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流浪地球》时代，远未到来的科幻元年

作者/雅莉 编辑/费小丑

“中国即将迎来科幻元年！”从2015年起，每年都有这样的声音传出。彼时刘慈欣的《三体》刚刚获得雨果奖，《三体》电影版也在万众瞩目中拍摄完毕，进入后期阶段。

然而一晃四年过去了，《三体》电影版上映依然遥遥无期，倒是根据刘慈欣另两部科幻小说改编的《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率先进入春节档。截至目前，《流浪地球》票房破20亿，《疯狂的外星人》票房破14亿。

一部是画面宏大的视效大片，一部是借科幻写现实的喜剧，代表了科幻IP两个不同的改编方向。尤其是前者，这部描绘地球末日图景的硬科幻作品，让“科幻元年来了”的论调再次被提起。

但是，在采访了国内关注科幻领域的相关人士后，我们发现，整个科幻影视产业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出现标杆作品只是第一步，更艰难的挑战在后面。

回望历史，那些在2015年科幻热潮兴起时被买走的科幻IP，也或多或少在开发上遇到了难题。有的迟迟无法确定改编方向，有的难以将抽象的原著视觉化。即使开发顺利，也大多折在永远不够的预算和时间上，能完片的都很少，更别提发行了。

按照郭帆的说法，“科幻元年不是一部电影出现的结果，要有一部又一部科幻片的出现，并且确立这个原型，科幻元年才有意义。” 《流浪地球》真的能开启一个科幻元年吗？或许，我们应该保持谨慎的乐观。

科幻IP的核心价值：超出预期的想象力

时间回到今年1月20日，《流浪地球》第一次全国点映，现场邀请了近300名深度科幻迷。电影放映结束后，掌声雷动。刘慈欣上台，激动地说，“《流浪地球》票房即便只有十块钱，也是巨大的成功。”文化学者戴锦华也起身表示，“中国科幻元年真的来了！”

《流浪地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太阳即将毁灭，人类用发动机把地球推出太阳系，带着地球在太空流浪。在未来事务管理局（下简称“未来局”）的合伙人李兆欣看来，这一设定极具想象力。相比以前风行过的IP小说，“科幻小说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带给读者一个远超现实的世界观。越超出预期，就意味着由它改编的影视项目天花板就越高。”

“超出预期的想象力”就是科幻IP的核心价值。正因为脑洞难得，科幻作品很难系列化，篇幅也不长。因为读者永远都在期待超出预期的那一刻，这就要求作者每次更新都要拿出超出之前的设定。“如果我有一个超越性的想法，我干嘛不写一个新故事？”李兆欣说。

作为一家专注于科幻内容的公司，未来局拥有大量科幻小说的版权，目前也在策划科幻影视项目。但在与一些想改编科幻IP的影视公司沟通时，李兆欣发现，很多影视公司还在按照传统的现实逻辑挑故事，这就会错过很多好IP。

科幻作家陈楸帆也表示，很多人在科幻IP的改编上存在一个误区，就是“都在寻找一种容易改编的作品”，比如那种人物和事件都很集中的，按照三幕剧结构写的小说。但往往跟剧本太过接近的小说，可供挖掘的深度和可以发挥的空间也小很多。

真正优秀的科幻小说，往往是难以视觉化的。“比如大刘的很多作品，最打动人的其实是那种宏大的、抽离的或者说带点孤独感的东西。但这些都很难视觉化，也缺乏少戏剧冲突。”陈楸帆说。

同样专注于科幻内容的公司微像文化的CEO张译文告诉娱乐资本论矩阵号河豚影视档案（id：htysda），正因为科幻作品大多是设定先行，在剧作所要求的人物和情节方面存在问题，他们在改编科幻IP时，一般会遵循三个原则：

1、不动原著的世界观。以《流浪地球》为例，就是保留“带着地球流浪”的核心设定。

2、不动原著中所使用的科技手段。比如《流浪地球》中所建造的一万座行星发动机。

3、保留原作的情感和态度。《流浪地球》保留的就是人们对末日的态度，体现归乡情结。

至于具体的人物和情节，都可以根据类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甚至把原著的亲情故事改成爱情故事都可以。

另一个影视公司挑选科幻IP的常见问题，在于很多人并没有想好要做什么类型。“不管投资是大还是小，一定要有明确的方向和产品模式。”李兆欣告诉娱乐资本论矩阵号河豚影视档案（id：htysda），最怕的就是一直强调一堆抽象的概念，但又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有作品在进行影视化改编的陈楸帆也强调，最初的定位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要取舍哪些内容”。张译文的态度更坚决，“一定要先把类型抓出来，科幻元素都是后来加进去的。”

比如《流浪地球》，从一开始想做的方向就非常明确：加入科幻元素的冒险类型片。制片人龚格尔拿出的第一版剧本就是个冒险故事，只是人物、事件更集中，格局相对较小。

其实，除了重视效的大制作，科幻电影还有很多方向可走。《疯狂的外星人》所代表的科幻喜剧，也是一种成熟的科幻电影类型。还有一些带有惊悚、恐怖性质的科幻片如《彗星来的那一夜》，或者带有伦理和哲学思考的电影《机械姬》等等，都是可以尝试的方向。这类科幻作品大多成本较小，相应的投拍风险也更小。

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市场定位，适合呈现的科幻IP也有所不同。“如果要做大电影，可能对IP本身的知名度要求会更高。但要是做小内容，比如科幻短剧，那它的互联网传播性就需要更强，生命周期可能也会更长。”李兆欣说。

总之，《流浪地球》成功，或许给今后科幻题材提供了改编的新思路：即只保留原作最精华的世界观设定部分，其他剧情重构。但光这一条启示，并不能带来所谓的中国科幻元年。确定类型、保留核心世界观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无数难关可能让项目胎死腹中。

科幻IP的改编难点之一：融入中国文化语境

比如文化语境。某种程度上，科幻是西方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产物，中国没有这样的土壤。

《流浪地球》的成功，就在于找到了中国科幻独有的文化语境。导演郭帆在采访中多次提起，他在2016年与外国特效公司谈合作时，对方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带着地球跑路。因为《流浪地球》体现的是中国农耕文化的烙印和对土地的眷恋。

“中国科幻面临最大的两个难题，一是山寨，二是违和。山寨是技术问题，违和是创作问题。”张译文告诉娱乐资本论矩阵号河豚影视档案（id：htysda），目前公司正在开发的十多个科幻项目，在创作时都绕不开”适应中国文化语境“这个问题。

在她看来，许多科幻作品都会探讨哲学问题，比如《攻壳机动队》《黑客帝国》等等，但要把这些概念放在中国，必须要做落地化处理，把它们拉回中国的情感内核。至于如何本土化，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前几年的科幻片《逆时营救》就因为剧情不够符合文化语境，一些中国观众不买账。近期相对成功的例子是《超时空同居》，这部电影最多只能算软科幻，但科幻元素运用得恰到好处，能融入原有的爱情类型。

中国科幻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很显然，并不止《流浪地球》所挖掘的“归乡”“集体主义”，不同的科幻故事有不同的改编方向。《流浪地球》告诉人们，要注意文化语境的融合，但具体如何适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还需要大量的探索和总结。科幻元年的崛起，需要的是一部又一部不同作品的出现，而非单一作品的重复。

科幻IP改编的难点之二：工业化

对《流浪地球》这类重视效电影来说，前期准备得越充分，后期就越容易把控。导演郭帆很早就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早在剧本阶段，他就让负责特效和美术的人员参与了进来。

除了人员配备，《流浪地球》的剧本也和常规剧本的写作方式有所区别。几名编剧是通过专门的协同软件工作的，可以在线上实时工作，这就免去了多个版本传来传去的麻烦。此外，软件还具有统计功能，可以统计每个角色的台词量、戏份和场景使用次数。“这些统计资料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三幕七个情节点的基本要求。”制片人龚格尔说。

即使不拍重视效的科幻电影，科幻电影的剧本也比其他类型更难写。以《流浪地球》为例，原著只有两万多字，人设并不鲜明，也缺少细节。这就需要编剧进行大量的再创作，不仅要把原有的框架打碎重组，填充大量新增内容，还要保留原著精神。

在陈楸帆看来，相比其他类型，要写好科幻剧本，首先得逻辑缜密，其次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了解基本的科学常识和科学史。国内能同时做到这两点的编剧并不多。另外，相比国外标准化的开发流程，国内项目开发常被随机因素所干扰，更依赖主创人员的个人能力。

陈楸帆提到一部他正在跟国外影视公司合作的电影。改编他的作品的是一个给BBC写舞台剧的编剧。这位编剧对科幻的了解并不多，但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论，能很快消化原著，给出一个非常类型化、结构非常清晰的剧本，这让他大感惊讶。

“这就证明他们整个工业化的流程，包括编剧写作的效率，都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但国内很多项目，就常常遇到换编剧的情况。每波编剧都要推翻之前的方向重新开始，效率非常低下。”陈楸帆说。同时他也观察到，现在有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导演、制片人或编剧，都开始思考如何用工业化的流程做好一个项目，“希望都在这波人的身上。”

但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并非一时之功。要想培养一批具备科学精神的编剧，也需要长期的投入。《流浪地球》是七千人熬夜加班，冒着极大风险才换来的惊喜，它的成功在短期内想复制和量产很难。用这一个特殊案例来证明科幻元年的开启，为时尚早。

科幻电影的难题：转化率低

当然，《流浪地球》虽然不一定能带来中国科幻元年，但它对科幻产业一定是利好消息。“《流浪地球》完全给这个行业提出了一个新标杆。我相信所有正在进行的科幻项目，在此之后都会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项目，看看是否要补拍还是怎样。”李兆欣说。

科幻作家陈楸帆则认为，《流浪地球》打破了以往人们认为中国人做不了科幻片的偏见。一些搁置了的或仍在观望的科幻项目，可能会重新提上日程，“从这部电影本身的完成度来说，它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元年的开始。”

不过，回到版权的源头，在小说创作层面，《流浪地球》带来的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小说能够被挖掘和改编一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现在改编的大刘作品，很多也都写于一二十年前。”李兆欣说。

陈楸帆也表示，IP具有时效性，但经典的IP经得起时间考验。很多经典科幻作品，都是在小说出版后十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被搬上银幕，比如《安德的游戏》，小说原载于1985年，直到2013年才改编成电影。与其囤着一堆IP等过期，不如花时间改编好一部科幻作品。

“科幻小说的转化率会影响到它的商业持续性。”对于《流浪地球》对科幻IP改编的影响，张译文同样提到，一部科幻电影的产出需要漫长的时间。即使一部科幻作品经过时间的沉淀，被挖掘出来进入开发流程，也至少需要三五年的时间。以《流浪地球》为例，小说写于1999年，中影于2012年拿到版权，直到今天才拍完面世。

回望历史，从2014年IP热潮兴起，到2015年《三体》获得雨果奖，科幻小说的交易量确实有上涨，但比起其他类型还是小众。据李兆欣介绍，目前国内卖出版权的科幻中篇最多也就100部，最终能成功改编并上院线的，更是少之甚少。

从创作端来看，目前国内的科幻圈很小，成熟的科幻作者不过二三十人，有能力制作科幻影视作品的公司也有限。“其实在寒冬之后，科幻IP的价格一直比较平稳。即使有《流浪地球》这样的大制作，我预计大家也会先观望一阵，再决定要不要跟。”陈楸帆说。

一部作品并不足以带来一个元年。《流浪地球》的成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成功可能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国内科幻灾难电影的类型已被验证。

从《战狼2》《红海行动》到《流浪地球》，中国到了需要宏大叙事的时代。在李兆欣看来，灾难是科幻题材中最重要的命题，因为它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在好莱坞，票房较高的科幻片里，灾难题材占绝大多数。但美国近年来由于文化多元化兴起，灾难叙事常被认为是白人叙事，容易遭到过度解读，所以这类题材越来越少。

但现阶段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大国情怀燃起，国民需要集体认同感。就像美国1968年有了从全人类视角看世界的《2001太空漫游》，中国也终于有了宏大叙事的《流浪地球》。“这其实是一个国家在总体国力上升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去寻证的一种叙事，即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方式。”陈楸帆说。

可以想见，未来这类宏大叙事的科幻作品，在中国依然拥有很大的市场潜力。但陈楸帆同时也认为，《流浪地球》这类高风险作品的成功很难模仿，与其都挤“重视效灾难科幻大片”这一座独木桥，不如尝试一些小成本的制作，比如《机械姬》《湮灭》等，从小切口入手。

“我很担心，《流浪地球》出来后投资人都只投这类作品。”张译文同样不建议市场跟风。为了保证商业的可持续性，她建议影视公司在尝试这类上亿的大项目的同时，也开发一些成本较低、开发周期较短的科幻网剧和网大。题材也不止有太空探索这一种，时空旅行、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都可以尝试。做这类小成本科幻项目，除了可以控制风险，还能孵化人才和培育市场认知。

而所谓的“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要想到来，不仅需要深厚的科幻文学土壤，还需要足够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除灾难之外的其他细分类型也需要市场验证。

《流浪地球》会是科幻电影的昙花一现吗？谁也无法预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前路漫漫。今天我们看到的科幻电影，都是前一次科幻热潮兴起后带来的结果。未来，仍有一大波科幻电影在路上：《拓星者》《上海堡垒》……谁能成为下一个标杆作品，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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