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54 俄国农奴制改革

农奴制是十五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广大农奴被法律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十八世纪末以来，农奴制日益成为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侄梏，逐渐开始瓦解和衰落。为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适应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沙皇政府1861年自上而下实行了农奴制改革，改革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仍保持了大量的农奴制残余。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成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

1480年，罗斯终于摆脱了蒙古长达200多年的统治，加快了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建立俄罗斯统一国家的进程。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先后打败特维尔、立陶宛和立沃尼亚骑士团，实现了东北罗斯大部分的统一。这一切都是伊凡三世实行依靠、扶持中、小贵族的政策而进行的，伊凡三世将土地分封给他们作为答谢。随着封地制的发展，农民的生活状况日趋恶化。十五世纪中叶，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限制农民行动自由的规定。为了实现并巩固国家的统一，伊凡三世于1497年制订了法律文献《1497年法典》即《伊凡三世法典》。法典不允许农民从一个地主名下随意转到另一个地主名下，规定只有在每年俄因11月26日的尤里耶夫节前后各一周，农民才能离开原来的主人。这样，国家通过法律将农民束缚在封建主的土地上，封建农奴制开始在全国形成。广大农民逐渐失去人身自由，成为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

1550年6月，国家法典编纂完成，这部法典史称《1550年法典》，也称《沙皇法典》，这是俄国第一部统一的法律文献。1550年法典重申了1497年法典的规定，农民只有在尤里耶夫节都有权离开主人，并增加了离开时需交纳的居住费的数额。这一切使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加强，人身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

1592年到1593年，沙皇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和户口登记，凡是记在地主名下的农民都被认为是农奴。1597年，沙皇政府又规定：地主有权追捕逃亡期未满5年的农民。同十五世纪末相比，俄国农奴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十七世纪初，俄国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灾荒，仅莫斯科地区就有12.7万人被饿死。大封建主、大商人趁机囤积、倒卖粮食，大发不义之财。农奴制不断加强，使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1606年，爆发了全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封建专制统治的农民起义，波洛特尼科夫起义。起义军给了沙皇政府沉重的打击，但最终失败。

1613年1月，大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推选为沙皇，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期。

十七世纪的俄国是沙皇专制制度及封建农奴制不断加强、阶级矛盾异常激化的时期。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了维护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颁布敕令，规定地主可以在五年内追回逃亡的农民，以后又不断延长到九年、十年。如果逃亡的农民被其他主人带走，追回的期限甚至可以延长到十五年，农奴的地位更加恶化。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基本利益，强化农奴制，沙皇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法典编纂委员会来制定新的法典。

1649年1月底，新法典的编纂工作结束，该法典被称为《会议法典》，也被称为《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法典》或《1649年法典》。《1649年法典》从法律上确定了农奴对主人终身的和世袭的依附关系，将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固定了下来。法典规定：地主有权追捕逃亡者，农民如果逃亡，主人可以无限期的追回，同时，追回他的妻子、儿女和财产。法典还规定，封建地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有权审讯和拷打农民，甚至可以给他们带上镣铐进行判决，还有权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及其他个人事务，除了自己的主人有背叛沙皇的行为外，农民无权就其它任何事告发主人，如果地主破产，其债务需由农民负责偿还。《1649年法典》的制定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最后确立。据1678年的调查显示，全俄93万农户中，已有88.8万户沦为农奴。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于沛）“农奴制不仅仅是个经济制度，而且也是个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农奴制确立以后，使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和发展，而且沙皇本人的权力也得到了扩大，这是俄国从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度过渡期间很重要的一步。农奴制确立以后使广大农奴被迫处于一种依附地位，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影响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不仅在当时，使得俄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而且一直影响到它以后的历史进程。人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直到十八世纪以后，俄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明显的落后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地主在1760年已经取得了可将自己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权利之后，根据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命令，1765年又得到了可以放逐农奴去做苦工的命令。1767年，她又颁布了禁止农民控告自己主人的命令。农奴对地主的任何控告都被认为是诬告，将被判处终身流放。地主贵族不仅对农奴实行超经济剥削，而且不断强化农奴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农奴像牲畜一样被驱赶到市场公开标价出售，野蛮的农奴制激起了人民的激烈反抗。

1773年到1775年，爆发了以普加乔夫为首的农民起义，这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起义者宣布解放农奴，迅速席卷喀山、乌拉尔、西西伯利亚、车里亚宾斯克等地，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府和封建农奴制。

叶卡特琳娜二世镇压农民战争后，颁布了《全俄帝国各省管理体制》的敕令，极力维护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继续加强封建农奴制统治，农奴的境地继续恶化。不仅农奴反对封建农奴制，一些以莫斯科大学为中心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投入到了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推动了俄国启蒙运动的发展。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尖锐的批判了俄国农奴制的残暴，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持以深切的同情，希望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传播科学知识、建立卫生保健来改善农民的现状。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开始向大机器工业过渡。资本主义的工厂动摇着农奴制的经济，加速着它的瓦解，这是封建农奴制走向崩溃的前兆。

30到50年代，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俄国工业生产中的农奴制生产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越来越多的农奴工人获得了解放，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这却是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的重要标志。

农奴制危机的加剧表现在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人、诗人普希金在《致卡达耶夫》、《自由颂》、《乡村》等诗中鲜明的表达了讴歌自由、反对农奴制的思想，他写道：我要向全世界歌颂自由，使王位上的恶人胆战心惊；世界的暴君，战栗吧！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们，听吧！鼓起勇气，起义吧！

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农民骚动此起彼伏有1000多次。沙皇政府惊呼，农奴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

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骚动在1859年为90次，1860年为126次，到1861年则猛增到1176次。农奴制成为俄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废除农奴制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857年1月15日，在亚历山大二世的主持下，沙皇政府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负责解决迫在眉睫的农民问题。

1858年10月30日，他在给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下达的指令中提出了准备进行改革的方案之原则：是保证社会稳定、不使地主、贵族和沙皇政府的利益受到危害。

1861年3月3日，是亚历山大二世登基纪念日，在这一天，他签著了《农民改革法令》，在历史上也被称作1861年2月19日法令。该法令的基本内容是：自法令公布之日起，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并享有一般公民权，即农民有权拥有个人的财产，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婚配、从事工商业活动、缔结合同、进行诉讼等，地主应承认农民的人身和人格自由，不允许买卖和交换农民。然而，农民无偿得到土地和从贵族地主的奴役下获得解放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所谓赎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地主对农民肆意掠夺的过程。据各省不完全的统计，这些地区有3326.8万俄亩土地，按1854年到1865年市价计算，份地的地价为5.44亿卢布，而实际上份地的赎买价格为8.67亿卢布，这样，地主所得到的赎金超过市价59%，多达3.23亿卢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于沛）“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实行的一场资产阶级改革，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开始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国，但是这场改革是在沙皇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维护了地主贵族的利益，改革以后保存了大量的农奴制残余，比如沙皇专制制度依然存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而广大的农民虽然获得人身的解放，但是他们在经济上仍然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他们不仅在经济上生活异常痛苦，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权利。”

1861年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000多万农民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出现了大批自由的雇佣劳动力，农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农业机器被广泛采用，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发展。

70年代，大工业逐渐发展起来。8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使俄国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场改革毕竟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沙皇专制制度作为封建统治的顽固堡垒，不可能使改革损害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相反，却利用改革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改革自始至终都在沙皇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人民仍面临着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消灭农奴制残余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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