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剑文 | 易学：天道还是人术？
易学：天道还是人术？
吴剑文
易学在今日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件奇怪的事物。众人皆知，《周易》是华夏民族的元典，无时无刻都显出“群经之首”的地位。一旦阅读文本，却又让人轻易地觉出其内里占卦卜运、“拆白道字”的苍白。人们往往会抱以“理解的同情”，认为所谓“古老的智慧”有其时代局限性，不可厚今薄古，以示风度。有人或会引陈寅恪先生的话为古人辩，“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陈寅恪先生的话，的确是忠厚之论，用于许多地方，都属贴切。但“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相比，是否就真的可以“可笑可怪目之”? 带着“文化达尔文主义”的眼光观照，或许认为理所当然。但这种进步观，未必尽合历史真相。
事实上，占卦卜运、“拆白道字”的易学，的确是可以“可笑可怪目之”的。从《周易·系辞》所言的占卜方式来看，得出卦爻的程序即便再如何繁琐复杂且故作高深，其与抓阄、抽签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圣经·箴言》说:“签放在怀里，定事由耶和华”。卜筮的结果，自然也是“听天由命”的。然而古老的中国人，是否就真的无知无助到要把这样一本“算命书”置于一切经典之首而膜拜不已呢?
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儒家集大成者荀子的说法最为切中要害，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卜筮的“忽悠”性质昭然若揭。卦爻辞昭示的天命之于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大楚兴，陈胜王”，也仅是各有手段不同罢了。若除去表象的卜筮意义，《周易》还剩下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
《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要位置，当然与孔子之推崇分不开。孔子“五十以学易”，后人便也一五一十地学起了《周易》。但后世儒家学者们，多知孔子“学易”之然，鲜知其所以然。孔子明言的“不占而已矣”，也被后人买椟还珠。买椟还珠的结果，是鱼目混珠，于是江湖骗子纷纷乘虚而入，挂圣人之学的羊头，卖迷信之术的狗肉。
孔子所学的《易》是什么?按《礼记·礼运》所言，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据《史记·夏本纪》载:“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 《夏小正》云”;郑玄《礼运》注云:“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阴阳之术，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言，实为“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流传至今的 《大戴礼记·夏小正》，正是一篇月令历书。夏商周“三易”，其实是夏商周三代之历法。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历法为天文观察之规律总结，演算日月寒暑之交替、变易，揭出“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的生生不息、古今不易之天道规律。
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要》，有孔子天道易学的具体阐述，极为精辟地道出了易学之要。不必说“所谓得一而君毕者”与老子《道德经》“得一”之说若合符节，由此可以上窥孔氏之于老子学说的承接关系;更不必说“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诗》《书》《礼》《乐》不过百篇，难以致之”等一反孔子自己早年提出且影响后世两千多年之学说的“惊人之论”。仅就论损益二卦原理的几句，陈义精卓，已经可以由此窥见易道的真切消息。所谓“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便是“卦象对应天象”的明证。无论孔子的具体辨析正确与否，其思考的向度确是符合易道的———即“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变，此谓易道”。
不卜不筮，那么传世的《周易》 中那些关于卜筮的卦爻辞又从何而来?是否出之于《连山》《归藏》? 《夏小正》是“岁时记”，见不着卜筮之辞的影子，而从1993年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片断看，其坤卦卦辞是:“寡曰:不仁，昔者夏后启是以登天，帝弗良而投之渊……”，多为神话传说的记载，与《周易》大相径庭，且无爻辞。古老的文献，经由不同书籍辑录，流传日久，文辞略有出入是正常现象，然绝不至相异若此。《周易》卦名与《归藏》同，卦爻辞与《归藏》异，只能证明《周易》的卦爻辞为偷梁换柱。
无论人怎样“与天地参”，如何幻想“改地换天”，宇宙运行模式所产生的人类生活一时一地的季节轮换与寒暑变迁，是“有情有信”，永劫轮回的。这是真正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文运行的规律不变，人类按照天道规律所制成的这个现象来生活也就有其规律可言。正如《诗经·豳风·七月》所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七月天气转凉，不想受冻，就要准备冬衣，否则“何以卒岁”? 一切生活都有个“常”在，这个天道之“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因人的相参而改变，但你可以在经验中认识“常”，总结这个“常”的规律，从而安排个更为“合天”的生活。
而人术却是一种不断随机变化着的东西，它产生于人与人的关系往来之中。人各有其天赋、阅历而铸就其性格，意志更是属于“自由王国”而非“必然王国”。所有对人之遭际的观察预测，都不会是“2+2=4”的必然结果。
这种不确定的生命被拋状态是难以承受的，无有智慧的人开始求神问卜，正如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中所嘲笑的:“人们最爱用这一种糊涂思想来欺骗自己;往往当我们因为自己行为不慎而遭逢不幸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灾祸归怨于日月星辰，好像我们做恶人也是命运注定，做傻瓜也是出于上天的旨意，做无赖、做盗贼、做叛徒，都是受到天体运行的影响……”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明白，求神问卜无济于事，“龟策诚不能知此事”，他们仰赖于观察自然，但在科学尚属萌芽状态的早期阶段，仅仅依靠人类昏暗迟钝的感官，只可能观察到真实世界的极为有限的现象，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对有限信息进行合理加工与延伸推理，需要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则秉着“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的理念，悬置科学，“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伦理学、心理学由此生，而权谋人术，也自此滋生。
当战国中期的道家庄子还在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时，荀子非之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然而荀子的人学，还只是“隆礼重法”的政治哲学，到韩非子手上，“心术”臻于化境，对人心的向背取舍、利害关系，论述得丝丝入扣，以国民性来观照，这些论述看起来无懈可击，因为他完全颖悟人心作恶的阴暗心理，从而在叙述中每每有诛心之论。后世的《罗织经》《厚黑学》，不过《韩非子》派生的低级权谋术罢了。而这一切人术的源头，来自周文王对《易》的“创造性误读”。
按照康德的说法，形而上学有两种: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若用中国名相，或可分为“天道”与“人术”。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年代，思想者对天道的抽象，于其力所不及的部分，只能假定。因为思想者假定的结论作于观察之前(不可能观察到宇宙全体而对宇宙全体做出抽象总结，只能“窥一斑而推全豹”)，故只能暂时“凑数”，未能称为“绝对”真理。故求知的过程，应是“天以启人，人以合天”。然而人的僭越之处在于，不是用人术去合天道，而是希冀用天道来合人术。故有人意欲用自己的思维逻辑(还是人术)，去弥合天道人术之分，建立貌似天人合一的“同一场”。
周文王演易，做的就是这样一种用天道来合人术的工作。《周易》之卦名与《归藏》一致，但卦序全不相同。作为历法的卦序，是卦象对应天象，这卦序是不可移易的对天道规律的模拟，正如在模拟星空的天球仪上，绝不能以任何人为理由改变星的本来位置。天文“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藤野先生语)。如果可以像洗扑克牌一样打乱顺序，那就与天道全不相干，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用易卜筮，与扑克牌算命等价，都是把人生无常的吉凶祸福，比附于天文历法的“天道”规律中，以期望获得对命运的启示和预测。但这只能是比附，而非科学真理与人文公理。无论解释如何看上去严丝合缝，也只是一种“阐释学”。然而吊诡的是，人们在这样的一种创造性阐释中，的确可以感受到实现“自由意志”的过程。因为自由意志的初级阶段，就是“任性”。
相传周文王被囚羑里，重新推演卦序，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周易》上下经卦序系统。《序卦》一篇，对该卦序系统作了“精神现象学”式的阐释。研究《周易》的学者多认为，从“乾坤”至“坎离”的上经，对应于天道(历法);从“咸恒”至“既济未济”的下经，对应于人术 (政治)。有意思的是，文王卦序中象征天道的上经，推演终结于“陷必有所丽”，是丽刑、依附之象，恰恰对应了周文王其时其地的真实处境;而象征人术的下经，推演终结于“物不可穷也”，是功成事遂、不可终穷之象，恰对应了周文王内心盘算的抱负与计划。抛弃天道，转用人术，成为了文王身在牢狱之中而意欲实现其“自由意志”的最后总结。
以另一个角度观照，也许可以说，人的“自由意志”亦由此诞生。但自由意志，一如西方大哲康德、歌德、黑格尔等人所昭示的，是兼有善恶。西方基督教认为，自由意志导致了“原罪”。那么中国文化的“原罪”，恐怕要自文王演易始;而“自由意志”，亦自文王演易始。“自由意志”诞生后的历史，如《尚书·武成》所记载的武王伐纣“血之流杵”，即老子所批判的“代司杀者杀”，成了政治斗争的常态。
从天道转为人术之后，易学的精神发生了怎样的质变，至此了然:原本对应天地四时运行规律的历法书，成了揣摩人心因利制权的权谋术，致使“天道消隐、人术突显”。“天道消隐、人术突显”的结果，是科学不彰，伪术滋生。从西方哲学史看，精神哲学取代自然哲学成为主流后，人成了“万物的尺度”，修辞学与辩论术流行，而精神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错误的“地心说”，取代了自然哲学家阿里斯塔克斯正确的“日心说”，影响后世近两千年，直到近代科学家哥白尼重新提出，西方才真正走出思想的“中世纪”。
人术并非没有其价值与作用，但这作用也限制于人事中，老子《道德经》亦说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没有科学的宇宙观作为认识前提，人心在权衡人事中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一旦僭越其畛域，在科学的田地上跑马，那无论什么恢诡谲怪的胡说都仿佛可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只是这“理”绝非科学真理，或者人文公理，而是谁的人术权谋更为精擅，谁就显得更为“有理”。长短其说者，便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一切相机行事。普通人等待“契机”，聪明人创造“契机”，这“契机”是人事，因为季节的春夏秋冬、月亮的阴晴圆缺等等天道规律，绝不因人所谓行使自由意志而改变。
不过，人术中还有一类生活的方式，也属于“顺道”，而通常被归为迷信的，尚需辨析:如传统文化承续至今的一些民俗活动。这与卜卦算命等并不相同。民俗活动，看上去是“封建迷信”的，却有个自然的道理在。这些仪式、风俗，“与久远历史相联、与现实生活相关”。英国古典学学者哈里森在《古代艺术与仪式》 一书中论述了周期性的季节现象与“家事有关收成有关的种种”及先民举行宗教节日间的关系，一切周期性的风俗仪式，都与当地的季节轮换和气候环境有关。而附着于节日仪式上的“迷信传说”，则有着“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的作用，排泄人们“蕴蓄被压抑的情感”。光辉灿烂的古希腊神话与戏剧，也正是从酒神节仪式演变而来，后世文学艺术由此渊源而出。这里的迷信，恰恰是敬畏天道、顺应天道规律、又“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与长短其说的心术，判然有别。
天道的易学和人术的易学，虽然都寄于同一部书流传，但其适用的范围、阐释的方式迥异，若“辩证”地将其视为一体，只能是“合则两伤”:“天道”成为信口雌黄的对象而不再具有科学的必然性、精确性;“人术”不再拥有彻底的自由精神而受制于封闭的卦爻结构，戴着镣铐舞蹈。西人喜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其实借用于此处也颇为相宜:让天道的归天道，人术的归人术。自由意志虽是以恶开始，但它却可以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自己。将其限制在《周易》之中，等于是还原周文王当年的处境，让所有的自由意志都先行投入大牢，然后看你是否能完成精神的越狱游戏。这或许是周文王当年囚于羑里的真实处境，但绝非每个人精神发展的必要阶段，因为每个人所要面对的人生遭际与当年的周文王都不相同，文王一己的精神历程并不具有精神发展范式的普适性，更因为———人的精神“是生而自由的”，它并不需要一个思维定式来一步步安排自己成为统一思想的奴隶。
两种易学因向度不同，而形成了仿佛在“自否定”的吊诡。在寻找必然性、规律性的天道易学，因为天道的“遍在永在”和“人难尽知”，反而具备了因经验的累积而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可能。仿佛在引发人的自由意志“与天斗与地斗”的人术易学，因为胜者的权力和范式的固化，就成了君临天下的思想体系，从而禁锢人的自由意志。套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文王《周易》的体系，仅在它的创立者文王眼里才是完全正确的，在一切后来的哲学家眼里往往是一大谬误，在平庸之辈眼里则是谬误和真理的杂烩。然而，无论如何，它们归根到底是谬误，因此必遭否弃。“易道广大”，并非形容易道是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是“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因其总结天地四时日月生生不息的运行之规律而作用广大，其背后有个科学而阔大的宇宙观与世界观在。
（作者为中华书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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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贺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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