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丹的三重人生
可以同时尚界聊文学，同文学圈子聊时尚。从体制内的社科院，到声色犬马的纽约，从《洛丽塔》译者。到内衣设计师，于晓丹从80年代出走又归来。
八十年代，她二十几岁，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不久，在《人民文学》做编辑的朱伟希望她能翻译国内尚无译本的《洛丽塔》。一年后，中文版《洛丽塔》问世。
卡佛这些年成为文艺中青年的枕边书，其实，二十多年前她译的小说集《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正是卡佛在中国的最早译本。
年轻时她把翻译玩出了名堂，却揣着200美元去了纽约，两年后转身成了内衣设计师，为Maidenform、Vera Wang……设计内衣。如今，她是emily yu 内衣的设计者和品牌拥有者。
不用做全职，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于是又开始写点儿什么。《1980的情人》、《纽约香色行》、《内秀》，或长篇小说，或时尚，图书出版接二连三。《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鱼衣》。
１我的大学
▲我10岁被选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每周回家都要穿过北外校园，上北外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事。我其实那时候想去北大，但父亲的朋友很热心带我去见了北大的一位名教授，那位教授大说北大的不好，北外的好，结果我最后还是进了北外。我这辈子遗憾的事不是特别多，这算一件。不是说北外不好，而是应该去一个新环境，学一个新专业，认识一些新人。
▲我们那个时候进了学校就基本进了“保险箱”，真的是全身心地享受青春给与我们的一切权利，包括犯错误的权力，读一切想读的书，包括很多没用的书；听想听的课，包括很多没用的课；谈乱七八糟的恋爱，包括没有任何可能和结局的爱。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知道自己要什么很重要，可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更重要，那就需要浪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做很多没有任何目的的事。我总觉得一个人越晚有目的，就会越幸福。
▲我几乎没参与过任何校园活动，对于同学中的“流行文化”特别不敏感。但我跟那时候的学生一样，喜欢逛书店，也到旧书店里淘旧书，淘影印书。我常感叹，大学真是有最多时间培养自己各种趣味的时候，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奢侈过了。出了校门以后看书大多带有目的性。
▲刚上大学时特别迷恋过邓肯，希望过像她那样无拘无束的生活，自由地舞，自由地思想。后来非常迷恋法国作家杜拉斯，可以说她拨动了我渴望用写作表达自己的那根敏感的心。
▲那个时候我正处在恋爱极端混乱的时期，校内校外打得一塌糊涂。我记得我们年级在学校的地下防空洞里搞了一场毕业联欢，我还跳了一段舞，刚跳完，就有人从上面下来找我，说校外我认识的那拨人要跟校内这拨人打架，我就火急火燎地跑出去应付去了，完全没有时间体会毕业的历史时刻。这场架一直到我工作以后由单位出面才总算打完，所以我总觉得我的校园生活没有利索地开始过，也没有利索地结束过，界限特别模糊。
▲我在青春期里没有"共同成长"这种经历，没谈过正常的校园恋爱，很个人的经验是共同成长最后往往都没成长。青春期里的男女应该都需要几个比自己丰富的异性"调教"几下才能长大。这两年我遇到不少当年的大学男同学，感慨挺多的，觉得他们现在都很好，很有魅力，要是当年他们像现在这样，我没准儿就有机会谈一次校园恋爱了。可实际是上学的时候他们都不是这样。
2“80年代”及《1980的情人》
▲怀念总是相对的。身在80年代时，我自己并没觉得它有多么美好，相反还有很多伤感，困惑，绝望，所有青春期会有的情绪我都体会了很多。
▲我希望能写出一个没有被很多人写过的80年代青春，也就是试着摆脱那种很"诗化"、很激情、很有使命感的80年代，或者就是你说的被符号化了的80年代，而是写一个我所经验过的比较自私、比较关注青春期成长具体问题的80年代青春。我没想到，小说出来以后有读者提出疑问，我写的是不是80年代？甚至还有同龄人怀疑起我的年龄。
▲我一直有种感觉，我们现在听到和看到的80年代，其实更像是50或40年代生人的80年代，也就是"补过青春期"一拨人的80年代，而我们这些在80年代真正"过青春期"的人，要么被表现得很少，要么从未被表现过，反倒像是没有过青春期。你看《八十年代》那本书里的作者，都是八十年代的代表人物，可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几乎都已是"成人"。
▲具体到学校里，层次也很多，77、78级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在社会上"混"过的，有的结过婚，甚至有了孩子，懂人情世故，对他们来讲，校园和社会没有明显界限，他们的抱负也大多不局限在学校里，明摆着是要作"弄潮儿"的。到了我们这一拨就基本是从校门到校门的了。
80年代有崔健，可是也有刘欢啊。
那个时候，早生几年就可能早了一个时代。
▲我看到也有人说我的小说表现的更像是90年代，我想他们大概指的是毛榛和谭力力在性问题上的开放尺度吧。也许是个人生活经验，我倒觉得80年代的开放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90年代，个中滋味不同。跟我差不多大的女朋友里，有十几岁因为群宿蹲过监狱的，有不到二十就和人同居并生了孩子的。那个时候的大胆是极端自我的行为，不是集体行为，而且其实很犹豫却又故作标新立异，想出格又一直在怀疑自己，表面看风平浪静，实际却暗潮涌动。这跟90年代那种既成事实的大胆生活不一样，也不是美国六十年代的那种反叛，特别知道自己在反叛什么。我们不大清楚，做和不做的意义是什么都不清楚，很多人其实做了很多很没有底线的事。
▲有一天和李云雷还有山西诗人续小强在一起喝酒。云雷突然说我身上80年代的东西保留得很好，我后来老想，他说的这个"80年代的东西"是什么？特别是在比我们年轻的人眼里80年代究竟是什么？我想他说的应该不止是《八十年代》那本书里的那个80年代。
3翻译
▲《洛丽塔》是特别怪异的爱情，你又想认同它，又很难认同它。
纳博科夫是文体大家，会营造氛围。我译过他的一个短篇《菲雅尔塔的春天》，那氛围写得真好，译得过瘾极了。能让我动心的总是有味道的东西。
▲味道这东西说玄也玄，但感觉起来倒也没什么难的。美食的味道一尝即知，程砚秋的味道他亮一嗓子你就进去了，作品的味道也是读几句就能知道读不读得下去。他的英文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非常标准、贵族化。他对语言的讲究、敏感，对我影响挺大。
▲他还是把写小说当成一种游戏了。我们一般受的教育是，写小说一定要有感而发，感情一定要到达某种程度。他和我们的文学传统太不一样了，不是说让你感动得一塌糊涂，他让你感觉写小说要有一定的科学性。比如写《洛丽塔》，他做了大量的研究，怎么揣摩美国小孩子的心理，看了好多少儿画报、女孩子的画报。他对睡衣的描写非常准确，比如睡衣的质地，上面什么花。他让我知道写小说是一个很理性的活。
▲到纽约这么多年，看小说越来越少。看起来不愿放手的，中文的除了《红楼梦》还有一个王朔（也是因为想念北京话的缘故），英文的就是卡佛。看卡佛，看了无数遍，还是百看不厌。
▲不单单因为我曾是他的翻译者，就偏爱他，觉得跟他的文字天生有缘；而是因为他写得的确好看，什么都那么清澈，准确，不冷不热的，揪着人又说不出为什么，还老有那么丁点绝对是生活里的东西，但又很玄妙，让人费劲地想啊想的老放不下，好像他从来不相信故事应该有任何结果。人家说他是简约主义者，他不承认，他说自己是准确主义者。我觉得对。
4职场、情感、生活
▲他（父亲）当时很不愿意（转行成为内衣设计师），毕竟我读了这么多年文学，出国之前已经读完了硕士，他觉得我最顺理成章的应该是读文学博士。
▲从纽约时装学院毕业时最大的不同感受是就业的愿望特别强，特别想把自己的所学转化为养活自己、享受纽约的能力。
▲我从刚一入学起就知道，其实是从一到美国就意识到，未来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我周围的朋友没有学设计的，也没有一个做时装这一行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从零开始建立，所以我特别明白自己的能力和态度会决定一切，再也没有第一次大学毕业时的那种任性了。
▲（婚姻里）价值观要一致，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基本价值观不同，可能会打得一塌糊涂，甚至连打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生活很灾难。价值观一致，对所有问题的看法就不会有本质的区别，任何矛盾就都是小事，生活会轻松很多。
▲无论你的家庭生活多么幸福，都一定要有闺蜜，这样你才会有更多的安全感。有时内心很隐秘的东西，包括说说丈夫的好话和坏话，女朋友都更容易和你分享、分担。
▲我觉得女性主义是你看到了男性和女性的差别，又不觉得两者对立。
▲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幸运的人——生活和工作很难分开。像逛街、看展览，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写作更是如此，所有动力都来源于生活，所有的感悟，也都是生活给我的。
▲其实不管是什么，最能让我动心的总是有"味道"的东西。比如我的兴趣里还有一大块是戏曲，很多很"俗"的地方戏我却挺喜欢，有的还能哼两句。
▲如果只是跟翻译比，我还是比较喜欢内衣设计。翻译其实是既寂寞又辛苦的事，自然也有乐趣，遇到一篇自己喜欢的东西，又能找到很完美的表现方式，比如我译完《菲雅尔塔的春天》体会到的那种幸福感至今难忘，不过主要还是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