帝禁佛并非如通论所认为的由道士挑唆所致，而是谋虑甚深的政治决断，目的在于通过尊崇儒学给北周政权建构国家文化，并通过禁佛而自居中华正统，确立政权的合法性，推进胡汉融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凝聚力。这一政策被隋唐王朝所继承，成为重塑国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方向。关键词：北周武帝；佛教；道教；丹药；灭佛作者：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上海200433）。中原文化认同视域下辽代卤簿研究摘要：卤簿作为帝王以及王公贵族、大臣等外出时的车马仪仗，是古代社会国家权力的象征及皇权物化的表现。关于辽朝卤簿的相关问题，当前学术界鲜有涉及，对于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从辽朝卤簿来源及其车舆形制出发，可以探寻辽朝卤簿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关注辽朝卤簿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华文化认同等问题；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解读，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关键词：中原文化；认同；辽代；卤簿作者：杨蕤，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宁夏银川750021）；马宏滨，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宁夏银川750021）。清初徽州基层行政与官绅关系摘要：受到明清易代的影响，清初徽州一度面临兵燹寇乱，民众惊窜，纷争加剧，政局更替，奸胥扰索等动荡。清初顺治、康熙间，徽州府县大力开展基层行政和地方治理，借以恢复乃至稳定社会秩序。总体而言，清初徽州的基层行政和地方治理，很难突破有明以来相对成熟的制度框架，而在实践中明显体现出清承明制之特色。《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涉及清初地方社会诸多实态的记载，特别是翔实呈现了婺源县官府与地方绅衿之间的激烈矛盾，这种矛盾既是晚明以来士风在清初的延续，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初徽州生员群体在参与地方事务中的境遇和实态。关键词：明清易代；徽州；基层行政；官绅关系作者：刘道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安徽芜湖241002）。2020−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评价报告（选刊之二）西方哲学研究从总体上说，2020年以来，国内外国哲学的研究出现日益精专化的趋向。我们大致将西方哲学研究范围分为三大板块：古代哲学、近现代欧陆哲学，以及英美分析哲学。我们将根据自己的管见，择要予以展现与评论。作者：徐英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200433）；王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王纬，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Title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人工智能与社会认知（专题讨论）图灵测试与社会认知摘要：图灵测试是AI的哲学基础，曾一度激励了AI的发展。今天，一些人仍将它看作AI的“黄金标准”，但更多的人认为它已然“过时”。那些对图灵测试的批评源于对它的误解，其中包括行为主义、取消主义、归纳主义解读。一旦这些误解得以澄清，批评也就失效。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图灵测试的支持者，也大都未能领会它所蕴含的深刻洞见。这个洞见就是，智能是个“情绪概念”。与智能的“情绪概念”相匹配的是对图灵测试的反应依赖解读。普劳德富是此立场的当代倡导者。不过，她对反应依赖解读的表述是有问题的。机器要通过图灵测试就需要具有与人类相当的社会认知能力。这告诉我们，要建造具有真正智能的机器，其关键在社会认知，而非像很多人所想的那样，重在对智能的隐匿本质给出计算解释。关键词：人工智能；图灵测试；情绪概念；社会认知作者：王华平，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广东珠海519082）。机器遭遇他心：人机互动时代的社会认知摘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社会机器人正坚定地从虚构走向现实。随着复杂的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社会机器人的开发亟需妥善处理机器人、人类和情境的关系。当前，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解决人类如何感知并与这些智能体互动，以及人脑在多大程度上将智能机器纳入人类社会环境等问题。人类与机器人互动的最新发现、当前挑战和未来方向呈现出跨学科视角的复杂性，并逐渐衍生出人机互动与社会认知的互惠约束问题，具体涉及人机互动的拟人化以及第二人称特征。相关思考酝酿出人机互动的社会神经科学框架。该框架聚焦拟人化人机互动在非言语交流上的多维空间与特征相似性，并借助第二人称神经科学范式比较了人−人互动和人−机互动的神经机制。机器他心的未来仍有待整合来自认知计算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等不同但互补的研究领域的发现，从而重塑社会机器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潜力和限制条件。关键词：他心问题；社会机器人；人机互动；社会认知；拟人论作者：陈巍，绍兴文理学院心理学系教授（浙江绍兴312000）。现象学形而上学的第三种可能——舍勒现象学的实在问题研究摘要：实在问题在现象学形而上学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该问题或是作为现象学开端就需要克服的障碍，或是作为现象学追求的最终目的，但无论如何该问题都在规定着现象学的方向。胡塞尔的先验还原从一开始就要悬隔实在，而后在纯粹意识基础上重新将之构造起来。海德格尔则将提出实在问题看作哲学的耻辱，根本上将之消解为存在者的一种存在方式。只有在舍勒的哲学中，实在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其哲学中的积极问题。在其进入现象学之后，更是尝试在现象学上用抗阻来阐释实在。在最后舍勒还基于对实在问题的探究，确立了意欲与冲动的基础地位，在现象学上恢复了一系列形而上学的论题，并批判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开创出现象学形而上学的另一种新形态。舍勒后期的实在思想成为当下讨论现象学形而上学的新资源。关键词：实在；意欲；现象学形而上学作者：尹兆坤，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陕西西安710119）。数字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实践（专题讨论）市场型计划经济：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图景摘要：市场型计划经济是一个既有别于纯粹市场经济，也区别于市场和计划相混合经济，更不同于政府官员拍脑袋的行政型计划经济的范畴。数字经济未来发展导致市场型计划经济模式，是以厂商能够获取完全信息为基本条件，以新科技成为市场资源配置主角以及整个社会实现顶级科技水准为前提。市场型计划经济之所以被视为一幅图景，是因为它具备了理论探索价值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又不具有现实意义的缘故。针对大数据时代资源配置方式有可能会改变的情况，我们需要搞清楚信息是不是完全来源于大数据以及怎样来源于大数据，需要弄明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会形成什么样的科技水准，需要解说人类挖掘和搜集大数据的方法、途径和技术条件配置，需要解释数字经济未来发展将会使以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手段为载体的“算力和算法”推至什么样的高度，需要解释“算力和算法”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才有可能准确预判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结构。通过重点分析人类挖掘、搜集、储存、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大数据的科技水准变动，力图通过顶级科技水准对市场型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实现的逻辑进行考量。关于对数字经济未来发展与市场型计划经济图景之相关性的探讨，不夹带任何主张计划经济的思想倾向。关键词：数字经济；市场型计划经济；顶级科技水准；大数据；人工智能作者：何大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浙江杭州310018）。大数据驱动与经济发展：理论机制与规制思路摘要：大数据是数字时代的专有名词，其内涵具有显著的学科差异性。从经济学角度看，大数据可区分为代表商业机会的流量和促进供求一体化的深层信息两种衍生品形态。虽然流量和深层信息都是稀缺的生产要素，但它们的内涵表现、本质属性以及经济效应却完全不同。通过对数字经济理论机理的探究，传统经济理论中以协调供求关系的边际利益均衡机制和以驱动经济增长的货币流量机制都无法适用数字经济，取而代之的是以大数据为核心的利益共享协调和社会再生产两大独特机制。其中，大数据利益共享机制包括流量的需求改善效应和深层信息的供求创造效应，前者属于价值转移问题，表现为电商间收益的结构变化；后者则属于价值创造问题，根源在于深层信息对产品供求关系匹配的优化。大数据驱动的社会再生产机制揭示了数字时代的经济增长内核，明确了国民经济循环能力与扩大再生水平取决于大数据深层信息的积累及作用。对两大机制结合分析，得出了数字经济中垄断与竞争互为条件的重要结论。由此引申出要对数字时代大数据的运用实施管理，就必须解决好引导平台商更多依赖开发深层信息而不是靠流量获取收益，为此需要对平台市场结构，大数据衍生品规制以及大数据深层信息开发激励等方面做好规制引导。关键词：大数据；经济增长；理论机制作者：胡晓鹏，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徐群利，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20）。“算法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摘要：“算法革命”作为一种超越以往技术创新的生产力革命，重塑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生产力要素及其内在结构，即数字劳动成为人类劳动的一种新形式，数据成为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新劳动对象，数字劳动资料成为人类劳动资料演变的最新形态。然而，私有制主导下资本主义仍然以掠夺剩余价值为根本目标，并无法形成真正的有利于生产力进步的先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且形成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中的算法监控、交换关系中的算法垄断、分配关系中的新不平等及消费关系中的算法歧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算法革命”具有相统一的进步性和动态适应性，为“算法革命”的发展提供了进路。关键词：算法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作者：马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陈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中国非常态制度的形成与转换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的圭臬。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非常态制度形成和发展，亦成为中国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制度创新。“平战结合”“专常兼备”等均被视为国家进行非常态治理的宝贵制度资源，但少有研究解释这些制度的形成、转换以及背后的功能机制。基于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管理的案例发现，中国针对重大风险的制度实践多起源于临时性的事项应对，并遵循了事件应急、组织嵌套再到制度嵌入的变革脉络。这一过程包含三种稳定而重复的功能机制：首先是灵活衔接机制，国家将与新风险相关的含糊不清，以及为控制风险而采取的措施转化为运营和战略；其次是风险转译机制，即将各类风险组织化来重新分配责任；最后为制度嵌入机制，将风险相关主体和资源常态化的分配职责，嵌入在常规的组织运行体系中。以上述机制为核心的非常态制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路径，超越了西方“风险事件回应—行政体系应对—个人风险转化”的传统范式。关键词：风险；国家治理；非常态制度；应急管理作者：王刚，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山东青岛266100）；宋锴业，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青岛266237）。西方政党政治现代化中的“迷思”——基于一种“政党计算”范式的比较分析摘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算法等技术在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广泛应用，政党竞选和运行过程中“计算化”趋势愈加显著，进而建构出一种“政党计算”的认知图式。“政党计算”之图式包括两重面向：一种是政党在政治竞争中的理性选择、利益博弈的政治计算；另一种是政党在技术变革中的技术赋能、能力迭代的动态计算。一般来说，技术的累积创新突破会深刻地改变经济社会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驱动政党政治和“政党计算”发展演变。关键词：政党现代化；认知图式；“政党计算”；制度创新作者：阙天舒，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教授（上海201620）；方彪，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1620）。私密信息合理使用规则及其优化路径摘要：在信息社会，私密信息处理甚至合理使用成为一种常态。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存在争议，《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则保持沉默。信息处理者因公共利益等原因使用私密信息导致其与信息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白热化趋势。域外在私密信息保护及其限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终因相关制度的固有缺陷未能较好地达致私密信息保护与利用的衡平。基于私密信息与个人信息的特殊关系及私密信息与个人信息、其他人格要素的三重逻辑，私密信息合理使用具有正当性。为应对私密信息合理使用遭遇的系列法律困境，可以参照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指导私密信息合理使用，体系化构筑私密信息合理使用标准，类型化构造私密信息合理使用的具体规则，完成私密信息合理使用的制度化建构。关键词：私密信息；保护；合理使用规则；优化路径作者：杨显滨，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上海201620）。艺术市场研究与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摘要：出于“反市场”“去市场”“学科分工”等倾向，艺术市场研究在新兴的中国艺术社会学中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但是，艺术市场不仅是现代艺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艺术界”的运转中轴，深刻影响和塑造了艺术界的组织结构、权力格局与运作机制，对其展开研究本是艺术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将艺术市场带回中国艺术社会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探索具有社会学学科自觉的独特研究方法、视角与进路，另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经验与实践，把握市场的形成机制、变迁机理与发展特点，同时确立面对社会与艺术本身的总体性问题意识。以艺术市场研究为抓手推动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有助于突破当下艺术社会学研究中所面临的“重思辨轻经验”失衡格局及学科定位较为模糊的双重困境，建构中国艺术社会学的经验品格，推动艺术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且在与相邻学科的比较和对话中明确自身的学科定位，建立属于自己的研究视域和学术范式。关键词：中国艺术社会学；艺术市场；艺术界；学科定位作者：闻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100872）。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摘要：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关键词：扬·阿斯曼；文化记忆；口述；文本记忆作者：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732）。科学与艺术研究（专题讨论）论科学发现中的审美赋能摘要：在当下大学教育系统中，理工科（理工农医等）大学生需要美育吗？这个问题进一步的追问是，审美能力的提升对于科学研究有所助益吗？本文以伟大科学家的经历和经验为分析对象，通过这些科学家的典型案例和经典话语，深入论证了美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许多科学家的伟大科学发现范例中，存在着复杂的审美赋能功效。科学家自有“爱美之心”，科学研究遵循“美即真”逻辑，科学思想传播需审美表达能力，这三个层面的分析有力确证了通过美育来实现审美赋能的必要性。关键词：美育；审美赋能；科学研究；美即真作者：周宪，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江苏南京210023）。人工智能艺术的阐释学问题摘要：AI艺术作为一种由人工智能遵照算法程序而创造出的全新艺术形态，在“作者”的意识与创作意图、“作品”的创造性与创造本质、“理解”的语言与意义等三个方面体现出与人类艺术不同的阐释学特征。大体来讲，AI艺术的“作者”意识是一种拟人脑意识的双向信息反馈机制，它使得“作者”创作的“机心”趋同于“文心”，并萌生与“文心”相应的创作“意图”。AI艺术的“作品”创造性是智能程序基于原始素材与目标意图的比较修正而实现“藏艺于器”“藏礼于器”的表征，它基于信息的渲染匹配与设定目标的不完全吻合性而创造出出乎意料的形式与内容。AI艺术“理解”中的语言与意义，则潜在于算法系统的三重生成逻辑中，即对算法“指令”作“说明”、对语言“程序”作“解释”、对AI艺术一切内在要素作基于“说明”之上的“解释”。AI艺术的意义总体上源于一种客观化的主观阐释，其意义诞生于对语言符码的“指令说明—程序解释—意义赋予”循环阐释，并与人类如何在全新生存语境下重新定义经典艺术的相关概念攸关。关键词：AI艺术；意识；创造性；语言；意义作者：谷鹏飞，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27）。不同于艺术范畴的美育可能性——论设计作为一种美育路径摘要：美育作为育人的重要内容，是人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当下以艺术教育特别是高雅艺术为主的美育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将设计引入美育的领域能够拓展美育的边界，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补充。设计具有的融合性与开放性能够为美育敞开更多可能性，设计介入美育有其不同于艺术的重要意义。将设计感作为在美育中涵育设计素养的基础，能够丰富美育的内涵，加深对美的感知。设计的人本主义精神也与美育内在的人文性，涵养人格的终极目标相符合。关键词：设计；美育；设计感；设计素养作者：左漪漪，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实践——以日本情感史发展为例的讨论摘要：近年来情感史成为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在世界各地兴起，日本也不例外，其情感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有着不遑多让之势。情感史在日本史学界的发展，与其史学现代化和职业化的特点有关。自19世纪末开始，学院派史学之外的“新闻史家”和“民众史家”，十分活跃。二战之后，在民俗学、人类学的帮助下，“民众史”的发展颇具声势，并与法国年鉴学派阿兰·科尔班（Alain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交换价值：从“为人”的用在性到“为财”的等质性的转换——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研究摘要：劳动塑形物品所获得的使用价值的物性方面，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只是当它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比如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下，它成为交换价值关系的物质基础时，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一种劳动对象化在物品上的人与自然的需要−效用关系，转向与此相同关系交换的另一种人与人的物品所有权变易关系，这是马克思后来经常指认的商品存在的神秘性的缘起。商品交换活动历史地现实抽象而成的等价关系，在充当实体商品的现实交换过程中的中介时，它又不得不重新反向对象化为可见的第三物——货币。价值关系不是物，但它却通过货币的对象化物性实在表现自己，使之成为一个与商品自身不同的东西相对立。这就是经济关系中出现的现实价值关系异化，而当人所创造出来的“奴仆”却成了万能的金钱驱使和支配我们，我们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时，这就是敌我性的货币权力异化。关键词：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用在性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23）。古希腊智慧观念之起源与明智论的生成摘要：通过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可以揭示古希腊人智慧观念的起源，展示古希腊哲学家建构明智德性论的过程。智慧和明智等词汇在荷马史诗等文献中有相关踪迹，荷马时代古希腊人的智慧观念具有双重内涵，即知识意义上的智慧和道德意义上的明智。到了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智慧和明智的观念经过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众多哲人的反复提炼，形成认识论的知识概念和伦理学的明智概念。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性思辨的智慧与道德实践的智慧，前者要求有直观的理性和第一因的严格知识，体现于思辨科学中；后者就是明智或审慎的道德品质，表示过度的小心与鲁莽之间的中庸之道，与生活实践的行为有关。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通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建构了明智德性论，作为其德性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词：古希腊哲学；智慧；明智；明智论作者：王晓朝，浙大城市学院特聘教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15）。社会之镜与先验理性：斯密与康德道德哲学比较摘要：斯密与康德是欧洲启蒙时代两位深具影响的道德哲学家。斯密承袭苏格兰启蒙哲学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注重道德情感的心理分析，从植根于人的社会性的“同情”心理机能，以“主体间”的社会之镜为道德判断的根据，寻找“道德感”的源泉和心理基础。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则以“主体内”的先验理性为德性之本，以先验的纯粹实践理性为“道德律”的根据。斯密以“合宜性”为中心的伦理学与康德“义务”至上的伦理学，表征着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与德国理性主义伦理学之低调道德观与高调道德观的分歧。关键词：斯密；康德；同情；先验理性；合宜；义务作者：高力克，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浙江杭州310058）。三大变化与重振中国经济应对之策的思考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未出现重大好转，其中有疫情和外部经济形势冲击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近些年逐渐积累起来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三大重大变化：（1）中美两国大国战略重大变化；（2）政府监管和政策变化过多、过频、过急、过激；（3）观念性因素和社会舆论导向发生偏差。正确应对这些重大变化，需要回到常识和基准，回到历史、逻辑和实践，需要关于市场经济的再次思想启蒙。无论是稳住经济社会大盘、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关键的是要依靠基石性的好的营商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而不是多变、易变、时刻改变的政府政策。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改革开放以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通过制度固化下来才是提振信心、增加信任、稳定预期的关键，要充分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极度重要性，充分认识社会伦理规范在市场经济中的极度重要性，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键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作者：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湖北经济学院财经高等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以外卖骑手为例摘要：新业态下的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力量，尤其在疫情期间，为稳定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社会各界对灵活就业和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以及对灵活就业者自身和对城市的作用都还不甚了解。为此，以外卖骑手为例，利用覆盖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数据可对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灵活就业时间里的“学习”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工作满意度，并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未来的职业发展。研究结果提醒我们，需要重视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看到灵活就业对于外来移民扎根城市、融入城市的积极作用。关键词：灵活就业；平台经济；学习效应；城市发展作者：夏怡然，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浙江温州325000）；魏东霞，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521）；严功翠，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上海200030）；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200030）。历史经验中的人本与信用——以近代钱业与信用贷款为例摘要：传统商业信用贷款和以此为基础业务的钱业支撑着近代民间商业的金融活动。钱业的信贷业务基于一个以“人”为核心的信用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意、人情和非理性。钱业对业务风险的控制体现在对人的谨慎调查、对商情的审慎敏感、严格业务流程以及行业组织的约束。这些也是中国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钱业繁荣的基础。银行与钱业差异与矛盾的背后，是“人”与“物”在金融业中的不同历史经验的体现。19−20世纪单一的现代价值在经济实践中的扩张，造成了对以钱业为代表的传统经验的不解和忽视，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艰难与复杂。关键词：钱庄业；商业信用贷款；近代金融；本土经验；人与资本作者：孙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100872）。从“连坐”看传统中国的群己关系摘要：连坐亦称株连，泛指因当事人犯罪而连带惩罚其所有特定关系人的制度，它包括缘坐、伍坐和职坐三种基本形式。缘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惩罚与其有血缘关系之人，伍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邻里关系之人，职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职务关系之人，它们分别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邻里，以及个人与同僚的关系。连坐是因个人犯罪而对特定共同体内具有连带关系者的集体处罚，它是君主专制的伴生物和重要制度安排，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残暴的群体性惩罚来扑灭任何对现存政权的重大威胁。更进一步说，连坐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个人−群体关系模式，它清晰地折射出了传统中国以家族本位、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为基本特征的集体主义群己关系。连坐制度极大地强化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对个体的束缚，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中严重人身依附的结构基础。关键词：连坐；缘坐；族刑；伍坐；职坐；保甲作者：俞可平，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时代命题与实践导向——议题视角下的百年中国政治学进程摘要：返本开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路径。现有研究已经从学科、范式等视角，较为系统总结了百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时代议题如何因应实践需求进行自我更新，同样是思考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的重要途径，也可以揭示出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变”与“不变”的节律。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政治学先后经历了从现代建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学科的主要议题。这些议题既展现了政治学自身的理论关切和独特的知识建构方式，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学始终与中国政治发展命运与共，相互给予。中国政治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并逐渐构建起回答中国之问、开展国际对话的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应该更加自觉地回应时代要求，在不断更新、完善和发展中建构学科自主性。关键词：中国政治学；百年进程；时代议题；实践导向；知识建构作者：许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杨雪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北京100084）。城市更新的法治逻辑：利益平衡与程序构造摘要：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我国城市更新政策的本土化实践，尚未进入全面的法治化轨道。城市更新存在着复杂利益难以调和与社区居民权益保障不足，这共同构成了城市更新的“法治赤字”。城市更新的争议根源在于不同类型的权利冲突。在具体场景中判断社区居民各类利益诉求的重要性可以实现对复杂空间利益的权利化证成，进而确认相关利益得以进入法律的保护范围。城市更新需要引入分配行政理论，行政机关应当打造以利益汇集为核心的正当程序，构建区分化的程序机制，推进利益相关者的互相信任。在利益分配程序中，行政机关应当以权利的抽象重要性为判断标准，运用比例原则的分析方法，坚持受益者出资原则，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补偿与运营，履行住宅权保障的国家给付义务，从而实现社区空间利益分配的再平衡。关键词：城市更新；利益平衡；分配行政；正当程序作者：林华，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教授（北京100088）；金麟，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研究助理（北京100088）。公法介入私域：平台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摘要：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本是私法问题，公法介入保护需审慎，公法保护个人信息不能仅基于功能主义，还应基于规范主义考察。在场景构造上，个人信息可能关涉公共利益，平台也可能因履行公共职能而做出国家行为，公法只有基于公益维护和针对平台国家行为才可介入。保护路径方面，当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时，行政主体可采用事前许可、事中监管与事后处置等方式保护个人信息，个人、检察机关也可提起行政诉讼督促行政主体履行保护职责。当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可将公法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适用于平台行为和损害救济。公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应确立合理限度。公法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应以平台违反公法义务或违反私法义务达到一定规模为前提，公法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应只对平台准行政行为渐进适用公法。关键词：个人信息；平台处理者；公法保护；公共利益；国家行为作者：韩思阳，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4）。行政与自治之间：社区财政的二元属性及其治理机制摘要：财政是公共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但当前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普遍缺乏财政维度。与正式的政府财政体系不同，社区财政具有二元属性，兼具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与社区共同体的自治属性，形成了“非相容多元委托”的组织现象。二元属性使得社区财政体系可能出现治理导向的摇摆：或者是按照政府财政的方式“过度行政”监管，造成财政资金难以与社区治理需求融合，有财而无政；或者是将财政资源简单下放给社区而“过度自治”，造成社区公共资源退变为精英谋利。通过对西南某市社区公服资金十余年的历程分析，探讨社区财政的复杂性，并从中分析兼顾二元属性的治理方案。从实践来看，有两类治理机制可应对上述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建设，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平衡行政与自治的要求；二是治理程序建设，以行政程序保障社区自治要求。但两者都可能出现目标替代问题，社区财政的公共性建设还需要社区共同体治理能力的实质提升。关键词：社区财政；二元属性；治理主体；治理程序作者：陈家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23）；刘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2）。金融治理的社会学探究：一个多层制度分析框架摘要：对于理解金融治理的复杂性而言，金融学既有的金融监管研究思路尚存不足，迫切需要其他学科视角、理论和方法的介入。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制度分析各有比较优势，同时又存在互通互鉴的理论空间，二者的深度融合可以为理解金融治理现象提供更具基础性和分析性的理论工具。借鉴威廉姆森的多层次理论模型思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脉络进行尝试性融合，建构“制度环境—治理体制—合约安排”的三层制度分析框架，并对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的网络借贷治理现象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多层制度分析有助于解释单层制度分析难以完全覆盖的现象，揭示不同层面制度的影响范围、界定内容、变迁速率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为打开金融治理黑箱、理解金融治理复杂性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路径。关键词：金融治理；多层制度分析；制度环境；治理体制；合约安排作者：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专题讨论）编者按：近年来，“跨学科”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知识生产：概念与方法理论唤魂：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摘要：审视“现代”，存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基本进路。人文科学不仅与“现代”同时发生或出场，也成为论及“现代”蔚为大观的学术体系。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是一种倾向于事实描述、比较分析、总体肯定的进路；社会科学中的实证方法，一方面力图给人们展示一幅真实且准确的现代画面，另一方面则仿照自然科学对现代进行数学化或数字化的描述分析。两者相依而立，分别促成了社会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大理论与小理论传统。“现代”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的利弊相伴而生。仅就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来看，需要合理校正与反思超越。藉此，审视“现代”的社会科学眼光，不仅促使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视界融合，而且促使社会科学再次与人文科学进路接榫。关键词：现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量化研究；唤魂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北京100084）。法学方法论的属性定位、发生契机与体系构造摘要：对法学方法论的理解必须回归到其本初的含义，即指法学研究的方法论，以此它与研究司法实践的法律方法论明显不同，将法律方法论直接用来指称法学方法论，将使法学研究的方法论无立足之地。同理，“法教义学”本身即可以视为一种独立的法学研究方法或者说法学方法论的一种类型，以法学方法论对其命名实为“画蛇添足”。法学方法论立基于具体法学研究方法之上，是对法学方法的体系构建与理论说明，指引和推进着法学研究的发展。从发生学意义上看，法学方法论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意在使法学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法学研究主体对于法学研究科学性、实践性、历史性的主观追求以及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用新的法学方法论创新法学理论的客观需要，使法学方法论脱颖而出并成为科学方法论中的一种独特类型。就体系构造而言，法学方法论包括法学研究的哲学预设、逻辑起点、分析视角、基本模式、主要范式、研究路径、主要方法、基本程式八个主要部分。它既包括法学研究中基础预设的铺陈、法律人逻辑起点的设定、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探讨、法律上人的模式的推演，又有个人本位的范式定位、价值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以及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检验标准的归纳。关键词：法学方法论；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发生契机；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体系作者：胡玉鸿，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042）。过程和情境：求真的社会科学因果方法摘要：新时代社会科学研究如何进行通则性和特殊性解释的权衡？通过对机制因果和反事实分析主导下的方法论探索，归纳出基于过程与情境两种透视复杂现实世界的因果推断策略。在过程策略下，质性研究通过关键证据、长链分析等方式串联理论与研究对象。而在情境策略下，量化研究借助对干预机制、中介过程及未来状态的分析识别因果关系的核心效应。沿着过程和情境两种策略，社会科学经验研究能够形成证据与假设间更为紧密的联系，达成面向现实情形的特殊性因果解释。在这一预设下，借助费孝通《云南三村》与《江村经济》的研究，呈现过程和情境的因果推断策略如何应用于现实分析之中，以启发学者认知新方法潮流下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关键词：机制因果；反事实因果；过程策略；情景策略；费孝通作者：臧雷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北京100091）；朱逸飞，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汉语−思想秩序与上古神灵系统摘要：汉语−思想秩序乃是当今汉语哲学一个问题丛生、内容丰富且极具基础重要性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展现为富有成效的方法。从此入手并以此为纲对上古汉语思想的重新考察，澄清和追复了上古汉语精神世界及其两大组成部分即神灵系统和心灵系统；通过分析和追溯上古汉语神灵系统核心词语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梳理出相应的观念秩序以及这种秩序的变动，揭示了上古汉语思想的主体结构及其变化大势。顾颉刚否认神灵系统为贯穿上古汉语思想的根本因素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支柱，其原因在于缺乏清楚地认识汉语−思想秩序的约束性的有效方法；余英时对上古汉语人神关系以及“绝地天通”的错误判断，亦缘于其失当的方法和模式无法全面地理解上古汉语的词语−思想−社会秩序的直接关联，无法中肯地把握上古汉语神灵系统和心灵系统的最终指归。关键词：汉语−思想秩序；精神世界；神灵系统；心灵系统；天；鬼神；超越；现世作者：韩水法，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科学革命与哲学的可能——围绕认识论/语言论转向的元哲学思考摘要：在科学革命背景下审视近代以降哲学的“认识论/语言论”两大转向，其实质是哲学于丧失直接言说关于世界的哲学−科学真理的权威后转入二阶反思性分析话语，同时，科学在思想领域的强势影响，还导致以英美哲学为代表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与进路。如果说，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哲学话语的退场或有其学术必要性与现实合理性，那么，在自然之外的人文领域，哲学与艺术则如海德格尔所说有亲缘关系，共同承担揭示与言说真理的使命。在哲学与真理传统关系的背景下，真理哲学与哲学真理皆为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并且以后者为本位。为科学提供背书式哲学论证，以科学真理为样本理解哲学真理引喻失义，不足为训。关键词：元哲学思考；认识论/语言论转向；真理哲学与哲学真理作者：周建漳，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挑战与对策摘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为政府+新型分配机制+高水平开放”这个具体的制度框架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的框架和内涵，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如市场化改革领域界定模糊、市场分割、对内对外开放不对称等。未来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直面来自国内外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如全球产业链重组、国内市场主导格局形成、产业政策转型、收入分配调整等，并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产业政策；高水平对外开放；收入分配改革作者：刘志彪，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京大学教授（江苏南京210093）。行为经济学半个多世纪的演进：范式转换的历史轨迹摘要：老行为经济学向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演变，本质上是一种新理论范式的形成过程。老行为经济学试图通过心理视角来诠释一些经济现象，但缺乏完整的独立的理论逻辑体系。现代行为经济学看似源于老行为经济学，却和其存在本质的区别。现代行为经济学继承了老行为经济学的心理视角的分析和相关的思想，但同时又不排斥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基础之上，引入人的社会性，从有限理性假定出发，构建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理性和人性的假定不同，也就意味着理论内核出现了本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行为经济学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新范式，同时又兼容新古典经济学。这也是现代行为经济学能够对现有的经济学分支领域带来不同程度的变革的关键原因。关键词：老行为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范式转换；历史演进作者：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0872）；张海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历史的印记：从重大工程的长期影响看区域发展摘要：新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半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重大转型。透过“一五”计划时期诞生的156项工程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可以一览中国区域经济七十余年的发展道路，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现实特征。研究表明，通过有效提升本地经济要素集聚密度，156项工程仍然持续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区域格局。相比于沿海，身处内陆的156项工程对于本地经济发展更加重要，并且在全国工业增长较慢时，156项工程所在的内陆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中央转移支付，但这些城市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却有可能减弱转移支付的实际效果。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化的今天，产业投资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地理区位，区位优势地区更易于实现投资目标，而区位劣势地区的低效率阻碍了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关键词：156项工程；区域发展；转移支付；地理区位作者：李天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北京100836）。基层治理疲态的生成逻辑——基于控制权的分析视角摘要：在推进基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基层治理主体责任控制与效率提升的张力贯穿始终。基层行政权集中化配置与目标设定难题、治理行为标准的规范化与地方性知识的兼容、层级间风险分担与激励错配等问题加剧这对张力，并使基层治理陷入治理需求高企与治理供给不足的困境。在对上负责的“必须有效”逻辑主导下，难以弥合的治理目标与能力间差距使得县乡两级政府反复动员，不断加压，导致基层政府运转过热，资源弥散、过度消耗。关键词：疲态；基层治理；基层负担；控制权作者：盛明科，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南湘潭411105）；刘勇，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湘潭411105）。宏观阶层结构与主观阶层认同——基于调查实验法的结果摘要：已往关于主观阶层认同的文献多侧重于个人微观层面的分析，对宏观阶层结构的作用讨论有限。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项目设计了一项调查实验，将三种典型的宏观阶层结构图片作为实验干预信息，随机发放给被访者，进而问询他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实验结果显示，相对于“梯子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信息，“金字塔型”和“倒丁字型”这两种更不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信息会显著降低人们自我认定的主观社会阶层，而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信息则会增加人们的中间阶层认同。由此可发现，宏观阶层结构信息会影响人们对自身社会阶层的判定，对不平等的宏观阶层结构的认知将会降低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关键词：宏观阶层结构；主观社会阶层；调查实验法作者：陈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上海200444）；吴晓刚，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200126）。镜中灯——论中西艺术表征的摹仿再现与抒情表现摘要：在跨文化的传统美学思想研究中，有关艺术表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中西方比较研究学者采用了这样一种做法，即将西方的摹仿与摹仿论跟中国的抒情传统与表现主义手法相比较，构建了一种二元对立范式。这一范式经过进一步阐发，产生了一种在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界拥有众多应和者、并对中西方的文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观点，即：西方文学艺术的主流是写实摹仿为基础的再现传统，而中国文学艺术是以抒情为基础的表现传统。这一观点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其立足的二元对立范式是否能准确反映中西文艺发展的历史？是否能描述中西艺术表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差异？中西有关摹仿与抒情的确切状况究竟怎样？本文从中西传统中选择两组对这些问题曾发表过看法的思想家，结合现代哲学家、理论家和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对他们有关艺术表征的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在重新细读这些理论话语的基础上，审视中西艺术表征理论的异同，并借用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著名的“镜”与“灯”的比喻，提出“镜中灯”这一二元兼容的概念，试图为构建全球性美学的可能性提供一些看法。关键词：摹仿；摹仿论；抒情传统；艺术表征；中西美学作者：顾明栋，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访问讲席教授（上海200240），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凯萨琳·西塞尔讲座教授。清末民初的“戏仿”福尔摩斯小说摘要：“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清末民初译介进入中国，不仅开创了后来中国本土的侦探小说创作，更产生了一系列“福尔摩斯来中国”的“戏仿”作品。其中既有陈冷血、包天笑等人借福尔摩斯“受挫”来批判当时中国社会怪现状的“谴责”之作，也有刘半农执着于暴露福尔摩斯“失败”本身的“滑稽”故事，二者间既有着“讽喻”与“讽刺”的形式区分，又包含了“讥讽”（sardonic）和“挖苦”（sarcasm）的程度差别。而刘半农的“大失败”系列更可以视为最早的中国福尔摩斯“粉丝”所创作的“同人小说”。此外，中国台湾作家餘生的小说《智斗》（1923年）则沿着勒伯朗的足迹，将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对决”的舞台搬到了日据时期的台湾，并借此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本土化文学改写实践。总而言之，清末民初的“戏仿”福尔摩斯小说，一方面生动展示了侦探小说来华之初的复杂接受场域及其所激发的创作/改写热情，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中国后来滑稽侦探小说这一条独特的文学发展脉络。关键词：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陈冷血；包天笑；刘半农；餘生作者：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上海200433）。六朝画家与群体社会记忆的嬗变摘要：六朝时，绘画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开始兴盛，对画家的品评也逐渐丰富。顾恺之与陆探微具有间接的师承关系，画史中以多种文本、不同角度展现了对顾恺之与陆探微的推崇，这是人们对于六朝时期书画家生活的最有力记述。将史料记载与后世摹本对照，可以梳理出“传神写照”自顾恺之到陆探微的发展脉络。书画家得到画史公认的成功，不仅仅需要精湛的画艺，还来自社会群体对他的接受与认同。画史中的叙事无关历史的真实，或对某一事件的适当取舍，其原则取决于记述者的需求。在社会群体的共同建构下，画家的名声不断提升，最终流传后世关键词：画史；六朝画家；顾恺之；陆探微作者：陶小军，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教授（上海200040）；王菡薇，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092）。出土简牍所见秦代地方行政运行的空间结构摘要：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运行于特定的政治空间结构之中，大量面世的秦汉简牍有助于揭示其整体面貌。宏观层面，从战国秦到天下秦时期，疆域范围由不断东进到南北扩张，结构从中县道小圈层逐渐演变为全国性的五大圈层，组织形态从封君郡县并存到海内为郡县，统县政区由37个增加到49个。平行与垂直管理系统交叠，多元组织单元互补造就了帝制早期地方行政的条块结构。中观层面，郡县之“都”是秦汉地方行政运行落地的核心场域。县城内部空间经过规划，以各种形式的墙垣、门、道路进行分割和连接。城墙之内为生活区和行政区，包括官府办公的“寺”，黔首聚居的“里”和交易场所“市”。都与邑、乡与聚不仅存在地理上的空间分野，也保持着行政上的联结和互动；离邑和城墙之外的散村聚落受到中心城市和城内的制约，无法脱离地方行政独立运行。微观层面，县乡之“廷”是帝国末端行政的中枢机构。县廷衙署遗址内分布着办公场所等建筑景观群和水系、道路；结构上廷内分曹，与廷外的官相连接。道路交通网络是秦汉地方行政运行的渠道，体现并促进了帝国权力在地方的纵深；国家权力的主导构筑了一个不断变动的多版块、多类型、多层次的地方行政运行空间复合体。关键词：地方行政；政治空间；秦代；简牍；圈层结构作者：郭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9）。国家与地方的互动：明末嘉善县域社会的赋役问题及其政治调控摘要：明代崇祯年间，因整个王朝严重的统治危机，县域社会的行政实践与社会调控出现了十分紧张的态势。牵动国家与地方整体注意力的赋役征派，在县域社会内长期成为各种问题的焦点。在浙西的嘉善县，知县李陈玉注意人情与土俗的把握，协调县域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调整制度在地方的操作形态，重视地方的利益诉求。借由知县的县政工作，可以进一步认识在王朝末年的动荡形势下，国家通过漕粮征解，如何有效地从东南财赋重地汲取资源。对王朝忠诚度较高的县域社会中，知县、乡绅、庶民等不同阶层对于赋役安排的看法与态度，仍会影响制度的施行与社会的稳定。但知县的活动具有核心性，保持着国家权力在地方的贯彻，也注意以灵活的方式保护地方的利益，在国家全面嵌入的县域社会中，保留了地方公议的空间，使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得以充分映现。关键词：明末；县域社会；赋役制度；漕运；利益分配作者：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433）。1930年代胡适“落伍”问题再考察摘要：进入1930年代之后，胡适作为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权势人物的地位日益巩固，但他的追随者是不断减少的，在青年人群中的影响力是逐渐衰弱的，尤其是批评胡适“落伍”的声音此起彼伏。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积累起来的巨大声望赋予了胡适足够的“社会资本”，他姿态甚高，风头又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危机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始终坚守自身立场，说他想说的话，不会为赢得拥护而主动“迎合”年轻人。但新一代已经崛起，他们迫切需要思想上以及行动上的新的擎旗手，胡适则被归为了“上一代”的人物，不再是他们的选择。胡适的遭遇反映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困境。这一时期对他“落伍”的评判也展示出新兴的无产阶级新文化正在生成的历史过程。关键词：胡适；落伍；实验主义；辩证法作者：王建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学术评价法学学科十年发展综述及评价（2009−2018年）——基于人文社科综合指数的分析摘要：法学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学科，2009−2018年间总体处于稳步上升和研究范式的转型期。这期间法学学科的教学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升，优秀研究成果的社会关注度和学术影响力显著提高。法学研究整体上超越了立法建议式、域外法介绍式的早期研究范式，精细化、体系化的深度研究成果日益普遍，立足中国问题的解释论研究范式渐成主流。法学内部众多二级学科在这十年间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个别二级学科的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多数高校的法学院呈现出差异化竞争的态势。在学术研究主题上，法学研究紧跟立法规划，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回应性研究和立足中国问题的研究渐成气候。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以及法学内部二级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法学学科将会深度关注中国问题，探索法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的互动融合。关键词：学科评价；法学；法治建设；转型作者：宋亚辉，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23）；雷希，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汪西兴，南京大学法学院特聘科研助理（江苏南京210023）。Title

Literature丛书，以及《中国文学与文化》（JCLC）、《棱镜》（Prism）、《岭南学报》等杂志，建立了中英文学术界一流学者打破藩篱、沟通对话的平台。2019年与袁行霈教授共同建立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走向具体世界摘要：作为“走向具体世界”的主要概念之一，“走向”既有“敞开”（认识）之意，也包含“规范”的内涵，与之相关的“具体世界”即真实存在。对世界的认识和规范，总是关乎理想与现实的互动。理想既有认识意义，也有规范功能，二者都基于现实而又还治现实。理想内含相关的形式，现实则构成了实质的对象。形式之维具有普遍性，但限定于此，则往往引向抽象性；实质的方面则关乎具体事物及其存在方式。从哲学上看，分析哲学侧重于对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现象学虽然提出面向事物本身，但又表现出化现实为意识的趋向。理想、形式化的切入方式，同时具有“旁观”的特点。关注现实和实质的对象，需要进一步引向人与对象的互动，这种互动表现为“参与”。走向具体世界，同时表现为化本然为现实，这种建构现实世界的过程即以参与为形态。真正的参与不同于现象学的观念意义赋予，而是以实际“做事”为特点。做事即成己与成物，在这一过程中，敞开对象与走向具体的世界呈现内在统一性。参与、做事的主体，也即人的具体存在，后者既是存在具体性的体现，也是达到具体世界的现实条件。关键词：具体世界；理想与现实；形式与实质；参与和做事；人的具体性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作为世界主义者的孔子：思想与实践摘要：依据《论语》和《论语》之外有关孔子的文献，参照“世界主义”这一西方文化传统中具有漫长历史的概念，通过对孔子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的考察，可以论证孔子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孔子的世界主义是“有根的世界主义”。孔子“有根的世界主义”之中的“根”，乃是以人心人性为基础的作为一种价值原则的“根”，也即孔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作为道德心灵的“仁”。“仁”的普遍是具体的普遍。从而，孔子“有根的世界主义”不仅具备所有世界主义的基本共识，即超越了地域和族群，更以普遍的人性为价值依归，避免了极端世界主义流于抽象、一般和迂远的问题，而在“理一”和“分殊”之间保持了平衡。这可以说是孔子“有根的世界主义”最大的特点和意义所在。关键词：孔子；世界主义；思想；实践；有根的世界主义作者：彭国翔，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58）。论儒家启蒙精神——以宋明理学为视角摘要：近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启蒙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内含冲突与分歧。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接续这一启蒙精神的论述，以理学为媒介，可以揭明儒学内涵的启蒙精神。程朱理学对师道和启蒙精神的阐发，阳明心学提出的“蒙体”观念，展现了儒家启蒙精神的内在丰富性。尤其是“蒙体”观念揭示出了“启蒙”还应当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这是西方启蒙观念比较欠缺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本就富有启蒙这一“精神气质”，儒学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观察和反思现代世界的一种“态度”。关键词：儒家；启蒙；理学；康德；文明作者：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产业政策如何发挥作用——来自中国自然实验的证据摘要：产业政策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发挥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界争论的焦点。由于缺乏足够的反事实和自然实验，在实证上一直很难从因果关系上来识别产业政策的效果和具体的影响机制。理论上来说，只要市场是完全的，就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如产业政策），因此评价产业政策需要识别市场不完全的具体形式和影响机制。《中国制造2025》涵盖了很多行业，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自然实验。基于这个自然实验，通过事件研究法可以识别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影响机制；同时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来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实际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产业政策会给扶持行业带来正向影响。在具体机制方面，可从信贷约束、风险分担、市场力量、生产网络协调外部性等角度分析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渠道，发现产业政策对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研发风险高、市场竞争程度高的企业有明显的正面的作用。而在克服生产网络外部性方面的效果与行业竞争程度有关，市场竞争程度高的行业中，上游企业获益更多，而在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则相反。研究结论为理解产业政策需要针对具体市场失灵、制定更有效的产业政策、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术依据。关键词：产业政策；信贷约束；风险约束；市场力量；生产网络作者：王永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高质量就业：数字时代的逻辑解析摘要：在“就业优先”战略导向下，充分挖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创造效应的潜能，在保持其对低技能劳动者强大吸附作用的同时，抓住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遇期，释放高质量就业红利，促进就业扩容提质，成为重要议题。基于政治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多维视角，通过分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质量就业前景，着力于讨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继续充当就业稳定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发现：（1）无论是在前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还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都能创造出高质量的就业机会；（2）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从事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劳动者通常呈现出工人实际工资高、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具有技术和生产率的外溢性等特征，属于高质量就业；（3）为应对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挑战，需引导大企业建立技能转岗培训机制，完善数字化人力资源培养体系；（4）在深度融合背景下，平衡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迭代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其关键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关键词：就业优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数字经济；高质量就业作者：沈梓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智能治理实验室副研究员（北京100732）；江飞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辨——基于概念研究的视角摘要：为了解决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概念旅行”后出现的“概念延展”问题，研究者们通过“概念加形容词”的方式提出了“民粹民族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这两类概念亚类型。但是，这并没有让两者之间的混淆问题得以解决。对此，我们可以运用“最小−最大”策略的方式来剥离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相关属性，进而对比两者的异同。通过概念分解，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出现概念混淆的原因是两者在决定性属性中的家族相似性以及伴随性属性间的共性。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民族主义紧紧围绕民族与国家这两个决定性属性，民粹主义则以人民为核心进行概念建构，其各自的伴随性属性主要围绕决定性属性发挥作用。关键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概念辨析；概念研究作者：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上海201620）；张鹏，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科研助理，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1620）。复杂性与公共行政的重构摘要：复杂性是现代公共行政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杂性理论对既有公共行政理论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议题进行了重构，使其更能解释复杂公共事务的治理逻辑。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既有助于重新理解复杂的行政环境，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组织的变革或政策过程。复杂公共行政的研究是对治理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它拓展了对多主体能动性特征、关系网络的形态、“微观−宏观”机制方面的理解，并为治理行为的发生寻找到了意义框架。复杂性理论在诸多立场上与后现代主义公共行政是一致的。建构一种复杂公共行政的分析范式，对于丰富和发展公共行政理论具有重要价值。关键词：复杂性；复杂公共行政；治理理论；后现代主义作者：赵吉，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上海200030）。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以家庭法制为中心摘要：中国法律儒家化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过程，该过程在家庭法制变迁中得到集中体现。先秦儒家与法家思想均蕴含父权制因素，但两派所设想的父权制精神和构造迥然有别。儒家偏好世代同居的大型联合家庭，父权在寓“尊尊”于“亲亲”的丧服制中得以弥散化。作为其他一切秩序的基础，家族具有独立价值并优先于国家权力。法家青睐父权制小家庭，父权从属于协助君主管理家庭成员、培养臣民服从性的国家理性要求，小家庭则便利政府的社会控制和赋役征发。家庭作为一种不承载伦理的管理单位，无法抵御国家权力的侵入。秦法多体现法家色彩。从汉至唐，法律明显经历儒家化改造。这种变化集中发生在与家族伦理相关的制度领域，且该领域的儒家色彩直到清代仍得到深化。受法律儒家化传统叙事重视的官贵法律特权，只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皇权弱势时代得到彰显，在皇权恢复常态的后世则受严格限制。在宋以来的民事法中，父权制大家族法制逐渐向私有产权实践妥协。在重大历史变迁中，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应受到严肃对待。关键词：儒家；法家；父权制；法律作者：赖骏楠，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景风华，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0065）。“弱国家”的终结与新史观的兴起：当代美国行政之变的话语塑造摘要：行政主导体制在现代美国的崛起，堪称一场“不流血的宪制革命”。这一历史性巨变，与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分权宪制传统及长期流行于世的“弱国家”叙事，形成现实与历史、实践与理论的强烈反差，从而引发一场延宕百年、悬而未决的行政合法性困境。面对困境，几代美国知识精英致力于重建新史观，精心塑造出一整套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为美国体制转型辩护，力图证成新的行政主导体制的历史合法性。这一新史观的重建过程表现为：他们用“国家建构”的新叙事取代“弱国家”的旧叙事，同时以还原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和行政治理历史的方式来证明新叙事的可靠性，并且引入“危机与变革”的历史逻辑和“人民出场”的新宪制史论，来论证行政主导体制不是违背美国宪法传统的产物，而是美国人在应对危机的历史实践中自发做出的现实选择。这种融叙事之变、史实还原、逻辑转换和宪制观念更新于一体的新史观，打通了前后两个百年的美国国家建构历史，最终在理论和话语上塑造出一幅具备历史合法性的美国行政体制图景。剖析美国知识精英主动修正意识形态，为重构行政之变的历史合法性而殚精竭虑的话语生产过程，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体制的历史之变、内在矛盾和现实逻辑，深化对政治实践和理论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破茧”意义。关键词：美国行政主导体制；合法性；行政国家；重建史观；话语塑造作者：张佳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7）。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摘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关键词：“科学”；“赛先生”；人格化；社会身份；价值谱系作者：张帆，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1121）。经典批评“误导”下的沉默螺旋传播效应——以王世贞文学批评的三大公案为分析中心摘要：文学史奉经典批评为圭臬，由来已久。然而经典批评中不乏误导，且误导产生的负面影响甚或大于非误导信息，遂造成文学史叙述的诸多迷雾和假象。王世贞批评中三大公案：“模拟剽窃”“妄庸巨子”“晚年自悔”，出自《列朝诗集》诸书的有意误导。所谓“模拟剽窃”是将举世“递相临摹”王世贞的他人陋习移至厌恶剽窃的王世贞身上。而“妄庸巨子”说，是钱氏把归有光笔下的北方“二李”转嫁为归氏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委婉批评，杜撰为王氏“推服”归有光，并不遗余力张扬“妄庸”说。所谓“老年自悔”，乃利用老年心态变化作文章，将王世贞后悔《卮言》“是非古今”得罪人的做法，曲解为否定早年文学观。这种被误导者还包括“七子派”“五子派”“竟陵派”一批人，以至出现明末清初扬宋贬唐之风。此后几部批评经典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国文学史》，推高了这一误导的影响，造成文学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由此可知，文学研究应由经典批评回归批评原典。关键词：经典批评；误导；王世贞；三大公案；沉默螺旋效应作者：许在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上海200240）。“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摘要：“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关键词：沈从文；汪曾祺；人物；小说创作；西南联大作者：谢泽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北京100872）。吕西安·塞巴格与梦的人类学摘要：人类学和精神分析有长期对话的历史。非洲裔法国学者吕西安·塞巴格（1934−1965）于1960年代对南美洲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地印第安人的民族志研究，特别是他对其中一位瓜亚基—阿谢女性的梦的分析，构成具体时空语境下学科交汇的独特案例。相关的田野和理论叙事充分体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社会关系和时代背景等因素，以及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微妙、深入地相互影响。塞巴格的尝试揭示了人类学与精神分析实践中的主体关系，也展现出二战后法国思想界尤其是结构主义发展的复杂样貌，对当下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关键词：民族志；精神分析；吕西安·塞巴格；梦；法国人类学；南美印第安人作者：陈晋，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92）。“忘掉祖国”：伪满国史教科书研究摘要：伪满国史教科书是为了配合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叙事，强调伪满有三千年独立史，“日满一体”，丑化中国，将伪满虚幻成“王道乐土”，这是日本政学两界共谋的产物。伪满国史最初是为了对抗中国史而存在，其使命是暂时的，日本最终目的是以日本史扩张为伪满历史教育的中心，令伪满国史形同虚设，借此规训东北中小学生形成日本认同意识，而不是为了达成伪满国家认同。伪满国史论述不仅改造东北青年的历史认识，而且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关键词：伪满；日本；国史教科书；去中国化作者：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摘要：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关键词：边疆治理；外交化；内政；国民政府作者：冯建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金华321004）。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区征收“薪给工资所得税”的尝试摘要：解放战争初期，太行区财政困难、工农业人力资源调配失衡，工农之间也因负担不均矛盾突出。为破困局，太行行署制定“工人负担”办法，向工人征收“劳力负担”与“工资所得负担”。由于推行仓促，“工人负担”办法引起新的工农矛盾，产生较高的试错成本。随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两种负担合并成“薪给工资所得税”，制度上的缺陷基本克服。太行区通过加强干部培训与群众动员顺利完成征收任务，也开始发挥出工薪税调节工农关系的作用。华北人民政府为奠定将来“国家”工薪税基础，在整个华北区试行“薪给工资所得税”。太行区试行较为成功，不仅为华北区贡献出三分之一的工薪税，工人的纳税意识也有所提高。由于工薪税与平津税制产生冲突，引起税制混乱，随着战争结束、农民归籍，被宣布停征。作为一项战时负担，工薪税起到一定平衡工农负担与改善工农关系的作用，但对财政贡献有限，更不具备向“国家”型正税转化的可能。关键词：太行解放区；工农关系；薪给工资所得税作者：李增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00）；田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00）。Title

Abstract滑动阅览【点击文字查看2022年度总目录】《学术月刊》2022年分类总目录

迅走向荒野：风景的历史及其美学表达6·156徐贤樑从“意识的发现之旅”到“精神的奥德赛”——教养小说模式下的《精神现象学》6·167刘旭光审美灵境论——关于“审美对象”的一种回答7·149仲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学术月刊》邮发代号：4-72扫码即可在邮政订购《学术月刊》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1957年创刊以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以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积极贯彻双百方针，以“敢为学术先，宽容百家言”的学术之气、敦厚之风、超拔之度自期自励，以“扎根学术、守护思想、深入时代”为办刊理念，注重学术积淀、传承与创新，注重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学科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发稿覆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主干学科，提倡重要问题导向下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历届办刊人坚持以学术为本，广泛团结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致力于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学术月刊》是上海市社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1957年创刊以来，始终马克重要问题导向下的跨学多学科研究，历刊人坚持学术为本，广No-所获荣誉-01✦2021年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2021年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评为“2016—2020年最受欢迎期刊”✦入选第二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021中国精品期刊奖”✦2020年被评为“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2018年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权威期刊✦2018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2017年荣获全国“百强报刊”称号✦2015年荣获全国“百强报刊”称号✦2013年荣获全国“百强报刊”称号✦2009年入选“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2007年入选“中文期刊网络传播海外分类阅读TOP10期刊”✦2005年荣获第三届“国家优秀期刊奖(提名奖)”✦2003年荣获第二届“国家优秀期刊奖(提名奖)”No-订阅方式-02中国邮政微信·订阅扫描右边二维码，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即可订阅本刊。或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进入商城。各地邮局·订阅《学术月刊》全年12期期刊规格：大16开本每期定价：48元全年总价：576元邮发代号：4-72请到各地邮局订阅，详情也可咨询《学术月刊》编辑部。邮箱：liangsiwen0205@163.com传真：021-53060399电话：021-53060399（直订）银行转账账户名：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联洋第二支行账号：1001168029014410779转款请注明：《学术月刊》2023年订刊费（直订）邮局汇款订购杂志均平邮寄出，如快递需收方到付，请在订单中详细写明收件人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等。并请将下联用挂号信/快递寄回：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乙）405室，《学术月刊》编辑部收。电话：021-53060399邮编：200020您也可将此订单发送邮箱：liangsiwen0205@163.com如需订单电子版，请点击下载《学术月刊》订单扫码关注《学术月刊》~更多优质文章敬请期待！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编者按：归纳、总结和梳理年度学术热点，既是对一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系统回顾，也是对现实焦点问题、深层理论问题的关注和聚焦，有助于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智力支持。2022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经过学界推荐、文献调研、专家研讨评议等程序，现已评选出来。今予公布，以飨读者。2022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学术月刊编辑部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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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学术月刊》邮发代号：4-72扫码即可在邮政订购《学术月刊》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1957年创刊以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以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积极贯彻双百方针，以“敢为学术先，宽容百家言”的学术之气、敦厚之风、超拔之度自期自励，以“扎根学术、守护思想、深入时代”为办刊理念，注重学术积淀、传承与创新，注重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学科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发稿覆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主干学科，提倡重要问题导向下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历届办刊人坚持以学术为本，广泛团结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致力于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学术月刊》是上海市社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1957年创刊以来，始终马克重要问题导向下的跨学多学科研究，历刊人坚持学术为本，广No-所获荣誉-01✦2021年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2021年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评为“2016—2020年最受欢迎期刊”✦入选第二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021中国精品期刊奖”✦2020年被评为“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2018年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权威期刊✦2018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2017年荣获全国“百强报刊”称号✦2015年荣获全国“百强报刊”称号✦2013年荣获全国“百强报刊”称号✦2009年入选“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2007年入选“中文期刊网络传播海外分类阅读TOP10期刊”✦2005年荣获第三届“国家优秀期刊奖(提名奖)”✦2003年荣获第二届“国家优秀期刊奖(提名奖)”No-订阅方式-02中国邮政微信·订阅扫描右边二维码，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即可订阅本刊。或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进入商城。各地邮局·订阅《学术月刊》全年12期期刊规格：大16开本每期定价：48元全年总价：576元邮发代号：4-72请到各地邮局订阅，详情也可咨询《学术月刊》编辑部。邮箱：liangsiwen0205@163.com传真：021-53060399电话：021-53060399（直订）银行转账账户名：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联洋第二支行账号：1001168029014410779转款请注明：《学术月刊》2023年订刊费（直订）邮局汇款订购杂志均平邮寄出，如快递需收方到付，请在订单中详细写明收件人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等。并请将下联用挂号信/快递寄回：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622弄7号（乙）405室，《学术月刊》编辑部收。电话：021-53060399邮编：200020您也可将此订单发送邮箱：liangsiwen0205@163.com如需订单电子版，请点击下载《学术月刊》订单扫码关注《学术月刊》~更多优质文章敬请期待！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隐显之间：心学历程中的“自由意志”摘要：发自先秦孔孟一系的观念前驱，“自由意志”在近代心学的演化中呈现其概念化的脉络。王国维的《原命》、梁漱溟的“意欲”（will）论文化哲学以及而后发生的“科玄论战”，使“自由意志”开始显题化。它有外在的触因，即与叔本华唯意志论的东传有关；又有本土的哲学根源，在心学观念史中有迹可循。往上追溯可至王门后学诸人。王艮的“造命”说在传统的“力命之争”中酝酿出对定命论的挑战，王栋、王塘南到刘宗周将“意”推演至本体的地位，以及将“意”与“志”相勾连的尝试，使“良知”论翻出了新面向。从词汇研究观念史来看，“意志”乃一个日语激活词，其在近代的诞生，应该获得超越语文学的部分解释。梁漱溟之后，熊十力提示以康德的“自由意志”绾合本体论与伦理学的哲学路径。熊氏传人牟宗三以“良知是呈现”为纲，将“自由意志”收纳为“良知”之一大属性，并将其转变为“智的直觉”课题，助成其建构“道德的形而上学”。“自由意志”的显题化和概念化，扩张了传统哲学的问题域，也深化了对于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关键词：心学；意；志；良知；自由意志作者：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200241）。回到行为者本身：当代德性伦理学的进路摘要：当代兴起的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不同于功利论和义务论的理论进路，是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以行为者为中心涉及如何以德性概念来解释或理解行为与情感。德性是在道德现象世界表现为行为与情感的行为者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以行为者为中心，德性伦理学就不仅仅将行为看成单个孤立的原子式行为，而是将行为和情感与行为者内在关联。回到行为者本身，还需要回答为什么人需要德性。德性伦理学强调行为者的幸福与德性的内在关联，虽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不否认外在善在幸福概念中的地位。然而，仅仅看到德性与行为者幸福的内在关联还没有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德性有时要求自我牺牲。回答这一问题，就要超出自我幸福的眼界。当代德性伦理学以伦理自然主义来解释人类需要德性的问题。在麦道威尔那里，他提出了“第二自然”的概念，而赫斯特豪斯则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提出了四重功能目的论的伦理自然主义。回到行为者本身，建构德性伦理学，是规范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关键词：行为者；德性；行为；情感；自然主义作者：龚群，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山东济南250014），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北京100872）。道德分歧与建构主义的实践理性观摘要：罗尔斯的康德式建构主义理论程序性地展示了实践理性的原则建构和辩护能力，在不求助于引发争议的形而上学预设下，辩护了一种康德式的实践理性观，其后期的政治建构主义则进一步提供了一种获得道德一致或减少破坏性道德分歧的反思与对话的理性框架。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是在认可道德分歧事实的基础上寻求道德的解决方式的理论，这一理论一方面坚持了理性的实践性，另一方面则展示了适度的开放性。关键词：道德分歧；建构主义；实践理性作者：孙小玲，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江西南昌330004）。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资产逻辑摘要：由市场机制推动的经济增长能够自动带来国民福利提升的涓滴效应理论，已经受到了广泛质疑。主流产权理论关于分立的产权能够诱导效率的假定，既不能保证效率的最大化，也不能保证社会公平，更不能保证实现共同富裕。相比于收入不平等，财富或资产不平等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涓滴效应理论忽视了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一个本质因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农村集体资产尤其是生态资产的产权公共性及利益的共享性，构成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界定和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是重要的选择路径。农村有着不可替代的土地资源以及丰富多样的生态资源，特别是其集体所有制框架下的资产不可分性、成员权公平性以及收益共享特性，构成了农民以生态资产为线索走向共同富裕的逻辑基础。基于农民发展账户的拓展，需要进一步就盘活农村集体生态资产、构建资产资本化与生态服务交易的执行机制，提出初步的操作策略与运作方案。关键词：共同富裕；农村集体资产；生态资产；生态服务；机制设计作者：钟文晶，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42）；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42）。分税制改革如何影响了中国城镇化质量摘要：央地财政关系与城镇化质量是新时期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理解中国城镇化质量需要在央地财政关系和城镇化质量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央地财政关系是中国城镇化实现快速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也是造成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制度性成因，央地财政关系可以通过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城镇化发展质量。在实证研究层面，基于197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借助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可以考察央地财政关系调整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分税制改革增强了地方政府的“为增长而竞争”模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是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对城镇化质量的特征事实的实证研究为该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城镇化质量除了可以通过改革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来直接推进以外，还可以通过调整央地财政关系来间接引导。这为新时期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提高城镇化质量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关键词：城镇化质量；央地财政关系；分税制改革；官员晋升激励作者：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许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国家能力：走出理论荒野摘要：国家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概念。然而，国家能力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却深陷理论荒野。在实证研究中，概念和理论的混乱导致了诸多问题。在对有关国家能力结果和来源/差异的大量文献进行批判性评论的基础上，我们重构了国家能力的概念结构。具体来说，通过修正迈克尔·曼的颇具影响力的国家权力理论，我们将国家能力定义为资源和能力的结合，包括四个维度：强制能力、汲取能力、行政能力I（递送服务）和行政能力II（信息收集和领导力）。关键词：概念效度；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国家权力作者：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433）；高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福建厦门361005）；李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310058）；陆逸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指派责任制：回应性政府建构的一种有效机制摘要：数据和既有研究表明，中国诸多城市政府通过建设政务热线而具有较高的回应性，其背后的责任机制值得深究。中国城市政府的强回应性源于以“工单”为中心，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指派责任制”，实现了政府流程再造，责任机制重塑，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事本主义治理逻辑。市民通过热线平台表达诉求，并与市级政府建立直接联系；诉求转化为“工单”，热线平台代表市级政府以“指派工单”的形式明确责任主体及边界，并采用“限时办结机制”“协调督办机制”“评估反馈机制”等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政府回应性保持在较高水平。关键词：指派责任制；“12345”；回应性政府；政务热线作者：汪仲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上海200233）。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定位及其体系构建摘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陷入困境的核心因素是立法的缺失。从国内试点及外国立法经验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应该采取“自愿为原则，强制为例外”的模式。逻辑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环境法与保险法的结合，归属于保险法体系。构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体系，一方面，应立足于《环境保护法》《保险法》的修改以及《民法典》制定中取得的突破和经验，寻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环境法典中一席之地；另一方面，立法者应着眼于在保险法责任保险体系内，构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体系。具体方式是，修订《保险法》，并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构建具体法律规范，以列举的方式确定强制投保的情形，对自愿投保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辅之以环境专门法对具体领域予以特别规定，以实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体系的完整、平衡。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法；环境法；法律体系作者：马洪，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教授（上海200433）；王致民，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论平等权的解释难题：结构性成因与诠释学思考摘要：平等权解释的根本难题在于“平等”内涵难以确定，具有多元解释的可能，且现有的几种解释思路很难真正消解这一难题。这种现象背后的成因在于平等权基本公式具有“循环论证”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利弊兼具，并对实践中的平等权的法属性产生了深刻影响。解决解释难题，亦须由此入手。其中，平等权的规范生成性是指它可以透过“循环”结构，使解释围绕着若干体系化的平等规范教义模式展开；主体交互性是指平等权能够作为中介平台，促进不同主体的平等观得以交互。它们局部地、但未终局性地解决了平等权的解释难题。借鉴哲学诠释学对于“解释”的思考，可知平等权并不存在最终的“客观正解”，也无需彻底消除“循环”的存在。相反，固化、僵化的解释却可能造成严重的实践后果。应顺应平等权的“循环”特性，对其作交互的、开放的解释。关键词：平等权；解释；循环作者：路平新，复旦大学法学院师资博士后（上海200433）。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的消长：数字时代的代际关系摘要：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网络对家庭代际关系中的权力与地位流变造成了重要影响。基于费孝通的权力理论，聚焦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发现：小农社会基于情感理性的“孝”和工具兼情感理性的“敬”，构成长老权力的基础支撑；在数字技术快速更新迭代、信息浪潮全面冲击个体与家庭生活的新时代，数字知识的崛起与自下而上的技术反哺，推动了与长老权力相抗衡的时势权力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生产范式、存在形式以及教养传递与话语掌控模式。时势权力向长老权力发起冲击，“祛魅”父辈，赋权子代，重塑代际关系。信息技术在冲击长老权力之时，也蕴含着代际之间实现与合共生理想诉求的更大可能。关键词：长老权力；时势权力；数字技术；技术反哺；代际关系；共生−契洽作者：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081）。实质认同与图式关联：对文化作用机制的社会学分析摘要：文化虽然被社会科学研究者视为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变量，但是从微观个体层面来讲，文化何以作用于个体从而改变个人的态度或者偏好仍有进一步细化和讨论的空间。借助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双重过程理论，通过区分可陈述的个体文化和不可陈述的个体文化，将文化的作用机制细分为实质认同与图式结构两类。利用这一机制分类框架，分析了中国社会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如何通过这两种机制影响个体的子女性别偏好，以及个体的教育水平如何影响传统生育促进文化两种作用机制的强度。文化作用机制的这一分类框架助力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社会现实效力，回应日渐少子化社会的现实关切，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词：文化；实质认同；图式结构；传统生育促进文化；子女性别偏好作者：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200433）。论“新理性精神”的审美意涵——钱中文的文艺理论思想再探讨摘要：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具有中国当代性品格，曾经引起热烈讨论。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理论还有讨论和发掘的价值，那就是在这个理论的难题中梳理其内在逻辑，去阐述理论的内在矛盾关系，使之更具有理论的自洽性，由此也可以解决当代文学理论中始终未被厘清的难题。要在审美的意义上去理解“新理性精神”，也是因为审美的出发点和为着审美的需要，“新理性精神”可以融合感性并形成新的统一体。因此，“审美意涵”构成了“新理性精神”的内在特质，它决定了“新理性精神”具有人文品格、内化的丰富性品格、可共享的交流对话的伦理品格。这充分体现了钱中文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贡献。关键词：钱中文；新理性精神；审美意涵；感性；人文精神作者：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100871）。我国文学本质论话语构建：现代生成与当代演变摘要：从我国现当代文论学术史来看，文学本质论是在中国文论现代转型中生成的。建构的文学本质论话语既有对西方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借鉴吸收，也有对古代情感表现论和语言艺术论文学观念的传承。当代文学本质论话语建构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文艺观念为基础，也受到苏联文论观念某些影响。新时期文学本质论在历史反思基础上走向理论重构，审美论和“人学”等文论话语建构适应了时代变革发展要求。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本质论的开放性延展颇为复杂，反本质主义讨论带来的反思性和重构性成为其内在动力，开放性、多元性、个性化探讨形成新格局。在今天，文学本质论探索面临一些新情况，关涉如何构建新话语形态、理论构建的出发点和现实依据、文学经验总结与理论观念建构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探讨。关键词：文学本质论；话语构建；现代生成；当代演变；理论反思作者：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江西南昌330022）；张雨舟，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江西南昌330022）。美的本质问题在欧洲的起源、发展与启示摘要：美的本质是美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西方美学史中最根本的一大问题。“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被正式确立以前，欧洲学者对美的思索主要便集中在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中。欧洲传统美学对本质问题的热衷与其对真理规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求索及追寻本体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密切相关，直至古典形而上学的终结和美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才渐趋实现对美的本质模式的消解或超越。然而，反本质主义并非意味着对“美的本质”问题的取消，而是试图在思辨哲学的依附性剥离和话语转场中撬开传统的枷锁转换思维模式和言说范式，从而在多元方法途径中赋予美学思考的开放性并重新思考美的本质。作为建立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点，美的本质问题不仅是当下美学研究避免本质弥散后坠入话语离心和历史虚无的重要保证，还是解决当下人的生存困境并提升其精神信仰的途径，因而有着无可回避的重要价值。关键词：美的本质；西方美学；本体论；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作者：李圣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9）。明清徽州地方家族的统宗会谱及其意义摘要：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乾隆，徽州府婺源县田源与菊径两支何氏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统宗会谱活动。其间不同时代统宗会谱参与者的人生境遇，家族发展的社会境况，天启至乾隆的《婺源县志》注籍之争，以及乾隆时代的谱禁，共同交织构成了两支何氏统宗会谱活动的历史图景。从统宗会谱参与者的个体生命史出发，结合家族发展、地方社会和国家历史的具体情境，揭示统宗会谱的方法、过程与细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时代徽州地方家族统宗会谱的内在动力与社会机制。关键词：明清徽州；统宗会谱；县志注籍；乾隆谱禁作者：游欢孙，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江西南昌330022）。一道同风：左宗棠湘军集团西北善后的文治教化摘要：左宗棠及其湘军集团在平定陕甘事变与收抚新疆的过程中，为重建西北社会秩序，实施了一系列文治教化措施。左宗棠以程朱理学为圭臬，期以塑造共同价值体系，实现边疆与内地“一道同风”，从而奠定西北长治久安基础。湘军集团部属周汉所撰《教民歌》采用七言格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较为集中表达了崇礼教、睦回汉的思想主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左宗棠“治民则以王道行之”的为政之道。《教民歌》蕴涵其间的则是湘军集团为代表的理学文治教化的价值与目标取向。关键词：左宗棠；湘军集团；西北善后；睦汉回；一道同风作者：杨红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甘肃兰州730020）；董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文理学院教授（甘肃兰州730020）。“五卅”前后中共革命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以东京《国民评论》为中心摘要：“五卅”前后，东京《国民评论》创办于日本，黄克谦、梁希一、李兆龙、王树声等旅日中共党员以东京《国民评论》为媒介，阐发革命性质与世界形势并在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逻辑框架下重新发掘和阐释中国革命历史，努力对国民革命“正当性”展开话语建构；利用五卅运动契机，以激烈的言说方式和“在地化”的动员策略，激发民族情感、塑造阶级认同，引导与制造舆论。“用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宣传，这是五卅前后旅日中共党员以东京《国民评论》为媒介展开话语建构与舆论动员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这份由旅日中共党员主导的革命刊物作为中共早期政治传播个案的独特价值所在。随着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日趋激烈，东京《国民评论》停刊，这一传播模式也难以为继。关键词：旅日中共党员；国民革命；东京《国民评论》；政治传播模式作者：唐荣堂，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200433）。Title

摘要：中国网络社会经历了学习起步和大规模扩展两大发展阶段。在学习起步阶段，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西方网络技术和网络行为的学习、引进和模仿；在大规模扩展阶段，中国网络社会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与西方网络社会发展不同的明显特点和发展逻辑。中国社会学借鉴西方社会学思想理论，对中国网络社会的学习起步阶段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但面对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大规模扩展阶段，继续沿用西方网络社会学研究成果来解释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变迁，却产生了理论解释碎片化、表层化和抽象化等问题。事实上，中国网络社会从学习起步到大规模扩展，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网络交往实践推动的。应当从马克思创立的交往实践观出发，深入汲取马克思关于交往实践的地位、作用和问题等方面的丰富论述，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以及元宇宙热潮兴起的新形势下，对中国网络社会的展开形式、本质特征和发展逻辑做出深入考察，展开植根中国本土实际的网络社会学研究新视野。关键词：网络社会；交往实践；发展逻辑；理论创新作者：刘少杰，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试论民族的层次及其样态——基于人们共同体的发展逻辑摘要：由氏族到部族的转变，亦即从单一的血缘世系共同体向根源于但又超越血缘家族的想象性的我们共同体的建构，形成民族的初始样态。有理由将种族置于国家民族、族群以及人类性民族的关联之下，经历种族主义之后，种族已不只是一个描述民族的中性概念。族群是扬弃种族的结果，也是从种族到国家民族的必要中介，族群的出现，标示着人们共同体在其发展中获得了生存方式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应自觉避免族群的种族化及其政治化。国家民族扬弃了民族的诸实体样态，并将民族带入现代性，使民族诸层次及其样态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其中，国家民族及其认同与族群自觉的关系，构成现代性状况下民族实践的基本关系，而“nation”也经历了从早先与族群（ethnic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从“概念的普遍性”到“实践的普遍性”——马克思哲学与“人的普遍本质”理解范式的重大转换摘要：如何理解“人的普遍本质”，这是哲学发展史上充满争议的重大课题。在此问题上，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概念化”的解释原则，即把“人的普遍本质”归结为运用知性思维方式所获取的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且为所有人共同分有的“人的普遍概念”。这种对人的知性化理解在根本上是与人的现实存在相冲突的。马克思哲学改变了对“人的普遍本质”的解释原则，赋予人的“普遍性”以全新的内涵，实现了从“概念的普遍性”向“实践的普遍性”的理解范式的重大转换，扭转了把握“人的普遍本质”的致思路径。它在深层蕴含着理解“人的普遍本质”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即从“知性思维方式”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从而为克服对人的抽象化理解，把握人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的现代哲学意义。关键词：人的普遍本质；概念的普遍性；实践的普遍性作者：贺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5）。和辻哲郎与“日语哲学”的探索摘要：随着近代初期日本对于“Philosophy”之学的接受并以“哲学”译语得以广泛传播，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学界出现了关于“日本哲学”以及“日本哲学史”的最初探索，开始阐述“哲学”在日本的传统学术中如何存在的问题。然而，和辻哲郎却与其他学者不同，他认为近代以前的日本传统学术只是用汉语思考，从而发出了日本哲学必须“用日语思考”的呼吁，并着手进行“日语哲学”的探索性尝试。他试图通过所谓的“纯粹日语”，分析、阐释“日语”所具有的“哲学”意蕴，探索既具有日语的语言特质，又符合“西方哲学”思辨性特征的“日本哲学”。由此，他采用所谓的“纯粹日语”，并以纯粹假名的表现形式，围绕“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あるか”这一哲学根本之问，展开他关于“日语哲学”的探索。然而，为了分析这句以纯粹假名日语来表现的哲学之问中各种语言要素的含义，他又不得不采用汉字汉语替换相应的假名单词进行哲学意蕴的分析与阐发，使他那所谓的“纯粹日语”中汉字的存在成为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这也正是他区别于其他学者，不主张废除日语中汉字存在的原因之所在。由于“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あるか”只是关于“所言存在（有）这件事究竟是怎样言之事”的问题，他所揭示的“日语哲学”，则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诘问与探索。然而，这种“是怎样”的诘问并非关于“是什么”的探索，其作为“哲学”的根本之问显然并不成立。关键词：和辻哲郎；日语哲学；纯粹日语；哲学之问作者：林美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贾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圆教”之“各美其美”：牟宗三哲学的范式转化及其开放意义摘要：“大成圆教”是牟宗三早年形容儒家思想的术语，以其“大中至正”对佛老进行贬抑，但之后却不再使用。这种“消失的名词”反映了牟宗三理解“圆教”概念的范式转化。牟氏对圆教的掌握、吸收和消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初由佛学中来，继而融佛入儒，再跳出儒佛判分，将圆教纳入中国哲学的整体视域中。通过《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等著作，牟宗三从“玄智”“般若”凝练出“非分别说”，又从“性体”“佛性”凝练出“存有圆具”，以此两义赋予“圆教”全新的哲学架构，并最终在《中国哲学十九讲》《现象与物自身》和《圆善论》等晚期著作中将圆教模型视为一个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公共模型，用以对不同哲学流派的特色进行分析和整合，最终实现圆教“各自纯净，各自丰富，各自限制”的“各美其美”。从圆教这一概念入手，可以对牟宗三晚期哲学的开放性乃至整个现当代新儒学的理论意义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关键词：圆教；牟宗三；儒佛交涉；存有论作者：徐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金融监管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对系统性风险监管缺失”和“对顺周期的无能为力”两大盲点；金融危机以后，各国普遍加快金融监管改革步伐，宏观审慎管理理念不断强化，同时更加注重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同。然而，过去二十年来的国际金融监管实践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强调总量调控，往往忽视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宏观审慎管理在缺乏微观监管策应的情况下，政策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政策目标多陷入“最后一公里”难题。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中国在建立顶层机构、系统性风险防控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加强了宏微观政策协同的探索实践，2020年相继取得了金融风险攻坚战、疫情阻击战的伟大胜利，当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实现了经济唯一正增长。立足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协同仍存在法治建设滞后、政策目标多元、校准机制缺失、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需要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经验，坚持中国特色和问题导向，从补齐制度短板、完善组织架构、减少信息缺口、统一政策目标以及建立制衡机制等方面持续探索，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关键词：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协同作者：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江苏南京210093）；林键，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93）；程一江，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93）。经济增速放缓激发了企业家精神吗——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摘要：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而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的灵魂，是激发市场活力、助力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基于2010−2018年5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经济增速放缓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运用出口增速作为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经济增速放缓显著地激发了国民的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对传导机制进行检验后发现，家庭工资性收入下降和就业意愿增强是经济增速放缓激发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还表明，经济增速放缓对国民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男性、农村户籍人口、青年人、低学历、已婚已育，以及具有外商/港澳台企业工作经历的群体，其企业家精神更容易被激发出来，而且显著提高的是“必要型”创业。这些结果意味着，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正当其时，政府需要适时地出台和调整政策，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为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关键词：经济增速；企业家精神；“双创”战略作者：罗长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200433）；刘子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就业的非线性关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摘要：基于2012—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可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及其结构性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制造业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就业总量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分别为“倒U型”“U型”。（2）企业生产率和产出规模在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以及技能结构的影响中发挥了非线性效应。对于研究的样本而言，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和规模降低效应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了创造效应；而生产率提升效应和规模降低效应对就业总量和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替代效应。因此，提升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大力培育高技能劳动力，强化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的技能匹配，深入挖掘生产率和规模效应在自动化技术深化过程中对就业的积极作用，是适应“机器换人”，实现稳就业、促进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关键词：自动化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就业作者：余典范，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姜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上海201620）；陈磊，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平台型政府的“重层嵌套”组织结构及其制度逻辑摘要：随着平台技术的扩散，平台型政府正在成为一种新型政府形态，并呈现出对传统科层体制的超越。平台型政府是一种融合技术要素、治理功能和科层组织于一体的结构化、复合型组织形态，即以“重层嵌套”为其组织结构，以“科层为体、平台为用”为组织形态，通过“基于服务的治理网络前台”“基于技术的资源共享中台”和“基于制度的权力流动后台”的“三台一体”运行机制，实现对个性化、多元化、复杂化社会诉求的回应与互动。作为“体”与“用”的松散耦合，平台型政府的产生及其运转是一种策略性的组织创新，其实质是追求“一时之需”的配置性效率。实现“配置性效率”向“适应性效率”的转化，需要在平台型政府与科层制政府功能范围明确界分的基础上，提升二者良性互动关系的制度化水平。关键词：技术政治；平台型政府；“重层嵌套”；适应性效率作者：余敏江，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上海200092）；王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92）。现代城市治理动态机制研究摘要：城市治理是当今世界各类城市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城市面临着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城市治理总是呈现动态过程，从常规治理状态快速转向应急治理状态以高效应对突发灾害，进而再从应急治理状态顺利转向常规治理状态，与之相应，需要构建和完善科学、系统、完整的城市治理动态机制。为此，现代城市治理动态机制研究，既要高度关注城市常规治理机制，也要高度重视城市常规治理机制与应急治理机制的互动转换，更要关注遇到突发灾害时的城市应急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在城市治理动态机制全过程中做到全局与重点的协调统一、静态与动态的有序转换。关键词：城市治理机制；常规机制；应急机制；动态机制作者：陈国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朱秋，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083）。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摘要：土地的习惯性利益是一种非法的但却得到社会系统支持的利益。从产生来看，习惯性利益的产生主要是利益主体的习惯认知、其他利益主体默认和国家干预力量的缺位三方面因素所导致。在一种“产权的幻觉”下，利益主体长期占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利益主体所享有的利益的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利益主体对该利益的占有又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由此，围绕着习惯性利益的共识逐渐丧失，其他利益主体打破这一不合法利益习惯的愿望日益迫切，社会冲突便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可能的社会冲突，国家必须通过一种积极性的权力干预及时建立起土地利益的法治秩序，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关键词：土地；习惯性利益；法治社会作者：郭亮，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4）。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2年第7期。目次一、问题的提出：利益、权利还是法益？二、两个案例：土地习惯性利益的表现及内涵三、土地习惯性利益的形成：习惯、默认与缺位四、习惯性利益的属性：稳定性、生长性和外部性五、习惯性利益的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性国家一、问题的提出：利益、权利还是法益？利益、权利和法益是法哲学中的三个基本概念，其共同成为一个社会中法律体系建构和运转的基石。利益是指人类用来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系列物质、精神的产品，对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是人们进行社会行动、发生社会互动的重要推动力。为了防止部分人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国家力量必须要对社会中的利益进行限制和调节，将对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利益以法律的方式加以保护，从而构成了所谓“法益”。尽管“法益”一词目前仍然多为刑法理论所使用，但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法益也应包含民事领域的诸多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清晰化的法益是司法力量定纷止争的基本依据，亦是现代法治社会成为可能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对于关系到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利益，现代国家进一步加大保护的力度，将其上升到“权利”的高度。“权利的取得、利用与实现，是一个纯粹的利益问题——利益是主观意义上权利的实际内核。”尤其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那些新出现的与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利益，国家在法律上不断建构出新的权利加以保护，如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等。而且，相比于一般法益，权利是一种更核心和重要的法益，其体现的是国家对该类型法益的高度重视。“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上被称为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其他法益。”但无论是法益还是权利，国家都以立法的方式赋予了占有该利益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一般来看，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法益和权利愈丰富，该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就越高。受到规范性思维的影响，部门法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甄别社会中存在的法益，其一方面以此作为分析法律问题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则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论证若干法益上升到权利的可能，由此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然而，除了法益外，利益还包含相当部分的非法利益。由于被冠之以非法的标签，这种利益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要禁止和铲除的，更鲜少有研究去分析其存在的功能性与合理性。事实上，所谓的非法利益其实又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类型，其既包含缺少法律系统支持又缺少社会系统支持的利益，如违法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又包括一种本文将分析的缺少法律系统支持但在某个时刻却获得社会系统支持的利益。从实践来看，在一个社会尤其是转型社会当中，由于法律未能及时覆盖所有的社会领域，作为后一种类型的利益广泛存在。尽管可以简单将其归属于非法利益的范畴，但由于获得了某种社会正当性的支持，其具有不同于第一种非法利益的鲜明特征。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特征，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试图以对待非法利益的一般态度和方式来进行对待和处置时，就势必引发利益主体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正是为了揭示该种利益的特征及其复杂性，本文将这种利益从所谓非法利益的整体称谓中独立出来，将其称为“习惯性利益”。在中国社会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正处在剧烈的变动和调整过程之中，习惯性利益大量存在并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本文将以围绕着土地使用和收益的习惯性利益为例，讨论以下问题：为什么会产生习惯性利益？习惯性利益的存在将给法治社会的建设带来何种后果？国家又该如何来应对习惯性利益诉求所带来的治理挑战？二、两个案例：土地习惯性利益的表现及内涵习惯性利益是指在国家的正式法律体系之外由利益主体依据社会习惯而占有的一种利益类型。这种利益占有格局尽管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但由于法律、社会习俗、道德都是表达和界定产权的力量，其却能够得到所处的社会系统的认可，以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产权关系。在当前的城乡社会，围绕着土地的使用和利益就广泛存在着这种习惯性的利益。（一）红岗村村民的集体土地出租收益红岗村位于珠三角的核心地带，该村下辖12个村民小组（自然村），共有户籍人口2087人、外来人口3100人。村庄内有包括钢管业、鞋业、五金制造等在内的中小企业80多家，2018年该村工业总产值超过7亿元。大量企业的到来激活了村庄的土地市场，使得村集体和村民通过土地租赁获取收益成为可能。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便利的交通条件，红岗村就吸引了大量“三来一补”企业的到来。按照合同约定，用地企业每年都要向村集体缴纳租金，并且会根据粮食价格的变动情况进行调整。在近40年的时间里，红岗村村民每年都会得到土地出租所带来的年终分红。2018年，该村村民人均土地分红数额在8000元左右。伴随着土地出租市场行情的红火，红岗村40年间有超过3000亩的农田变为建设用地，如今全村仅有农田不到1000亩。而且，3000亩土地中有相当部分的土地并没有办理正式的土地用途变更手续，而是村集体、村民和用地方的私下交易行为。虽然该土地租金收入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甚至为法律所反对，但依靠集体土地出租而获得年终分红却一直是红岗村乃至珠三角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二）花园小区居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花园小区是中部某大城市内的一座大型居民小区，由著名的W房地产公司于2003年建设，现有住户4000余户，人口近万人。在规划建设上，秉持组团式、开放式小区的设计理念，小区被“两纵一横”的三条市政道路分隔为六个相对独立的组团区块。该小区是所在片区最早建设的小区，在此之前周边很多地区都还保留着传统的农村形态。为了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在该地块出让时政府就将包括小学、公园和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附加条件一并要求W地产完成。经过近20年的发展，该地段的公共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逐渐成熟，周边又陆续开发了数个新小区。按照划片入学的政策，该区域所有小区的对口小学就位于花园小区的西北角。基于通行便利的考虑，从花园小区各组团之间的市政道路穿行是其他小区学生上学最近的道路。但为了保证小区安静的居住环境，自从小区建成以来，花园小区物业就在该道路的两端设置了铁门。这意味着，只有该小区的居民以刷卡的方式才能使用该道路。随着周边人口的越来越多，大家要求花园小区打开该市政道路的呼声愈加强烈，双方发生了多次激烈的群体性冲突。然而，花园小区居民始终不愿意打开该市政道路，多次通过数百人聚集的方式表达不满。虽经过街道、社区、城管等部门的多次调解，该小区居民仍然在相关部门拆除铁门后又屡次强行安装。最终，在花园小区将完全阻挡人流和车流的铁门换成仅仅阻挡外来车辆通过的栅栏后，当地职能部门仍然默许了该小区居民占有该市政道路的事实。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红岗村和花园小区居民所获取的土地利益和土地使用权都是违法所得。就前者而言，按照2019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也就是说，农村集体不允许直接对农地进行开发并私自将其出租给用地企业。即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突破了该规定，但是入市的集体土地仍然限于经营性的集体建设土地。红岗村村民将集体土地甚至农地直接入市的做法是一种违法行为，集体分红是一种违法所得；就后者而言，购买商品房的业主只获得了建筑物以及小区内公共设施之下国有土地70年的使用权，不包含小区周边及其内部的市政道路。即使该市政道路是由该开发商代建，但是在政府与开发商的协议中已经明确规定道路的产权是国家所有，花园小区居民将道路围挡起来并禁止其他小区居民进入的做法也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但如果仅仅是一种违法行为，相关执法机构为什么不能够及时地制止这种违法行为，以使得社会利益的占有重新恢复到法治的状态呢？事实上，与以上两个社区类似的情况普遍存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珠三角地区，大量村庄都通过对集体土地的私自开发获取土地收益，以致出现了一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现象；在城市，围绕着小区内部及周边公共土地的使用，小区居民与其他居民以及小区与政府之间发生冲突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面对这一涉及人数众多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稳定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执法行为的进行。但是，这却并非是以上人群能够非法占有土地收益和土地权利的根本原因。因为，对于城乡社会中大量的其他违法获利行为，地方政府往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去解决和应对，比如政府推动的大规模拆违行动。在一般的违法获利行为中，利益主体自知理亏，尤其是随着自己的行为被曝光，他所希望的顶多是能够躲避国家惩罚，而不太可能堂而皇之地去维护自己的非法利益。与之相比，以上案例却显示，不享有土地法定权利的红岗村和花园小区居民却具有维护自己非法利益的强大诉求。也就是说，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尽管没有得到法律系统的保护，却可能得到了来自社会系统的某种正当性支撑，后者的支持正是利益主体不断维权的根本动力。以上两个社区居民所占有的这种利益正是笔者所界定的习惯性利益，即，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利益主体基于习惯并得到特定社会情境和社会系统支持而占有的一种利益类型。由于利益主体已经产生了一种社会事实上的产权观念，一旦有人要打破这种非法的利益习惯，其就必然要与该利益的占有者产生冲突和对抗。三、土地习惯性利益的形成：习惯、默认与缺位在现代社会，对于财产尤其是不动产的产权界定主要是由国家以正式法律的形式进行。然而，围绕着土地使用和收益的习惯性利益却是一种法律不加以保护甚至反对的利益。如果说现代社会已经确立了基本法治原则和健全的法律体系的话，那么这种违反法律规定的利益为什么能够形成并长久存在？从实践来看，这种土地习惯性利益的形成是与以下三个因素相关。（一）社会生活的习惯认知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特定时空条件的配合，相关利益主体常常会形成自己及其所在群体享有某块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产权错觉。就空间条件而言，作为一种不可移动的客观存在，土地位置的固定性决定了土地就地利用的必然性。或者说，在缺少其他力量干预的条件下，土地之上及其周边的利益主体往往把对特定土地的利用视为理所当然。在以上两起案例中，红岗村和花园小区都是一个在空间上相对封闭的社会单元，空间上的隔离为居民形成“我们的土地”——这一产权观念创造了初始条件。在红岗村所在区域，虽然城镇化的发展已经将当地的村庄连成一片，但村与村之间仍然存在极其清晰的地理界限；作为一个区别于街区制的半封闭式小区，花园小区同样具有自己的住宅大门、小区围墙，它与其他小区或单位的空间区隔极为明显。在这种具有明确界限的土地空间布局下，居民自然地认为小区或社区范围内的土地应该由他们小区或社区居民集体使用。就时间条件而言，利益主体对土地利益的较长时间占有产生了一种产权归己的既成事实，以致当别人对该利益产生质疑时，他们本能地会做出“向来如此”的反驳。而且，一般来看，他们对利益占有的历史时间越长，他们越不愿意轻易放弃这种利益。从人民公社时代开始，与其他村庄一样，红岗村村集体就一直是一个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单位，其相应地享有变更土地农业用途、决定土地使用方式的权力。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大量港澳资本的到来，红岗村延续了这一产权传统进而理所当然地将农地变更为建设用地以获取土地租金。出于保护耕地的目的，国家在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严格限定了农村集体变更农地为建设用地的行为，但是此时，红岗村变更土地用途获取土地租金的行为却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村民已经养成了变更土地用途并获得土地分红的行为习惯。与之类似，花园小区居民围挡的公共道路从建成以后就一直由该小区居民集体使用。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在与政府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上，作为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附带条件，住宅小区开发商一般要承担小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比如要建设小区周边的市政道路、广场、幼儿园、小学等。这种附带条件的土地出让和开发模式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在法律关系上，由开发商建设的公共设施并非属于开发商或者小区所有，基础设施在建成之后需要转交给地方政府。然而，由于下文将要提及的原因，这条道路在建成后并没有及时移交给地方政府，反被花园小区围挡起来作为小区内部的道路长期使用。显然，无论是红岗村村民的土地分红还是花园小区居民的占路行为都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但是，违法的主体却没有产生违法的意识和观念，反而不断维护自己的这一非法利益。这固然是与土地产权涉及的法律规定和城市化开发模式相对复杂和专业，以致普通居民并不具备相关知识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普通居民已经产生了一种社会事实意义上的产权意识并养成了一种“积习难返”的习惯，从而在有意或无意中抵消着正式法律规定的效应。那么，为什么其他利益主体以及国家不能依据相应的法律规定对这种非法的利益进行干预呢？（二）其他利益主体的默认在现实生活中，利益主体对不属于自己的利益的占有一般会影响到其他人利益的实现，从而会引起后者的反对和维权行动。正是在其他利益主体的干预下，利益主体对该利益的占有事实难以稳定下来，占有习惯就难以形成。然而，在习惯性利益产生之初和产生之后，当地社会却往往缺少这种纠偏的力量，其他利益主体的缺位或者所采取的默认态度放任了这种利益的生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红岗村，村集体变更土地的农业用途并进行土地出租的做法不仅让本村的村民增加了收入、推动了村庄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亦没有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如果说村集体将农地变更为建设用地的行为可能会因为对水系、土壤等环境的破坏而影响到相邻村庄农民土地耕种权的话，那么在每个村集体都可以通过土地用途变更来获取出租收益的条件下，相邻村庄的村民并不在意自己耕种土地权利受损的事实。相反，在当时资本大量涌入的背景下，珠三角地区的很多村集体和村民都在争相变更土地用途、出租集体土地，而无心耕种土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违法变更土地用途的村集体和村民事实上得到了其他村集体和村民的默认和支持。自从花园小区建成后，物业将市政道路围挡起来的做法既保证了小区的安全和生活品质，亦不影响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花园小区是该区域最早建成的小区，最初要通过该道路前往学校就读的学生几乎全都是该小区居民的子弟。由于可以以刷卡的方式打开道路两端的铁门，围挡道路的行为对学生的通行没有任何影响。该行为虽然阻断了部分交通，但在这样一个人口密度和人流量都远低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新城区，最初需要穿行该道路的人群数量非常之少。而即使阻挡了部分行人，由于并不在周边长期居住，偶尔几次的绕路不足以支撑他们对花园小区“封路”行为的抗议。一般来看，在土地缺少足够的财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条件下，其他利益主体并不关心土地所有权的界定，这客观上为花园小区居民对公共土地的非法占有创造了条件。如果说土地利益的时空属性导致利益主体产生了一种产权错觉的话，那么其他社会利益主体的缺位或者默认则强化了这种产权认知，进一步放任了这种利益习惯的自然增长。（三）国家力量干预的缺位面对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国家力量需要及时介入并确立相应的利益占有和使用规则，以达到保护合法利益、抑制非法利益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力量的缺位是土地习惯性利益得以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土地管理的法律制度还没有正式确立，中央也没有表现出严格限定集体土地入市的鲜明态度，地方政府对土地的管理缺少来自上级的强大压力。而且，村集体变更土地用途以及土地出租的行为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本身也是这一发展模式的受益者。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更加没有对村集体出租土地行为进行干预和限制的动力；尽管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限制了村集体私自变更土地用途的行为，但此时包括红岗村在内的珠三角地区的很多村庄都已经实现了对土地的大规模开发，农民在年终时获取土地分红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如果此时的地方政府要改变这种模式，其不仅将面临来自农民社会的巨大社会压力，也可能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尊重历史事实的考虑，地方政府在1998年后也没有对当地农民的土地分红收益进行限制，这种在法律之外的利益得以继续存在和生长。同样，按照法律程序的要求，花园小区的这条市政道路在建成以后要移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后者要通过验收、公示等程序明确该条道路的国有属性。但伴随着对该市政道路的所有权公示，地方政府就要承担对该道路的管理责任，如道路日常的清洁、维修和保养等等。然而，一则由于周边其他小区还未建成，除了花园小区的居民外，很少人会使用该道路；二则由于该道路是一条不影响该区域正常通行的非主干道路；三则由于花园小区的物业公司一直主动承担着该道路的养护和清洁工作，道路的管理井然有序。毕竟，作为一个品牌小区和知名物业公司，维护自己小区范围内道路的清洁本身就是在维护小区的环境和品质。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自认为按时接收该道路的意义不大——其不仅不能实现公共利益的增进，还会增加自己管理道路的责任和成本。相反，继续维持由花园小区使用和管理的模式对于各个主体的利益实现都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于是，自从该道路建成后便一直由花园小区的物业进行管理。据小区物业的统计，从2003年至2019年，其对该条道路的维护成本高达40万元。由于来自小区居民缴纳的物业费用维系了该道路绿树成荫、井井有条的秩序，在花园小区居民的朴素感知中，他们当然地认为自己就应该享有对该道路的使用权。可见，习惯性利益并非是利益主体有意识的违法行为所带来，而是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尤其是国家权力的“不作为”给居民占有土地利益习惯的养成提供了空间。由此，一种在法律之外的利益秩序得以形成。但与此同时，由于利益的主张具有了不同于法律系统的社会来源，那么这一利益的产生也为日后法律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四、习惯性利益的属性：稳定性、生长性和外部性作为人们活动的空间基础和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的使用状况和收益归属对于一个社会的秩序维系和财富分配却至关重要。为此，对土地的产权界定不仅需要国家力量对之进行确认和保护，也需要社会各方达成共识。然而，随着土地习惯性利益的产生，其所具有的稳定性、生长性和外部性属性导致利益占有者和其他利益主体围绕着土地产权的分歧却日益扩大。从现实来看，土地习惯性利益的存在已经成为诱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一）习惯性利益的稳定性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基础，土地的使用状况直接影响到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并会塑造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习惯。由于这种基础性地位，出于社会秩序维系的目的，围绕着土地使用的利益一旦形成就需要尽可能地保持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生活在特定空间中的人们习惯于某种土地的产权归属以及由此塑造出的空间格局时，除非经过当事人的同意，任何打破这种土地产权的行为势必会引起利益相关者本能上的抗拒。在现代社会，城乡土地规划是一个地区空间利用的基础秩序安排，也是人们选择在此生活的一项重要依据。与传统社会不同，人们已经告别了祖祖辈辈定居在某处的生活方式，在哪里居住本身成为了一项选择。在进行居住地域选择时，他们的一项重要考量就是居住区域的既有和未来的土地利用规划。考虑到生活的便利，有人会选择邻近商业中心的小区；考虑到生活的安静，有人则会选择靠近公园或者其他非商业楼栋的小区。正是由于土地的利用状况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居住选择和切身利益，土地的规划和使用状况一旦形成就要尽可能地避免频繁的变动。从本质上而言，土地使用状况的改变是一场利益的再调整过程，土地使用方式的再改变往往会引发相关利益主体的不满。随着土地习惯性利益产生，一套围绕着土地使用的既定秩序将会形成，进而产生了一批该土地秩序下的利益相关者。他们为该土地使用秩序所吸引，又会成为该土地使用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从改革开放至今，红岗村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到来，从生产汽车零配件厂到各种鞋厂、服装厂，企业已经在此扎根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相应地，村庄也随之自发产生了相应的产业分区和功能分区。除了本村村民已经习惯了既有的村庄空间安排，并依据这种分区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外，该村还吸引了人数远超过本村人的一大批外来打工人员和技术人员来此工作生活。如果禁止集体土地出租，那么将深深地影响到众多人的生活和经济秩序，这几乎不可能被执行；从花园小区建成至今，不断有居民在此购房落户，他们在购房时并没有被告知该道路产权的归属，而仍习惯地认为这条道路属于小区自己的内部道路，并独享了小区安静、安全的环境长达十余年。一旦将市政道路打开，一天的通行人流量预计将超过8000人次，由此带来的垃圾、噪声将极大地改变原有的居住环境。面对这种剧烈的环境改变，已经习惯既定土地使用秩序的居民将会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进而可能成为坚决的反对派。事实上，城市社会中大量“邻避运动”的发生往往源于同样的逻辑：购买了房产或者长期在某处居住居民突然得知政府或者其他组织即将在他们小区附近建设可能影响其居住环境和居住品质的工程时，由于没有相应的土地使用预期，居民便可能产生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红岗村和花园小区的案例中蕴含了大量类似事件发生的普遍逻辑。尽管土地的习惯性利益是一种非法的利益，但随着土地之上产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模式的稳定，围绕着土地使用的利益结构却已经形成。因此，当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和其他利益主体需要改变现有的土地使用秩序时就必然会与习惯性利益的占有者发生激烈的对冲。（二）习惯性利益的生长性如果说土地习惯性利益的稳定性属性使得该利益难以被打破的话，那么土地利益所具有的生长性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利益结构存在的顽固性。与其他财产不同，土地本身的市场价值并不稳定，而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折射。当一个国家和社会处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时，土地的价格不仅相应提升，而且其增长率要远高于消费价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就我国而言，伴随着4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土地的价值更是呈现逐年显著提升的态势，这导致土地习惯性利益的量在不断增长。在现代社会，土地的价值生长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从自然状态改为建设状态；第二阶段是已经成为建设状态的土地在市场上的继续交易。一旦利益主体占有土地的产权，那么其获得的利益将随着土地价值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相应地，欲消灭或者改变土地产权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或者社会成本。在红岗村所在的珠三角农村地区，农村集体和农民私自将农地变更为建设用地并直接进入土地出租市场，从中获得了土地非农使用的土地增值。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集体和农民所享有的土地租金又不断上升。红岗村集体在与外来用地方签订用地合同时，一般是以5年到10年为限并且约定土地的租金按照市场行情相应递增。通过这种方式，红岗村村民所享有的土地出租总收益已经从1990年左右的10万元左右上升到2018年的120万元左右。从租金的增长过程来看，该收益固然是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所导致，但也与利益主体的投入密切相关。从改革开放至今，红岗村集体通过维修厂房、维修道路、美化村庄的方式，持续改善土地周边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相比于邻近村庄，红岗村因为良好的基础设施而更容易得到外来资本的青睐，其土地在当地的整个土地市场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得益于宏观层面经济的继续发展和微观层面的继续投入，红岗村的集体土地收益将保持增长。在城市中，土地价值的增长主要体现为房地产价格的升高。经过近20年的发展，花园小区所在区域也已经从当初的城市郊区状态转变为城市的副中心，小区的房价也从2003年约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上升到2019年的3万元左右。与红岗村土地出租情况类似，花园小区住房价格的上升既有宏观因素的作用，也同样与小区自身的条件直接相关。作为一个品牌小区，花园小区一直以绿树成荫、清洁卫生的环境以及精心的管理在该地段享有知名度。在价格上，花园小区的住房一般要比同一地段的小区每平方米高出2000元左右的价格。出于维护房产价格、保障自己小区市场竞争力的需要，花园小区居民强烈反对打开该道路——因为该道路所承载的利益已经足够巨大。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尽管土地本身的物理形态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但是土地所承载或牵扯到的利益的量却在不断增加。一旦禁止红岗村村民和花园小区居民对特定土地的使用，那么其所遭受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利益主体在土地上的投入都会导致土地价值的继续增多，土地所承载的利益量又会被再次提升。如果前期不对该利益进行打破，那么时间越晚，打破该利益的难度也就愈大。（三）习惯性利益的外部性如果说国家和其他利益主体对习惯性利益始终采取默认态度的话，那么习惯性利益的稳定性和生长性并不会带来直接的社会冲突，但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条件的变动，习惯性利益的存在将会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产生直接的影响。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生产生活的空间基础，其他主体亦同样需要基于土地使用所带来的利益。当面对一个并不合法的利益结构时，他们具有打破这种利益结构的迫切愿望。由此，围绕着习惯性利益所产生的原有社会利益秩序将面临剧烈的冲击。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的一种有利影响或不利影响。然而，一个行为所具有的负外部性或者正外部性并非不可改变，而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动而相互转化。在某种程度上，利益主体占有习惯性利益的行动就会经历这一变化，即从正外部性向负外部性的转化。在习惯性利益产生之初，由于缺少其他利益主体的制衡，利益主体对土地利益的占有行为既增加了自己的利益，又不对周边其他主体产生利益损害，甚至还可能维护了一定的秩序并带动了社会的发展。红岗村集体通过变更土地用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花园小区居民则通过占有道路维系了良好的道路秩序，这都显示出习惯性利益在产生之初是一项完全无负外部性的行为。也是因为此，习惯性利益产生之初并没有引起国家和其他潜在利益主体的注意，从而获得了自由成长的政治与社会空间。然而，由于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土地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日益凸显，习惯性利益所具有的外部性开始显现。尤其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背景下，社会条件的变动性较大，新的利益主体以及新的利益诉求不断产生。在红岗村，村集体直接将集体土地出租的行为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逐渐产生影响。为了满足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需要招商引资并建设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由此必须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但是，村集体将集体土地直接转为建设用地的行为却导致地方政府无地可征，又或者导致征地的成本无限增大。由于土地之上已经建设了各种建筑和厂房，一旦该土地被征收，地方政府必然面对来自集体、农民和企业巨额的补偿诉求。在整个珠三角农村地区，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行为都受到村集体利益的掣肘。但由于集体土地的入市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又不愿意满足这种利益诉求。原本带动经济发展的集体土地入市行为如今已经影响到地方政府和社会公共的利益，地方政府对村集体获取非法土地收益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20年的时间中，花园小区周边已经产生了数十栋的写字楼，还产生了5个在人口规模上并不亚于花园小区的新小区。而且，随着当地基础设施和商业配套设施的完善，小区入住人口不断增多。在这种条件下，花园小区居民对该市政道路的独占直接影响到越来越多居民的通行。其中，孩子上学绕路的问题已经成为让他们头痛的大问题。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现代社会是一个新的利益主体不断形成和原有利益结构不断受到冲击的社会形态。为了防止日后利益主体对土地利益的争夺，现代国家需要以确权登记的方式对不动产的权利状况进行登记和公示，以形成基本的法律秩序。如果习惯性利益是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那么无论时间如何推移，其他的利益主体便只能接受这一格局，而不可能轻易对之进行挑战。然而，由于习惯性利益一开始就在法律秩序之外产生和生长，新的利益主体便以法律为武器对其进行质疑，原有利益结构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都将面临挑战。伴随着利益共识的缺失，对利益的重新争夺引发了剧烈的冲突。五、习惯性利益的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性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提出了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大命题。其中，法治社会作为一个区别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概念被鲜明地提出，建设法治社会将是未来各级政府都要承担的重大历史任务。从内容上看，法治社会是一种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被贯彻，公共权力和社会成员的行为都被纳入法治轨道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一方面意味着，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他们的行为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任何违法的利益都不能被保护，遑论对违法利益的捍卫和争取行动。然而，习惯性利益的存在却展现了一种法治秩序之外社会秩序的存在、以及其给法治社会建设带来的挑战。从方法论来看，尽管两起案例的故事具有偶然性，但案例事实中的行为特征、关键条件、动力来源和因果联系以及由此挖掘出的知识结论却具有代表性。在实践中，当前城乡社会的土地使用乃至其他大量社会领域都大量存在着与之类似的利益结构和利益行动。土地习惯性利益所引发的大量冲突表明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系统维持自身秩序能力的脆弱性。基于国家和社会二分的框架，以及对国家所代表的现代性和理性化秩序的反思，社会自身的规范往往被寄予了能够实现自身秩序的期望。然而，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社会规范当下治理功能的发挥却可能是以未来具有“反功能”为代价。在特定社会系统的支持和默认的环境下，利益主体产生了一种土地产权的幻觉。而这种产权的幻觉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利益主体养成了占有特定利益的习惯。由于社会和国家都具有界定产权的能力，在国家力量缺位的条件下，社会力量便发挥了界定产权的功能，进而产生出一种社会的自发秩序。但不同于“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主体不断产生、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社会。由于缺少在地化的生活，新的利益主体往往并不接受原有的社会规范，而只接受国家力量支持的普遍性法则——法律规范。因此，原有社会规范所发挥的整合和秩序建构功能愈强，后期所引发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将愈严重。尤其随着土地价值的提升，利益主体更加有动力去改变现存的利益结构，从而带来大量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冲突。这意味着，仅仅依靠社会系统自身的力量已经无力建构围绕着土地利益的秩序，国家权力的及时介入以及由此建构出一套法治秩序才是促成转型中国“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然而，出于种种考虑，国家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地方政府却往往在法治秩序建构中表现出一定消极性。对于它们而言，相比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更加具体的目标，法治秩序的构建往往因为并不具有当下的治理功能而常常位于次优的选择地位。并且，由于权力介入与责任的承担相伴随，地方政府对重要社会领域的介入也会增加自身社会治理的成本。再次，地方政府确立规则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打破利益结构的过程，由此可能滋生不稳定的社会冲突。在这些因素的掣肘下，一旦地方政府不能及时确立起垄断性的利益的规则，就客观上给社会规范的成长提供了空间。而这种社会规范生长的时间越久，利益主体占有相关习惯就越加难以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对特定社会秩序的默认以及在产权建构中的不作为为未来社会的冲突爆发埋下了隐患。为此，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与一种积极的国家权力形态密切相关。在社会转型中，为了将不断产生的利益和利益行动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并使其接受法律体系的调节，各级政府必须克服官僚制自身的“避责”逻辑，而要成为一种主动的、具有责任担当和长远秩序考量的力量。从内容上看，这种积极性的国家并非指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的诸多事务事无巨细的干预，而是一种构建社会基础性法治秩序的能力。尤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使用领域，国家权力必须实现法治规则及时、全面的覆盖，防止出现土地使用和收益占有的多元规则。如果说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法治政府所指涉的已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守法政府、有限政府，还应包含责任政府和有为政府等更多的面向的话，那么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则和法治政府乃至法治国家的建设呈现出高度的关联性。无论如何，一个积极有为的国家存在才是中国法治社会实现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制度所拥有的积极追求人民福祉的政治伦理、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能够为此提供根本性的保障。〔本文系202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暨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新时期基层形式主义的发生机制及治理对策研究”（2022WKYXZX017）的阶段性成果〕【点击图片查看2022年第7期目录及摘要】

121）要解答这个谜，关键是要认识到这个相继性不是由神话造成的，毋宁说神话是由这个相继性造成的，或者说神话是“通过一个在意识里面现实发生的序列”而产生出来的。（XI,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良好生活的两个面向：对儒家义利观的美德论解释摘要：在中国哲学中，如何恰当理解义利关系，各家对此问题存在长期的争论。一般认为，儒家重义轻利，分歧在于，儒家是将义视作一种独立于利、虽然不一定与之冲突的内在价值，还是将义视为取利的最佳工具。前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道义论，后者则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后果论甚至功利论。儒家思想其实是一种美德论，关心如何过上良好的或繁荣的人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离不开外在福祉和内在福祉，前者离不开利，后者离不开义。此二者各具内在价值，又互为工具，但彼此之间也可能冲突。如果二者冲突，儒家先义后利，因为是义使人类生活不同于其他的生活形式。关键词：义利观；后果论；道义论；美德论；良好生活作者：黄勇，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青年马克思是如何批判黑格尔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再考察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研究中最为经典的文本依据。这一部分的写作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其中插入了［私有财产和需要］以及［增补］的主体部分。依据写作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1844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最初是在运用费尔巴哈批判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意义上展开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在异化的规定内包含着积极的环节。一方面，这构成了马克思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对抽象力量奴役人的现实以及黑格尔辩证法展开批判的新起点。另一方面，其中也包含着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潜在理论溢出。在这个意义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被看作新唯物主义的发源地。关键词：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劳动作者：周嘉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教授（江苏南京210023）。何谓“常识心理学”——从当代心理学哲学的观点看摘要：“常识心理学”是当代心灵哲学研究中流传很广、影响很深的理论观点，其核心思想是因果解释主张和读心假设。然而，基于“老生常谈”的因果解释和以读心假设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功能主义策略，已遭到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诘问。常识心理学的问题并不在于它采用了科学心理学的方法解释心理状态，而在于其对日常行为及其心理动因进行说明时所遵循的理论基础。从心理学哲学维度对常识心理学加以分析，进一步揭示常识心理学存在的困惑，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常识心理学的地位。常识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在解释层次上明显存在差异，而寻求并构建个人层次解释与亚人层次解释之间的有效“衔接”，或许才是解决常识心理学理论困境的较优路向。关键词：常识心理学；科学心理学；心理学哲学；个人层次解释；亚人层次解释作者：王姝彦，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山西太原030006）；黄晓宁，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太原030006）。百年变局下的共同富裕：收入差距的视角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汹涌澎湃的逆全球化浪潮，使得“高出口、高投资、高增长”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对长期消费不振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构成了严峻挑战。鉴于此，中国必须尽快缩小收入差距，以推动共同富裕，进而提振内需，畅通双循环。通过聚焦于收入差距问题，基于对中国的收入阶梯状况、收入分配趋势变化的分析，可以从多个角度出发讨论中国收入差距的来源和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收入不均等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分割、劳动占比过低、教育差距过大和社会保障不足。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用居住证替代户口，加快推进城镇化市民化进程；普及12年义务教育，继续扩大高校招生；加大社会保障力度，逐步消除中度贫困；完善税收金融制度，提高劳动占比。如能在未来三十年稳步落实上述举措，预期将使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下降30%−40%，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使得中国在21世纪中叶后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词：共同富裕；收入差距；城乡差距；教育；劳动占比；社会保障作者：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上海200433）；江葳蕤，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张杰皓，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IS-LM模型：一个经济思想史的考察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80年代早期，IS−LM模型一直是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的主流模型，但自1980年代之后，该模型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虽然IS−LM模型从此不再是宏观经济学前沿研究的核心内容，但它仍然是初级乃至中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实际宏观经济管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通过阐述IS−LM模型的历史命运，包括它的兴起、衰落以及它带给我们的经济思想史遐思，可以透过这一模型的思想史变迁，折射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世纪变迁。关键词：凯恩斯革命；IS−LM模型；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作者：李井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18）。人工智能技术会诱致产业逆向梯度转移吗——来自省际层面的行业经验证据摘要：前沿文献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就业效应，却普遍忽视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融合过程中扮演了有别于传统技术的差异化角色。为此，在测度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转移的基础上，结合地区行业层面数据，可以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对产业梯度转移的冲击。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会诱致产业逆向梯度转移，从作用路径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替代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及经济集聚效应诱使产业转移回流。不过，人工智能技术扮演的角色并未表现出同一化倾向且行业异质性突出，能显著提升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流入，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而且其产业转移效应受制于产业融合度与智能化环境约束。结果暗示在智能化技术情境中，产业转移不再局限于要素禀赋与地域约束，甚至会出现逆向趋势。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产业梯度转移；智能化环境作者：董直庆，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暨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241）；谭玉松，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陕西西安710127）；赵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政治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摘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所当然需要纳于政治学视域下展示其内在的理论魅力。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为基础，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学术上仍然呈现出“混沌”现象。因此需要立足于政治学，全面梳理国内外重要研究著述，从哲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验人类学等不同类型归纳分析。源于西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身是一个跨越多种学科的宏大命题，但由于各个学科之间壁垒叠障，各自沿着自身惯性力量迅猛发展，跨学科之间彼此界线鸿沟裂痕仍在加剧扩大，导致该领域至今处于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一题各表的复杂状态。故此，梳理以上传统研究方法上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才能真实有效地将其引入政治学科学化的交叉复合学术境界，并推演出新政治人类学范式下具有中国话语和中国风格的新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关键词：政治学；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政治学科学化作者：陶庆，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上海200234）；梁晓安，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治理界面的基本维度及其运行——公共治理变革的空间性分析摘要：公共治理是多元主体交互作用的过程，建构了包括人事物及其关系等在内的社会空间。治理界面就是基于问题解决而形成的网络化结构，是从空间角度来剖析公共治理及其运行的概念工具，具体包括面积、跨度、层次和密度等多个维度，不同的维度对应于公共治理的特定形式，也包括了相关的问题。公共治理变革通过构造界面来重建治理结构及其过程，具体包括划定界面的面积、调整治理的跨度，甄选治理的层级，增减治理的密度等方面。具体的治理变革各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治理界面这四个方面的变化，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能，其中既可能是提高了治理的敏捷性，也有可能导致权责的模糊化等。治理界面的伸缩调整是透视公共治理及其运作的重要路径，其中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应用的问题，而是包含了复杂的权力和利益考量，特别是与互动的可行性、控制的有效性和信息的可得性及其应用效率密切相关。关键词：公共治理；治理界面；治理变革；治理要素；空间化作者：韩志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030）；李春生，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30）。科技治理的伦理之维及其法治化路径摘要：科技治理关注重点经历了从“物理影响”到“价值影响”的转变，引发了科技治理的伦理转向。当下，科技伦理治理架构远未成熟，科技伦理治理的规范基础、科技伦理与法律的关系、法律介入伦理治理的方式等问题需要澄清。科技伦理治理发展的规范基础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社会”关系的演变，法律不应简单化地将科技理解为中立性的工具，而需要正视其价值负载属性。新兴科技的发展需要法律适度介入，构建秩序化伦理反思程序，并基于反思形成具备一定约束力的行为指引，最终推动科技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有序对话与连接。法治化的具体路径包括：形成制度化的伦理商谈体系，完善多层次行为规范体系，构建受国家规制的社会自我规制体制。关键词：科技与社会；价值负载；伦理治理；法治化作者：赵鹏，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北京100088）；谢尧雯，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北京100088）。中国网络社会的交往实践和发展逻辑摘要：中国网络社会经历了学习起步和大规模扩展两大发展阶段。在学习起步阶段，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西方网络技术和网络行为的学习、引进和模仿；在大规模扩展阶段，中国网络社会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与西方网络社会发展不同的明显特点和发展逻辑。中国社会学借鉴西方社会学思想理论，对中国网络社会的学习起步阶段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但面对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大规模扩展阶段，继续沿用西方网络社会学研究成果来解释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变迁，却产生了理论解释碎片化、表层化和抽象化等问题。事实上，中国网络社会从学习起步到大规模扩展，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网络交往实践推动的。应当从马克思创立的交往实践观出发，深入汲取马克思关于交往实践的地位、作用和问题等方面的丰富论述，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以及元宇宙热潮兴起的新形势下，对中国网络社会的展开形式、本质特征和发展逻辑做出深入考察，展开植根中国本土实际的网络社会学研究新视野。关键词：网络社会；交往实践；发展逻辑；理论创新作者：刘少杰，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2）。艺术市场全球化的社会学叙事：表现、机制与后果摘要：全球化构成了当代艺术市场最基本的处境。作为艺术社会学的一个新兴议题，对艺术市场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表现、机制与后果三个层面。就表现而言，艺术市场的全球化呈现在地域扩张、跨国组织增多、销售渠道变更、买家群体迭代与价格变迁等多个维度。就机制而言，在艺术市场的全球化过程中，画廊、收藏家、策展人、拍卖行等传统市场主体与数据供应商、咨询公司及金融机构等新型市场主体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代表了不同的实践机制。前者发挥了文化中介与价值建构的功能，后者则将艺术价值标准化，由此使得各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可以相互通约。就后果而言，社会学家的研究涵盖了权力与制度双重视角，前者聚焦于各个国家之间原有的“中心−边缘”权力关系是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平等化，后者则关心全球化是否导致了一个统一的全球艺术市场制度与组织模式的形成。对艺术市场全球化的考察一方面有助于理解艺术及艺术界在当下的变迁逻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深化社会学对文化全球化的机理与限制的反思。随着中国艺术市场日益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且在很大程度上为后者所塑造，对中国艺术市场的全球化境遇及其影响的社会学研究亟待推进。关键词：艺术市场；全球化；艺术社会学；中心−边缘；权力视角；制度视角作者：闻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原始“信文化”说与人类学转向摘要：当下流行于学界的“原始宗教”这一概念，将原始自然崇拜与祖灵崇拜及其结合等权作其历史与人文内涵，是欠妥的；人类学之父泰勒以万物有灵论作为宗教文化的“第一定义”，值得商榷。实际上，人类最早的文化意识形态，是原始神话、图腾与巫术的三位一体又各其所“性”，可以用新倡的原始“信文化”这一学术概念加以概括。这是可能的一个人类学转向。从狭义神话与广义神话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都可能趋向于学术真理。作为原始信文化说所辖的中国巫性文化研究，是试图达成的中国文化本土的研究，是又一个可能的人类学转向。关键词：信文化；人类学转向；原始宗教；神话；图腾；巫术作者：王振复，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200433）。人类学转向：新文科的跨学科引领——以李泽厚、杨伯达、萧兵、王振复为例摘要：新时期以来，我国新文科探索有四部先驱性著作——李泽厚《说巫史传统》、杨伯达《巫玉之光》、王振复《中国巫文化人类学》和萧兵《玄鸟之声：艺术发生学史论》。以此为例，可见文化人类学作为新兴学科给原有人文学科带来的重要学术转向引领作用，亦可见出“文化”概念对文史哲艺各原有学科视野的再整合，这些都可归结到文化人类学派对“文化文本”理论的本土化建构问题。从单一学科的具体对象“文本”，到整合性和虚拟性的“文化文本”概念的提出，可以代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本土话语的文科理论的一个建构方向。根据人类学自身的转型和基因学的突飞猛进，文科的大转向任务尚未完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学科交叉和文理交叉的时代正在到来。关键词：新文科先驱；人类学转向；巫文化；文化文本作者：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上海200240）。新文科理念下《文心雕龙》题名匠心再研究摘要：当下的新文科理念及其实践，已日益引发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在学术研究层面，新文科核心理念与实践目标之一，就是打破既有学科界限，运用跨学科知识、理论视阈，切实解决中国本土学术问题。《文心雕龙》书名由来及其命意的解读，聚讼已久。争讼目光聚焦在“文心”与“雕龙”所指及其语义关系上，而对“文心”“雕龙”背后深远的玉石文化信仰及其相关的技艺、礼制等对文论话语的形塑尚未申论。文章从琢玉雕龙之喻切入《文心雕龙》“雕龙驰响”“雕琢其章”“金相玉式”“金声玉振”等论文话语实践及其历史文化语境，考察“雕龙”如何从制器术语转而成为文论术语，即如何在物质（质地温润坚密、瑕瑜互见）、技艺（琱琢瑑理研玩）、信仰（天地精骨、不死不朽、佑体通神）与制度（佩玉比德、玉音节步）等四个维度深刻地形塑了文论话语典范表述及其隐含的“文心”：复礼述作、沟通天人、树德建言、德音传承、人文雅正。关键词：《文心雕龙》；文德；雕龙喻文；玉石文化传统作者：唐启翠，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市文科创新基地——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团队专家（上海200240）。南宋时期权臣秉政与制词书写中的政治博弈摘要：南宋一朝权臣相继，秦桧两据相位十九年，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长期独专国秉。为操纵“上意”，南宋权臣通过掌控词臣的任免权不断强化对两制的控制，使体现君主意志的制诏逐渐流为溢美攻伐以逞权臣私欲的工具。词臣主司代王言的喉舌之任、履行纠正偏失的封驳之职，不仅要在制词书写中传达君主旨意，也要以公允纪实的立场体现公议。虽然权臣秉政对南宋政治产生了严重影响，但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维护使得词臣参与决策的政治地位和坚持公议的政治立场仍然得以保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君权和相权的制衡。在南宋时期的制词书写中，鲜明地展现了君主、权相、词臣之间的政治博弈及其背后的权力斗争，凸显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发展趋势和演变特征。关键词：南宋；权臣；制词书写；政治博弈作者：孔妮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4）。清末民初新式社团与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摘要：晚明至晚清时期，宗族、义仓、文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清末民初，“新政”导致了教育会、商会、自治会等新式社团的兴起。在乡村精英的推动下，新式社团既借助辅官身份，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来源，又吸纳了民间社会组织，对乡村社会实现了全面干预和控制。以新式社团为中心的乡村权力格局的形成，及新式社团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糅合与冲突，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延续性与复杂性。关键词：新式社团；文化传统；社会转型；清末民初作者：李平亮，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江西南昌330022）。民国知识群体对海权问题的探讨——以主权、现代化与民族转型为中心摘要：民国时期，随着社会裂变与对西方海权理论的了解，中国海权问题探讨者逐渐由地方疆吏转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探讨议题逐渐聚焦于主权、现代化和民族转型三个方面。在主权问题上，针对西方海权入侵特点，提出构建维护领土和发展海权并行的海防战略；在现代化问题上，提出“海权强国”和“海洋建国”等设想，力图将中国全方位引入全球海洋贸易体系，建设海外贸易为基础的现代化国家；在民族转型问题上，提出以东南沿海族群为引领，带动国家向海洋性社会转型。民国时期海权探讨交织着学习并融入西方与抵制西方侵略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事功与道德的关系等方面的纠葛，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强国期待与启蒙理想，也反映出其时代与身份局限下的不足和缺憾。关键词：海权；主权；现代化；民族性作者：陆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234）。Title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语境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摘要：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基础上提出的全新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思想基础，以全人类为价值主体，以实现全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为价值旨归，不仅激活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生命力，而且稳固地立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之上，获得了生成、发展和实践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道义正当性。尽管这一价值体系要获得全人类的广泛认同和全面践行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它无疑是世界历史形成以来非西方国家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提出的具有原创性贡献的价值体系，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价值变革和精神解放，有充足的理论潜力成为当下人类社会谋求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价值尺度。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意义作者：王公龙，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200233）。谢林论神话的起源和本质摘要：谢林在同一性哲学时期曾经把神话看作哲学的外衣，随后在世界时代哲学时期甚至试图把神话当作哲学本身来处理。但只有到了后期的神话哲学，他才把神话的起源和本质确立为哲学的核心问题，并通过历史−批判的方法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在这个问题上，谢林的基本立场是拒绝把神话看作“人为的发明”（既不是任何个人的发明，也不是单个民族的发明），进而批驳了各种诗意的、历史的、科学的、宗教的神话解释，最终从民族的起源和分化以及人类原初意识的角度揭示出了神话的起源和本质。关键词：神话；神话哲学；民族起源；一神论；多神论作者：先刚，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1）。自我意识的结构困难——重审荷尔德林的早期费希特批评（1795）摘要：荷尔德林在1795年的两份文本中，对费希特1794年《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的自我意识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荷尔德林认为，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无法为意识实在性奠基，并且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结构困难。费希特本人已经尝试建构一种基于自我活动的绝对主体性理论以规避荷尔德林的指控，但是费希特的绝对主体性仍然未能与意识哲学层面的对象性自我意识拉开存在论意义上的距离。为了避免费希特式意识哲学的内在困境，荷尔德林用存在论层面的绝对存在取代了意识哲学层面的对象性自我意识，将自我意识的深层存在论结构刻画为一种无间隙的本原统一体，重新奠定了绝对主体性的存在论基础，开辟出了先验存在论的全新理论路向。关键词：荷尔德林；费希特；自我意识；绝对主体性；先验存在论作者：倪逸偲，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浙江杭州310058）。谢理性主义幸福论：笛卡尔的伦理学说摘要：笛卡尔的伦理学说是一套建立在理性主义知识论基础上的、以实现人的幸福为目的的伦理学说，这套学说主要由人的理性、意志以及习惯这三个要素勾连在一起。从当代西方伦理学来看，一方面，笛卡尔的伦理学说给出了关于价值或善好的说明，这部分内容构成其价值理论，他的价值理论不属于趣向论、享乐主义而偏向于至善论。另一方面，笛卡尔的伦理学说也给出对恰当行动的说明，这部分内容构成其行动理论，笛卡尔将行动的恰当性归结于人的理性。当代西方伦理学中最有影响的三种理论是功利主义、义务论与德性论。尽管笛卡尔的伦理学说既包含价值理论又包含行动理论，从当代西方伦理学来看算是一套完整的伦理理论，但严格说来它并不属于西方伦理学三种主要理论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属于西方古典幸福论传统，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理性主义幸福论。笛卡尔的伦理学说十分朴素古典，但其核心要素的理性原则是现代性思想之起点，深刻地影响甚至塑造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乃至现代思维图景，持续影响着世界并且还将继续发挥影响。关键词：笛卡尔；理性；意志；习惯；影响作者：施璇，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11）。世界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新变量及其创新发展摘要：世界经济增长实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基于生产要素函数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方法，正在遇到一系列新的实践变革带来的巨大挑战。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新变化、全球经济区域化周边化、大国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球减碳战略实施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等重大新变量、新因素正在深刻冲击和改变传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客观上也在影响和重塑传统经济增长的速度、总量、资源配置结构、企业组织、产业结构、规制结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新机理，潜在地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和发展。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需要把这些新变量、新因素引进传统分析框架，构建并形成统一而综合的世界经济增长新分析框架。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国别经济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空间。关键词：经济增长框架；新变量；创新发展作者：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200020）。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摘要：立足于中国户籍制度长期存续及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分割的现实背景，农业户籍作为一种负面“标签”，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会引致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基于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计算历年全国层面的农业户籍歧视度，发现中国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歧视仍普遍存在，但呈下降趋势，这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密切相关。利用中国“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实施的社会准实验，通过对“农转居”和“非农业”群体之间的工资差进行分解，发现农业户籍歧视会随着“农业户籍”标记的去除而大幅降低。将新型人力资本特征变量“社会关系”和“流动时长”纳入歧视分析模型，发现信息不对称的缓解能够削弱农业户籍歧视度。异质性分析揭示出，不同类别农业户籍流动人口遭受的歧视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越规范化、农村流动人口占比越高、并且与城市流动人口竞争关系越弱的岗位，农业户籍歧视度明显更低。关键词：农业户籍歧视；流动人口；信息不对称；社会关系；市民化作者：陈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上海200030）；郭晓欣，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钟世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讲师（上海201702）。中国传统人口经济思想的特点与启示摘要：中国传统人口经济思想涉及内容广泛，其特点是从国家经济发展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角度出发，强调人口数量与土地耕种面积和生态环境保持平衡的比例，强调在维持人口数量与生产生活资料合理比例上的行政干预。中国传统人口经济思想中，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宋之前占据主流，且多出现在战乱之后及朝代建政之初；控制人口的观点多出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宋之后有渐成为主流的趋势。中国传统人口经济思想具有启示意义，即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的人口目标和不同的政策手段，人口政策、人口结构的调整要与时俱进。关键词：人口经济思想；国家本位；人口结构作者：马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刘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433）。基层治理研究：当下反思、必要共识及未来想象摘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基层治理勾连了国家−社会关系、政府层级关系、社会领域内的微观行为，是解读中国之治的“富矿”所在，因此也吸引了多学科的研究者。由于研究领域及研究者的特征，这一领域非但议题庞杂，也充满了方法的争议、视角的竞争。基层治理研究应以寻求因果解释性知识为使命；这就意味着共同体须基于共享的宏观理论话语、中层理论概念和微观经验命题，在研究问题的提取、分析要素的设计与方法的选择上形成必要的共识，追求可嵌入到既有研究领域脉络中的共享性因果机制解释。在未来，这些局部性、竞争性的机制模型，可为共同体进一步探索基层治理的一般性、一致性知识提供元素；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的出现可望为基层治理研究的范式转型开辟道路，基层治理的“一般原理”亦将极可能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出现。关键词：基层治理研究；解释性知识；社会科学方法作者：王诗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58）；杨帆，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201620）。战争与国家形成的学术史探析——以查尔斯·蒂利为中心摘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查尔斯·蒂利为代表的“战争制造国家”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从1975年到1990年，蒂利多次反思他本人先前的观点，最终在1990年的专著中完善了他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理论。蒂利提出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是一个基于欧洲经验的有条件和有解释边界的中层理论，同时这一理论又内含（因果）机制的表达。正是由于“战争制造国家”理论历史化的特点，不同国家的学者针对这一理论展开检验，且取得一系列高质量的对话性和原创性的成果。但是蒂利在提出这一理论过程中的复杂的学术心路还是被后续的一些学者所忽视。一些学者的问题意识依然存在着经验与理论分离的现象。比如，一些学者仅仅强调欧洲经验与非欧洲经验的区别，从而完全忽视了蒂利理论中所具有的一般性概括；另一部分学者从“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因果）机制出发进行提问，从而忽视欧洲与非欧洲不同情境的关键性差异。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而言，建立抱合经验与一般化概括的中层理论，或许是破解社会科学本土化与普世化困局的办法。关键词：查尔斯·蒂利；战争制造国家；因果机制；中层理论作者：张剑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桑玉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433）。法律之外的秩序：土地的“习惯性利益”及其治理——基于两个社区的讨论摘要：土地的习惯性利益是一种非法的但却得到社会系统支持的利益。从产生来看，习惯性利益的产生主要是利益主体的习惯认知、其他利益主体默认和国家干预力量的缺位三方面因素所导致。在一种“产权的幻觉”下，利益主体长期占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利益主体所享有的利益的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利益主体对该利益的占有又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由此，围绕着习惯性利益的共识逐渐丧失，其他利益主体打破这一不合法利益习惯的愿望日益迫切，社会冲突便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可能的社会冲突，国家必须通过一种积极性的权力干预及时建立起土地利益的法治秩序，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关键词：土地；习惯性利益；法治社会作者：郭亮，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4）。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价值定位与规范化构造——以刑民关系为切入点摘要：作为现代刑法的表征，刑法谦抑性原则对于刑法的调控范围、价值取向、理论体系都有重要指导作用。然而，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甚至存在纰缪与偏差，因而需要对刑法谦抑性原则进行规范化构造，明确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作用程度，还原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价值取向，使刑法谦抑性原则融合法律规则针对性、确定性、实操性的特征。对刑法谦抑性原则进行规范化构造，需在厘清法域冲突基本类型的基础上，全面考虑刑法与民法在违法性评价层面与利益保护范围划定层面的矛盾根源，在违法性评价层面，民事上合法的行为可以作为违法阻却事由，阻却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但行为具有民事违法性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的依据。在利益保护范围划定层面，当刑法与民法保护利益重合时，对民法不予保护的利益，刑法也不得予以保护；当刑法与民法保护利益不重合时，应承认刑法保护利益的独立性。关键词：谦抑性原则；刑民关系；规范化构造；价值定位；法秩序统一作者：房慧颖，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研究员（上海200042）。行政激励与乡村治理的逻辑摘要：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之下，如何做到基层治理有效，如何理解当前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行政激励强弱与基层治理事务可考核性之间可以形成多种组合，强激励与弱可考核性的组合是造成基层治理有效性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权力周期对于理解基层治理有效也是其中的关键。当前阶段，农民正在史无前例地进城，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史无前例地重组，基层治理体系保持灵活性有助于适应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快速变迁。从基层治理有效角度来看，不存在绝对的适应任何条件的激励制度，而总是在基层治理中出现熵增时，国家及时调整制度，掌握国家权力收放的尺度。国家通过激励制度的调整，收放权力，以保持基层治理有效，从而适应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变。关键词：行政激励；乡村治理；资源下乡；可考核性；熵增定律作者：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0）；桂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0）。资本的有机嵌入——以某农业产业扶贫项目为关键个案摘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一，是让原来的产业扶贫真正与乡村有机融合。在产业下乡过程中，大企业不仅需要与政府和村社合作，还需要与被扶贫地的中小市场主体互动，面临着如何既融入当地市场，又避免损害中小企业利益的合作困境。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进路不同，从企业自身的视角出发，以G集团在LS县围绕茶叶产业开展的产业扶贫项目为关键个案，可以发现下乡企业通过组织、人力和生产嵌入的方式，使外来的扶贫产业适应本地产业与社会基础，借助差异化嵌入的手段处理对外的市场环节，最终实现“有机嵌入”的可持续发展局面。关键词：乡村振兴；资本下乡；有机嵌入；万企兴万村作者：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傅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研究生（La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经济学话语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笔谈）摘要：张一兵认为，《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是马克思第二次系统研究经济学的重要笔记，也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夜的经济学思想实验。理解这一文本群的写作过程和理论内涵，对于认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福公通过对《布鲁塞尔笔记》的研究，提出机器大工业所彰显的生产方式历史性变革构成了马克思从哲学人本学话语转向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物质生产话语的内在动机之一。基于MEGA2对《布鲁塞尔笔记》的深入文本解读，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渊源与生成逻辑。孔伟宇认为，《布鲁塞尔笔记》是马克思生产话语出场的重要“案发现场”：一是宣布了马克思劳动话语的退场与生产话语的转换；二是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物质生产作为基础和前提的重要作用；三是构建了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从关系性生产透视社会历史整体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吴婷认为，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继续关注了资产阶级的物质生产过程，并认识到现代工业体系下的物质生产不仅创造了人与自然一种新的历史性关系，同时也使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结构发生根本变化。这种从现实出发的“生产话语”终结了此前的人本主义价值批判逻辑，成为把握马克思新世界观来源的重要理论线索。关键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生产话语“表象”的使用和意义——弗雷格与康德比较研究摘要：康德用“表象”（Vorstellung、vorstellen）一词来说明感性和知性等不同的认识层次，说明“对对象的表象”和“对对象的表象的表象”以及理解和洞见的区别；弗雷格用“表象”（Vorstellung）与思想进行区别，说明表象需要承载者，而思想不需要承载者，从而更好地说明思想的客观性。他们关于“表象”一词的使用方式不同，形成的理论也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把“表象”看作一个自明的概念。同一个词的不同使用，可以显示出康德和弗雷格理论的差异，也显示出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的不同。而同一个用语的共同使用，则至少隐含着一种思想文化的传承。这说明，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对弗雷格是有影响的。关键词：表象；知性；思想作者：王路，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河南郑州450001），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北京100084）。中国经济如何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摘要：中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新的多重下行压力，如何落实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现实课题。从外部看，百年未有变局与世纪新冠疫情交互影响，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从内部看，周期性、政策性、体制性、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尤其是一些政策调整未能把握好时度效，加剧了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困难局面，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协调性、生态性、开放性、共享性也都还有较大欠缺，远未达到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面对这一局面，中国需要同步进行跨周期设计、逆周期调节与改革开放深化，以落实稳中求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稳定经济大局，需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精准和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并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但短期政策应对主要针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压力，应对短期稳中求进问题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更迫切、更重要和更根本的还是要靠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及其治理，并发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倒逼作用和增长红利，从基础性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层面变革入手，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到政策和改革措施制定、执行中去，这是应对预期转弱压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有效对策。关键词：中国经济；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作者：田国强，湖北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上海200433）；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200433）。关于企业补贴的八个关键问题——兼评当下的产业政策研究摘要：政府给予企业的补贴，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最主要的工具之一。然而，政府补贴能否提高企业效率，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基于200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各类补贴数据，全面地考察了政府补贴的特征事实、影响因素和实际效果，研究发现：（1）从规模上看，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获得了政府补贴，且补贴的总额在不断增长。2019年政府补贴总额约占当年GDP的0.44%—1.15%。（2）从影响因素上看，给予企业的政府补贴存在显著的规模歧视，但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歧视，这一点与“常识”相反。（3）从效果上看，政府补贴提高了民营企业的研发并降低了其税负，但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分类来看，税收、研发和人才补贴总体上是有效的，产业升级补贴产生了负面结果。长期来看，政府补贴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可能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4）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相比，前者的短期效果更好，后者的长期效果更好。研究的结论对于减税降费和产业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关键词：企业；补贴；产业政策作者：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100872）；李光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李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100070）。论耗费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在价值理论中的作用摘要：经济思想史上普遍认为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是二元或多元的，一方面，他提出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单要素价值论；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购买的劳动和三种收入决定价值，形成了多要素价值论。由此，到底是耗费的劳动还是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便成为经济学家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基于在全面准确理解斯密的耗费劳动说与购买劳动说的基础上，并对经济思想史上有关经济学家的观点和误解进行评析，力求在广义价值论框架下，对斯密的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在价值决定和价值度量中的不同作用做进一步讨论。研究发现：（1）从个量微观的角度看，耗费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之比等于部门综合生产力之比；（2）从总量宏观的角度看，总价值=耗费的劳动总量=购买的劳动总量；（3）总价值等于总劳动这一命题也仅仅是就价值尺度而言的，并不能以此证明价值是单纯由劳动创造的。关键词：耗费的劳动；购买的劳动；价值决定；价值尺度；广义价值论作者：蔡继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北京100084）；曹越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生（北京100084）；刘乐易，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生（北京100084）。中国“社会福利共识”的社会建构与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目标摘要：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社会福利是指幸福、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住房与家庭、义务教育、医疗健康照顾服务六个亚社会服务体系组成，是世界各国通行的社会制度安排。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共识”政治建构基础上，普遍建立“社会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制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制度建设障碍是传统价值理念、理论视角与体制机制。中国“社会福利共识”政治建构与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目标主、客观条件已成熟。实现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目标的最优制度路径是：由“市场社会主义”转为“福利社会主义”。幸福、美好和高质量社会生活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福利化制度的优越性。关键词：政治哲学；社会福利哲学；社会福利制度；福利国家制度范式；社会福利理论体系作者：刘继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北京100191）。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海德格尔摘要：施特劳斯堪称20世纪西方“影响最大和最富争议的”政治哲学史家，作为政治哲人的施特劳斯的“持久重要性”，尤在于伴随其学术生涯始终的与当代西方“第一哲人”海德格尔的思想争辩。如今，围绕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思想争议，早已超越西方学术范围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中国并没有也不会像施特劳斯所认为的那样“屈服于西方理性主义”：施特劳斯提议“开始理解一个世界宗教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则主张“为最后之神掠过的伟大时机作长久准备”，而中国古圣人孔子的教诲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关键词：政治哲学；施特劳斯；海德格尔作者：黄瑞成，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重庆400044）；张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重庆400044）；玛赫更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重庆400044）。国际法治中的“大国不可能三角”摘要：国际社会推进法治的进程，赋予大国更多的期待。然而，在国际关系的变化演进和国际法治的塑造运行中，大国却面临着自身核心利益、全球共同伦理和联盟友邦期望之间的“不可能三角”。一个大国无法同时满足追求和保证自身核心利益、倡导和促进全球共同伦理、符合联盟友邦的意愿。这种不可能三角是由当代世界秩序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法的非中心化（不成体系）状态，以及全球资源稀缺、国家首先保证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国家之间难于形成信任而构成的。此种大国不可能三角在国际法上不仅意味着存在着国家单边利益和多边利益的二元价值摇摆，而且存在着人类共同价值、本国利益追求和联盟友邦意愿在国际法话语的时空不连续性。从国际法治的状态上看，不应当对国际法治的价值设定抱有过高的期待；从国家发展的模式上看，必须对本国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进行良好的平衡，同时极其谨慎地选择国际战略的盟友。关键词：国际法治；大国；不可能三角作者：何志鹏，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2）。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的理论构成与多元实践摘要：较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单向度呈现的传统国际法观，新的历史时代，中国的国际法观呈现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互支撑的二元复合样态。此种构造导源于中国对当下建基于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所抱持的“包容式改进”的“中道”策略。在国际秩序的“包容”层面，中国坚定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国际秩序的“改进”层面，中国更多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对“后冷战”时代中国国际法多元实践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国际法实践与国际法观念之间并非整体“呼应”，甚至彼此间仍旧存在不小的内在张力。在侧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法实践领域呈现出观念凸显度强弱不均，是因为建基于主权观念之上的传统型国际秩序对当下中国是一种能有效减轻其上行压力的对冲机制；在侧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实践领域，当下国际秩序不利于后来者融入的客观构造、倡导的理念本身有待精致化及中国国际法综合能力仍相对孱弱等三重因素共同制约了新理念的有效转化。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法实践；内在张力作者：魏磊杰，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福建厦门361005）。中国社会组织研究的视角转换与新启示摘要：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正步入新阶段，传统的合法性空间不足问题已得到较大改善，但资源汲取能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却日益显著。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引入资源汲取理论视角，从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结构、对资源环境的认知能力、资源竞争水平等维度研判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及其面临的深层挑战。这一理论视角可弥补既有研究过于强调宏观制度环境约束而疏于分析社会组织具体运行机制的不足，也可以更好检视由国家、市场、社会多方力量编织的社会组织资源支持体系中蕴含的深层问题，从而找到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关键词：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资源汲取；理论启示作者：嵇欣，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黄晓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200444）；许亚敏，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721）。在路上：漂泊、书信体写作与“杂文自觉”的风格扩张摘要：在以《华盖集·题记》为标志的“杂文的自觉”之后，《华盖集续编》在文体、样式及美学方面呈现出更加繁复的多样性和试验性。与之相关的则是鲁迅1926年8月离开北京后，在上海−厦门−广州间的短暂的“漂泊”状态，这种状态指向一种重要的文学风格意义。以《华盖集续编》中的“通信系列”为线索，兼及鲁迅同时期其他书信写作，对鲁迅杂文在语汇、句子、风格和作者形象不同层面的风格扩张进行系统分析，可以看到，鲁迅此期间的杂文写作，在内心面向、审美自律和社会政治寓意指涉性上都呈现出一种高度内敛同时又高度外化甚至游戏化的倾向。这种写作法不仅是对漂泊或客居状态的描摹和派遣，或对此前“北京时期”遭际的回顾与反思，更是鲁迅文学内在能量与形式可能性的逻辑发展，也是它将自身现实批判兴趣和历史表现抱负收缩凝聚在高度个人化和“作者式”的杂文文体内在强度之内的技法淬炼。因此，鲁迅漂泊期的书信体写作，作为“路上杂文”，也可被视为鲁迅文学“第二次诞生”这一文学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在具体的鲁迅文学发展阶段论意义上，这个瞬间和文体实验行动也构成过渡期“杂文的自觉”同晚期“杂文的自由”之间的连接点和风格预演。关键词：“路上杂文”；“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杂文的自觉；文体混合；自然美；“艺术的终结”作者：张旭东，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学系教授。走向荒野：风景的历史及其美学表达摘要：环境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风景美学。风景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景观，是不依赖于人的自然物。但是风景作为审美对象却是人为建构的产物。生活在农耕社会的古代中国人较早发现了自然风景的美，并以比德说的方式建立了和自然的审美关系，山水画在古代中国起到了某种类似宗教的作用。而以商业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古代西方，对自然风景则较为忽略，西方古典艺术亦以人体艺术为主。作为工业革命的回应，人们开始关注并重新评估自然的审美价值，把城市和乡村相对立，赞美自然风景，西方风景画迅速发展并进入黄金时期。浪漫主义艺术家不仅描绘妩媚的自然风光，而且展示自然不可驯服、无法控制的野性力量，喜爱原始蛮荒甚至令人惊惧的自然风景。这引起了现当代西方艺术和美学主题的重大改变，开辟了通往荒野美学的道路。关键词：风景；历史；山水画；风景画；荒野；美学作者：代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从“意识的发现之旅”到“精神的奥德赛”——教养小说模式下的《精神现象学》摘要：个体的教化（Buidung）乃是启蒙以来德意志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在启蒙教化观的基本框架下，可将德语教养小说与《精神现象学》视作同一理想的不同呈现：前者诉诸文学叙述，而后者则依托哲学思辨。在共同的思想史语境中，教养小说这一文体特殊的结构性要素被内化到《精神现象学》的内容建构中，呈现为个体意识通过发现自身本质完成自我教化的过程。而黑格尔并不使之停驻于“意识的发现之旅”，更要其证成纯粹科学概念的演绎。精神整体通过回忆确立起个体意识教化的必然性，这也构成《精神现象学》独特的“思辨陈述”形式，而精神概念对自身形成之检验的过程就是“精神的奥德赛”。借此黑格尔确立了概念自我构造的方法，超越了文学叙述中形式与内容互相外在的局限，进而证明了个人教化完成与科学概念演绎间的绝对一致性，最终建构起《精神现象学》与其体系内在的统一性。关键词：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教养小说；思辨陈述；教化作者：徐贤樑，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上海200433）。论吐谷浑早期的活动范围及战略转移摘要：《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详细记录了吐谷浑早期的活动范围，《晋书》《魏书》《隋书》等相关记录多来自《宋书》。吐谷浑早期有两次重要却长期被史家所忽视的战略转移。一次是面临西秦威胁，阿豺选择了南下松潘草原，最终慕璝趁西秦灭亡收复了河南故地并占据了洮河流域。此后北魏太武帝对吐谷浑展开大规模围攻、追击，吐谷浑无法在九曲之地立足，只得西迁伏罗川，此为第二次战略转移。伏罗川地连青海湖−祁连山牧场，西迁至此既远离了北魏威胁，更为日后吐谷浑发展成为强大的草原帝国提供了契机。关键词：吐谷浑；《宋书》；西秦；伏罗川作者：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19）。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以刘伯明为线索的再考察摘要：检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应尽可能脱出以《学衡》为中心之视角的限制。“新文化”攸关的词语观念在东南的早期传播，与刘伯明等南高学人对杜威讲学活动的积极参与密切相关。而后刘氏基于校内人事更动影响及自身因由，参与促成校内对于“新文化”之异议的发展，但此后其思想与北大新派仍颇有相通之处。其对新文化运动内容重点的理解，亦与梅光迪、吴宓等《学衡》主将有异，而与其他较早入校者及江苏省教育会的理解更为接近。以刘伯明为线索，涉及其操持校务、教学、演说、著述等活动方式，可以揭出东南学人契合新文化运动之民主与科学精神，却易被北南新旧对立的表述扭曲或遮蔽的思想与实践面向。关键词：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新文化运动；刘伯明；《学衡》作者：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235）。Title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摘要20世纪70年代发生、持续近20年的“布伦纳辩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发起人布伦纳赓续英国史学马克思主义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在著名的“多布−斯威齐之争”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进行独特阐析，强调地主、自耕农、佃农之间的阶级斗争及其形塑的社会财产关系，才是“过渡”发生、完成的关键。由此，布伦纳左右开弓，既和诸如人口决定论、商业或贸易决定论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争辩，也和主张生产力决定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争辩。“布伦纳辩论”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卷入其间，直接催生了当下颇有影响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也同时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阐释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如如何理解“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最初形态到底是农业的还是工业的；在更深层次上，则牵涉如何对待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归属。对之仔细梳理和认真挖掘，对建构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颇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关键词：布伦纳；“布伦纳辩论”；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作者：关锋，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31）。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5期。目次一、反驳非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由来和双重指向二、工业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布伦纳辩论”引起的两个具体历史争议三、“布伦纳辩论”与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归属四、辩证的审视和必要的回应1976年初，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名家罗伯特·布伦纳，在著名的左翼杂志《过去与现在》发表长文《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提出阶级斗争及其形塑的社会财产关系才是影响长期性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把握由欧洲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历史发展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由此开启了长达近20年的“布伦纳辩论”。布伦纳笔锋所及，争辩对象人多面广，他既毫不留情地驳斥了诸如人口决定论、商业或贸易决定论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布伦纳辩论”在西方史学界、英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反响很大，影响深远，也因之引起国内史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关注。国内的研究总体而言，偏于分散和零碎，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问题的针对性，尚未得到很好的彰显；特别是其中涉及的事关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深层次问题，在合理反思基础上的有效应对，非常少见。仔细梳理和认真挖掘它的来龙去脉、争辩核心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效应，不仅对更好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颇有裨益，而且对建构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极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一、反驳非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由来和双重指向“布伦纳辩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大事件”绝非空穴来风，既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薮，也是对前贤理论努力的赓续。从19世纪40年代开启政治经济学研究以来，马克思就重视探究资本主义何以萌生和形成。除40年代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借鉴和吸收斯密思想，以分工和所有制的变化来初步分析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都先后开设专节阐析，研究更为细致、深入，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研判。但总体而言这并不是马克思的重点，他的分析还是留下了不少空白、晦暗不明甚或前后不一之处。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红色科学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落地生根，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小组于1938年9月成立。同年A.莫尔顿出版名作《人民的英国史》，聚焦于农民战争、英国内战、工人阶级和工联主义崛起，来梳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凸显阶级斗争塑造历史的重要性。这代表和奠定了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强调具体历史进程的经验分析和阶级斗争。作为这时期的重要人物，莫里斯·多布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在1932年出版名为《今日之马克思主义》的小书，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依赖“直觉”或“先验逻辑”来把握历史，而必须诉诸历史经验，像经济决定论那样迷恋“先验逻辑”、理解因果关系，是“完全贫乏和不真实的”；1937年，他又出版了《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强调“马克思从这种阶级关系的特点上找出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有规律的运动的锁钥”。多布虽在政治立场上亲近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但在理论上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意保持一定距离。1946年，史学家小组被重建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多布同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方面开宗明义地说，“如果经济分析不能与历史的发展相结合，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不能有所成就”，另一方面重点探究了资本主义如何萌生、形成，成为率先专门研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典之作。多布认识到，准确把握“过渡”，就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当时有三种观点影响较大：一是桑巴特、韦伯的“精神说”，把精于算计和节俭而又敢于冒险逐利等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视为决定性因素；二是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等人，遵循斯密而提出的“商业说”，把商人、商业视作决定性力量；三是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论”，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过渡”实质是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更替。第三种观点最有价值。问题在于，一则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关注不够，二则基本上依据正统马克思主义机械的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对此进行简单处理，主张是生产力发展直接决定的结果，无法呈现真实而又具体的过程，任何抽象理论必须和历史对接进行具体分析才有价值。《资本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多布由此认为，这种“过渡”既是内在的，又大体分为两个维度。首先是封建生产方式因危机而走向衰落、解体。从13世纪末开始，封建贵族阶级为维系统治，整个阶级和家臣数量不断增长，再加上对外战争以及对奢靡享乐的追求等原因，被迫日益强化对农奴的剥削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不堪忍受的农奴轻则怠工抗争，重则选择新的“飞地”（如城镇或新殖民地）逃离盘剥，甚至奋起反抗，农业劳动人口和生产能力不断衰减，导致了封建生产方式很难持续。其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生、成长。封建生产方式危机在14世纪得以凸显，在使诸如自耕农和城镇手工匠等自由生产者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也使城镇中的工匠积累了更多财富、有了更大生产自主权，面临不断扩大的贸易需要，有实力挣脱封建行会的支配和压制，使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制度得以扩展，此前依附于封建生产的简单商品生产方式日益独立、不断兴盛，且获得内在的运行逻辑，大概于16世纪中晚期，最早一批工业资本家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资本主义的萌生、兴起，决定性的不是“精神”“贸易”，而是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核心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它虽没有以“任何简单且直接的方式”催生出资本主义，但的确改变了简单商品生产方式对封建领主关系的依赖，使资本逐利主导的雇佣关系得以确立。布伦纳据此总结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多布分析了欧洲封建经济长期趋势背后的生产方式支撑，以期揭示其内在的发展趋势”，不过，“与那些将封建主义看成一种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人相反，多布将封建主义看成一种建立在阶级关系之上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使多布赢得了赞誉。霍布斯鲍姆后来回忆说，该书提出的问题成为史学家小组聚焦的话题；希尔194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或技术决定论，绝非“对产生必然变化的经济变革的无趣记录”，英国革命这种阶级斗争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中起着关键和核心的推动作用。希尔顿同年出版《14和15世纪兰开斯特郡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部典型的经济社会史著作中，多布的影响明显可见；他后来还明确说，“作为一个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人”，“我更多地关注对实际的历史进程的解释，而不是纯粹理论领域的争论”。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1950年在《社会与科学》为该书撰写书评，公开驳斥多布，认为他对封建社会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封建主义的确生产低效且缺乏稳定性，但本质是顽固和保守的，缺乏更新动力，不会自我解体，解体因素只能来自外部即逐渐发展起来的长途贸易，从事它的商人而非自由生产者，才是第一批资本家。多布同期发表《答辩》，采用更为细实的历史材料支撑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著名的“多布−斯威齐”争辩由此萌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希尔顿、霍布斯鲍姆分别从不同角度力挺多布。希尔作为蜚声世界的英国革命史研究专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诸如《英国革命的思想起源》《颠倒的世界：英国革命期间的激进思想》等多部专著，以更为丰厚的史料进一步凸显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有力声援多布，并坚持反对粗俗、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希尔顿作为中世纪封建社会研究名家，不仅于1953年在《科学与社会》专门发表文章批驳斯威齐，而且在以后四十多年的研究中，一直将“过渡问题”作为聚焦点，先后撰写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起源》《封建主义的危机》，努力以更为详实、细致的历史经验来佐证多布的观点，还明确指出：“农民反抗对于农村公社的发展、自由地产和自由身份的扩大、农民和工匠发展商品生产的自由，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出现，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史学家汤普森高扬阶级斗争复杂性和重要性、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是在这种氛围下出炉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鲍伊思（Guy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摘要：与西方因果思维相对，早期中国思维常被称为关联性思维，其特点常被认为是模糊的和前逻辑的。但实际上，早期中国最初一些核心要素的关联，有其自身逻辑和底层架构。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数术文献，为我们指示出理解这种逻辑和架构的两个关键要素，即数与图像。过去认为早期中国与数有关的图像要么是为实际功用而创作的符号系统，要么是有寓意性的象征图像；但与此相反，它们（如三方三圆图、七衡六间图、十二律周期图）是关于实在的或自然的模型（如太阳回归周期的模型、音律回归周期的模型），背后有复杂的数理知识，只是被降维呈现在了二维图像上。在对事物的模型化和图像化过程中，将事物看作数学对象、寻找周期性并将其投射为图像，是其典型思维过程。民间占卜用的式图与基于数理知识的模型化图像有相同的思维，式图扩大了整个关联系统，对关联观念的固定化有重要作用。对于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所指示出的任何早期中国思维特征的总结，都是放在与各种其他出土材料和相关传世文献，甚至是与其他文明的对比中进行的，因而绝非个例。关键词：关联性思维；数；周期性；图像化；模型；式图作者：刘未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北京102488），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北京100732）。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4期。目次导言：早期中国如何建立事物的关联一、以《陈起》为中心：篇章结构及不同层次的“数”二、以“岁”为旨归的历法生成论三、岁历周期的图像化及其数理模型四、以“度”为旨归的音律生成论五、十二律理想的周期回归及其图像化六、民间式图在要素关联和观念形成方面的作用总结：早期中国借助数与图像建立事物关联导言：早期中国如何建立事物的关联与西方的因果思维相对，中国古代思维常被称为“关联性思维”，这种思维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关于自然、社会、政治等一系列因素交融的广义宇宙论，具有模糊和多义等特征。20世纪一些思想家给予了这种思维方式很高的评价。如李约瑟认为，这种古老、明智但全然不是欧洲特有的思维方式将贡献于未来科学；葛瑞汉认为，中国人这种看似混乱模糊、以客观经验为基础并能从中建立秩序的前逻辑思维模式，是西方因果思维、逻辑思维的补充；郝大维和安乐哲认为，这种边界得以模糊和变动的特点，使知识得以情境化，并具有审美性、诗性、体系松软而包容等优势。但这里的起点——模糊性——是否可靠？中国思维是真的模糊，还只是因为对于现代思维来说较为陌生而显得模糊？在研究中，我逐渐发现，早期中国思维有自己自洽的逻辑，有自己的规律和架构（framework）；最初一些核心要素被联类和组合的基础，可以通过分析的方式被清晰描述。早期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形成这种思维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在意对这种认知方式进行分析和刻画，因而当这种思维方式后来淡出历史后，便难以再寻其最初建立的方法和路径。所幸近几十年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为我们恢复这条路径提供了可能：通过和传世文献比对，通过与不同出土地点文献的相互比对，我们可以接近早期中国人将不同种类事物进行联结的底层构架。这种构架是中国思维的特质，虽然它作为模型并不完美——所有理论模型都不完美——但它将展现给我们一种与西方主要借由因果关系建立的事物统一性不同的、在事物之间建立关联的思路。如今我们研究者也有能力和责任将这种思维方式清晰地展现出来。在着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点凸显出来：一是数，二是图或图像。“数”在早期中国的不同材料中呈现出多义性：它不仅可以表示量，还可以表示性质；它不仅可以因为数值相同，而将不同类的事物连接起来，也可以因为意义相同，而将不同类的事物连接起来（类似于符号）；数与数之间可以通过加减乘除建立动态的生成关系。数本身的这种多义性及其能够在不同维度间转换的性质，使它成为携带信息的跨层级沟通者、不同类事物关联的中转站。第二个关键点是图，这里特指与数有关的图，包括数的生成规律向外投射的图，也特别指早期中国数术文献中的一类时空图像“式图”。按颜光禄“图载之意”的分类（图理、图识、图形），本文讨论的应当都算作“图理”之图。这类图既不是对外部实在的具象再现，也不是纯粹对思想的图解或示意，而更像是一种关于实在的或者关于自然的模型，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逻辑图像。这些图理与实在所共享的描绘形式，我们可称之为数或数理。图理与数理不可相互通约，而只能在图像中展示。本文涉及的三方三圆图、七衡六间图、十二律周期图就是这样的图理，它们或者是太阳回归周期的模型，或者是音律回归周期的模型。在早期中国，还有一种时间−空间相互统一的特殊图像（即式图），它在民间广泛而长期地流行，因而很有可能这种图像在频繁使用中反过来作用于大多数人的思想，形成了固定的联想习惯，这样关联思维或者象思维才逐渐成了早期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本文的目标是，论证这些以非文字形式展示出来的图理以及它们与实在所共享的数理，在早期中国思维的形成中扮演了底层构架的功用，以此拓展和推进对“象思维”何以成为中国思维之基本特质的理解。之所以要从这个数理与图理角度讨论早期中国思维特质，与我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心得有关。我认为，中西方宇宙论（这里特别指早期中国和古希腊的）在开始建立时有非常相似的理论任务，并且其中都有重视数的传统，但最终走向了不同形态；其核心差异是底层架构不同，中国宇宙论的构架由图提供（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图像本体论”，也就是经常说的“象思维”），而希腊宇宙论的架构则由形而上学提供。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中希方以数为原则构建宇宙论的共性，这里则重点讨论早期中国思维在相关内容上的特性，致力于重构这种特性形成的过程。问题的先后始终是：什么是人类思维中普遍的东西？然后才是：什么是中国思维中特有的东西？这篇文章虽然以探讨特性为主，但也是放在文明互鉴的视野中才得以可能。本文将以一篇讨论数作为万物根本的秦简牍《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下文简称《陈起》）为中心来解释这一过程，重点涉及早期中国思维中的两类数，即音律数和历法数，关键是解释它们如何通过生成论、周期性及图像化，而建立了相互之间牢固的内在关联。这两类数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首先在于音律与历法都有自然基础，音律是从自然中发现的声音和谐比例，历法是对天体运行和回归周期的把握和计算，因而音律数和历法数的生成规律及其周期性的“发现”就兼具自然与人为的双重来源，它们的图像化是一种关于实在的数图模型（或逻辑图像），因而它们的关联也都是建立在关于实在的逻辑图像上的关联，这就区别于不同类事物间单纯借助数值来沟通的等值关联，或者单纯借助象征来人为创建的符号关联。其次，如果我们知道早期中国与古希腊在几乎相同时期独立发现了这两类数的规律（包括音律比例、音律生成法则、行星的运行周期等），那我们就能敏感地意识到早期中国这两类数最重要的特征：与历法生成论相关的数以“岁”为旨归，而与音律生成论相关的数以“度”为旨归；前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时间单位，后者则是其最重要的计量单位。简言之，从文明互鉴的视角看，音律数、历法数各自的生成论最能体现中国文明的特质；而从中国内部不同层级的数的角度看，音律数−图、历法数−图的关系又最称得上一种超越主体与客体、通过图像来汇聚的思维与实在之间的互动。在思维上它被称为“律历一体”的逻辑关联，在图像上又是一种“时空一体”的图像关联。下文的说明难免要深入到音律数和历法数的细节，但这个过程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只局限于如何理解这个个案中不同层级的数，而是通过该个案获得相对普遍的早期中国思维观念和基本架构。一旦有了这个认识，我们便可以应用它去理解其他个案，同时也在其他个案中不断检验和完善我们对这种以数−图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的理解。一、以《陈起》为中心：篇章结构及不同层次的“数”《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是北京大学2010年入藏的秦简牍《算书》甲种中的开头部分。《算书》有甲、乙、丙三种，其中甲种篇幅最长，开头是一篇由32枚竹简组成（816字）的独立文章，被命名为《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下文简称《陈起》）。在汉以前关于数为什么重要及有益的讨论中，这个对话是最长且最详细的。简文原为连抄不分段，整理者按照三问三答的结构将其分为三段（分别以“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曰”“久次曰”“久次敢问”为标志）。这里再将其进行细分，第一次问答较短就不作区分。第二次的回答我分为三段（以三个“曰”字为标志）。第三次回答分为两段，第二段是陈起的自问自答（标志是问句）。现将文本结构和内容按顺序总结如下。A.第一问。久次向陈起提出“读语”和“计数”何者更紧要的问题，陈起回答“数”更重要，通晓“数”可以通“语”，反之则不可。这就特别肯定了数在一切知识中首要性的地位。B.第二问。久次继续问，“天下之物，孰不用数”？陈起回答“无不用数者”。然后，陈起对此连续进行了三次说明。（I）这次说明相当于总说，指出（a）天、地、岁、四时、日月星辰、五音六律，均用数。（b）接着，转到身边之物，指出一日之劳役、出行、耕作首先需要知道食数、里数和亩数。（c）再转到人体和疾病，指出人体如大树（列举22处身体部位），疾病从中生发，其治愈和死亡的关键都在于数。（II）这次说明中，（a）陈起给出了一个天地模型，即三方三员（通“圆”），并指出规矩准绳、五音、六律都存于其中。（b）指出上古圣君贤臣以创制为天下之法命名（“以作命天下之法”）、立黄钟律为辅佐：用黄钟十二律给天下打上印记，分为十二时，用十二地支命名；从中生五音、十天干、二十八（日）宿。（c）再转到人体，再提人从头到脚各部位都有其主管，各部位是否治愈和死都有数。（III）给出了三方三圆模型的具体数值：大方大圆为单薄之三、中方中圆为日之七、小方小圆为播之五。命它们为四卦，得以卜知天下。C.第三问：久次又问临官立政、立度兴政，什么数最紧要？（I）陈起回答每种数都很重要（“数无不急者”），并举出以下例子：上朝理政，没有数就无法知道时间（“循昏黑”）；协调各部门的工作，都需要从小到大的量制单位（升、㪵、斗、桶）来命名各项物资；制造兵器，没有数就无法做成；锻造钢铁、铸造铜器，融合红铜、白锡，调和硬度和韧度，制作磬、钟、竽、瑟等乐器，调和五音六律，没有数就无法和谐；颜色从植物中提取，没有数就无法区分五色；以工具和规矩来筑城，没有数就无法准确裁断；等等。“数”还可以用来分配职事、考核绩效，取第一和最后的平均数为标准（“取其中为民义［仪］”）。（II）陈起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讨论了数之知识的产生及其学习方法。（a）陈起设问，古代研习数学的人，他们的知识从何而来（“凡古为数者，何其知之发也”），自答其关键是数与标准（“度”）的互相贯通（“相彻也”）。（b）数之于民，就如同日月之于天。因而必须颁布数，然后不断调整改进，否则民就不知百事之利害。稍后陈起又提到，古代圣人所做就是将数写在竹简、简帛上教给后人。（c）至于学习数的方法，应是先难后易。先确立一个整数，再减或除，由锱到锤，将半加倍，由具体的例子来启发。（d）而学习数学的诀窍，则是九九乘法表（“隶首者”）以及分数与整数的换算（“少广者”）。在以上对简文内容的梳理中，我们看到，陈起关于万物皆数的回答涉及了不同事物，其中的数也具有不同性质：有与天地结构有关的数、与身体部位有关的数、与政事有关的数、度量之数、五音六律、五色等。有的给了具体数值，有的没有。如果认为这些数只是松散地放在一起，就会显得陈起的回答结构难解，只是笼统地说先谈了天地自然之数，后谈了切近的生活用数和身体的数，并且这些数模糊地关联着。但这明显没有回答“为什么”把这些事物关联、数是否和如何成了它们关联的媒介的疑问。二、以“岁”为旨归的历法生成论我们首先讨论《陈起》对“万物无不用数”的总说（上节分段中的B-I），认为其符合更普遍的早期中国宇宙生成论以“岁”为终点/目的的基本结构；同时说明作为终点/目的的“岁”或“年”是一个时间单位，这个最重要的时间单位的设置，既有自然规律（太阳运行周期），又有人为规定（以“四分历”为例，就是回归年的小余数取1/4，即认为规定一年为365又1/4天）。然后，我们从《陈起》前进到对早期中国历法生成论各个阶段和基本形态、结构、特点的总结。借鉴马克的研究，我们认为在先秦不同文献中关于宇宙生成阶段的表述有一些共通特点。一是以周期性的“岁”为旨归，二是大致可以分为有规律的几个阶段：（1）混沌阶段，原初宇宙单位在这个阶段出现；（2）裂变阶段，对立的原初配偶体在这个阶段产生；（3）定型阶段，即“四时成岁”标志着宇宙运动的定型，常通过四季节律来表达。这个基本模式在不同文本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有时以神或圣人作为叙述主体（如《楚帛书》《尚书·尧典》），有时以自然实在（如《太一生水》），但都具有同质同用的特征。若以数位形式表达，这个基本模型便是：1→2→4→岁。马克认为，以“岁”之周期的完成来标志宇宙创造之巅峰状态，是中国早期宇宙生成论的普遍特点。“岁”在等级上具有优先性，它在作为目的的意义上先于其他时间表达要素，代表着合于宇宙运行包含其他一切周期的万能庞大体系，四季变换及星辰运行只是这种历法周期的具体表达；因而早期中国宇宙论的模式是“将天体运动的规范化过程纳入由多个不同抽象周期所组成的复杂的历法体系”。我十分同意马克先生的这些看法，只是建议将这个数位表达式修正为“1→2→岁（包括四时、八节等时令，以及十二月）”。修正后的式子避免了“四时”与“岁”前后关系上可能引起的误解；更主要的是，虽然“四时”作为太阳的周年运动最重要的节点，是对“岁”最重要最常见的一种刻画，但就作为阴阳合历的“岁”而言，十二月也是对它的划分。并且，就“四时”节点而言，其下还可以细分为八节、二十四节、七十二候等。修改后的式子就更好进行进一步的划分。以此看《陈起》对“天下之物，孰不用数”问题第一次说明的首句总说（B-I-a）——“天下之物，无不用数者。夫天所盖大殹，地所生之众殹，岁四时之至殹，日月相代殹，星辰之生〈往〉与来殹，五音六律生殹，毕用数。”——就发现，其顺序完全符合上述从宇宙原则（数），到裂变（天、地），再到“岁”的顺序，而“四时”标识四季循环的周期性，日夜更替和星辰往来都是在这个“岁”所标识的周期性中的具体时间标志。从形而上学角度看，这个模式包含着中国早期思维对宇宙生成的深刻思考。首先，先有空间（“夫天所盖大殹，地所生之众殹”），才出现了时间（“岁四时之至殹，日月相代殹，星辰之生〈往〉与来殹”），因为空间在先才能为生成和变化提供发生的场所，而生成与变化就是时间的具体表达。其次，空间由对极（polarity）——也就是马克所说的“裂变阶段”——所标识，对极在混沌中开辟的区域，是宇宙中最初之维（dimensionality），在《陈起》中这对对极直接展现为“天−地”，在其他文本中可能表达为其他对极。接着，时间在对极所豁开的最初空间中出现，是以一种周期性时间的方式，即“岁”，然后才是可度量、可计算的其他时间，如昼夜交替和四季变化（“日月相代殹，星辰之生〈往〉与来殹”）。可度量、可计算的时间或称为时间之表象或具体时间，它们以相继和变化为特征。这样的时间该如何从静止的空间中产生？是否有一种兼具空间特征的原初时间，可以作为具体时间流逝的框架？有。那便是周期性（cyclicity），也就是“岁”。当我们称早期中国的历法生成论为以“岁”为目的或旨归的生成论时，表达的正是“岁”在存在论上对于其他流逝时间的在先性，这种在先性源于周期性，而周期性是一种带有空间化特征的时间。因而，从存在论上对这一过程进行解释便是：数作为原则处于最高等级，其次空间（由对极豁开最初维度表达）先于时间，而空间化的时间（周期性）又先于所有具体时间。表一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摘要：关于“transzendental”，中译“先验”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对一个概念的含义解释，而不是对它的词义翻译。在“transzendental”的词义中既不包含“先”的意思，也不包含“验”的意思。它只是哲学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语境中赋予它的一个特定含义。如果这个概念的含义赋予和含义变化还有长长的前史和可能更长的后史，那么用立足于这个特定含义解释的翻译来统一它的译名，只能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权宜之计。“先验”远不能概括“transzendental”概念的所有问题。“Transzendental”概念是哲学的基本概念，对“transzendental”概念的中文翻译需要回到翻译的正轨上来。关键词：transzendental；先验；经验作者：倪梁康，浙江大学哲学系、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

A&HCI（艺术与人文类文献）学术索引。诚邀文、史、哲等人文领域学者惠赐稿件。目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儒家经典形式转换的诠释学意义摘要：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这些典籍的产生与成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的经典基本上是以口头的方式集结与流行的，到了西汉，始有整体性的书写转换，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在儒家经典传衍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文字书写的出现将口语表达做了抽离化的处理，产生了提升与变形，在理解的复杂性上便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表意。因为去情景化的缘故，文字书写为后续的理解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歧义性，也打开了无限的释义空间。书写对于口语而言，不只是具体的内容得以记录，而且扩展了记忆的历史，使得片段的、不连贯的记忆变成了可以叙事的统一体，一种有限的具体性便融入了普遍的世界关系之中。从口传到记录成文，再演变成为有系统体式的各类文章，这就为书写和阅读的诠释学间架奠定了基础。在此形式转换中，汇聚成篇的经典文本成为观念交互性展开的集散地，也是人们从历史经验来观照自我、汲取思想养分的重要源泉。关键词：儒家经典；口传；文字与书写；文本体式；诠释学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深圳518060）。“布伦纳辩论”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效应摘要：20世纪70年代发生、持续近20年的“布伦纳辩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发起人布伦纳赓续英国史学马克思主义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在著名的“多布−斯威齐之争”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进行独特阐析，强调地主、自耕农、佃农之间的阶级斗争及其形塑的社会财产关系，才是“过渡”发生、完成的关键。由此，布伦纳左右开弓，既和诸如人口决定论、商业或贸易决定论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争辩，也和主张生产力决定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争辩。“布伦纳辩论”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卷入其间，直接催生了当下颇有影响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也同时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阐释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如如何理解“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最初形态到底是农业的还是工业的；在更深层次上，则牵涉如何对待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归属。对之仔细梳理和认真挖掘，对建构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颇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关键词：布伦纳；“布伦纳辩论”；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作者：关锋，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31）。推理主义：逻辑与意义理论摘要：很多人习惯于自下而上从词项之意义出发去理解语句进而把握推理，推理主义者则倒过来由推理去解释语句和词项，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决定于它们在人类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我们在理解他人主张或掌握某些概念时应重点关注它们如何充当某一类推理的前提和结论（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当这种革新观念的理论效应正在当代认识论、语言哲学等领域持续发酵和释放时，不应忘记它的逻辑学根底和渊源。然而，推理主义并非简单地抬高现代逻辑的价值，毋宁说，它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理解逻辑学的本性及地位，尤其是逻辑与当代哲学的内在相关性。哲学家们在把肇始于逻辑学领域的推理主义路径发展成为全域性的语义推理主义的同时，也在整理和重塑现代逻辑的基本观念，从而使得我们对“何谓逻辑”“逻辑的认识论”“逻辑与理性的关系”等根本性逻辑哲学问题的回答，呈现出新的面向和复杂性。作为逻辑与哲学深层互动的最好例证之一，推理主义的诞生及其在当前哲学界的影响力表明，逻辑学并未失去它曾在20世纪哲学研究中所享有的“引擎”地位。关键词：逻辑常项；推理主义；推理规则；意义作者：张留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属性、行为和规范——《资本论》的启示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根据资本的属性及其二重作用，对资本行为需要趋利避害，依法加强对资本运行的有效监管。第一，收入存在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积累时就可能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中国现阶段的财富差距明显超出收入差距，主要是由财富积累的差距带动的。第二，资本扩张是在资本运动中实现的。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具有提高资本效率和效益的积极效应。由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居垄断地位的民营企业有扩张的冲动，官员权力的介入、资本市场运行和互联网平台为资本的无序无限制扩张提供了快速和无边界的技术条件。为了防止由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对私人垄断性资本扩张需要有负面清单制度的限制。第三，资本市场是公开的资本交易的场所。资本市场的运行离不开虚拟资本，采取各类证券形式的虚拟资本在资本市场上运行产生的负面效应，涉及资本脱实向虚和虚拟资本野蛮生长的问题。规范资本行为的关键是完善和规范资本市场。资本无所不能，资本风险无所不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只是规范资本本身的行为，还要规范资本无序扩张的外部环境，如防止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属性；行为；规范作者：洪银兴，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经济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93）。师范教育与经济发展：来自近代中国的证据摘要：基于清末中国发展师范教育的历史情境，可实证分析师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利用师范教育在时间和地区上的双重差异构建识别策略，研究发现：（1）与师范教育诞生之前相比，师范教育发展更加迅速地区相比师范教育发展较为迟缓地区经历了更快的人口增长，说明清末师范教育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2）师范教育的积极作用在初始经济状况较差地区更加突出，意味着师范教育具有促进地区经济收敛的潜力；（3）师范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是为新式小学提供师资。本研究首次分析了师范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新近经济学研究对不同教育的经济贡献差异的关注，结论也对教育基础薄弱国家的教育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关键词：师范教育；经济发展；近代中国作者：张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李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资本竞争视域下的最优贴现率摘要：通过将主流经济学中针对产品和要素配置的市场竞争拓展到资本领域，可以从资本价格和贴现率入手，构建一个资本竞争的范式。任何贴现率都面临收益和风险之间的权衡，资本之间的竞争最终取决于资产的临界贴现率。要达到风险—收益的最佳组合，就需要在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之间重新配置信用。在开放经济下，不同的资本市场分别通过调控贴现率和信用额度相互竞争。货币政策的核心，就是管理贴现率以避免任何一个层级的资产价格因信用额度不足而崩溃。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本，中国必须做好独立创造基础货币的准备，不恰当的财税改革可能令中国不战自溃。贴现率对虚拟和实体财富具有完全相反的效果，进而导致财富管理两难，“双轨制”很可能是“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唯一的制度路径。关键词：现代经济；临界贴现率；信用结构；双轨制作者：赵燕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福建厦门361005）；宋涛，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福建厦门361005）。风险社会对参与决策的拷问摘要：在工业社会中，决策使“凡事预则立”真正落到了实处，人类亘古就有的为行动事先谋划的追求得到了决策的充分诠释。在20世纪中，随着管理学的出现和人们的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决策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并形成了一门被称作“决策科学”的学问。它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时，既有的决策方式还能不能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参与决策以及协商民主决策是否可行，就是一个不得不加以研究的问题了。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行动和决策所面对的是偶发事件，而且回应时间非常紧迫，决定了模式化、程序化的参与决策都必然存在着回应性不足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求替代性的决策方式。风险社会中的决策方式是一种“感应性决策”，是基于对风险、危机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综合因素的直接感应而做出决策的方式。关键词：风险社会；参与决策；协商民主；感应性决策作者：张康之，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18）。通过福利国家实现的社会规约与国家治理——基于英、德、美三国实践的比较研究摘要：近代福利国家迅速发展，尾大不掉的重要原因就是福利国家可以在客观上起到的社会规约功能。英国工业化早期的济贫法体系，德意志帝国的社会保险立法，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社会界分等都具有很重要的社会规约功能，不少还具有社会强制性。但是，俾斯麦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规约而进行的社会保险立法为欧美绝大多数国家所逐步借鉴和采纳。在客观上，西方福利国家起到了良好的社会规约效果：通过福利国家能够实现对人口、信息、人口流动、国民财富等社会资源实现有效的社会规约和社会再分配。通过福利国家实现社会规约和整合功能，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所借鉴，只是需要对其具体方法做一定的优化和改进，进而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的治理水平和能力。关键词：国家治理；福利国家；公民身份；社会规约作者：陈兆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4）。行政执法中声誉制裁的法律性质与规范形态摘要：行政执法中的声誉制裁可以区分为确认型、公示型与处罚型三种理想类型。确认型声誉制裁中包含了行政执法机关实施的行政确认行为，以及与其相链接的多种其他行政制裁措施（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与其他制裁措施等），其规范形态主要存在于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中。公示型声誉制裁中包含了程序性行政行为、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呈现了多样化的规范形态。处罚型声誉制裁中包含了行政处罚中的声誉罚与人身罚，前者主要体现在通报批评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后者则并无法律规范依据，属于违法的行政处罚行为。关键词：行政执法；声誉制裁；通报批评；违法事实公布作者：黄锫，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92）。从家国到人民共和国：“天下−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摘要：作为一个政治早熟的文明共同体，中国社会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特有的“天下”观和“天下大一统”理论。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民主权”“民主共和”理念的传播，传统以“天子”为核心的君主国模式，因其无力维系国家的和平统一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百余年内，中国人对如何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艰难且曲折的探索。最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基于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模式，既落实和维护了中华文明“天下−中国”的传统，又符合了民主共和理念的基本要求，同时还丰富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多样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键词：国家建构；天下；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作者：程雪阳，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教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江苏苏州215031）。解释、充分解释与一般理论的建设摘要：“理论”就是一组以特定逻辑格式联结起来、可用于解释相关经验事实的抽象观念或陈述。“解释”就是找出某种现象得以发生的原因，从形式上看，只要找到一个被我们认为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即可。“充分解释”则是必须要通过不断追溯找出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从形式上看，这就意味着将待解释的具体经验事实不断从相对更为抽象的陈述或命题中推演出来，直至这一过程无法或无需继续时为止。最抽象、最一般的理论陈述构成对有待解释的事实陈述进行充分解释的最终逻辑依据，它的形成是该领域在该范式引导下所开展的研究活动达到相对完善程度的标志。加强一般理论的建设应该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门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任务。关键词：解释；充分解释；一般理论作者：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跨文化、翻译与社会科学本土化——兼论儒家的西方遭遇摘要：文化差异导致了跨文化中的翻译活动。不同文字间的学术交流本指望通过语言转换实现对源语地文本之理解，却因母语特点而不能得到忠实的再现。无论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努力向西方世界翻译儒家经典，还是严复等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向中文世界翻译《天演论》及一系列西方概念等，其翻译中的文化策略与自我矫正造成知识本土化之发生。所谓翻译的对等性，应具备跨文化语义上的一致性。由于自然科学在其学术共同体中建立了共同的符号系统，故实现了这一点。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翻译活动始终面临创造性反叛，使源语地的文化观念或文本中的原有立场、内在框架与基本假定在转译中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关键词：可通约性；翻译策略；儒家经典；消极本土化；积极本土化作者：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23）。文学语言与当下汉语建设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越来越偏离文学语言，主要表现为网络语言、“符号化”的翻译词、口语和方言词语大量进入现代汉语，再加上不正确地复活已经废弃的文言词语，现代汉语品质明显下降。现代汉语应该重回文学语言的传统和标准，应该规范化，重回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双向运动。语言学研究和词典编纂都应该以文学作品为语料和语库。词典编纂不能“见词就录”，而应该让那些低俗的、粗鄙的词语自生自灭。现代汉语的纯洁与健康需要所有写作者的自觉维护与遵守，也是语言学家的责任和义务。关键词：现代汉语；文学；语言；汉语建设；词典编纂作者：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金华321004）。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摘要：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关键词：《现代》；“现代派”；“新感觉派”；施蛰存；现代主义；形式主义作者：高世蒙，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作家年表整理和编撰略叙摘要：20世纪70年代“五七干校”时期文学的材料，是一个亟待收集和整理的领域，因为它正处在散佚的过程之中。根据目前有限的材料，可大致编撰出一个“年表”，但由于缺少较为丰富的背景性的材料做支撑，它虽能拉出一条简单的历史线索，却语焉不详或仅有孤证之处不少，这便是论文写作的由来。文章根据年表，对现存及待辑佚的材料简况略作叙述，对有关疑点和校勘例证也略作举要，尚有一些问题，也隐含其中，有待进一步的丰富补充。关键词：“五七干校”；年表整理；辑佚；疑点；校勘举要作者：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100872）。明初以来长江口南岸地理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响应摘要：明初以来长江入海口主泓道摆动影响下的海岸带地理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响应过程，反映了长江口主泓摆动的历史周期性和相关人地效应。研究发现，明代初期长江主泓南偏的效应已在江口南岸的岸线坍海以及盐业生产衰减等方面有明显的表现，此后随着南支排水量的继续增加，淡水对盐业生产的影响范围也向南扩展推移。自明初至20世纪中期，金山以北各盐场因海水变淡而相继停产，原盐场区域转变为农业种植区。江流南偏对长江口南岸海岸线、水系、水利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黄家湾为节点的北坍南涨、淤涨型岸段的海塘增筑及海塘内外水系的衔接、坍进型岸段的入海河流塞断及海塘内外水系的隔离。关键词：长江口；南支；盐场；岸线；水系作者：吴俊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234）。18世纪唐通事眼中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新见抄本《琼浦闲谈》研究摘要：域外汉籍是推进东亚海域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琼浦闲谈》，是一册迄今尚未受到学界关注的珍稀抄本。该书成于唐通事之手，生动地状摹了18世纪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实态。研究发现：《琼浦闲谈》所述具有特别的史料价值，由此应充分重视活跃于长崎的福州府属人群之乡土背景。具体说来，江户时代在长崎的不同人群之信仰彼此交融，既有中国人对日本神明之借用，又有中国各类信仰崇拜移植日本的更多例子。除了人们习知的儒家圣堂（孔庙）、妈祖信仰、佛教黄檗文化之外，道教系统之“九使”信仰在长崎的影响亦值得特别关注−“九使”由原乡福清的荒洞蟒神到东亚海域史上舍生取义之林姓神明，“九使”信仰从福州府属庶民之“九使诞”俗以及府城倡门邪神崇拜再到融入长崎盛大的诹访神事活动，其间的嬗变轨迹，彰显了东亚海域跨文化风俗传播的复杂性与丰富内涵。透过对福州府土神“九使”与长崎诹访神社信仰之渊源等的分析，可以管窥传统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其相关影响。关键词：《琼浦闲谈》；唐通事；长崎贸易；九使；诹访神社作者：王振忠，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上海200433）。“严熊书札”的节钞与刊布问题发微摘要：以严复手稿为依凭，以“严熊书札”的节钞和刊布为考察中心，从胡先骕阅读和处理“严熊书札”时的心路、学路及时势出发，对其推出“二次阅读”文化产品的原因、过程等，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获得了如下的认识：一、“严熊书札”之所以刊布，在于它作为思想资源，反映着文化保守主义的同声相求及价值取向。二、根据“撷其菁华”的宗旨，胡先骕选择了最有价值的内容公之于众。“菁华”的判定，既来自严复思想本身，更有着胡氏的阅读体验和时势刺激。三、在“书札”的节钞过程中，删芟的内容，既有对不合旨趣者所作的放弃，但在特定的政治时势下由于颇存顾忌，或因思想立场的冲突而带来困扰，有些符合旨趣者也隐去不提。关键词：“严熊书札”；节钞；刊布；严复；胡先骕作者：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22）。Title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摘要：对于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思维特性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要从中国案例中揭示新的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需要我们对人类可共享的知识有深入理解，并相信存在认识事物的一般思维逻辑。而具有从特殊经验中揭示一般性的问题意识，在比较参照中将中国案例与已有的系统性知识相关联，抱有追问因果的纯粹目标，援引关于事物本体的认识范畴寻因作证，区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并运用形式逻辑从具体现象中抽象简洁原理，这些思维特征限定着我们从特殊经验中发现一般知识的能力。关键词：中国经验；独特性；一般性；思维特性作者：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摘要“哲学比较”之所以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前提反思，是因为前提的未经审视只会为任意和武断大开方便之门，从而使通达特定民族精神的整体及其根本不再成为可能。前提反思意味着要去追问：哲学比较将从何处起步、进入怎样的理论视域以及采取何种基本的理解方式，才可能具有真实的效准？所谓“真实效准”，是指依循必要的原则和尺度，以不断增益确定性的方式，使哲学比较的各方面有效地保持在同整体及其根本的有机联系中。第一，“开端的本性”对于比较不同哲学思想之传统来说具有极端重要性。如果说特定的哲学开端意味着特定精神类型的指令和定向，那么这样的命运性肇始便引领着并且规模着特定哲学的整个历史性进程。第二，在现代世界的处境中，实际发生的哲学比较不能不一般地运行于西方哲学的坐标之中，并且不能不一般地采用现代话语的形式。因此，除非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能够被明确地意识到并决定性地进入比较的视域中，否则就不可能为客观地理解古代哲学和东方哲学提供真正的基础。第三，就像哲学比较运行其上的立场要能够批判地获取一样，使比较得以开展并由以进行的“解释”也须摆脱它的天真状态。当代解释学的基本目标是要求去掌握“超越一切主观意义的现实”；必须根据这一要义来明确解释学的主旨与思想任务，来掌握它对于哲学比较来说的基础性意义。总而言之，只有在这样一些前提能够被批判的反思牢牢地把握住时，中西哲学间的比较才能摆脱它长期以来的素朴方式与天真状态，从而得到积极的展开和富有成效的推进。关键词：哲学比较；前提反思；开端之本性；自我批判；解释学作者：吴晓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摘要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伴随着从计划向市场、从传统向现代、从半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并在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深化改革。但也应看到，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也制约了高质量的发展。以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为目标，中国必须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中国既需要在国内为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凝聚共识，又需要在国际交往中说明中国发展的普遍性原理。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市场经济；改革作者：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上海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Transzendental”：含义与中译问题再议摘要：关于“transzendental”，中译“先验”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对一个概念的含义解释，而不是对它的词义翻译。在“transzendental”的词义中既不包含“先”的意思，也不包含“验”的意思。它只是哲学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语境中赋予它的一个特定含义。如果这个概念的含义赋予和含义变化还有长长的前史和可能更长的后史，那么用立足于这个特定含义解释的翻译来统一它的译名，只能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权宜之计。“先验”远不能概括“transzendental”概念的所有问题。“Transzendental”概念是哲学的基本概念，对“transzendental”概念的中文翻译需要回到翻译的正轨上来。关键词：transzendental；先验；经验作者：倪梁康，浙江大学哲学系、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摘要：命运共同体是在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危难进程中形成的临时性社会群体。在命运共同体中，由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个体成员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在此之下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成员叙述集体生活的相对统一的主观框架，及与其相匹配的观念、语汇、修辞以及象征性仪式。在这些突生性的机制作用下，围绕记忆主题、叙事基调和话语体系，命运共同体在三个层面上形成了共同体成员所赖以进行历史叙事的集体框架。由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左右、强烈的社会认同的影响，命运共同体及集体记忆框架甚至对个人叙事有着长贯终身的影响，但又受着代际继替的制约和挑战。关键词：命运共同体；个人叙事；集体记忆；社会建构作者：周晓虹，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江苏南京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向上滑动查看内容）尊敬的各位作者、读者朋友们：近期上海疫情来势汹汹，从3月初至今，《学术月刊》编辑部上下齐心，尽全力在防控疫情同时保障正常出刊，但还是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比往常晚了10天！2022年是《学术月刊》创刊65周年。65年来，《学术月刊》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以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积极贯彻双百方针，以“敢为学术先，宽容百家言”的学术之气、敦厚之风、超拔之度自期自励，以“扎根学术、守护思想、深入时代”为办刊方向，注重学术积淀、传承与创新，注重反映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学科前沿问题与重大研究成果。在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支持下、在数代编辑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学术月刊》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出版界取得了良好声誉。为此，学术月刊编辑部特筹划创刊65周年专号，以飨读者。《学术月刊》编辑部2022年3月30日理论思维：学术研究的“普照光”

摘要：政策失败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普遍性难题，政策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失败的原因可从政策环境约束、政策本身缺陷、政策主体行为、政策监控不力等维度分析。为避免政策失败，需要构建基于循证决策的整体性决策体系、公共利益导向的利益协调机制、结果导向的政策矫正与学习机制、政策能力导向的政策质量提升体系，以有效预防政策失败，提升公共政策质量，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关键词：政策失败；政策质量；循证决策；政策学习作者：陈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

people或Chinese这类表述。而在其191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中，我们能更为清楚地看到两者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比如他说“我经常被问及孔子为the

李退溪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摘要：人称“海东朱子”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通过《圣学十图》《启蒙传疑》等著述构建了具有独特性、创新性的哲学学术思维的逻辑体系，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其哲学思想与朝鲜传统文化、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危机的时代精华。退溪哲学的人文精神，具体彰显为忧患精神、改革精神、性理精神、道德精神、践行精神等五个方面。在人类面临各种冲突危机和挑战的当代，弘扬这人文主义的五大精神，对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关键词：李退溪；人文精神；性理学；和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100872）。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摘要：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德国浪漫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另辟蹊径的阐释在论证上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除了学生时代的短暂邂逅之外，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一直保持着自觉的批判态度，并自觉清除其思想中可能的浪漫主义要素。他与德国浪漫派在一些观念上的相似性，与其说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不如说源于相同的时代问题。他们共同面对这些问题，但分别给出了各自的诊断和处方。鉴于双方在基本方法和基础信念上的根本差异，不能因为这些观念的表面相似就轻率断言马克思受到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或者批评他沾染上了浪漫主义的弊病。关键词：马克思；浪漫主义；自由；审美；幻想作者：方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100871）。“直观”的不同意涵及效应——从塞拉斯和麦克道尔对康德的解读来看摘要：不同于布兰顿的理性主义路线，塞拉斯和麦克道尔试图保留并重塑经验主义的遗产，即在抛弃直接“所予”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知识的经验基础。但塞拉斯和麦克道尔的经验主义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理论方案，因为他们对经验基础的理解存在着关键分歧，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们对康德的解读和对直观的理解上。塞拉斯认为直观必须和感觉印象明确区分开来，概念运作必须止步于直观，无法进一步向前延伸至感觉印象。而麦克道尔则认为，概念能力的自发性运作可以在直观中越过塞拉斯式的感觉印象，更远地延伸至世界本身。这些分歧不但隐含着匹兹堡学派内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推进线索，还从根本上导致了“人在世界中”和“将世界纳入视野”这两幅极为不同的经验主义图景。关键词：直观；塞拉斯；麦克道尔；康德作者：孙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完整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选择与改革摘要：纵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其晚年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在基本方法论上从本质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向，后者补充和完善了前者，从而使得唯物史观变得更加完整和完善，更符合人类社会制度演变的实际。结合本质主义方法论与历史主义方法论，把唯物史观完整地表述为四个维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可视为人类社会经济体制选择的一般理论或者衡量制度选择是否合适的一般标准。运用此一般原理，可以逻辑自洽和符合历史地对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包括：（1）把《资本论》视为马克思运用其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选择从合适到不合适的典型特例；（2）不同国家和民族在不同阶段制度选择或变革的成功与否；（3）“同时胜利论”“首先胜利论”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经济体制的初始选择和改革。关键词：完整的唯物史观；制度选择一般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选择作者：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250100）。环境规制、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发展摘要：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劳动力配置乃至城市发展的，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污染与清洁两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表明：（1）在城市内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2）城市之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劳动力配置会产生两种效应，依次为收入降低的“挤出效应”和环境改善的“引入效应”，两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3）考虑到劳动力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增加城市的高技能人才比例，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基于“十一五”减排政策检验了上述理论假说。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通过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吸引劳动力流入，增加城市高技能人才比例，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改善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关键词：环境规制；劳动力配置；异质性劳动力；城市发展作者：陈诗一，安徽大学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安徽合肥230601）；刘朝良，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浙江杭州310018）；金浩，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1130）。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与地区差距——基于经济转型的解释摘要：中国的经济转型在过去的40多年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令人困惑的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计划体制国家为什么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地，与之相关的高速的经济增长、显著的经济波动和较大的地区差距等经济特征又是如何产生的？基于此，在中国式分权的基本制度背景下，可以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其理论框架的核心是，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及风险厌恶型特征，导致其投资决策行为具有进行相互模仿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1）这种模仿行为是构成中国民营经济迅速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2）模仿行为放大了中央政府偏好对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引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潮起和潮退”，形成了显著的经济波动；（3）“软预算约束”弱化了横向竞争对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激励作用，导致不同国有企业数量的地区形成所有制结构的差距和经济增长差距。研究的结论对于未来中国提振经济发展动力，平稳经济波动以及协调区域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关键词：中国式分权；经济转型；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地区差距作者：葛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后（北京100872）；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2）。美好生活、民生保障与劳动幸福权的最大化实现摘要：美好生活是一种人人期待和向往的生活状态，但要使得这种生活状态成为一种可测量和可触摸的具体存在，则离不开劳动幸福权概念的出场和引入。美好生活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与当前阶段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民生才能真正得到保障。这样的新型民生保障与传统的那种救济型、仁慈型、施舍型民生保障是完全不同的，它属于更加深层的民生保障。这样的深层民生保障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劳动幸福权理论上才能得到学理支撑。劳动幸福权是每个人皆拥有的不可转让的初始权利，体现的是每个人获得属人属性的天然权利。它既是一切合理性之合理的根据，也是一切不合理性之不合理的根据。每个人都需要在创造性的诚实劳动中实现劳动幸福权。关键词：美好生活；民生保障；劳动幸福；劳动幸福权作者：何云峰，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上海200234）；潘二亮，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公共政策失败及其治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摘要：政策失败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普遍性难题，政策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失败的原因可从政策环境约束、政策本身缺陷、政策主体行为、政策监控不力等维度分析。为避免政策失败，需要构建基于循证决策的整体性决策体系、公共利益导向的利益协调机制、结果导向的政策矫正与学习机制、政策能力导向的政策质量提升体系，以有效预防政策失败，提升公共政策质量，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关键词：政策失败；政策质量；循证决策；政策学习作者：陈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433）中国劳动法学的宪法观：成形、嬗变与展望摘要：自现行宪法出台以来，我国劳动法学界形成了难以自洽的宪法观：一方面强调劳动法作为宪法实施法的地位，用宪法论证劳动法作为法律部门的独立性，支持其改革劳动法治的主张；另一方面并未将宪法当作法律规范加以准确解释，而是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层面都反复偏出宪法原意，且这种偏出缺乏正当性。这种宪法观无法让劳动法真正融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秩序，应当引入部门宪法的理念加以改造。为此，既要积极将劳动法问题上升到宪法层面思考，又要采取温和的原旨主义解释立场，注重运用历史和体系的解释方法，准确衡量各种解释素材的权威性。关键词：劳动法；宪法观念；宪法解释；部门宪法作者：阎天，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北京100871）。回到“好社会”：重建“需要为本”的规范社会学传统摘要：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需要”概念快速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热门话语，并引发了跨学科的持续反响，而主流社会学却在这一议题上表现出了集体失语，这深层次地提示着当前社会学在回应规范议题上正在丧失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运思方式。为“人”服务、关注人类需要的社会学亟待重新思考其规范传统的当代价值，重建“需要为本”的规范社会学传统。为此，要积极推动为了“善”和“人类进步”来应用社会学，强化事实取向与规范取向的合流来回应“好社会”的议题，并努力实现社会学研究与政治行动之间的贯通。关键词：人类需要；规范性需要；需要为本；规范社会学作者：吴越菲，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41）；文军，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上海200241）。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正经历着快速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亟需研究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在中观层面，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有着三个重要的底层逻辑：促进连通性，推动开放与参与；实现数据化，增进智慧与安全；直面复杂性，应对风险与挑战。它们是数字技术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增量变化，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其他传统要素难以提供的。这三个底层逻辑体现着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治理的独特工具性价值。未来，更加深入地分析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应用中的支撑条件和非预期后果，是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关键词：数字技术；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连通性；数据化；复杂性作者：乔天宇，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博士后（北京100871）；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阐释学视域下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审视摘要：“艺术终结论”向来是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但多数研究者都将“艺术终结论”视作黑格尔首先提出的命题。那么，在对特定文本阐释时探寻作者本意是否有一定的合法性？本体论阐释学的两位代表人物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分别以“伟大艺术终结”论和“艺术的过去特征”论来概括黑格尔美学的相关言论和思想。通过对读和细析黑格尔的文本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阐释可见，黑格尔本人并未提出过“艺术终结论”的命题。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概括和论述虽然都依托于本体论阐释学的框架，创造性地发挥着自己的见解，有意无意地偏离了黑格尔的本意；但在具体分析时则往往试图贴合黑格尔论述的原意。这一特殊的阐释学现象意味着，方法论阐释学寻找作者原意的主张并没有完全过时，在特定条件下能与本体论阐释学形成互补。关键词：黑格尔；艺术终结论；方法论阐释学；本体论阐释学；海德格尔“伟大艺术终结”；伽达默尔“艺术的过去特征”作者：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兼职教授（上海200433）“据文求义”与“惟凭《圣经》”——中西经学诠释学视域下的“舍传求经”及其“义文反转”摘要：“据文求义”与“惟凭《圣经》”是中西方“经学变古时代”极富挑战意义的诠释学方法和命题。为了反对各自经学传统的“繁琐”与“破碎”，欧阳修和马丁·路德均以捍卫或重申“圣经权威”为己任，并且都在这一诠释诉求下选择了“经义显明”的释经策略。而在具体的解经操作中，两位经学变古者又假借某种“单一”的“本义观”，以摆落各自经学中的“四重意义说”。然而，由于“本义观”的“先行”及其内在的“二元性”——圣人之志/诗人之意、灵意/字句，“据文求义”与“惟凭《圣经》”亦在信仰与理解的诠释循环中反转为“据义求文”。关键词：欧阳修；马丁·路德；据文求义；惟凭《圣经》；义文反转作者：姜哲，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辽宁沈阳110034）。“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摘要：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关键词：鲁迅；蒋百里；《浙江潮》；国魂；尚武；中国路径作者：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40）；李向南，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0）。“世藩”的船：郑氏家族的海外活动——以17世纪马尼拉海关记录为中心摘要：作为长期主导海上贸易的中国海商集团，郑氏家族不仅是明清易代之际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其在同时代东亚海域世界的活动，也与17世纪东西方之间基于海洋贸易而形成的早期世界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东亚地缘格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考察保存下来的一批西班牙马尼拉海关郑氏家族船只文件可以发现，尽管随着1662年郑成功逝世之后，进入“世藩”时代的郑氏家族因内外纷争而逐渐走向衰落，但此时期郑氏家族的海外活动却没有中断，而是仍然借助东西航路所构建的航海系统，与菲律宾群岛等东南亚地区性贸易中心及西方国家之间保持着不为人知的互动关系。关键词：郑氏家族；马尼拉；海外活动；海上贸易体系作者：张先清，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李婉婉，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生（福建厦门361005）。民国初年朝野关于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摘要：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筹安会率先提出民国国体未来应该变更为君主立宪体制的主张。针对该建议可能带来的列强不承认和引发国内动乱危险，外交官汪荣宝则提出民国立君或总统世袭两种国体选择与之竞争，并获得了政府内部诸多实务派官员的支持。但因这两种建议的不伦不类，故汪论遭到筹安会和时论激烈的批评，最终袁世凯决定采用君主立宪制作为之后中国的国体选项。然而由于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不得已采取了原先被他抛弃的民国立君选项：对内称帝国和皇帝，对外仍保持民国与总统称谓。朝野关于这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颇值得进行钩沉。关键词：筹安会；汪荣宝；总统世袭；民国立君；君主立宪作者：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南大学杨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43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英译及其内涵演变摘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英译有一段较长的演变过程。与中文“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内涵一样，辜鸿铭最初所使用的theChinesenation多指汉人。毕范宇、李培恩通过翻译孙中山著作而在处理“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英译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毕范宇区分了nation和race，李培恩有意识地用Han来称汉人，为解决“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英文翻译中的范围问题以及多层次性问题奠定了基础。《中国之命运》的英译者将汉人和中国人进行了精确区分，汉人用Han专称，中国人通常用Chinese来指称，明晰了theChinesenation表示现代中国全体国民的含义以及现代中国认同的多层次性。概念的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对原始文本的再创造，在再创造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政治力量对同一问题的不同阐释，这背后则与他们所倡导和遵循的不同政治理念有关。国民党长期以来主张建构以中华民族为国族的单一民族国家，对境内各民族的民族地位通常持否定态度，因此《中国之命运》的官方翻译也会秉持对境内各民族去民族化的原则。而中国共产党则是要建设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相关概念的英文翻译一方面会突出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全体国民，另一方面也强调各民族具有民族地位，同时还会表明两种“民族”存在着差异。关键词：中华民族；翻译；辜鸿铭；三民主义；《毛泽东选集》作者：励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成都610000）。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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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细读宋人的文、诗、赋、词和笔记杂著等作品，文史互证，可还原北宋东京城的13类声音景观及其对应空间，揭示其产生原因和历史文化意义。围绕声音景观的关键问题，分析东京书写中的声音空间、身份认同、话语方式和文学成就，指出南宋人所谓叫卖声的“汴京气象”可作为东京声景特征的简要概括，又从美学角度阐释特殊的寂静、哭声和缺席的生产之声。通过对东京的声音景观进行还原、分析和阐释，在声音层面揭示出唐宋间的重大变化，并区分各种“听觉共同体”，从而论证宋代文学对东京的塑造作用，回应文学与地理的理论热点，结合马克思的论述提出：为了完整地理解历史、世界和我们自身，需要深入研究文学中的声音景观。关键词：宋代文学；北宋东京；声音景观；身份认同；唐宋转型作者：李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