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离去后 | 失独母亲卧底“约死群”解救自杀青年
“失去孩子实在太痛苦了，不希望再有人经受这种痛苦，能救一个是一个。”
文 | 盛梦露
编辑 | 王珊
女儿去世后，母亲胡蝶尽量不再去高的地方。她的身材属于丰腴的那一类，眉宇间尚存着生意人的凌厉。现在，她给人感觉轻飘飘的，似乎身体中某种坚硬的东西消失了，在那个楼顶随女儿一同“飞”走了。
但这个冬日的早晨，她爬到浙江嘉兴的西山顶上，想用残存的重量拽住身边这个比自己高半头的男孩。
他们面前是一座六层高的深棕色木质阁楼，飞檐峭立直指天空，张临川执意要去顶上看看。他23岁，患躁郁症至少五年。胡蝶假意热络，紧贴在男孩身边，一路挽着，“其实我是一直抓着他”——她怕稍一松手，张临川就像女儿那样，一跃而下。
他们相识于一个网上“约死群”，这是初次见面的第三天。几天前，张临川网购了十斤炭，准备自杀。胡蝶骗他，自己有精神分裂症，也想死。
2017年夏天，胡蝶未成年的女儿在学校坠楼身亡。此前，她没有发现任何征兆。“那时候我真的都想死了。”为了寻找女儿离去的原因，胡蝶潜入“约死群”卧底。
“约死群”大量隐匿在社交网络的暗处，有轻生念头的年轻人在里面相约自杀。和胡蝶一起卧底的还有另外七个类似遭遇的失独母亲。
她们来自全国八个不同的省市，彼此未曾谋面，刚认识时，都失去孩子不久，最长的一年多，最短的不过一个月。她们的微信群名充满诗意，寓意为鸟儿飞走后的天空——她们说，自己的孩子都是“飞走的”。
“失去孩子实在太痛苦了，不希望再有人经受这种痛苦，能救一个是一个。”胡蝶淡淡地对《后窗》说，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值得书写的事。
被解救的自杀者大部分患有抑郁症。据2017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中国有5400多万抑郁症患者,占人口的4.2%，他们大量隐藏在暗处，连最亲密的人都无法察觉或理解。其中每年至少有数十万在自杀前徘徊。同时，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上百万失独家庭。这八位母亲是被双重悲剧击中的少数个体。
伤痛尚未远去，拯救别人孩子的同时，她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孩子，心中难以愈合的疤痕被一次次掀开。“有时候（和想自杀的孩子）聊完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觉得没有了解孩子。如果早就知道，不会让他们孤独绝望地走掉。”一位妈妈说。
“我明天要上路了”
炭寄到了。
下午4点，胡蝶收到微信，发信人是张临川的母亲。
张临川家位于上海周边，离县城5公里远的一幢三层小楼。一楼的卫生间狭小、密闭，母亲猜测，儿子准备等他们熟睡后，在那里燃炭自尽。
她问胡蝶，该怎么处理。
“你假装不知道，就跟他说：‘寄来的是什么东西啊？脏啊脏死了。你是想给爷爷烤火的吧？’”胡蝶让她把炭直接扔掉。
此时，张临川就在胡蝶身边，刚刚安顿下来。几小时前，他们开车回嘉兴，路上，张临川试图打开飞驰的汽车车门。
一个多月前，妈妈们在约死群里发现了张临川，那阵子，他的QQ头像频繁地在闪现，话语颓废，鼓动别人自杀，甚至约死，“咱们一块儿自杀吧，什么时候一起去烧炭？”
约死群是一种隐秘的网络组织，无法直接搜索到，群名灰色，充满隐喻——“通往另一个世界”“黑色星期六”“忘川河中恨千年”，且需要内部推荐才能加入。每个群通常有一两百人，成员大多二十来岁。每到夜晚，这些年轻人开始在群里出没，发送自杀指南、约人一起自杀、直播自杀。烧炭、割腕、跳楼是最常见的选择。一个女孩几乎在每个群里都说：“准备好了没有，什么时候上路？”
山东单亲妈妈雪珍最早发现约死群。2017年，她的儿子在家中烧炭自杀，去世时23岁。置办后事时，雪珍没舍得把儿子的手机放进骨灰盒，十几天后，她打开手机，意外发现儿子加入了一个名为“忘川河中恨千年”的QQ群，儿子的昵称是“死亡之翼”。
雪珍的儿子15岁患抑郁症，但家人以为他青春期叛逆，“隔一阵儿就闹腾，我们也很生气，电脑都要给他砸了。”有一次，正在上班的雪珍收到儿子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中，邻居家的猫，头被剁了下来。
儿子发病频繁后，开始反复住院，药物影响了思维能力，他卖过保险、做过保安，送过快递，但没有超过一个月的。儿子的朋友告诉雪珍，自杀前几天，儿子面试被拒，雪珍推测那是最后一根稻草。她后来发现，那几天，儿子把药藏起来，没有吃。
为了寻找儿子自杀的秘密，雪珍开始翻阅群里的聊天内容，渐渐感到毛骨悚然——群里的人轻松地谈论死亡，相约自杀，鼓动自杀，还有一些割腕、烧炭的图片，“太恐怖了！”
她用儿子的账号在群里说：“你们都是混蛋！干嘛要做傻事，想不开！”没有人吱声。有人小窗问她怎么了，她没有答话。
雪珍把约死群的截图发到失独家长微信群里，大家很震惊，几个妈妈也要求加入。一位妈妈进群后看了两秒钟自杀直播，血淋淋的场面，让她“窒息得想呕吐”。
“这个群对人有一种影响力，在他们死的时候，感觉是一个很轻巧的事，从来没想过结果。”雪珍说。
聊天记录显示，儿子生前和群里一个吉林男孩“约过”。
“我爸妈白天不在家，趁他们上班，我就在家走。”儿子说。
“那你妈妈以后再也没法住这个房子了，去宾馆自杀。”男孩回他。
“这样的话对人家（宾馆）影响不好。”儿子说。
看到这里，雪珍感到心酸，“其实都不是坏孩子，还会为爹娘考虑。”
儿子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11月的一天，儿子给吉林男孩发了最后一条消息：“好好活着，不想念不悲凉。”当天，他在家里烧炭自杀。中午，雪珍回家，在小房间里发现趴在地上、僵直不动的儿子。
儿子去世一个月后，雪珍陆续把7位妈妈拉进约死群，最初她们是要体验孩子的感受，寻找自杀的答案，后来出于母性的本能，想拽住那些轻生的年轻人。为了方便救人，她们单独建了微信群。除此之外，失独群里还有二十多位妈妈间接参与了救援。
她们分工合作，扮演不同角色。有的假装求死者，有的扮演同学，有的就是阿姨。胡蝶的角色是求死者，她说自己有精分，“你到我家里来一块儿死，把电话给我”，拿到联系方式后，再进一步解救。
她们主动在约死群里寻找目标，先救群里准备自杀的孩子。张临川就是其中之一。发现男孩地址的，是周晴妈妈。
58岁的周晴生活在中部某个省份。她是几个妈妈里最后进入约死群的。群里鱼龙混杂，张临川的谈吐显得素质较高，吸引了她们注意。
因为哭得太多，周晴眼睛不好，看不清屏幕，只能用语音跟张临川聊天。一天，张临川在约死群里发了一张淘宝订单截图，上面是他网购十斤炭的记录。
“我明天要上路了”，他说。
随时随处都在思考死亡
周晴吓坏了，立刻把截图发到群里，想办法解救。唯一的线索只有截图里的收货地址。姐妹们在网上搜出男孩家所在居委会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
她们需要赶在快递之前找到男孩的父母。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半，离男孩家最近的胡蝶和丈夫开车从嘉兴出发——不能再等了，他们要亲自去一趟。
到达上海已是下午3点半，胡蝶按照地址，在一条小河边找到男孩家。男孩妈妈出来洗菜时，她赶紧上前询问，“是张临川的妈妈吗？”胡蝶把她拉到远一点的路边，低声说：“你儿子要烧炭自杀”。
“怎么可能？不可能啊！”
回忆起这个场景，胡蝶轻叹一声，“要是当初，我女儿死前几天有人要是这么告诉我的话，我是死都不会信。”
胡蝶把事情经过告诉女人，还把淘宝截图找了出来，对方才确信。
第二天早上7点，张临川的父母来到宾馆，敲开胡蝶夫妇的房门，两对父母聊了两个小时。张临川的母亲说，平日他们忙于工作与儿子很少沟通，儿子发病厉害时会打她，甚至说过要杀了她。父亲说，儿子确实说过“不想活了，去上吊好了”，他当时还说，“那你去吊啊”——他觉得儿子不敢。胡蝶感觉，张临川父母对儿子想寻死的事仍没有太在意。
她用自己的经历劝说张临川的母亲，不要被孩子的表面迷惑，抑郁症的孩子有可能一面在笑，一面又很痛苦。“像我女儿就是特别乖，什么都听你的”，胡蝶的女儿从来不用她操心，学习优异，乖巧懂事。一旦有让母亲失望的地方，会特别内疚。“太懂事的孩子内心压抑很大”，胡蝶的语气中难掩痛苦。
放心不下，胡蝶提出，想去看一眼张临川。来上海前，她试探着说，想去上海看病治疗精分，请他推荐个医院，顺便来看他，“我不可能见人”，张临川很排斥。
再次来到三层小楼门前，一个白白胖胖、戴着眼镜的男孩从屋里走出来，“我第一眼见他，感觉他蛮可怜的，眼睛里面很迟钝，没有表情。”张临川看起来有点难为情，“阿姨，你怎么来了？”男孩母亲假装不认识她，招呼他们去院子里晒太阳。
太阳底下，男孩不敢直视胡蝶，说自己想寻死。胡蝶告诉他，“你这样想是不对的，爸妈这个年纪要是小孩没了是很不容易的。”男孩没有理会，说自己没有未来。
胡蝶决定带他回嘉兴散散心。第一天，他们在月河街上吃嘉兴肉粽，“他高兴得要死，一直说‘好吃好吃好吃’，那么大的粽子，吃了两个”。之后他们又去了南湖，男孩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胡蝶还带他去健身房，陪他剪头发，也给他妈妈发了张照片，他妈妈说，“人精神多了”。
嘉兴南湖边，胡蝶搂着男孩拍了张照片，两人都难得地笑了。但她感觉到，男孩寻死的心从未停止。在湖边走着，张临川会突然问：“湖水有多深”，还问“嘉兴最高的建筑是什么”。他对胡蝶说：“阿姨我是想死，但是我不敢，怕痛。”为防止意外发生，晚上，胡蝶的丈夫陪男孩一起睡。
“我感觉想死的人，他可能随时随处都在思考（死亡）”，胡蝶感到后怕。
嘉兴西山。图片来源网络
尽人事，知天命
一个月后，另一场紧急救援发生在三千公里外的大西北。
王进年近30，大专毕业，失业在家，爱好写作，已尝试点过两回炭，至少五个妈妈先后用QQ与他聊天，有时候聊到晚上两三点。
一天，王进突然跟周晴说：“阿姨，感谢你一路陪伴我，但是我还是要去死。”周晴吓了一跳。
为了拖延时间，妈妈们给王进发了60元红包，王进说要拿这个钱去洗澡，他已经好多天都没有洗澡了。
距离最近的妈妈李芸决定第二天早上就去找他。
王进的家位于一片棚户区内，那时正是四九，温度接近零下30度，积雪厚的地方得有半米深，李芸用了四个小时才赶到，但地址终止在一条巷口。
她给王进打电话，一直关机，“坏了！”她有种不好的预感。群里慌乱起来，有人猜测，王进昨天说去洗澡，是不是准备上路？
李芸在巷子附近的小店挨家询问有没有人认识王进。天冷地滑，太阳落山了。她跑到一辆巡逻车外，吐着热气，请求民警帮忙，几乎要哭出来。
“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在那个时候有多无助。”
群里的姐妹们也开始打电话报警，她们也感同身受——“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机会，也是能救下来的”。但警方拒绝的理由很多，包括不是当地的不能执行。妈妈们很失望。
两小时后，李芸终于打动了巡逻车里一位年轻警官，通过王进的照片确认了他的身份，并确保他平安。
一周后，在民警带领下，李芸见到王进。
当时是下午3点多，但一进楼道门，什么都看不见，楼梯不到一米宽，又窄又陡。
王进的房间不到十平米大，墙上很暗，上面潦草地写着“尽力了，一定要走……”辞职后，王进就搬到这个屋子，专门从事写作，但作品一个都没发表。
李芸邀请王进和警官一起去餐馆吃了顿饭。王进走路佝偻着，眼睛里没神，脸藏在毛衣和羽绒服的帽子里，吃饭都不曾摘下。
“我的心老了，就像老树的根”，饭桌上，王进对李芸说。一直在出租屋吃泡面的他，那天要了一盘香菇青菜。
他们在餐馆里聊了三个多小时，王进妈妈也在，“但根本劝不动，他发表起自己的观点滔滔不绝，拒绝就医，拒绝吃药”，李芸回忆。
劝说寻死者的过程并不愉快，“跟着急，钻牛角尖”。有人得知她们的身份后还会爆粗，“你怎么不去死啊？”“在群里放什么屁？”
胡蝶曾和一个孩子聊起跳楼的事，劝完以后失声痛哭。
雪珍妈妈用儿子的QQ，劝解有轻生念头的年轻人。受访者供图
偶尔也有让人宽慰的时刻。胡蝶救助过一个辽宁孩子。“男孩”30岁，胡蝶43岁，“他叫我老妈。”他对胡蝶说：“阿姨你真好，你一定要想开点”“只要我不死，一定养你老，当你的孩子。”
不止一个孩子对伪装成求死者的妈妈说：“阿姨，你有家庭有孩子是有希望的，还是好好活吧。”
三个月里，妈妈们通过报警，在珠海救下一人、在北方某个城市救下两人、在上海救下两人，其中有男有女，多是二十几岁。
也有没救下来的。
有一次，两个男孩在徐州一家宾馆里直播烧炭，妈妈们只有他们的QQ号，没有地址，警察找到时，他们已经走了。
那段直播自杀的视频至今还停留在胡蝶的脑海中：他们在宾馆的洗手间里，用胶布把门封好，炭放在盆里点燃，视频里没有人出现，也没有人说话，只有炭在燃烧。后来她才知道，约死的原本是三个人，其中一个中途后悔了，“你说他走了要是立马报警就好了，偏偏到第二天才报警”。
“眼睁睁看着两条生命流走，无力感一次一次的”，周晴说，声音里透着疲惫。
因为出了事，这个约死群很快被封。但没过多久，妈妈们又被群主拉进另一个新的约死群里。
那天的饭桌上，王进用轻松羡慕的语气描述了和视频里一样的场景，“把门封上，盆里面放上炭，倒上酒精，点上火，噌地一下火着了……”他还想说下去，被李芸打断，“你不要说了，太恐怖了！”
分别时，李芸主动说，“来，跟阿姨拥抱一下”。王进放下手里的东西，上前给了李芸一个正式的拥抱，在她耳边说，“阿姨，我非常感谢你”。
李芸当即有一层冰冷的感觉，那是告别—— “我还是要走”。
“哎，我当时就想，那只能尽人事，知天命。”
心里一次次在流血
从嘉兴回来后，张临川的母亲开始花更多的精力照看儿子，男孩渐渐参与到家庭生活中，前段时间奶奶住院，他也去医院看望。前几天，张临川的父亲发给胡蝶一张照片，张临川和妈妈正在健身器械上锻炼。对父母和胡蝶，他不再提自杀了。
缺乏至亲的理解，让孩子在堕入黑暗后找不到出口。无论胡蝶，周晴，还是雪珍，都是在救援中才明白这一点。
王进已经很久不和妈妈联系。他恨母亲，自己每天关在屋子里吃方便面，却从没得到母亲的关心。
王进的母亲年过五十岁，是个本分勤劳的人，普通柜员，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一开始她不相信儿子生病了，也无法理解抑郁症，认为他懒惰，逃避社会，“作”。
在李芸的劝说下，王进母亲终于带儿子去了一趟医院。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王进母亲在电话里对李芸哭了一场，最终接受了她们的建议，给他更多的爱和关注。如今，王进开始回父母家吃饭，主动和阿姨们聊天，邀请她们来玩。
2月7日，王进妈妈带来一个好消息，儿子不再提自杀了，并决定年后去内地打工，开始新生活。
“直到这天我们才知道，孩子救出来了。”李芸长舒一口气。
但周晴担心，王进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开朗，抑郁症患者的负面情绪会时常反复。
她很矛盾。一方面放不下这些孩子，跟他们有一种深刻的感情，彼此理解，无法言说；又不想再多联系，她们救了别人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却走了。
救援过程中，很多妈妈出现了抑郁症状，失眠、消沉、崩溃。
“跟他们聊的过程，我自己也是一次次心里面在流血，因为必须要把自己的情况感同身受地跟他们说，但是每次说就是在撕开自己的伤口，很疼。”周晴有几次跟约死群的孩子聊到夜里两三点钟，之后通宵失眠，安眠药从一片加到两片，“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摧残”。
做的越多心情越差，一位北京妈妈总结，“因为接触的都是负面的心情，大范围地谈论死亡，谈话很压抑。”
预想中的自我救赎并没有来到，反而带来更深的自责。“做父母的直到当时孩子走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感觉很愧疚”。
周晴和四个人深入地聊过。有些谈话片段让她觉得更理解自己的孩子，理解抑郁症患者无法和亲人沟通、无法解脱的痛苦。她把这些记录保存下来。
“我无时不刻、分分秒秒，除了睡着，整个心胸都充满对孩子的怀念和爱。”
近年来，很多媒体关注过失独家庭，图为《南都周刊》2012年的报道。
无法原谅自己
春节前夕，“姐妹群”里开始商量怎么躲过热闹的人群，同时退出约死群。胡蝶回了老家，在山水间消遣；李芸和丈夫去了外地，等春节热乎劲过去了才回家，“不想听见鞭炮声，他人欢乐独我痛苦”。
除了偶尔和王进联系，周晴已经不再和任何孩子聊天。有的孩子叫过她“妈妈”，但周晴委婉地拒绝了。心里的痛苦太多，她无法再承受这样的重担。
对于她们来说，“飞”走的那个孩子，谁也无法替代。
北京妈妈方希想过再要一个孩子，但她已经丧失生育能力，“哪怕要生孩子，也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上一个孩子，但我们又觉得上一个孩子是无可替代的，领养我是不能接受的”，她平静地吐露这段话，最后声音像被什么吞掉，沉默下来。
女儿去世后，方希改变了信仰。“我以前是信佛的，但是孩子死了之后我就不信了，在这些传统的宗教里面，包括基督教，自杀以后，都是要下地狱的，这个我无法接受。”
出于保护自己，她也不打算再参与救援了。
在失独父母群里，妈妈们互相打气，发正能量的话，只有在姐妹群里，她们才会一起哭泣。她们是“同命相怜、永远走下去的姐妹”，“是彼此理解的最后的家园。”
“失去孩子的痛苦，真的是没有办法描述，以前觉得孩子可以陪你一辈子，可以慢慢地去爱他，谁知道突然就没了……什么都没了”，胡蝶说。
女儿离开半年多，胡蝶多数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晚上睡不着，“我现在也还是迷茫的，以前很喜欢做菜，现在就随便煮个面，或者稀饭年糕吃吃。对未来没有规划。”女儿的日记已被丈夫删去，无论何时，胡蝶只要一看就流泪。
夜深人静，想起女儿，她总忍不住问：“你说这件事跟父母有关系吗？”
她也考虑过要个孩子，但很快打消了念头，她没有心力应付，医生也提示了高龄生育的风险。“但是，没有孩子日子又很难过”。
熬过后半生、平静地生活，为父母活下去，这是她们仅存的愿望。
正月里，胡蝶在老家屋里吃饭时，一只蝴蝶突然飞进来，落在桌子上。还有一次，在车里，一只橙黄色的蝴蝶飞进窗子，在她身边停留了很久，迟迟没有飞走。胡蝶觉得，那就是女儿的化身，她回来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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