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G20举办地之前，杭州是怎么成为一座旅游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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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会就要在杭州拉开序幕啦~~
—央视走心G20宣传片—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c0324my57rq&width=500&height=375&auto=0看完被洗脑~~耳朵要怀孕！
齐聚全球20位最有权势领袖的G20会议，举办地终于从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美国匹兹堡、加拿大多伦多、韩国首尔、法国戛纳、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俄罗斯圣彼得堡、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土耳其安塔利亚，来到了中国杭州！！
首度来到中国，便选择了杭州这座和北上广深相比在国际上相对“默默无闻”的城市。
相信很多人都心存疑惑：那么多城市，为什么选择杭州？
一个流行的答案是，依托阿里巴巴总部的集聚效应，杭州正在成为新的互联网经济中心，这与G20的使命——促进全球合作创新，制定创业行动计划——不谋而合。
不过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杭州不变的底色还是青山绿水间的历史人文。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的确，她一直是一座毋庸置疑的明星旅游城市。
杭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作为南宋时期（1127年-1279年）的首都，杭州曾在中国历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更为难得的是，杭州依山傍水，拥有其他城市艳羡不已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宝贵旅游源，其西湖之美自古以来为人赞叹。
其实，杭州并非天生就是一座旅游城市。
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前，杭州势必有着其他更为重要的城市职能。
那么杭州市怎样成
为一座城市的？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汪利平在一篇题为《杭州的旅游与空间变化，1911-1927》的文章里探讨了杭州是怎样成为一座旅游城市的。
自19世纪中期开始，杭州手工业及商业的中心地位随着上海的工业化兴起而日益衰弱，而到了1910年代，杭州转向发展旅游业，成为一座旅游之城。在“传统”的荣光之下，这座城市完成了她的现代化转型，而这一切，都和杭州城市与西湖的空间关系变化密切相关。
北宋苏轼形象地将西湖比作人的“眉目”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这“西湖十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题名景观”中的早期作品。
继南宋之后，“西湖十景”在金、元、明、清诸代得以传承，且题名景观的概念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
《自杭州行宫游西湖道里图说》局部图中标注出了花港观鱼的位置。图片来源：书格
最先想出“西湖十景”名称的人，是文人，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南宋的宫廷画师。
花港观鱼始建于公元13世纪，内侍官卢允升曾在此建宅卜居，卢园叠石为山、凿地为池、蓄养红鱼，雅士咏叹，红极一时。南宋宁宗年间，宫廷画师马远等创作西湖系列画作时，就把卢园列入其中一景。
画作既得，需要作诗题词，于是宫廷画师将卢园命名为“花港观鱼”。
在那之后，画师们评选出十大画作，提名十大景名，南宋西湖十景由此而来。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品题西湖十景，御书“苏堤春晓”等景名；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为没处景观御题七言绝句。
西湖各处分布10座形制相同的御碑亭，亭子里立了石碑，每一块都被赑屃驮着，石碑正面是康熙的题名，反面是乾隆的题诗。
《自杭州行宫游西湖道里图说》绘制于乾隆首次南巡，为乾隆帝游览西湖的路线图。图片来源：书格
在两位皇帝到来之前，一直有文人精英创造、书写、传颂西湖风雅。
唐代白居易在西湖筑起白堤，西湖自此开启长约千年的景观改造过程；
北宋苏轼的疏浚工程不仅修筑了苏堤，还留下了许多美妙诗篇，这也是日后西湖作为文人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源头。
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诸多吟咏西湖之美的文学作品树立了西湖无以伦比的文化地位，或许正是因为在17、18世纪游览西湖成为文化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康熙和乾隆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南巡西湖。
晚明杭州人陈昌锡刻印的《湖山胜概》局部图。图片来源：书格。目前，正在浙江美术馆展览。
四围图画本天成，
三面云山一面城。
多少才人吟不尽，
尚留佳句待先生。
这是清代诗人查慎行（1650-1727年）在《和渊若学士西湖杂咏四首》中写下的诗句。
一句“三面云山一面城”，点明了杭州城与西湖的空间格局，而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事实是，直到民国初期，西湖都不是杭州城市的一部分，而是被城墙隔离在外。
当时城墙划分出明确的城湖界限，也是当时控制人口流动的手段。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杭州市民要去西湖，只能在白天通过三座向西开放的城门：钱塘门、涌金门和清波门。
清波门，拍摄于1917年-1919年间。
图片来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1861年，当杭州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受太平军袭击时，城墙的抵御和控制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当时的杭州市民被围困在城内达到3个月之久，约60万人死于饥饿或自杀。
旗营
更加限制市民出行
当时的“城中城”，1648年，清政府设立，为镇压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叛乱。
通向西湖的钱塘门成了旗营的一部分，因为旗人守卫的严苛搜查，躲避麻烦，大多数人宁愿选择走涌金门和清波门。
虽然游览西湖是文人们的风雅事，但不是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焦点。
御街
最重要的市民空间和城市中心
也就是今天的中山路
御街俗称大街，从南宋到民初一直是杭州城的南北中轴线和商业活动最繁华的地区。
于1917年-1919年间拍摄的御街街景。
图片来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御街南端毗邻城隍山（即吴山），更是整个杭州城最热闹的商业区，集聚了杭城最有名的剪刀店、化妆品店、药店、干货店、书店和算命先生。
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正是坐落于此，并因其绝佳的地理位置而在1878年开业后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药店之一，绵延于今。
城隍山
因和宗教活动的密切联系
成为杭州“CBD”
清代，城隍山寺庙云集，成为了杭州每年宗教庆典和娱乐活动的中心，为这里的各色店铺带来大量客流。
吴山上新东岳庙内的阴曹地府，拍摄于1917年-1919年间。
图片来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旧时杭城的风俗节庆繁多，春节及元宵节刚过不足一月，又有全民齐游的传统节日“花朝节”——农历2月12日被认为是百花神的生日，人们在那一天四处赏花游春。
而花朝节指谷雨来临前的数十天不但风和日丽适合出游，也是蚕忙前的闲期。得此空闲，江南蚕农们结伴来到杭州朝山进香，祈神赐福。
苏杭之地的乡村农家户户养蚕，每年正月刚过，杭州、嘉兴、湖州、苏南无锡、常州、苏州等地乡村的蚕妇们便带着香粽米糕，沿着运河结伴前往杭州朝圣，人数达10万之多。
如此大规模的朝圣活动对杭州的经济有着巨大的提振作用。
香客们进香所需的物件（比如蜡烛、香、纸钱）构成了杭州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朝圣亦是香客们的年度采买时间。
当地人注意到，前来朝圣的香客大多为家境优渥的富农，他们携带大量现金，且乐于花钱。
御街上的张小泉剪刀店，拍摄于1917年-1919年间。
图片来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因此每年春季，杭州有了“香市”的说法，剪刀、香粉、绫罗绸缎和扇子成了杭州最著名的特色产品。
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切断了京杭大运河的交通运输。
这样一来，清政府和商人便通过上海改走海路，杭州商业地位受到极大动摇。
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破坏亦加速了杭州的衰弱。1860年代初期，太平军大肆破坏城市，杭州人口，从100万锐减至20万以下。
尽管甲午战争（1894-1895年）后，杭州成为通商口岸之一，但她并未因此繁荣起来，甚至成了赌博和嫖娼之徒频频光顾的场所。
进入20世纪，杭州已经沦为一座发展停滞的、边缘化的城市，与之相对的，工业化的上海取代了杭州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中心位置，并开始对杭州施加影响。
1909年，沪杭铁路的开通缩短了沪杭的距离，为杭州带来了现代化。
过去从上海到杭州需要3天的时间，通过铁路旅程缩短至3个半小时，大大方便了两座城市之间人口流动，这位杭州日后的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随着帝制的终结而寿终尽寝。
革命者“解放”杭州的首要任务，铲除旗营。
在拆毁旗营、获得大量土地后，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决定将在规划街道和公共基础设施之余将这片土地打造为商业区。
鸟瞰杭州城，拍摄于1917年-1919年间。
图片来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新市场
取代了旗营的称呼
新市场的主要推手褚辅成，当时的浙江省民政厅长（1912年至1913年期间就任）。
新市场的建立，改变了杭州城市与西湖的空间格局：
钱塘门至涌金门之间的城墙与旗营一道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湖滨路。
沿着湖滨路划出了“湖滨公园”。
如此一来，西湖从城郊被纳入了杭州的城市肌理。
到了1920年代初期，新市场已经成为杭州的新市中心，它的地位反映在不断上升的土地价格上。
到了1926年，新市场的地价和原始价格相比普遍上涨了8到9倍，甚至10倍以上。
而西湖与城市的无缝衔接，为杭州带来了一种新的访客：来自周边城市（特别是上海）的游客。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化迅猛发展，中国沿海城市因环境培养出了个全新的市民阶级——中产阶级。
随着上海的中产阶级成长壮大，杭州的旅游业也开始起步了。
上海中产阶级热衷于游览杭州的根本原因在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城市居民对时间感知的变化。民国政府着力推行阳历，并引入了工作日和周末的概念。
旅游的欲望在上海市民当中尤为强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海的城市空间逼仄，公园的空间有限。
沪杭铁路的开通，铁路公司将旅客乘运当做主要的利润来源，积极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到了1920年代，铁路公司甚至在春秋两季安排“游客专列”。
杭州感知到了上海游客的聚集并迅速做出反应。1911年后，杭城旅馆、餐馆、照相馆、茶馆和剧院的数量迅速增加。在1911年前，杭州只有15家旅馆，到了1927年，该数字上升到91，达到6倍之多。
一本印制于1916年的旅游指南告诉我们，该地区有8家旅馆、7家茶馆、9家餐馆和一家剧院。
现代旅行设施的舒适反过来帮助杭州推销了蕴含在她骨子里的传统。
杭州和上海的出版商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导游书、与杭州有关的历史名人故事书和文人游记作品。
这类旅行文学将杭州包装成上海的反面：当上海成为现代性的先锋代表时，杭州坚守着传统文化的阵地。
岳庙前的“碧血丹心”牌坊，拍摄于1917年-1919年间。
图片来源：The Gamble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当地政府发现发展旅游业是获取税收的最佳手段。
为了满足游客们“访古”的期待，西湖景点根据历史典籍被重新打造，岳飞墓（庙）的修缮就是其中一例。
民国五年至十年（1916年-1921年），前后两任浙江督军杨善德、卢永祥主持重修了岳飞墓，拓宽庙址、沟通墓域、缭以周垣，大大增加了岳飞墓（庙）的规模。
之后，岳飞墓（庙）又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重修，增添了若干建筑，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形制。
为了吸引游客，杭州的餐馆开始推出“传统”菜肴。
“西湖醋鱼”被认为起源于南宋时期，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这道菜直至今日都是杭帮菜的名菜之一。但西湖醋鱼的真实历史其实只有一百多年：这道菜的菜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一位来自绍兴的餐馆老板发明的。
可惜的是，随着这一新的旅游传统而来的，杭州城市生活中真实的风俗节庆走向消亡。
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停止了对宗教庆典的支持，并在推广阳历的运动中打压了许多传统节日。
在民国时期起步的杭州旅游传统中，新发明建立在昔日文人精英文化的基础之上，现代游客模仿古代文人游览的方式，以古代文人欣赏西湖的角度观赏西湖十景。
但有所不同的是，文人的观赏既是一种视觉体验，也是一种通过诗词、书画、游记创造精英文化的过程。
然而，取代了“文人凝视”的“游客凝视”并没有复兴这种文人审美，因为新的旅游经济并不要求观光客在游览西湖后有智力上的产出，而仅仅只是在视觉上重塑了传统文化。
虽然一种全新的旅游文化围绕着西湖的传统文人审美诞生，但它的核心在于对西湖这一空间的商业化。
如今距离民国初年又将近过去了一个世纪，旅游早已深入杭州的骨血，成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而在G20到来之际，杭州又希望告诉世人，除了旅游，她亦有其他不同的面向值得目。
在调和“传统”和“现代”关系的道路上，杭州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END·
-文/界面林子人，整理改编/旅游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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