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笔记”访谈四：王骏阳 | 跨文化的建造
光明城正在推送以“结构笔记”为题的系列访谈，本系列访谈缘起郭屹民老师《结构制造：日本当代建筑形态研究》一书，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策划组织。叶静贤、钱晨两位笔者于2017年1月至3月，先后采访了坂本一成、奥山信一、汪大绥、柳亦春、郭屹民、张准、王方戟、葛明、李兴钢、王骏阳十位老师。整个系列访谈从结构设计的理论历史、设计实践和教学研究多个层面，以及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语境下，讨论结构在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和丰富性。整个访谈内容十万余字，光明城此次选取其中的精华部分，归类在具体不同的话题中进行推送，希望读者喜欢。
本期导言
这一期的结构访谈延续了上一期“结构的文化性”话题。王骏阳老师先从建构的话题谈起，指出强调结构是为了更好的建造，接着由伍重和《营造法式》间的关系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跨文化的建造。
嘉宾介绍
王骏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左起：王骏阳，钱晨
采访人：钱晨和叶静贤（文中采访人的姓名均已姓氏首字母代替）
Q：王骏阳老师，郭屹民老师的博士论文是您指导的，这个博士论文完成之后，您对建构的理解有没有什么变化?
王骏阳：郭屹民的论文是一个关于日本当代结构建筑的研究，这并非他自己的最初选题。鉴于郭老师对日本建筑尤其是当代建筑非常了解，而这些建筑也吸引了许多中国建筑师、特别是年轻建筑师的关注，但是通常大家关注的都是很酷、很新潮的外在形式，我们经过几轮讨论后决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建筑形式与结构形式的关联方面。日本当代建筑很有创意，但是这种创意不仅是形式上的，也不仅是理念上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构的构思非常巧妙。结构设计与建筑空间和功能使用的精妙结合，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结构必然占有主导地位的大型项目中，也在许多看似只要简单的结构体系就已经足矣的小型项目之中（如House K、乃村工艺社本社大厦），这是日本当代建筑品质的重要方面，是建筑师与结构师密切合作的结果。我们希望通过郭屹民博士论文的研究，超越外在的建筑形式，展现当代日本建筑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
▲House K / 宫晶子、乃村工艺社本社大厦 / 日建设计（图片来源于《结构制造》）
Q：那么，除了郭老师对于日本建筑的了解，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促使了这个选题吗?
王骏阳：其实这个研究的初衷已经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不是针对日本当代建筑，而是针对中国现代建筑学和建筑教育。我们的建筑学教育常常脱离结构谈形式（如同脱离具体的环境谈形式一样），而为数不多的结构教学又与建筑学难以结合。大多数建筑学同学的结构力学考试结束后基本上就把知识还给老师。这种现象更加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一篇建筑历史理论方面的博士论文研究中，通过日本当代建筑的具体案例，将建筑问题与结构问题融合起来（而不是彼此断裂），使建筑历史理论学科真正成为促进当代中国建筑学发展的一种力量。这篇博士论文后来相继获同济大学和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不仅是对其学术水准的肯定，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个议题在当代中国建筑学中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认可。
Q：那么，您对结构与建构的关系怎么理解？
王骏阳：建构是建造的诗学，既然是建造就肯定涉及结构、材料使用等方面的问题。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结构对于建构的重要性。前面刚刚说过，这种强调是有一定针对性的。在建构学的本意来说，脱离结构谈建构，多少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这样说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强调结构是为了更好地建造。但是强调结构对于建构以及整个建筑学的重要性，似乎很容易遭到责难，被认为将建构和建筑学降格为唯结构论和物质主义，抹杀了建造的诗学的诗性表达，也抹杀了建筑学的文化和精神属性。其实，强调结构对于建构以及整个建筑学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说结构就是建构的全部，更不是建筑学的全部。因为不管是建构还是建筑最终的目的不是仅仅完成一个结构，建筑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全面综合的。
其次，强调结构的重要性与结构/ 技术表现主义并非一回事。如果有什么“结构理性主义”所要求的清晰的结构和受力关系表现的话，那么它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会被建筑学和建筑实践的其它诉求以各种方式化解。当这样的化解达到另一个极端时，或许就可以称之为“非建构”。换言之，“结构理性主义”与“非建构”构成了两极，而大多数建构思考都是在这两极之间，都涉及显现与隐匿的问题。因此，对于建筑学/建构学而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或者能否隐匿结构，而在于为何以及如何隐匿。反过来说，一旦结构被过度显现甚至成为炫技，结构/技术表现主义也就应运而生。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像卡拉特拉瓦的建筑尽管很“结构”，但是却没有能够在弗兰姆普敦的《建构文化研究》中获得多少地位的原因。当然，无论隐匿还是显现，一个结构上有创意并且与形式和空间概念密切相关（无论最终的结果是隐匿还是显现）的建筑与一个不在乎结构与形式之关系的建筑是有本质区别的。
▲世贸中心中转站 / 卡拉特拉瓦,《建构文化研究》 / 弗兰姆普敦著，王骏阳译（图片来源于网络）
Q：问一个之前曾向坂本老师提出的问题：既然隐匿了，为什么还要关注结构？
王骏阳：这涉及一个建筑学本体价值的问题。建构学将建造视为建筑学本体价值的体现，这意味着在观念上就不能将建造仅仅作为达到其他目的（比如造型）的手段，而是具有自身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这一点看似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却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以效果（通常是视觉效果）为导向的文化观念的挑战。如果只是为效果，那么被隐匿的部分如何做确实没那么重要。相反，如果将建造视为一种本体价值，那么无论隐匿还是显现，（结构）如何做的问题就不是可有可无。
你刚才说到坂本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之前也经常上课上讲到数年前在同济举办的坂本一成建筑展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在这个展览中，House SA的两个模型被放在入口对着的部位，打上射灯之后非常醒目。这两个模型一大一小，以不同比例显示了该建筑的结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建筑中，坂本老师并没有把结构的显现作为重要的考虑。相反，他所谓的“日常的诗学”关注的是空间下日常生活内容的呈现，这导致坂本老师用吊顶将上部结构差不多完全遮蔽掉了。有趣的问题来了，既然这样，坂本老师为什么还要把结构模型置于展览上如此醒目的位置？我的理解是这正是坂本老师牛的地方。他告诉你，我的建筑追求的最高目标不是结构，而是“日常的诗学”。但是，如果说到结构，这个建筑其实也是很厉害的，它是建筑整体品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以“跨文化建造”作为这次访谈的主题，其实这里已经涉及跨文化问题，因为被遮蔽的结构是否还值得在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观念。不同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不尽相同。
▲House SA的两个模型（图片摄于坂本展）
Q：想请教一下您对伍重关注的缘起。在课堂上您提到伍重有双重身份，他既是设计师，又是建造者。这好像是一个时代特有的现象，那其实当今的建筑师建造和设计的环节有点脱节，为了让建筑概念实现的同时用更好地建造的逻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你从伍重那边有没有什么启发？
王骏阳：对伍重的了解之前在瑞典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北欧建筑文化比较特别，设计上讲究实用简洁，注重工艺，体现着现代审美价值。同时虽然北欧诸国都不能算是大国，但是国际视野开阔，对人类其他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化。事实上北欧的汉学传统悠久且具有国际影响。这一切在伍重的建筑生涯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华人学者中，我其实并不是对伍重最有研究的。有位年轻的台湾学者叫裘振宇，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完成了一篇关于伍重的博士论文，之后也在《建筑学报》上发表过关于伍重与《营造法式》的文章。我从他的研究中学到不少。但是我觉得他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于局限在与中国文化和《营造法式》的关系上，似乎伍重的一切都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和《营造法式》的影响。其实伍重的“跨文化”视野远远更为开阔，除了丹麦和西方自己的传统和现代主义建造文化之外，阿拉伯、波斯、南美、北非以及中国文化都是他学习和吸取灵感的源泉。这是我在张永和老师工艺课程的伍重讲座中试图强调和展现的。
▲伍重自宅，尤恩·伍重（图片来源于JORN UTZON LOGBOOK）
至于伍重既是设计者又是建造师，首先指的是他的一些自宅项目。这是比较特别的一种情况，但也不能说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因为你要讲到建筑师与建造的分工，在西方建筑的语境中大概从文艺复兴就已经开始了。文艺复兴的建筑师就要变成知识分子，改变中世纪的匠人身份。以后整个建筑学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建筑师的工作就是设计，与实际的建造脱节。但是一直有一些建筑师不愿完全脱离建造，甚至愿意直接动手参与施工建造，这样的建筑师过去有，现在仍然有。所以你不能说伍重的实践方式只在那个时代才有可能。只要你愿意，你今天仍然可以这样做。这个与具体建筑师对建筑学的理解和个人兴趣紧密相关。像伍重这样的建筑师，他不满足于仅仅坐在办公室设计和画图，然后把图纸交给别人建造。自己愿意动手参与到实际的建造过程中间，这是他作为建筑师的一个重要兴趣点。当然，直接动手参与施工建造，这在悉尼歌剧院这样的大型项目上就不太可能。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对建造的兴趣和深刻理解，伍重才能够在悉尼歌剧院的建造设计和施工方案上发挥一般建筑师无法发挥的作用，比如把最初方案的薄壳变成可实施的预制肋壳的解决方案。这其实也是建造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不是像自宅中自己动手参与施工。他所做的还是一个脑力劳动的工作，但又不能仅仅视为一种图纸上的东西。
▲在自宅设计中作为建造者的伍重（图片来源于JORN UTZON LOGBOOK、A+U: CAN LIS Jorn Utzon’s House on Majorca）
Q：说到悉尼歌剧院和《营造法式》之间的关系，您的文章中提到《营造法式》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预制体系，他从中汲取了结构的灵感，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方面?伍重从我们这里汲取一些灵感，但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木构建筑好像和现代的建造就有一种脱节。
王骏阳：这一点体现了伍重的伟大之处。像他这样一个对建造而不仅仅是对形式感兴趣的建筑师，他会从建造的角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营造方式进行重新解释。他将《营造法式》理解为一部世界上第一部为解决复杂的曲线形式问题而创造的预制建造体系，这一理解非常独特，与我们之前对斗拱和大屋顶等具体形式的关注非常不同。
▲悉尼歌剧院 / 尤恩·伍重（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一种说法，伍重自己的《营造法式》是当年他在北京时梁思成先生送他的。不管这一说法是否确切，有一点可以肯定，伍重在《营造法式》的知识方面与梁思成先生相比肯定是差远了。前些时候赵辰老师在《建筑学报》上有篇文章题为《从“天书”到“文法”——<营造法式>研究在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中的意义》，看到这个题目我确实很有期待，因为“天书”到“文法”，这正是对梁思成先生与《营造法式》关系正反两个方面的精辟概括。所谓“天书”，就是《营造法式》被重新发现之后却没有人能读懂，而梁思成先生与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就是通过文献的和实物的办法逐步破解这本“天书”。可以说，梁思成先生对破解《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开创性贡献没有任何人能比，不仅伍重比不了，其他中国学者恐怕都比不了。但是一说到“文法”，问题就来了。所谓“文法”，就是梁思成先生要基于《营造法式》为中国建筑建立一个像西方建筑古典建筑语言一样的东西，以此构建具有民族特征的中国建筑。应该说，梁思成先生的这个尝试总体上是不成功的，赵辰老师的文章前面讲了很多，但是对后面这个问题没有多少阐述就结束了，有点戛然而止的感觉，可能因为这又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吧。相比之下，伍重对《营造法式》的理解则是从建造的角度进行的，完全超越了建筑的古典语言。建筑的古典语言对伍重没有意义，他完全是从以建造或者说建构的观念来阅读、重新解释《营造法式》，所以才有可能像悉尼歌剧院一样去做。否则的话，如果按照梁思成先生的“文法”思路，《营造法式》对悉尼歌剧院可能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营造法式》（图片来源于网络）
Q：伍重其实是吸取了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王骏阳：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建造的概念。换句话说，《营造法式》给伍重一种建造体系的灵感，即通过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进行预制，再在现场进行组合安装，并通过这一方式解决悉尼歌剧院复杂的曲线型壳体形式，就像中国传统建筑通过木构的预制和组装完成屋顶的举折和曲线形式一样。这无疑突破了我们自己局限在民族风格等方面的理解，而这一切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现代的、跨文化的、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建造视野。
注: “结构笔记”系列访谈由光明城发起，缘起郭屹民老师《结构制造日本当代建筑形态研究》一书。本文部分内容首发于《理论·实践·教育：结构建筑学十人谈》一文，叶静贤，钱晨，《建筑学报》2017年04期，pp.001-011
采访者
策划 | 郭屹民 秦蕾
文字整理 | 钱卓珺
文字校对 | 钱卓珺
微信编辑 | 史春雪
摄影 | 陈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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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制造：日本当代建筑形态研究》
作者：郭屹民
书名：结构制造：日本当代建筑形态研究
作者：郭屹民
ISBN： 978-7-5608-6065-7
单价：69.00 元，微店特惠价：55.00元
本书不仅从理论上从“结构的意义”、“结构的技术”、“结构的表现”等方面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横向的宽泛论述，更是从结构案例的分析中，细致而深入地剖析了“结构”对于日本当代建筑形态的存在方式。尽管书名冠以了“结构制造”，但本书并不是一本有关“结构技术论”的研究，却是基于“设计方法论”的，针对建筑本体进行的“认知论”研究。概言之，它是以“结构设计”为线索的“建筑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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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制造：日本当代建筑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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