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刘强东，和反对996者根本不在一个频道
在追求个性和自由的时代，马云刘强东依然用上一辈的吃苦思维和简单的成功学逻辑，来回应年轻人对于权利、尊严和工作意义的诉求。这是他们的言论落后于时代语境的原因。
文 | 徐 媛
近日，针对时下热门的“996”现象，互联网大佬们相继表态。
马云在与员工的内部交流中说，“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
这番言论引发网友潮水般的吐槽。随后马云又发声：公司不应该强迫员工“996”，但“年轻人要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几乎同一时间，刘强东在朋友圈里翻出了自己的“过劳”创业史，并强调：“京东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备拼搏精神!”
“996”工作制显然是违背劳动法的，但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下，依然有着强劲的生存土壤。现在大佬们又如此煞费苦心地为“996”辩护和正名，这不禁让人担忧：如果“996”真的成为一种普遍的常态化机制，任凭个人如何跳槽也难以摆脱的“命运魔咒”，那会给个人、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人联想到了日本这一“负面的借鉴”。
（社会学者李春玲认为日本的“996”实践很失败）
1.
二战后的一代日本人自觉地承担了振兴经济的责任，并为此付出了超常的努力。那时的日本社会到处都是对加班的礼赞，劳动被视为一种无上的光荣。
日本人的集体努力，换来了经济的腾飞。但这种“过劳时代”并没有随之终结。消费主义的盛行，对物质的高欲望，继续鼓动着日本人孜孜不倦地工作；而随后经济泡沫的破裂，又让许多家庭濒临破产，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加班，以偿还超前消费留下的沉重债务。
日本的年轻人目睹了父辈们在重债之下的苦苦挣扎，看到他们像勤劳的蜜蜂一样劳碌一生，退休后却无所适从——除了工作外几乎没有其他爱好。这样看似充实、实则苍白的机器般人生，对于富于梦想的年轻人来说，一点都没有吸引力。
日本学者森冈孝二也对“过劳工作”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
（图片来源：新京报）
而时至今日，日本的“过劳文化”依然盛行。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非常逼真地展示了日本“社畜”（底层员工）的艰辛处境——
一大早醒来就要面对不断刷屏的工作信息；身兼多职、任劳任怨不说，还要忍受上司不合理的指责，同事的推卸责任和客户的刁难。沉重的工作压力和漫长的劳动时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以至于看到地铁就有跳下去的冲动。
（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工作强压下，员工过劳死的新闻频频发生，日本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来限制加班时间。尽管如此，碍于职场上生存的压力，很多员工依然会“自愿”、“主动”地加班。
当加班成为一个国家普遍的职场文化，成为绵延几十年的工作传统，年轻人就很难通过就业市场的自由选择，来摆脱“过劳”的境遇。加上日本职场讲究论资排辈，新人晋升空间有限，如果不想重复父辈“多年媳妇熬成婆”的道路，他们就要另谋出路。
（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于是，便有了日本的“低欲望社会”。
2.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认为，现在日本年轻人，是一个丧失“成功欲和物欲”的世代。
他们不出门不工作，不愿意结婚生子，就算贷款利率很低，也不买房买车，所有的风险和责任都不愿意承担。很多人只打一份零工，维持基本的生存，其他时间则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
日本有一档穷人综艺，拍摄了很多穷到不行的年轻人。其中有个30岁的女孩，辞去了稳定工作，开着车周游全国。她的计划是要为10000个人画速写画。她没有存款，也没有收入来源，食物主要靠路人惠赠，大部分时间睡在车里，有人提供借宿时，才有机会洗澡、洗衣服。
这样的生活看上去既穷苦潦倒，又颠沛流离，但女孩却非常快乐和满足。在她看来，这远比职场上的打拼要有意义的多。
（日本综艺《加油吧，穷人》剧照）
这也是很多日本年轻人的共性选择：不愿意受到世俗成功标准的胁迫，宁可忍受经济的困窘，宁可不婚不育，也不要拼命，乐此不疲地做着在别人看来无关紧要、自己认为天下第一重要的事。
（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从个人的选择来看，这是个性的解放，是选择的多元化，是文化的开放和时代的进步；但对社会发展而言，危机四伏：如果大部分年轻人都不愿结婚生子，不愿消费，那么经济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如何解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又靠谁来赡养？
对此，经济学者大前研一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寄希望于日本对下一代的教育，“让孩子们做胸怀大志的人”。
3.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类心灵世界的深刻，是工作的线性表层所无法企及的。
人不是机器，可以昼夜不停地运转。人需要休息的时间，需要私人的空间，有娱乐放松的需要，也有其他的精神追求，也需要不断学习、充电的机会。用马克思的话说，因为人付出了劳动，产生了损耗，所以需要“再生产劳动力”——
用充足的私人时间，尽量满足各方面的心理需求，然后精神抖擞地投入第二天的工作。
所以二战后的欧洲各国，放弃了过往压榨式的“腐朽资本主义”模式，高度重视劳动者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平衡。同样是战后依靠国民辛勤努力重建辉煌的德国，员工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为34.9小时，比欧盟的平均水平还少1.5小时，与此同时，2017年德国的劳动生产率比欧盟平均水平还高了27%。
但德国并不就此满足。2018年，德国劳工部还做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决策：将劳工每周的工时缩短到28个小时。
当然，这是因为德国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做基础，也有完善的法律保护和福利保障，也与他们严谨、务实、高效率的民族性格有关。但德国的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奋斗的方向：比起一味地延长劳动时间，惹得天怒人怨，矛盾丛生，不如想想如何优化管理、提高效率，裁剪掉无意义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调查显示，德国人的就业满意度达到了90%。图片来源：经济参考报）
伦敦政经学院著名学者大卫·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犀利指出：如今人类社会有一半以上的工作都在无意义瞎忙，且情况日益严重。
具体而言，无意义的工作有：
一是为了满足雇主虚荣心而存在的随从工作；
二是“因为其他公司也雇人在做，所以我们也该跟进”的职务；
三是为了修补本就不应存在之问题而出现的工作；
四是为让组织宣扬自己做过哪些事（但可能并未落实）而存在的职务；
五是指派监督一些“实际上并不需要额外监督”的工作。
（图书《狗屁工作》，作者：大卫·格雷伯，图片来源：新京报）
格雷伯的观点引发了很多争议，因为工作是否有意义，因人而异。但这并不妨碍《狗屁工作》获得世界各地读者的共鸣。很多人的现实体验就如格雷伯所写的那样：
“每天都在非常痛苦地干着这种可有可无的工作，无意义地瞎忙和加班。”
关于“996.ICU”,中国很多程序员也在吐槽，他们不是反对加班，而是反对“没有意义、没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加班”——
因为加班成为了业界规则，不管有没有实际需要，都要执行；因为老板是工作狂，管理层为了表忠心，也要求统一加班；还有的是因为管理效率的低下和工作流程上没有必要的消耗……
总之，个人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多余劳动对于产品和自身发展的价值，也没有得到足额的补偿。
格雷伯说，当一个人长时间从事自己认为“愚蠢又没有意义”的劳动时，内心会产生深刻的愤怒和怨恨感，“一个内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根本不应该存在的人，又何谈劳动的尊严呢”？随着个体权利的觉醒，反抗也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
当然，中国的年轻人不一定就会“远离物欲，遁入诗和远方”，毕竟我们暂时还没有日本那样的福利保障，就算不工作，人也不至于饿死。但日本年轻人确实用他们的行动和选择为我们敲响警钟：一个只靠996竞争的社会，遇上高度追求个性和自由的世代后，可能会发生什么。
遗憾的是，马云和刘强东这些商界大佬们，依然用上一辈的吃苦思维，用他们个体的奋斗经历，用一种简单的成功学逻辑，来回应现代年轻人对于尊严、权利的诉求和对工作意义的追问。当个体已不再满足于做单纯的工作机器时，他们依然试图用美味的鸡汤，动人的励志故事，空洞的许诺，来为机器们洗脑，希望他们继续撑着、熬着。这也是他们的言论落后于时代语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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